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第6章雷任民与日本议员会谈
毛泽东指出：“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
倪蔚庭质问日本代表：“日本要求进口中国的铁砂、煤炭、大豆、盐等重要物资，我们有的是，但是日本受《巴特尔法》的束缚，究竟能出口什么呢？”
周恩来耐心地指出：“中苏条约不会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适用于中国同日本的关系。”
1949年底，日本中日贸易促进会给新中国的贸易部长发出信件，要求与新中国合作，发展中日贸易。
1950年2月，中国贸易部副部长沙千里复电表示，欢迎中日贸易促进会来中国洽谈贸易。
3月15日，盟军总司令部决定准许日本同中国进行贸易。这样，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暂时中断的中日贸易又逐步恢复起来，到1950年底，中日双边贸易额达470万美元。
就在中日贸易刚刚起步时，朝鲜战争爆发了。
12月6日，盟军总司令部决定中止中日贸易，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刚刚起步的中日贸易又告中断。
其实，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论述外交问题时，就大致提出了处理战后日本问题的看法。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
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没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
然而，由于中苏、美日的冷战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存在，构成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国际政治体制性障碍，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依然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人民外交之“以民促官”的策略是难有成效的。
直到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召开后，中日贸易关系终于发生转折。
1952年4月3日，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隆重揭幕。
到会的有奥地利、阿根廷、英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巴西、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伊朗、意大利、巴基斯坦、波兰、苏联、西德、瑞典、芬兰等42个国家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工程师、工会和合作社领袖、经济杂志、报纸编辑及其他代表，一部分代表还在赴莫斯科途中。
此外，参加开幕会议的还有苏联和外国报纸代表及许多来宾。
国际经济会议筹备委员会秘书长香贝朗代表筹备委员会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代表筹备委员会欢迎到会的全体代表，并对苏联筹备委员会给予代表们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
为了反对美国的冷战政策，突破封锁禁运，沟通东西方贸易，世界和平理事会于1951年开始酝酿举行一次民间性的国际经济会议，并由奥地利、比利时、巴西、智利、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西德、苏联、中国等21个国家经济界代表组成发起人委员会，决定邀请各国经济界的代表共同研究“扩展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落后国家与工业国之间的贸易的可能性”。
在得到了苏联政府将给予各国代表签证保证之后，委员会决定1952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国际经济会议。
中国是国际经济会议的发起国，对筹备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极为重视。
为争取日本代表出席会议，1951年1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向大阪商船会长村田省藏、函馆船坞会长加纳久朗、长崎银行行长北村德太郎、原大藏大臣石桥湛山等10位日本经济界实力人物发出邀请，希望日本能派遣代表与各国工商界人士共聚一堂，讨论发展国际贸易问题。
1952年2月14日，中国再次向日本民间经济代表发出邀请，同时明确说明在会议期间愿与日本代表商谈两国的贸易问题。
日本经济界十分重视中国的邀请，加纳久郎、北村德太郎等人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赞同发展中日贸易的建议。
石桥湛山、村田省藏等人则在东京举行座谈会，研究如何派代表出席会议。
但日本还是有敢为先者，他们是日本的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这3位国会议员。
高良富早年留学美国，1947年当选为参议员，时任日印协会、甘地和平联盟、日本妇联等团体副会长，热心于和平、文教、经济及妇女工作。1952年3月，高良富决定借出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会议之机访问苏联，看望被拘留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并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
帆足计是战前任日本产业协议会事务局长，1947年当选参议员，参加社会党，时任日经联事务局长和中日贸易促进会成员。
帆足计和宫腰喜助认为，这是一次改善中日关系的大好机会，他们决定利用其国会议员身份，积极筹划出国事宜。
1952年4月5日，在国际经济会议开幕的第三天，高良富偕秘书松本繁到达莫斯科。
9日，高良富身着和服在国际经济会议上发言指出：
如果日本每年能从中国和苏联购入800万吨煤炭，同时以纤维品等工业品的输出相抵的话，日本经济可能就会因此而大大受益。现在，日本从世界的海角天涯购入原料，因为不得不经由巴拿马运河，横穿太平洋来运输物资，生产成本大大提高。如果进行这样的贸易将会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大见成效。
高良富的演说结束后，会场响起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4月29日，帆足计、宫腰喜助及其秘书中尾和夫几经周折来到莫斯科。
3位议员在莫斯科期间，除了与苏联代表接触、商谈日苏贸易之外，最切实的成果是与雷任民的会谈。
当时，雷任民是中国贸易部副部长，日本代表与雷任民经过3次彻夜长谈，就中日贸易的原则达成了“互惠、平等、和平、友好”的共识，双方同意在这个立场上进行贸易协商。
至于具体的贸易协议，雷任民邀请日本代表访问中国，到北京之后再就具体问题进行磋商。
第7章中日签订贸易协定
1952年2月，即将出席预定于4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南汉宸，致函日本国际经济恳谈会，表示愿与日本代表在会议期间磋商如何在亚洲发展国际贸易、推行国际经济合作、以巩固亚洲和平的问题。
日本国际经济恳谈会立即表示同意。
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3位代表冲破日本政府的种种障碍，绕道巴黎等地辗转到莫斯科。中日双方代表协商确定在平等、互利、和平、友好的基本方针下开展中日贸易。
日方3位代表还接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邀请，5月间到北京具体商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前来访问的日本政界人士。
中国贸易促进会成立于1952年5月4日，它是在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回国后，经政务院批准成立的一个民间经济团体，目的在于执行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决议，并积极推动中国国际贸易的展开。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任贸促会主席，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冀朝鼎任秘书长，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卢绪章等任委员。
5月15日，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3位国会议员及其随行秘书松本繁、中尾和夫，从莫斯科飞抵北京西郊机场，受到冀朝鼎、孙平化、肖向前等人的欢迎。
第二天，中日双方开始谈判。
南汉宸说：“这次会谈的最高目标是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和增进贸易，由于我们同日本代表已变成了友人关系，打算从大局考虑事情。”
在南汉宸、冀朝鼎与高良富等举行了两次会谈后，一般性条款文字已基本敲定。中日双方接着进行具体业务谈判。
参加谈判的是中国进出口公司副经理倪蔚庭，日方是帆足计。
由于禁运，日方拿不出比较满意的货单来。
倪蔚庭在谈判时指出：
日本要求进口中国的铁砂、煤炭、大豆、盐等重要物资，我们有的是，但是日本受《巴特尔法》的束缚，究竟能出口什么呢？总不能拿香菇、口琴来交换吧？
此话一出，帆足计无话可说，面色十分尴尬。
日方只得临时收集贸易资料，只好打电话到东京询问早先成立的中日贸易促进会，请求帮助。
在谈判中，双方自始至终都是研究和平物资的交换，甚至对那些有可能被解释为战略物资的商品如车辆、电气机车等都没有列入货单。
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中日贸易协议》。
1952年6月1日，签字仪式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大厅举行，代表中方签字的是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代表日方签字的是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3位国会议员。
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规定：
为了促成协议的具体执行，有关购入与售出商品的数量、规格、价格、交货时间及地点等事，日方将派代表前来谈判，日方代表应为日本民间的正式工商业代表，只限于谈判贸易。交易方式以易货平衡为原则，仅以英镑计价。双方设立仲裁委员会，仲裁在中国境内进行。协议应于1952年12月31日以前执行，如到期贸易额尚未全部完成，经双方同意再酌量延长。
贸易协议附件列出了双方商品分类的详细名单。
由中国输出的甲类物资有：煤炭、大豆、锰砂、铁砂等；乙类物资有：盐、花生仁、桐油、镁石等；丙类物资有：滑石、松香、生漆、蓖麻籽等。
由日本输出的甲类物资有：紫铜、钢材、铝锭、镀锌白铁、马口铁等；乙类物资有：纺织机器、冷藏船、杀虫剂、烧碱等；丙类物资有：自行车、打字机、显微镜、录音机等。
日方甲类物资属《巴特尔法》及“巴统”的禁运商品，在目前阶段日本政府是不可能同意其输往中国的，但中方并不企望一蹴而就，而是把它做为一个双方共同的努力目标，希望通过日本民间的贸促运动，迫使日本政府逐步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最终实现甲类物资的输出。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召开，特别是3位日本国会议员访问中国并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消息传到日本，立即引起巨大轰动。
7月1日，当帆足计、宫腰喜助和秘书中尾和夫取道香港返回日本时，日本各界人士聚集东京机场，欢迎帆足计一行访问中国归来。
3位议员回国后，报告会排满了日程，东京、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等地的地方官员争相主持报告会，每场观众达1万多人。会场挤满了企业界、贸易界、金融界等经济界人士，外务省、通产省也派主管官员来听。
贸易协议的中方签字人南汉宸在日本更是名闻遐迩，渴望同中国恢复贸易的日本工商界人士纷纷写信给南汉宸，要求进行具体交易。
面对日益高涨的国民运动，日本国内其他党派的国会议员感到，在大选中不提促进日中贸易，就会丧失选票，于是，他们也纷纷出来从事促进中日贸易的活动。
从1953年开始，中日人员、经济、文化交往迅速扩大，签订了贸易、渔业、文化等多项次协定。
中国政府希望由此发展官方关系，在1955年5月和11月，两次通过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致函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田付景一，向日本政府提出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但均遭漠视。
不过，周恩来仍然希望民间团体来往的“人民外交”能够为建立两国总理、外长“喝香槟酒”的官方外交关系铺平道路。
第8章周恩来向村田阐述中国方针
1952年6月1日，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正式签字，它规定到1952年底以前，每方进出口总额为3000万英镑。但是这个协定受到了美、日政府的百般阻挠。不少日本货物被禁止向中国出口，致使日方不能如期完成对中方的出口计划。在协定延期1年后，仍只完成原计划的百分之五。尽管如此，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还是被打开了。
1954年，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成立，村田省藏担任会长。当时日本经济界许多人愿意同新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却害怕美国，又担心得罪蒋介石。
村田为了了解新中国，希望会见周恩来。
1955年1月，村田来到北京。
1月10日，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来我国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和随员3人，在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委员卢绪章、联络部部长谢筱乃，以及在北京的日本人士龟田东伍、铃木一雄和中村玩右卫门等人。
23日下午1时30分，周恩来接见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和随员石井康、中村昌行，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日本中日贸易促进会常务理事铃木一雄。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主席雷任民，委员薛暮桥、卢绪章，联络部部长谢筱乃和中国进出口公司副经理倪蔚庭。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副会长乔冠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顾问廖承志。
在会谈上，村田首先提出中苏友好条约、和平共处原则、美国和台湾等问题。
周恩来针对这些问题阐述了中国的方针政策。
周恩来耐心地指出：
中苏条约不会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适用于中国同日本的关系；很难同意日本引进美国资本，美国没有尊重日本的独立；旧金山和约主要责任在美国方面，但吉田内阁也应负一定的责任。日本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签约，承认台湾“政府”，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愤慨。
同时，周恩来也指出：中国正在一心一意搞建设，这没有和平的环境是不行的，中国需要的就是和平。试想一下，一个没有海军也没有海运的中国能侵略到别国吗？中国深知，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日本有少数帝国主义的残渣余孽，我们担心的是他们同美国的侵略主义者勾结在一起。
周恩来还说：
日美关系如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上，中国不持任何异议。中日关系也要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日本曾经把不平等的关系强加给中国，但这已成为过去，我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对此，中国无意进行报复。
最后，周恩来说：
今天我们谈得很坦率，感到很愉快，我对村田先生的态度表示敬意。虽说通过推心置腹的会谈增进了相互了解，但一次谈话恐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今后，如村田先生认为有必要，我们可以随时再谈。
这次会见进行了长达4个半小时。
村田省藏在从中国回日本途中，26日在香港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促进日中两国贸易的前景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村田省藏指出：
中国真诚地愿意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包括贸易关系。目前的形势对于扩大日中两国间的贸易是有利的，因为双方都愿意进行更多的贸易。“禁运”已经证明是对日本的对外贸易非常有害的。
村田回国后，四处奔走，呼吁日本政府和经济界，同中国开展经济交流。
第9章廖承志展开率团访日筹备工作
1954年国庆节前夕的一天，当廖承志向周恩来汇报接待两个日本代表团的情况时，周恩来笑着问：“小廖，你多少年没有去日本了？”
廖承志屈指一算说：“1928年被驱逐出境，嚯！26年了！”
周恩来说：“准备到日本去，跟李德全一起去！”
1954年5月，日本参、众两院又通过决议，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
早在1953年3月在北京会谈中，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已正式发出这一邀请，但由于吉田政府的阻挠未能成行。如今日本国会作出决议，日本政府难再作梗了。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团长李德全、副团长廖承志率领下于10月启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派大型代表团访问日本。从此，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也就从经济交往扩大到政治交往。
在日中友好协会的倡导下，日中友好月活动在日本各地轰轰烈烈展开，几十万人参加了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的签名运动，各府县议会、市议会的邀请决议和意见书，纷纷送到日本政府和国会的有关机关。
当时，在车站等公共场所，都可以看到要求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的标语。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很快成为日本人民讨论的话题。
廖承志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对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作出乐观的判断。
他指出，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达成了印度支那的停战协议，美国的阻挠政策失败，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使吉田政府不能不重新考虑新中国的存在，并考虑调整对华关系。
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和众、参两院海外同胞遣返特别委员会，向国会提出“关于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的决议”，并于1954年5月分别在众、参两院获得通过。
但是，美国当局仍对中日民间往来多方阻挠，蒋介石集团和日本极右翼更是千方百计进行破坏。日本人民经过20个月的交涉和斗争，终于迫使吉田内阁8月3日同意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入境。
新中国派往日本的第一个民间代表团即将成行。廖承志便组织力量做准备工作。
代表团出发前首先考虑的是交通问题。当时有3条路线：一条是通过苏联海参崴乘船赴日本；一条是从天津或上海乘船去日本；一条是通过香港，经国际航线前往日本。
经过大家反复研究，认为通过苏联的办法不现实，因为海参崴并无去日本的定期航线；自天津去日本虽有美国和日本的货船，但没有舱位，不能如期赶往日本；从香港走，有英国、加拿大的飞机去日本，都不经过台湾上空，是经菲律宾的巴斯哥再向北经冲绳到日本，但英航需要在冲绳降落加油，加航是直飞日本。
廖承志将有关路线的调查报告送呈中央，并建议通过香港乘国际航线的飞机去日本。此外，代表团还准备了一些资料，以备不时之需。
根据中央的方针，中国红十字会访问日本的10人代表团正式成立，团长李德全，副团长廖承志，团员伍云甫、倪斐君、赵安博、纪锋，秘书肖向前，随员吴学文，翻译杨振亚、王效贤。
中国领导人对新中国成立后派往日本的第一个人民使节团十分重视。10月22日，周恩来将代表团名单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习仲勋审阅，并附信说：拟同意这个名单。
第二天，周恩来仔细审阅该代表团访日文件，并在解答有关提问的文件中加上：
如果在新中国诞生后，对死在中国的日侨的骨灰和遗物得其在日家属的请求，中国红十字会亦愿意助其运回日本。
10月23日上午11时，李德全、廖承志和代表团全体成员来到中南海，周恩来接见代表团，作出五点指示：
第一，你们是战后中国派往日本的第一个民间代表团，在今天的复杂情况下，首先要去得成，只要能到达日本便是胜利。
第二，代表团在日本只谈友好，不谈其他；此去要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今后对日本的更多的来往打下基础。
第三，在各种场合发言，要鼓舞日本人民的自尊心，说明我们的和平政策和友好态度；应该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的访问，表明中国人民对日本是不念旧恶，是愿意和日本人民长久友好、和平共处的，说明人民的中国决不会侵略日本，日本人民应该和中国人民一起来防止战争再起。
第四，对在日华侨，告诉他们要爱护祖国，同时也要尊重居住国的风俗习惯和法令，不参与居住国的政治纠纷；华侨要团结互助，对暂时跟着蒋介石集团跑的华侨，也不要吵架，要耐心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第五，代表团在日本要注意随时了解情况，交结日本朋友和扩大接触范围；态度要谦虚，不骄傲，不要张牙舞爪，在方针上要掌握“求同存异”、“细水长流”的精神。
李德全、廖承志和代表团成员迅速地挥笔记录周恩来的重要指示。
接见结束时，周恩来又嘱咐廖承志说：“小廖，你要辅佐李大姐，一定要把这个团带领好！”
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日本情况极为复杂。有情报说，美蒋特务和日本极右翼计划绑架廖承志，暗杀李德全和廖承志。
廖承志要求代表团成员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把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记在脑子里，出访时不准带笔记本，连一张纸也不准带出去。
周恩来总理根据廖承志等人的路线调查报告，最后决定采取经国际航路由香港去日本，但要乘坐直飞东京的飞机，避免中途停留发生意外。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到达广州后，对赴日航线进行进一步调查，了解到加拿大飞机虽然直飞日本，但10月30日才有飞机。
第10章代表团与日本各界广泛会晤
1954年10月30日，东京羽田机场像欢度节日一样，欢呼声和歌声连成一片。
李德全、廖承志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坐加拿大航空公司飞机抵达日本。大山郁夫、西园寺公一等社会名流，山口喜一郎、铃木茂三郎、杉山元治、高良富等国会议员以及各界代表在机场迎接。
400多个日本朋友把羽田机场的候机大厅挤得满满的，100余名记者蜂拥而上，他们手持摄影机和照相机，把代表团紧紧围在中间。警卫人员紧张地维持秩序。
机场外，人声鼎沸，有3500多名群众来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他们挥舞五星红旗，歌声嘹亮，其中有来自东京、横滨一带的华侨，他们虽然进不了机场，也要远远地看一眼来自祖国的亲人。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李德全在机场发表简短的讲话，她说：
我们这次来日本访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间的互相友好往来有了新的发展，同时也会促成中日两国人民相互间的进一步了解。为促进亚洲和平做出努力是当务之急，双方都要做现实的努力！
顿时，现场响起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
接着副团长廖承志发表讲话：
中国的大文豪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只要我们走下去，自然就会开出条中日友好的大道。中日两国友好合作，为保卫亚洲和平做出努力是当务之急。两国要友好，靠讲道理不行，而要做出实际的努力。我感谢岛津先生去年为中日友好开出的道路，今天我们受到各位热烈欢迎，我愿为进一步扩大中日友好而努力！
廖承志的讲话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和喝彩。
随后，日本记者立刻把廖承志包围起来。一位日本女记者抢先提问：“廖先生，您对日本国民要讲些什么吗？”
廖承志回答：“我向日本国民表示敬意！”
还没有等到廖承志往下说，日本女记者又问：“您对日本妇女要讲些什么吗？”
廖承志马上回答：“我对日本妇女表示敬意！”
日本女记者紧追不舍：“您对什么样的日本妇女表示敬意？”
廖承志笑着用手一指眼前的日本女记者说：“我向你这样的日本妇女表示敬意！”
大家都笑了，全场气氛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日本朋友伊藤武雄后来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深情地说：
欢迎规模和热烈程度都远远超过了迄今接待过的外国民间代表团，也超过了接待外国的国家元首。很多人是流着欣喜的热泪欢迎你们的。
日本媒体非常重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的来访，代表团抵达东京的头几天，日本各大报都以头版头条大幅登载有关新闻，各大报都发表了欢迎中国代表团的社论。
《朝日新闻》在社论中指出：
在名义上说是为了感谢协助日侨回国而招待中国代表团，于是被邀请的中国方面趁此机会了解一下日本情况也是当然的，相信这会有助于日中间建立正常关系，特别是代表团中集中了廖承志那样的“日本通”和其他一些对日本情况熟悉的人们，这就不难了解会有此意图了。
代表团在京都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很满。11月8日，日本各界在日本经济贸易的中心大阪举行欢迎大会，不仅有大阪、神户的各界人士参加，九州、四国等地区也派代表赶来参加大会。会上表演了日本舞蹈，气氛十分热烈。
大会主席、大阪大学校长今村荒男致欢迎辞说：
中国给我们日本人的好意，使我们铭记在心，永远不忘。日中两国唇齿相关。战后日本人民处在极其复杂而困难的内外环境之中，大多数人对中国是有亲切感的。我们相信日中两国人民即使有政治、主义的不同，也可以互相携手、共存共处，这是无可置疑的。
李德全在热烈的掌声中登台讲演后，廖承志发表讲话说：
中国有6亿人口，工业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需要进口的东西当然增加。只要我们两国友好起来，中日贸易是有光明前途的。当然，实现中日友好的道路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有一种外来的阻力，他们希望中日之间互相敌视，以便他们从中取利。这是一种危险的阴谋，我们并不过低估计它的危险性，但是根据我们此次访问贵国的切身体验，根据日本朋友对我们表示的友情，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中日两国人民经过自己的努力，是一定能够友好相处，是一定能够克服这个外来的阻力的。
廖副团长的讲话结束后，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此后，中国还和日本文化界、宗教界、音乐界展开了广泛的会晤，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
在日本短短的14天中，李德全、廖承志率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了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等城市。
由于要求会晤中国代表团的日方团体太多，负责接待的日本团体在安排日程时是以分秒计算的。据不完全统计，代表团参加欢迎大会、座谈会、宴会、茶会40余次。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的这次出访，使中日民间往来从只有日本组团访华的单向交流，改变成中日民间的双向交流，为中日友好往来打开了局面。
廖承志以特有的魅力与日本政界、财界、文化艺术界、宗教界的名流深入交谈，加深了日本人民对新中国的理解，并为日后建立相互信赖关系打下基础。
中国代表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本着求同存异、细水长流的方针，向日本各界表达中国人民不念旧恶，希望同日本人民和平共处、长期友好、共同防止战争再起的心愿，并告诉在日华侨要尊重居住国的风俗习惯和法令，不参与居住国的政治纠纷。
中国代表团所到之处，受到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
廖承志故地重访，感受到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是栽培中日友好之树的肥沃土壤，是推动中日友好事业发展的巨大力量，中日关系定会像一棵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最后长成翠绿的参天大树。
第11章周恩来会晤高碕达之助
1955年4月18到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
会议由缅甸、锡兰即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国发起，邀请阿富汗、中国、柬埔寨、老挝、泰国、埃及、菲律宾、尼泊尔、伊朗、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也门、沙特阿拉伯、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苏丹、利比亚、利比里亚、黄金海岸即今加纳、叙利亚、日本、南越等国家和地区参加。
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此次会议。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
会议期间，某些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一些国家制造纷争和矛盾，并对中国发出诋毁性言论，企图分裂会议。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
在此次会议期间，周恩来广交朋友，为中国的外交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同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高碕达之助有过一次接触。原来日本外相重光葵对万隆会议持反对态度，不愿出席这次会议。美国正企盼着这次会议失败。日本政界中也有不少人认为不参加这次会议为好。
鸠山首相因此有所顾忌，对高碕说：“虽然应由我出席，但还是你去吧。”高碕比较开明，率领日本政府代表团来到万隆。
5月18日，万隆会议开幕，各国代表团团长在饭店大厅门口迎候东道国印尼总统苏加诺，高碕正好站在周恩来身边，他向周恩来问候，这个情节被记者看到，作了渲染性报道。
当时日本被美国占领，高碕不敢公开和周恩来会见。但通过廖承志，周恩来和高碕先后两次进行秘密会见，周恩来和高碕的谈话内容非常广泛，谈到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的情况，两国应该进行文化交流、贸易问题等。
高碕谈到，“因为日本还被美国占领着，日本政府在恢复日中邦交问题上，未必能满足贵国政府的希望。”
周恩来说，可以在维持日美关系的前提下，建立日中友好关系。他们在谈话中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
高碕的翻译冈田晃把“日本被美国占领”误译为“被美国领导”，廖承志马上用日语指出：“刚才企划厅长官说的是‘被占领’啊。”
翻译向高碕进行解释，充满智慧的周恩来听懂他们用日语交谈，马上说：
我明白了，我想，日本国民要求独立的心情将对政府产生影响，日本一定会从半占领的状态下摆脱出来。
很久以后，这位翻译回顾这件事情时说：“周恩来有意避开了敏感的‘被美国占领’的谈话，含混地说：‘日本处在半占领状态’。从周总理这巧妙的含混用词中，可以看出他照顾民间外交，不仅开辟了中日两国战后发展友好关系的道路，而且，在两国关系受到破坏，出现倒退时，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克服障碍、打破僵局的作用。”
1957年2月，日本岸信介政府上台后，采取一系列敌视中国的政策和行动，致使刚刚开展起来的中日民间交流一再遇到限制和破坏。中国政府不得不于1958年5月宣布中断两国间的一切经济文化交流，两国关系陷入了低潮。
这期间，周恩来通过尚未完全断绝的人员往来，主动邀请一些在日本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实业家以民间身份访华。
周恩来通过这些人及时了解日本各党派、各阶层的动向，重申中国政府关于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表明中国人民愿同日本人民和平友好的愿望。
第12章中国宽大处理日本战犯
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辽宁省，有一个因产煤而著名的城市：抚顺。一条大河穿城而过，把城市分为南北两部分。
在河的南岸，有一座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那里是3000多名无辜的中国平民被侵华日军杀害的遗址。
在河的北岸，有一座战犯管理所，那里曾有近千名二战中的日本战犯在那里接受改造，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在历经6到8年的改造后全部宽大释放回国。
山口一藏先生是在中国接受改造后归国的原日本战犯。他后来回忆说：
在那里我们受到了非常人道的待遇，改造思想，认清了战争的罪恶及所犯下的罪行。抚顺是我的再生之地。
在中国共有1062名像山口一藏这样的日本战犯，其中969名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有近百万中国军民死在他们屠刀之下，他们从中国掠夺的财产更是不计其数。
毛泽东于1956年4月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指出：
我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对我国人民犯了各种罪行，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害。按照他们所犯罪行本应该予以严惩，但是，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几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在关押期间绝大多数已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因此，决定对于这些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现在将处理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原则和有关事项规定如下：
（一）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对于罪行严重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各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在关押其间的表现分别从宽处理。在日本投降后又在中国领土内犯有其他罪行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对于他们所犯的罪行，合并论处。
（二）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
（三）特别军事法庭使用的语言和文件，应该用被告人所了解的语言文字进行释译。
（四）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或者聘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登记的律师为他辩护，特别军事法庭任为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
（五）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六）处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这项“决定”，既具有实体法律规范内容，又包含着严格的程序规定，是中国审判机关审判日本战犯的主要法律依据，也是按照中国的国内法审判日本战犯的一项特别法，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篇章。
1956年夏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开庭，除对45名罪行极为严重的战犯判处监禁刑罚外，对1017名战犯宽大处理，免予起诉，立即释放。
这一结果使战犯们切身感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胸怀。在法庭上，有的战犯突然面向审判长和旁听者跪下，在中国人民面前彻底认罪、悔罪、谢罪。
日本战犯回国后，改恶从善，为日中友好与世界和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57年，“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成立，通过出版书籍、举办展览等多种活动。会员们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大多数日本战犯在刚被关押的时候，曾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充满疑虑和恐惧之心。他们想掩藏自己的血手，不承认自己的罪行，甚至幻想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
最初，战犯们以为中国人民会像他们过去那样残害关押的俘虏。看到战犯管理所修暖气锅炉房，他们以为是在盖“杀人房”；修医务所，又以为要拿他们做“细菌战试验材料”。后来，他们终于明白。事实和他们预料的相反，他们终于开始有了悔恨之心。
在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原则感召下，他们逐渐觉悟。被首批释放的佐野一，本来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在关押中患了直肠癌，病情危急，管理当局把他送到医院，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造肛门，才把他挽救过来。
病愈出院之后，他写了一篇手记，供认自己过去拷打、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并且详细描写了中国医生、护士为他治病的经过，表示悔罪。这篇手记当众宣读的时候，战犯都和佐野一都流泪了。
被释放的日本战犯，在离开中国前夕，曾到天津抗日烈士纪念馆向中国抗日烈士献花圈致哀。
他们集体表示：
我们现在在你们的灵前宣誓：我们决不再走过去的罪恶道路，我们决不容许残酷的、非人道的侵略战争再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我们坚决反对侵略战争，我们要为持久和平和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团结而奋斗。
经中国政府批准来华探望的日本战犯家属，非常感谢中国政府给他们探望亲人的机会。战犯上坂胜的长子上坂旭说：“我们这次来除了探望我们的亲人外，我们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来亲自向中国人民谢罪。”
他说：“中国政府对战犯一个不杀，也没有一个被判无期徒刑，这实在是太宽大了。我们实在感激中国政府。”
战犯鹈野晋太郎的72岁的母亲鹈野好说：“我的儿子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罪行，我是知道的，我们实在对不起中国人民。”
所有这些战争犯罪分子，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中日友好的使者，为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恢复中日邦交积极奔走。
中国人民的宽容和热爱和平的精神，得到了日本人民的赞扬，成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的一个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