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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衣带水：中日友好协会成立
曾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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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中方反对美英对日和约草案
周恩来说：“我国人民也愿意派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
李德全指出：“在今后如仍有个别日侨愿意返回日本时，中国红十字会愿意继续给以协助。”
周恩来说：“我相信，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再让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
1951年8月23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行在京全体会员会议，讨论对日和约问题。
到会者有该会会员周鲠生、罗隆基、冀朝鼎、梅汝、周培源、陈家康、孟宪章、郑森禹、陈体强等140多人。
在这次会议上，发言者均愤慨地斥责荒谬绝伦的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并揭露美国企图操纵旧金山会议签订单独对日和约的阴谋。
梅汝在发言中义愤填膺地指出：
美国进行单独对日媾和的目的，是反对以苏联、中国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镇压亚洲人民解放运动……我们要号召全国人民、全亚洲人民加强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的斗争。
郑森禹详细分析了美日和约草案的荒谬悖理：美国每一次修改它的草案，其内容就益加荒谬，更多地侵犯中、苏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主权和利益。美国不仅要将日本推上战争道路，并且企图利用所谓“安全”、“联防”军事协定，把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推上战争的道路。这对于远东的和平，有极大地威胁。
孟宪章说：
美国排除对日作战最久、出力最多、牺牲最大的中国，与日本单独媾和，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
庄涛指出：
美日单独和约将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同时也将激起日本人民的更大地反抗。美国加紧变日本为美国的兵工厂，已使日本人民的生活日益困苦。如果单独媾和，日本人民生活水平将进一步降低。这必将引起日本人民奋起为民族生存而战。
罗隆基说：
对日和约问题是对中国有重大关系的问题。美国进行单独对日媾和的活动，对中国的威胁极大，中国人民必须坚决反对。
在这次会上，其他发言的人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周恩来外交部长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加强抗美援朝和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巩固国防，粉碎美帝国主义勾结日本重新侵略的阴谋。
1951年7月12日，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在华盛顿和伦敦同时公布对日本和平条约草案，美国政府于同年7月20日发出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通知，准备签订对日单独和约。
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宣称：
各盟国及日本决定，他们此后之关系将是有主权的平等国家间之关系，在友好的结合下进行合作，以便促进他们共同的福利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愿缔结和约，借以解决一切由于他们之间存在之战争状态所引起而尚未解决的问题，并借以使日本实现下列志愿，即：加入联合国及在一切情形下遵守联合国宪章之原则；致力于人权共同宣言的目的之实现；设法在日本国内造成安定及福利条件，一如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五条及第五十六条所规定，并已由投降后日本立法所创始者；并在公私贸易及商业方面，遵守国际上通行的公正惯例。
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暴露出美国通过日本扩大侵略亚洲的阴谋。在美英对日和约的“安全”条款中，美国已毫不掩盖其武装日本的计划。
美英承认日本具有“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并得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而对日本武装不加任何限制。这就是允许日本建立大规模的武装，并以美日军事协定为骨干，使日本加入美国正在筹划中的太平洋侵略集团。
美英对日和约草案，以所谓双边或多边协定，强制日本允许美军占用日本一切海、陆、空军事基地，接受美军长期“驻扎或留驻”日本领土的要求。
对此，中国政府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抗议。
第2章周恩来严厉谴责旧金山和约
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发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严正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美英两国政府所提出的对日和约草案是一件破坏国际协定基本上不能被接受的草案，而将于九月四日由美国政府强制召开、公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的旧金山会议也是一个背弃国际义务基本上不能被承认的会议。
美英对日和约草案，不论从它的准备程序上或它的内容上讲，都是彰明较著地破坏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的联合国宣言、开罗宣言、雅尔达协定、波茨坦公告和协定及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远东委员会所通过的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等重要国际协定，而这些协定都是美英两国政府参加签字了的……美国政府这一违背国际协定的行动，在英国政府支持之下，显然是在破坏日本与所有与它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缔结全面的真正的和约，并正在强制日本与某些对日作战国家接受只有利于美国政府自己而不利于包含美日两国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单独和约，实际上这是一个准备新的战争的条约，并非真正的和平条约。
周恩来的声明受到了全国各界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新中国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与邻国相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新的国际关系。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有2000多年的悠久联系和友好往来。中国隋、唐时代与日本天平、平安时期的友好往来。
然而，自甲午战争以后，两国关系剧变，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遭到严重破坏。
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台湾；
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枪炮制造伪满洲国；
发动“七七”事变，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重重苦难。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间，日本不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新中国将广大日本人民同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加以区别，把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失败，中国人民获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日本成为战败国，中国成为战胜国，这一国际地位的转换，使中日关系走到了转折点。
在对日关系上，新中国就要清算旧的中日关系，首先要结束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状态，缔结和平条约。但是，新中国的战胜国权利，被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势力阻碍和破坏了。
美国单方面在旧金山举行对日和会，完全是美国力图扶持日本，打击和孤立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在亚洲建立起冷战秩序的重要产物。
由于对日和约草案的起草工作被美国所垄断，几乎完全根据美国在二战后对日本的国际安排和角色期待来制定，旧金山和会曾引起不少国家的强烈不满。
9月8日，参加和会的49国代表在对日和约上签字。
但印度和缅甸拒绝参加旧金山会议；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拒绝签字；与会的越南、朝鲜、蒙古宣布不承认该条约。
和约的主要内容是：
盟国承认日本对其领土和领海有完全的主权；
日本承认朝鲜独立；
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
日本同意将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等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
日本得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
盟国可与日本缔结双边协定在日本驻军；
盟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1951年9月18日，周恩来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
同时周恩来严正声明：
远在二十年前的今天，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就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从这一天起，我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武装抗日斗争。至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动了企图征服全中国的卢沟桥事变，这种武装抗日斗争就发展而为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在这个战争中，英勇奋斗，整整八年，一直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失败投降。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战争中，经过时间最久，遭受牺牲最大，所作贡献最多。然而，美国政府却公然违反一切国际协议，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召开了一手包办的旧金山会议，并于九月八日在这一会议上，签订了对日单独和约。我全国人民对此无不表示愤慨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授权本人发表的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继续有效，同时，并授权本人再就此事发表下列声明：
一、美国政府在旧金山会议中强制签订的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对日单独和约，不仅不是全面和约，而且完全不是真正和约，这只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
二、美国政府这一造成亚洲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备战行动，正如它在朝鲜所进行的武装干涉一样，不能不引起全世界人民，首先是亚洲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人民愿意与全世界人民、全亚洲人民，以及任何不赞成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国家首先是亚洲的国家的政府，共同努力，制止由旧金山对日和约及美日双边安全条约所造成的扩大远东战争的危机，以求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获得保障。
三、旧金山对日和约以及美日双边安全条约，对于日本也绝不是什么宽大有利的和平条约，而是企图将日本拖入新的侵略战争、陷日本民族于毁灭的战争条约……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再一次声明：旧金山对日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周恩来的声明受到中国人民的一致拥护。
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歧路。
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
11月26日，日本国会批准这个和约。
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兴奋地宣布：
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
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令人啼笑皆非：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的。
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
这时，中日关系陷入僵局，但中央领导人还是没有放弃改善中日关系。
周恩来意识到，在此背景和形势之下，要打开两国关系的僵局，只能先从民间做起，运用人民友好的伟大力量，逐步积累和创造条件，进而推动官方关系前进，即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
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作了精辟地论述：
从展开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开始，从增加人民交往开始，从增进民间团体协商开始来打开中日关系。只要人民互相来往通商、友好合作，日本人民的大多数就会认识到中日之间恢复邦交首先对日本人民有益，对中国人民也有益，从而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政策。
第3章周恩来发表声明反对日蒋和约
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
冈崎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
5天后，日本首相吉田在日本参议院发表演讲，他的演讲让台湾方面有些震惊。
吉田公开表示：
如果中共在今后3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
事后，吉田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
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作出巨大让步。
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草案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做为补偿。”
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
台湾当局处处小心行事，生怕哪里惹恼了日本。
1951年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
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前往台湾，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伺后，双方谈判正式开始。
到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谈判期间，日本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又想捞取好处。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
根据中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
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毫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做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
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
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
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
没想到1952年3月20日，美国操纵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旧金山和约，后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
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
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随即解脱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很不利。
基于此，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
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
蒋介石没有料到日本会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
无可奈何之下，台湾当局于4月12日答应日本的要求。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日本国全权代表问：“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回答：“然，即系如此。”
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
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
1952年5月5日，即日蒋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同时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自该日起正式生效；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和在东京的盟国对日委员会都被美国政府非法宣告解散。同日，日本吉田政府与盘据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也签订了所谓“和平条约”。这一系列严重露骨的挑衅行为，已引起了我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强烈反对。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授权本人发表下列的声明：
一、美国政府不顾它所亲手签字的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联合国宣言、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和协定、一九四五年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设立盟国对日委员会的决定，以及远东委员会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的决议等有关日本问题的国际协议，竟擅行宣布它所一手包办、非法制定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并专横独断地解散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委员会，这种片面措施是完全非法，完全没有道理的……中国人民深愿更加与远东和亚洲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来制止美国的战争阴谋，以求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二、美国政府包办制造的单独对日和约，绝不是什么恢复日本主权、独立和改变日本的被占领地位的条约；恰恰相反，它是彻底变日本为美国军事基地和附属国家的备战条约和奴役条约……
三、美国政府强令日本吉田政府和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缔结所谓“和平条约”，显然是企图用这个所谓“和约”，把它所一手培植的两个走狗联合起来，妄想借此构成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再次声明：我们坚持一切占领军队必须撤离日本；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
一九五二年五月五日
周恩来在声明中，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日本政府屈从美国意图，同台湾蒋介石集团签订“和约”并建立“邦交”，阴谋搞“两个中国”，致使中日两国关系紧张。
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旧金山片面对日媾和与日蒋“和约”，中日两国人民都坚决反对当时吉田政府的对华政策。
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摆脱美国控制的要求日益强烈，并产生了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的要求。
而在日本人民中间，发展同中国人民经济、文化和友好关系的要求尤为强烈。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做好对日本的工作。
中国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日本各界人士，发展民间友好往来，要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中国对日本的政策是中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4章中日发表协助日侨回国公报
1952年4月，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日本也结束了美国长达6年半之久的占领统治。
此时，日本仍然被美国牢牢控制，日本吉田内阁追随美国的旨意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同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当局缔结了《日华和约》，并建立“外交”关系。这样，中日两国政府间的交流渠道就中断了。
即使如此，但中日两国人民要求友好交流的愿望是阻隔不了的。在日本吉田内阁敌视中国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决定通过中日两国的民间往来恢复和发展传统友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日本经济界相继成立了三个旨在促进日中贸易的团体，它们是：日中贸易促进会、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中日贸易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本有识之士在1949年10月10日组织起“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并创立日中友好刊物《日本与中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本人民有组织地从事日中友好活动的开始。
1950年9月30日和10月1日，日中友好协会举行第一届全国大会，宣布协会正式成立。
协会的宗旨是：
反对和不许重新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立即建立两国人民之间支持的关系。
协会的工作方针是：
我们现在开展的友好运动，是不依赖于国家或政府的自发的国民运动。
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要把日本政府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
新中国成立后对日本的政策及推动民间交往的措施，并对日本的政策发展睦邻友好关系，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再起。
1952年6月，中日两国的民间往来揭开正式的篇章。被日本人称做是“最大的知日派”的廖承志主要负责对日民间交流工作。
1953年1月，廖承志做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与日本红十字会代表团商讨日侨归国问题。从此，中日民间往来日益增多。
为了协助在中国的愿意回国的日本侨民回国，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和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日中友好协会三团体组成的代表团，就来船手续及各项有关具体问题，在北京进行磋商。双方经过数次会谈后，发表《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
“公报”指出：
一、中国方面确定以天津、秦皇岛、上海三港为愿意回国日侨之集中和登船地点。
二、第一批愿意回国日侨之集中完毕并开始登船时限，定为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五日到三月二十日，日本方面船舶于此规定日期内到达上述三港。
三、第一批愿意回国日侨之集中人数为四千人到五千人。
四、自第一批愿意回国日侨离开中国港口后，以后每批愿意回国的日本侨民的乘船人数和船只问题，须根据申请回国的日侨人数和来船情况决定，但大概可预计为每批愿意回国日侨集中时间之间隔为二十天左右，每批人数约为三千人到五千人。
五、自第一批出发后，每批愿意回国日侨之大概人数和登船日期及有关船舶之载重、到达港口和到达日期等，均由中国红十字会以电报通知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日中友好协会三团体之联络事务局。
六、每次日方来船均须由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日中友好协会三团体各派一人随船照料，以便和中国红十字会保持联络，协助愿意回国的日侨回国。
七、日方来船，须遵守中国主管机关“关于协助日侨回国由日本来船应遵守事项的规定”。
八、中国红十字会协助愿意回国日侨的分批回国截止期限，约为一九五三年六月底至七月初。
九、为照顾愿意回国日侨，中国红十字会负担愿意回国日侨自其离开住地之日起至登船时止每人的伙食、住宿、旅费和不超过五十公斤行李之运费。
十、愿意回国日侨携带物品，须向中国海关办理手续，不得携带中国政府规定的禁止出口品及违禁品。
十一、中国方面为协助愿意回国日侨，容许其申请兑换一定数量的外币，携带回国。
十二、在日侨分批回国截止后如仍有日侨愿意返回日本时，中国红十字会愿意继续给以协助，并与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日中友好协会之三团体联络事务局，随时保持联系。
10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李德全会长接见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
李德全会长说：
自从一九五三年三月起，到十月止，共有七批日侨回国，人数达二万六千零二十六名。日侨分批回国已宣告截止。
李德全会长继续说：
按照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和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日中友好协会三团体组成的代表团所签订的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第十二条，在今后如仍有个别日侨愿意返回日本时，中国红十字会愿意继续给以协助。
《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发表后，解决了二战期间滞留在中国的日侨无法回国的问题，为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打开了缺口。
第5章周恩来与大山郁夫会谈
1953年9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于接见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教授。
周恩来和大山郁夫进行了友好而亲切地谈话。
大山郁夫说：“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长期侵略中国，日本人民未能及时加以制止，使中国人民蒙受巨大损失，我代表日本人民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一贯采取友好态度，我代表日本人民谨致感谢。”
周恩来说：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对外侵略罪行，不仅使中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我相信，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再让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以免日本重新蒙受比过去和现在更加深重的灾难。今天日本人民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而进行着英勇的斗争，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敬意。
大山郁夫接着说：“东方各国，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关系应该密切。”
周恩来说：
我们是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的。但是，如果日本政府仍然继续做美国侵略中国和东方各国的工具，仍然继续执行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政策，并仍然继续保持与蒋介石残余匪帮的所谓外交关系，那么，日本就将日益成为太平洋上不安的因素，从而阻碍着日本与新中国缔结和约和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可能。
大山郁夫表示：“我以为，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没有建立之前，并不妨碍两国人民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
周恩来说：
是的。我们欢迎日本人民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同时我国人民也愿意派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但是今天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阻碍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日本现政府公然执行着美国政府的所谓禁运，竭力阻碍中日贸易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因此，首先打破这个阻碍，需要两国人民的共同奋斗。
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有些日本人认为：“中国工业化了，中日贸易就没有前途。”必须指出，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中国工业化，才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所谓“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有无相通的贸易关系。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中国国家和人民的生产和需要就会愈加扩大，它就愈加需要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关系。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交流，是完全有它的广阔前途的。
这是周恩来最早提到“民间外交”。因为中央的英明决策，“民间外交”最终打破了美国和日本顽固派的封锁政策，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搭起一座牢固的友谊之桥。
接着，大山郁夫谈到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大山郁夫说：“1952年10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已日益为日本人民所了解和支持。”
周恩来表示同意说：“这个决议的精神在于：为了保卫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必须防止因日本被变为美国军事基地及重新军国主义化而加深的新战争的危险。”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认为，一个独立、民主、和平、自由的日本，应该有它的自卫武装的力量。但是，不幸得很，日本现在是被美国军队所占领，受美国控制，并按照美国侵略者的意图，在进行着重整军备，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这就使得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受到了威胁，我们不能不予以深切注意。我们应该说，强大的新中国今天已有力量保卫自己的国家，并且日益成为保卫东方和平的重要支柱。”
在谈到日本当前的处境时，周恩来分析说：
今天摆在日本人民面前的，是两个不同的前途：一个是处于美国附庸国地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这是日本反动势力所要求的；另一个是独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日本，这是日本人民的奋斗目标。今天的形势是对日本人民有利的。两个前途必须经过长期斗争，我们相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人民深刻了解因被外国军队占领而陷于水深火热中的日本人民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日本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中国人民希望日本人民能够得到他们祖国的新生和独立，希望中日两国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真正能够共存共荣。
大山郁夫最后说：“感谢您和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的关怀和友谊。”
谈话在友好的氛围中结束，周恩来和大山郁夫拍摄照片，以留纪念。
大山郁夫为中日两国友谊的发展贡献了自己最大的力量，1955年11月30日，大山郁夫因患脑血栓症不幸逝世，享年75岁。
当天，周恩来发去慰唁：
大山柳子夫人：
惊闻大山郁夫先生不幸逝世，无任哀悼。我谨向你致以诚挚的慰问。
大山郁夫先生对于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争取日本的和平、独立、民主、自由和保卫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有着卓越的贡献。他的逝世不但使日本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和平战士，而且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朋友。但是我们相信，中日两国人民在哀悼大山郁夫先生逝世的时候，将会更加接近，共同为推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和保卫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作出更大的努力。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大山郁夫对于发展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有着极大的信心。1953年9月他到北京时曾经说：
帝国主义者虽然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筑起了一道障碍，但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力量必能突破这道障碍来促进两国人民之间文化和经济交流与和平友好的往来。
大山郁夫虽然去世了，但他的金玉良言仍然感召着为中日关系奔波的有志之士。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将会彻底冲破历史的坚冰，最终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