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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周恩来提出对日三原则
周恩来说：“中国表示可以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可以修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对日条款。”
毛泽东在贵宾题词簿上，挥毫写道：“看了日本展览会，觉得很好，祝日本人民成功。”
廖承志对石桥说：“我们对日本的政策是很明确的，我相信石桥先生和各位日本朋友对此也很清楚。”
1958年8月，周恩来通过青联主席廖承志等与日本社会党代表的接触，转达了中国政府关于打开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即：
立即停止并不再发生敌视中国的言论或行动；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要阻碍恢复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这三项原则很快被日本一些在野党和友好人士所接受，认为是“极为现实而且有弹性的条件，如果有决心，改善关系也是容易的”。
可是，日本政府并未做出相应地回应，使两国关系的改善进展艰难。
1957年2月，日本换上岸信介内阁，发生了一连串敌视中国的事件，使刚刚发展起来的中日关系后退了。
1957年2月25日，周恩来会见日本记者，指出岸信介首相的一些言行：他跑到台湾对蒋介石表示，“如果能收复大陆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他去美国时竟说，“中共将试图渗入整个亚洲”；他访问印度时则说，“中国在联合国不是会员国，而是侵略国，这一决议仍然有效，由于这个理由，我们不能承认中共”。
周恩来说：
中国表示可以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可以修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对日条款，但岸信介首相却说中国“试图渗入整个亚洲”；中国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中日正常关系，但岸信介首相却到台湾声称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他做了过去日本历届首相所没做的事；我在访问亚非各国时，同在那里的日本官员接触，总是表明日本要同亚非各国友好相处，但岸信介首相到印度，却向中国的友好邻邦进行挑拨；在中日贸易问题上，中国准备签订新的第四次贸易协定，同日本互设商务代表处，并且考虑签订长期合同，但岸信介政府却阻挠互设商务机构，要求中国代表打手印；中国政府协助近3万日侨回国，并释放了在押大批日本悔罪较好的战犯，但日本政府却提出要调查下落不明的3.5万名日本人，好像是中国欠了日本什么似的。
周恩来的话对日本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日本记者对周恩来真诚的谈话和大度的风格感动，许多访华的日本知名人士对周恩来的见解也表示强烈共鸣。
当时，日本岸信介内阁追随美国，根本无意真正改善中日关系，只在其“政经分离”的政策下，允许日本企业在“禁运”范围内做一些贸易，企图实现其“在政治上敌视、在经济上捞一把”的政策。
1958年5月，在日本长崎发生侮辱中国国旗事件，日本当局竟以“毁坏器皿”案件草率处理，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愤慨。
中国政府根据人民的要求，坚持维护我国主权的立场，停止签发对日贸易许可证。中日贸易中断。
当周恩来得知由于中日贸易停止，使一些依赖中国原料的日本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时，马上指示中国有关方面用“照顾物资”的方式与这些中小企业进行交流。
此举在日本各界极得人心，同时也使岸信介政府受到孤立，甚至执政党内部也发生进一步分化，出现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趋向。
当岸信介政府下台后，1960年8月，周恩来又在原来政治三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贸易三原则，即：
（一）政府协定：今后中日间的一切协定必须由双方政府缔结，要在两国政府向着友好方向发展，并且建立起正常关系的情况下才能签订。
（二）民间合同：在政府协定签订之前，经过双方贸易促进团体的介绍，日本企业可以同中国公司签订合同，如果合同履行得好，两国政治环境又向好的方向发展，还可以把短期合同变成比较长期的合同。
（三）个别照顾：在贸易中断期间，中国方面曾通过双方工会向日本个别中小企业进行特殊照顾，以解决他们进口中国某些必需物资的需求，这种个别照顾，今后可以根据需要加以扩大。
从1960年起，中日双方的贸易来往都以上述贸易三原则进行。
周恩来在发表对日三原则之后，立即着手部署对日贸易工作。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同日本有关贸易促进团体签订贸易议定书，开展双方民间友好贸易。
此外，由廖承志同日本自由民主党元老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建立半官方联系，签订备忘录，开展综合的、长期的、易货的、大宗的、包括延期付款方式在内的贸易。
周恩来希望通过双方民间，采取渐进的、积累的方式开展工作，逐步推动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他时常会见日本贸促团体的代表，并对日本备忘录贸易有关人士又进行大量的工作，从确定备忘录的政治原则、贸易方式到具体货单，都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
在日本的群众性促进日中邦交恢复运动中，贸易界友好人士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中日关系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这两个贸易渠道的工作，经过中日两国人民十几年的共同努力，终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
贸易三原则的实行，使中断两年的中日贸易得以恢复。周恩来又通过与日本著名实业家高崎达之助等人的多次磋商，确认用渐进积累方式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方针，并于1962年11月签署了由双方政府要人出面支持的长期综合性贸易备忘录。
据此双方又决定互设办事处，为官方建立经常性联系的窗口，从而，不但为中日贸易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而且还把一度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由单纯的民间交往推向“半官半民”的新阶段。
第14章毛泽东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
1956年10月6日上午，位于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的苏联展览馆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当时，这里正在筹备举办日本商品展览会，下午即将举行开幕式，所有工作人员都忙得不亦乐乎。
“毛主席要来参观日本展览会了！”接到电话整个展览馆突然沸腾起来，中日双方工作人员不约而同奔走相告。
由于毛泽东的突然光临，工作人员急忙分头通知中国贸促会领导、日本展团负责人，还有记者、摄影师、保卫人员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准备接待。
原来，那天早晨，毛泽东是到北京西郊机场为印尼总统苏加诺送行的，坐车路过展览馆时，看见那里挂着“日本商品展览会”的大横匾，临时想起要参观日本展览会。
那天毛泽东兴致很高，在送别苏加诺乘车从西郊机场返回至新街口时，又去“西安食堂”尝了一尝闻名遐迩的羊肉泡馍。就在吃羊肉泡馍时才告诉身边工作人员，说饭后要再出西直门，去参观日本展览会。
1954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和村田顺利会晤，开辟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
1955年春天，村田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签订了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秋季，又邀请中国展览团在东京和大阪举办了中国商品展览会。
日本各界人士为了了解新中国的情况，争先恐后前往参观，32天中参观者达190万人。
1956年新春，周恩来写信给村田会长和山本副会长，向他们祝贺新年，对中国商品展览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表示感谢。并说，日后在中国举行的日本商品展览会一定会取得巨大成功。
后来，日本在北京和上海都举行商品展览会。由于通商产业相石桥湛山的支持，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的商品也参加展出，又拨款资助。展品摆满了北京展览馆两万平方米的会场。中国方面鼎力相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前往参观。
日本商品展览会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接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华举办的大型综合性展览会。中国最高领导人要在开幕式前单独参观，这在当时可是件大事。
在此前举办过的社会主义阵营众多国家来华展览会中，毛泽东只在1954年10月与1955年4月，先后两次参观过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成就展览会。
中国贸促会副主席雷任民首先闻讯赶到，随后是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等人；接着日本商品展览会总裁村田省藏、展览团团长宿谷荣一、副团长森井庄内等相继赶来。与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很多日本记者。
当南汉宸主席、雷任民副主席和村田会长等人刚走到展馆大门时，毛泽东的车就开到门前了。
毛泽东一下车，便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大门，同迎面而上的双方负责人亲切握手。
毛泽东第一句话便是：“我可以进去看一看吗？”
村田忙连揖带躬地说：“当然当然，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也不休息，立即由村田等人陪同开始参观。刚开始，先由日方人员介绍展台及展品，再由翻译翻成中文。后来怕耽误时间，就直接改由中方技术人员作讲解。
毛泽东几乎走了总面积1.8万平方米展览会的大部分展台，每到一处，便同中日双方工作人员握手致意，并不时饶有兴趣地对一些展品提出问题。
当走到二楼时，村田等人建议请毛泽东到休息室休息片刻。进了休息室后，村田再次向毛泽东致谢，表示“无上光荣之至”。
毛泽东称赞日本商品展办得很好，对日本朋友的努力也表示感谢。他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日本人民是勇敢的、勤劳的、智慧的人民。我们希望同日本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也希望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中美两国的人民是友好的，只是政府关系不好。
毛泽东还幽默地说，当他上“西天”以后，儿子的一代可能会好起来；再不好，孙子一代总会好起来的……
接着这个话题，村田忙说，这次来北京之前，他曾见过鸠山一郎首相。鸠山首相说，如果有机会见到毛泽东主席，请代为问候。
毛泽东表示感谢，也请村田回国后转达他向鸠山首相的问候。
稍事休息，毛泽东又说：“请向天皇陛下问候。”村田连忙郑重地表示感谢，并说虽然他不能时常见到天皇，但只要有机会，一定转达主席阁下的问候。
村田当场代表日本展团向毛主席赠送了两台半导体袖珍收音机，并说第二台是送给夫人的。毛主席笑道：“这不是多了吗？谢谢。”
毛泽东临走时，村田请他为展览会题词。毛泽东欣然在贵宾题词簿上，挥毫写道：
看了日本展览会，觉得很好，祝日本人民成功。
参观结束时，毛泽东站在展馆门厅里陈列的世界最新产品黑白电视摄像机前面，向大厅内外的群众挥手致意。
村田等人送毛泽东到车门边，再一次郑重致谢。
当毛泽东乘坐的汽车缓缓驶过展馆广场的喷水池时，村田等人情不自禁地随着群众一起，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当天下午，陈云、彭真等国家领导人出席日本展览会的开幕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也都相继参观了日本展。
以后日本展又移师上海举办，也很成功。两地共有290余万人参观。
回国前，村田等人又到北京，向中国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致谢。毛泽东再一次会见了村田省藏会长。
在50天的展出期间，中国官方和民间来参观的有290万人。
周恩来在会场逗留了两个来小时，同日本展览团的人员交谈，对这次展览给予很高的评价。
中日双方的贸易获得迅速的发展。
第15章周恩来与石桥签署会谈公报
1958年7月，日本社会党代表佐多忠隆和田崎末松为探讨缓和中日紧张关系的途径来中国访问。
在会谈中，廖承志向日方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三项条件和三项措施。
三项条件是：
岸内阁必须停止敌视中国的言论和行动；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保证不再阻挠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三项措施是：
日本政府必须派遣正式代表到出事地点，把中国国旗重新悬挂起来；扯下国旗的罪犯应以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尊严论罪，给予应有处分；正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道歉，派代表到北京陈述歉意。
中方还提出，岸内阁为表明它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必须声明“日本政府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正常关系，并愿为此而努力”。
由于岸内阁拒绝接受上述要求，中日关系基本上处于中断状态。但中国当时仍然接待了不少日本友好和进步人士来访，并对长期从事中日贸易、特别是一些以进口中国。
1959年8月，廖承志在老朋友西园寺公一的北京台基场寓所促膝谈心。
周恩来、陈毅都很器重西园寺公一，称他是“日本民间大使”。廖承志在提出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前后，特向他请教。
西园寺公一认为，前首相石桥湛山是推动中日关系最合适的人选。廖承志将此报告周恩来和陈毅，周恩来决定邀请石桥湛山访华。
石桥湛山是日本自民党内有胆识、敢于急流勇进的政治家，曾经担任日本首相两个多月，虽然没有来得及树立政绩就因病主动辞职，但是他树立了重视政治良心、淡泊名利、爽快隐退的风范，给日本政坛吹进一股清新气息。
廖承志一直很钦佩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而且石桥湛山对发展日本与新中国的关系有自己的观点，对日本右翼顽固势力的恐吓和攻击毫不畏惧。
1955年，石桥湛山就以通产大臣身份冲破美日顽固势力的阻挠，会见访日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团长雷任民。即使在岸信介破坏中日关系之时，他仍然不改初衷，与松村谦三等志同道合人士早有商量，于6月4日给周总理写信，表达访华的愿望，希望中日两国能够消除障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自由交流。
廖承志于1959年8月20日致函老朋友风见章，说明周恩来欢迎石桥湛山先生访华，信中说：
石桥湛山先生打算访问我国之事，周恩来总理表示欢迎，亦已同意石桥先生于9月来华访问10天。在此，将邀请信一并送去。若松村谦三先生打算同行，周总理也将正式发出邀请。我们邀请两位先生来华的目的，在于向他们说明我们对日本政府的政策和对岸信介政府现持的态度所采取的基本政策。我们将坚持张（奚若）、浅（沼）共同声明的原则立场，决不后退一步。请向朋友们转达我们的意见。
石桥湛山看了廖承志的信非常高兴，与松村谦三商量后决定先行一步。
石桥湛山早年得病留下严重后遗症，行动和生活起居不便要靠轮椅。周恩来知道此事后，特别嘱咐廖承志关心石桥的健康和安全，并且直接参与安排接待工作。
考虑到香港环境复杂，周恩来派人到香港照顾石桥的安全。
1959年9月9日，石桥湛山在国会议员宇都宫德马的陪同下抱病来到北京。日本媒体对石桥访华非常重视，各报社及广播、电视台争相派记者随行。
周恩来对石桥一行的来访极为重视，要求廖承志9月10日先举行盛大欢迎宴会。
10日晚上，廖承志在宴会上致辞，称赞石桥先生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使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交流，曾经有过一度发展。他说：
我们对日本的政策是很明确的，我相信石桥先生和各位日本朋友对此也很清楚。尽管我们存在着不同的政治见解，但我深信，通过石桥先生这次来中国访问，中日两国政治家根据万隆会议的精神来坦率地交换意见，加深双方的了解和促进中日友好，无疑是有益的。石桥先生以七旬高龄，不辞路途遥远前来中国访问，我再一次表示欢迎。最后，让我们为石桥先生的身体健康干杯！
在石桥湛山访华期间，廖承志一直陪同并指示孙平化照顾好石桥的生活，让吴学文照顾随行的日本记者，为周恩来会见石桥湛山做好准备。
1959年9月16日，周恩来、陈毅与石桥湛山进行会谈。
中方又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照顾石桥当时的立场，对石桥先生很多欲言而难言之处不做过多争论，但周恩来强调必须遵守中日关系三原则，政治经济不可分离。石桥对此极为赞成。
经过坦诚友好地会谈和沟通，双方最后达成协议。
9月20日，周恩来同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签署会谈公报。
公报全文如下：
日本前任首相石桥湛山先生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1959年9月9日到9月20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
在访问期间，石桥湛山先生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友好气氛中，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双方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为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为着实现上述目的，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努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增强两国人民相互间的信任，改善两国的现存关系，并且为早日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而进行合作。
周恩来总理指出，为此，日本必须摆脱外来干涉，排除敌视中国政策和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石桥湛山先生对此表示，有见识的日本人士过去未曾容忍这种思想和行动，今后也是不能容忍的。
石桥湛山先生表示，中日两国为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发展，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努力。周恩来总理对此表示同意，并指出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割。对此，石桥湛山先生也表示同意。
石桥湛山先生表示，关联到上述情况，日本的现状和现存的国际关系，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应该尽最大努力，早日加以改变，并且逐步促其实现。周恩来总理对此表示欢迎，并且指出，我们愿意看到日本人民能够早日实现上述愿望，中国人民将大力支持日本人民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作的努力，衷心同情日本人民关于独立、自由、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
石桥湛山先生建议，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应该增加接触，坦率地交换意见，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好。
周恩来总理表示，石桥湛山先生的来访，对增进相互了解是有益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和过去一样，欢迎对中日友好抱有诚意的日本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前来中国访问。
周恩来（签字）
石桥湛山（签字）
在会谈中，周恩来指出，日本必须摆脱外来干涉，排除敌视中国政策和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石桥湛山对此表示，有见识的日本人士过去未曾容忍这种思想和行动，今后也是不能容忍的。
石桥湛山表示，中日两国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发展，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努力。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并指出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割。对此，石桥湛山也表示同意。
石桥湛山还建议，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应该增加接触，坦率地交换意见，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好。
周恩来最后说：
石桥先生的来访，对增进相互了解是有益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和过去一样，欢迎对中日友好抱有诚意的日本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前来中国访问。
石桥湛山回日本前夕，刘少奇亲切地会见了石桥一行，对他不顾高龄多病，风尘仆仆，为改善日中关系而访问中国的急流勇进精神表示赞赏。
石桥湛山回到东京后发表谈话，强调修改后的“日美安全条约”，“不应该是敌视中国的”，这个条约“也无需急急忙忙地批准”。石桥湛山的谈话在日本政坛引起轰动。
石桥湛山从1959年同周总理会晤到1973年病故，一直遵照他同周恩来共同发表的新闻公报精神，为增进日中友好关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16章中日签订廖高备忘录
1963年10月5日，在中日没有建交的情况下，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理事长中田庆雄和朋友们克服重重阻力，促成了日本工业展览会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举办。
这是日本首次在中国举办大型工业展，受到中国各界的热烈欢迎。
日本工业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便发表社论强调此次展览会与1956年主要展出生活资料的日本商品展览会不同。
社论指出：“展出的80%是重工业、化学工业和轻工业机械，主要是生产资料的商品”。
社论还说：
尽管有美国和别的什么人不愿看到中日两国平等互利地发展中日贸易，并且百般阻挠，然而这是违反历史潮流的，也是违反日本广大人民和各界人士加强日中经济交流和增进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的。
其实，早在1962年11月，周恩来在会见前来中国进行签订忘录贸易协议谈判的日方代表团时就指出：
忘掉仇恨，今后要携手使亚洲强盛起来。亚洲强盛起来了，并不是要用那种力量去对外发动战争。如果将来也有人对亚洲施加压力，那就不会防御它吗？
贸易协议的签订，使中日关系跨上一个新台阶。
1958年中日贸易中断后，西欧各国抓住时机，扩大对华贸易，这使日本经济界甚为不安，纷纷要求日本政府在对华贸易上采取积极措施。
1960年8月周恩来提出贸易三原则以来，中日贸易以友好贸易的形式在逐渐发展。为拓宽中日贸易渠道，实现双方重要商品的长期综合交易，这样，1962年的备忘录贸易就应运而生。
1961年4月，池田政府决定取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以货易货、进出口逐笔平衡的规定，实行自由贸易制度，并要求日本企业界为发展日中贸易献计献策。
1962年6月，全日本空运株式会社社长冈崎嘉平太向日本政府提出自己对扩大中日贸易的设想，得到池田首相的首肯。
该方案计划由日本半官方人士出面，同中方共同制订中日长期贸易计划，并采用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
为推动冈崎方案的实施，池田首相亲自出面请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铺路搭桥，并授以全权。据传，池田首相曾经对松村说：“我因所处地位，必须把脸朝向美国，而朝向中国的另一副脸就请松村先生代替了。”
在日本政府积极探索中日贸易的新渠道时，中国政府也加快了与日本官方接触的步伐。1962年7月，中国围棋代表团访问日本，副团长孙平化受周恩来的指示，特意拜访松村和高碕，转达周恩来和陈毅的问候，并欢迎他们访问中国，就改善中日关系、发展长期贸易交换意见。
1962年9月，应中国政府邀请，松村一行来到北京，周恩来、陈毅、廖承志与日本代表图进行了3次会谈。会谈的气氛是友好坦率的，成果也是丰富的。
松村则强调池田内阁不同于岸信介内阁，有改善日中关系的意愿；日本不会搞军国主义；并提议采取“渐进积累”的方式，从扩大贸易入手，逐步改善两国政治关系。周恩来对此表示赞同。
关于贸易问题，双方经过协商确定了以下几项原则：一是以货易货，保持双方进出口基本平衡；二是进行综合性贸易，并开列了各自出口的主要商品；三是签订为期五年的长期贸易协定；四是日本以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
双方同意按照上述原则，由即将来华访问的高碕达之助同廖承志商定具体执行方案。
1962年10月，自民党国会议员高碕达之助和22家日本大企业负责人访问中国。主要成员有松村派议员竹山佑太郎、岸信介派议员野田武夫、老资格外交官松本俊一、冈崎嘉平太，以及22家大企业的负责人。双方就贸易问题展开会谈。
中方参加会谈的有廖承志、卢绪章、刘希文、萧方洲、赵安博、王晓云、孙平化、萧向前、陈曙及各外贸公司的负责人。
中方重申坚持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批评了岸信介内阁时期的反华政策，特别说明中国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
由于原则问题已经由周恩来和松村谦三先生确定下来，双方谈判比较顺利，很快就一项长期的、综合的、进出口基本平衡的、采取延期付款方式的贸易文件达成协议。由于该文件形式上还是民间性的，于是称之为“备忘录”。
1962年11月9日，由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用个人名义签订的这份协议，史称《廖高贸易备忘录》或《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备忘录”主要内容是：
一、发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1963年到1967年为第一个五年以货贸易期，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约为3600万英镑。
二、中国方面主要出口商品为：煤、铁矿、大豆、玉米、杂豆、盐、锡等；日本方面主要出口商品为：钢材、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农具、成套设备等。
三、根据本备忘录所进行的各项交易，由有关该交易的日本方面当事人同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签订个别合同。
四、各项交易以英镑或双方所同意的其他的货币开立信用证或以保函方式，加以结算。
五、关于日本向中国出口商品中的某些商品的延期付款的支付方法和成套设备的分期付款的支付方法，由双方另行商定。
与《廖高贸易备忘录》同时签字的还有《议定事项》，内容是确定在1963年度输出商品的品种、数量和金额。
随高碕访华的日本企业家，根据《廖高贸易备忘录》和《议定事项》商定了与中国各外贸公司的贸易合同。合同采用廖承志、高碕姓氏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即“LT”做为编号，“L”是廖（LIAO）英文拼音的第一个字母，“T”是高（TAKASAKI）英文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因此，备忘录贸易又称“LT”贸易。
日本代表团离开中国时，周恩来、陈毅欢迎高碕达之助再度访华。
周恩来说：
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小而大、由少而多、逐渐地积累发展起来的。一件新的有发展前途的事情，在开始的时候，大多是简单的，而最后完成的时候，却是巨大的。中日贸易的发展前途非常广阔，中日两国互通有无的需要是很多的，但是，在世界上，在日本，确实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看到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因此我们要对他们提高警惕。我们应该披荆斩棘，不把障碍放在眼里，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而努力前进。
高碕说，他访华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松村同中国方面达成的协议。虽然有一部分人破坏这种关系，但是日中两国深厚悠久的关系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高碕说：
像挖渠道一样，我们从日本方面挖，中国从中国方面挖，大家用同样的速度，挖到中间携起手来。
为了实施“备忘录”，双方议定，各自在对方设立联络机构，日本方面在东京设立高碕达之助事务所，中国方面在北京设立廖承志事务所。
《廖高备忘录》是一种介于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半官方协定。它的签订真正体现了中国政府确立的“民间先行、官方挂钩”的方针。
1964年8月13日，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成立。9月29日中，日双方交换常驻记者赴任，中方7名、日方9名。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双方第一次实现互设常驻机构和交换常驻记者，标志着中日关系正常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65年1月28日，高碕办事处驻北京联络处成立。这是中日双方首次在对方设立联络处，处理贸易关系，同时也加强了中日两国的政治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