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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周恩来提出准备工作意见
周恩来强调指出：“希望你们立即进行准备工作，组织出席会议的代表团。”
周恩来自信地说：“从今天的实战演习来看，同志们是可以胜任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
周恩来说：“如今，我们是做为一个大国，到日内瓦去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是登国际舞台了。”
1954年3月的一天，中国留法学生会主席，正在布拉格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的青年董宁川被急召回国。董宁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到外交部报到后，他才知道是要参加外交部组织的一次特殊考试。
这次考试是周恩来交给外交部办公室主任王炳南的一项任务，目的是挑选最优秀的法语翻译。王炳南不敢怠慢，亲自策划了这次摸底考试。
当天，考场的气氛十分严肃，考官们都是法语造诣很高的资深外交家，当然能来到这个考场上的应试者也都并非泛泛之辈。
一开始，王炳南不放心，他想，总理交代的任务到底怎么样，要摸下底；事先摸底，那就考试。
当时参加考试的人员，还有从法国回来的留学生袁宝华、北大教授陈定民和刚毕业的张锡昌。考官有原国民党法国公使凌其翰，还请到了越南驻华使馆的参赞。
考试的内容，有英文译法文，中文译法文，法文译中文，用文件对谈，最后是口语会话。
考完后，王炳南对参加考试的4个人说：“我们经过研究，这次你们4个人去。”又指着董宁川，“你做总理的主要翻译。”
这次成功入选让年轻的董宁川非常高兴，他获得了这次代表新中国出席国际会议的机会，而这次会议就是在中国外交史上赫赫有名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也是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首次以5大国之一身份参加的国际多边会议。
3月1日，毛泽东致电杜平、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
为了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同意李克农同志意见，乔冠华、黄华等同志迅速回京，参加筹备工作。乔、黄过平壤时应向金首相报告工作并请示意见。
这样，中国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参加日内瓦的准备工作。
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原则批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意见”指出：
关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4国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
关于日内瓦会议的走向，“意见”分析了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美国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得不到任何结果，企图干扰日内瓦会议等情况，认为“美英法3国之间在朝鲜问题特别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它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
周恩来还在“意见”中提出了中国政府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基本策略：
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政府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协议，以利于打通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
周恩来指出，在朝鲜问题上，“我方应紧紧掌握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的口号，以反对李承晚的武力统一和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人民在没有任何自由下的所谓选举”。
“意见”还提出：
中国代表团拟以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及一对外贸易部副部长5人组组成。准备工作现正由李克农、章汉夫、李初梨3位同志成立领导小组进行。
对于组成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强调：根据新中国首次出席大型国际会议的需要，务必配备强有力的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展示新中国登上国际舞台的形象。
周恩来还指出，借出席会议的机会，培养、锻炼我国的外交队伍和外交人才。
李克农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提出代表团组成人员建议名单：周恩来任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和外交部另一位副部长任代表，王炳南任秘书长。李克农的建议名单被采纳。
4月19日，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王炳南为秘书长，雷任民、乔冠华、黄华、雷英夫为顾问。此外，各组组长和工作人员为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龚澎、吴冷西、熊向晖、章文晋、浦寿昌、陈浩、董宁川等。
3日，中国政府复函苏联政府，接受苏联政府根据柏林会议协议向中国发出的关于参加日内瓦会议的邀请，同意派全权代表出席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同时，朝鲜政府也表示接受苏联邀请参加日内瓦会议。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世界5大国之一的身份踏上世界外交舞台，所以，中央十分重视中国代表团的这次日内瓦之行。
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忠实地执行《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的基本方针，努力使会议按照预期进行，在可能的条件下取得最大成果。
第6章周恩来赴苏联参加预备会议
1954年3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两次同朝鲜南日外务相商谈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问题。
随即，周恩来致电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告诉日内瓦会议的开会日期。
周恩来强调说：
目前国际形势下越南的军事情况，对越南进行外交斗争是有利的，不论日内瓦会议结果如何，我们均应积极参加……因此，希望你们立即进行准备工作：组织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搜集有关的资料；拟定谈判的各种方案……如果要停战，最好有一条比较固定的界限，能够保持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事实上今天的停战线，也很可能成为将来的分界线，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而且还要看今后战局的发展。
到底这条线划在什么地方，划在哪一纬线，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对越南有利；一方面要看敌人能否接受。这条线最好越往南越好，北纬16度的问题，似可作为方案之一来考虑。
周恩来在电文中还请胡志明于3月底或4月初来北京一谈，并一同赴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3月底，胡志明抵达北京。
1954年4月1日，周恩来一行乘飞机离开北京，飞赴莫斯科，出席苏联、中国、朝鲜、越南4国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并预测会议的进展和可能取得的成果。
周恩来估计到，日内瓦会议将是一场尖锐地斗争。
尽管他工作十分忙碌，仍经常约请有关人员商谈参加会议的问题；拟定开会期间加强外交活动的方针和计划，配合会议的进程进行国际宣传；同时，还通过外交途径，与苏联、朝鲜、越南等国协商，力求取得一致的看法，以便采取一致步骤。
为了和苏联方面协调双方对会议采取的方针、政策，对会议进展情况和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和估计，周恩来决定对莫斯科进行一次工作访问。
在途中，专机突然发生故障，不得不在乌兰巴托降落检查。周恩来等只好到机场候机室休息。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得到外国飞机停留的报告，打来电话询问：“什么人的飞机，为什么飞来飞去，不打招呼？”
机场领导向他报告情况后，师哲去接电话，告诉泽登巴尔：“是周恩来总理的飞机，本来没有计划在这里降落，因为发生故障不得不作意外的降落。”
泽登巴尔说：“我们今天不能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同志了，因为事先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准备，现在也来不及了。好吧，请向他问好！”
师哲汇报这一情况后，周恩来沉思了片刻说：“我们应该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一次正式的访问。”
4月2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莫斯科，中苏双方即开始进行会谈协商，会谈是围着圆桌进行的，赫鲁晓夫把这次会谈称为“圆桌会议”。
苏方参加的除赫鲁晓夫外，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等。
中方是周恩来和驻苏大使张闻天。
会谈一开始，双方相互交换有关情况并提出一些新问题。然后，赫鲁晓夫了对会议的设想和看法。
赫鲁晓夫说：“这是一次带着政治意义的会议，但对它不要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它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同时指出，在国际斗争和外交场合中，很难预料出现什么问题，尤其不可设想一切都会按照我们预定方针或计划进行。因此，对任何一个问题、一件事，都不要认为它会依照我们的想法和愿望去发展，尽管我们对一些问题事先有自己的看法、设想、要求、愿望。因此，我们事先不应有一个大致的设想或意愿达到的目标。虽然，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毫不含糊的明确立场、态度和原则，但同时必须有极大的灵活性、预见性、机动性。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恰到好处，达到预期的目的。总之，需要边走边看，随机应变，找到对策，灵活运用。
接着，周恩来讲话，介绍了中国方面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意见。
周恩来指出：
中国、朝鲜、越南能够一道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就是一个胜利。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事情作出解释和澄清性质的声明，也就是一种政治收获。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能解决某些问题，那就算有了更大的收效。我们对会议既不可有过高的奢望，但也要力争取得某种成果。这是可能的，而不是空想。
周恩来声明，中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与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互通情报，交换意见，协同动作。
这次会议约定，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以便苏方向我代表团工作人员介绍国际会议的斗争经验。
会谈结束后，赫鲁晓夫设宴为周恩来饯行。宴会的气氛很热烈，宾客开怀畅饮，谈笑风生。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地向周恩来劝酒。
12日，周恩来一行返回北京。
这次莫斯科之行，中方通过与苏联、朝鲜、越南交流，相互通报了有关日内瓦会议各自的打算和设想。会议一致认为，在当时国际条件下出席这样的会议，只能边走边看，随机应变，寻找对策。
第7章李克农带病做筹备工作
1954年2月28日，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总理率团赴日内瓦会议时，周恩来立即批示：
关于代表团人选，告李副部长先行讨论，3月2日上午提出名单，关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请李副部长决定，关于会议对策、编印资料、业务分工等，请李提出方案。
经常事必躬亲的周恩来做出这样的批示，足见他对李克农的信赖。
中央之所以指定李克农参加，是因为此次会议的意义非同寻常，这是在大型的国际会议上第一次展示新中国形象的会议。
当时，李克农患有多种疾病。负责中央领导同志保健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曾经在1953年2月7日就李克农的病况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报告。
报告说：“李克农自1943年起，即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病状，每年发作一两次。去年则加重了，每年发作五六次，今年返京后，每天都发作，昨晚曾晕倒，昏迷了五六分钟才清醒。今晨苏联大夫和黄树则同志会诊，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及‘过度疲劳’。建议到医院检查治疗，李克农尚未同意。安眠药平常服量为0.2毫克，他竟服了0.8毫克，我已再三劝他不能这样用，如此下去有中毒的危险。”
周恩来看完报告后感到十分焦虑，立刻将报告转交给了毛泽东。
3月4日，毛泽东亲笔在报告上写下了如下批语：
尚昆同志：
克农这样对自己病状的处理是很危险的，请你劝他遵医嘱休养，并绝不可那样服药。
毛泽东
重托在肩，身染重病的李克农二话没说，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出席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之中。
1954年3月2日上午，李克农函报周恩来，建议由周恩来任首席代表，由张闻天、王稼祥及外交部一位副部长任代表，由王炳南任秘书长。
李克农在报告中提出：
我请求不参加。因：（1）情报部门今年计划刚通过，需贯彻实施。（2）我无国际知识，又不懂外文。（3）身体不健康。
周恩来接受了李克农的建议，但不同意他不参加的请求，把克农列为代表之一，于3月2日晚经中央书记处确定。
中国代表团为出席这次会议，从2月下旬起，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做了大量地准备工作。
从1954年3月3日起，李克农全力投入会议的准备工作。他同国内39个单位联系，选派工作人员132人，记者团29人。除了中国驻瑞士使馆全力以赴外，还请中国驻苏联等6个国家使馆抽调工作人员，人数最多时达182人。
关于医护人员，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直接报告周恩来理，建议配备医生、护士各2人：
医生除黄树则外，另派史书翰。因史随李克农同志在朝鲜将近两年，工作认真小心，对克农身体甚为熟悉。
周恩来批示：
同意医生黄树则、史书翰二同志去，护士绝对不要。送李克农同志办。
李克农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健康和安全，把史书翰换成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周尚珏。由于周恩来坚持，代表团没有带一名护士。
李克农抱病领导中国代表团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体现了他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
李克农在准备工作期间，对会议所要讨论的及代表团可能涉及的政治性问题，设想各种情况，分别拟出详细的预案，报送周恩来审定。
周恩来还委托李克农同先期秘密来京的朝鲜外务相南日协商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意见。
此外，李克农领导有关同志就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拟出29篇发言稿。这些发言稿在会议期间虽然没有完全用上，但为周恩来临时现场发挥提供了论据。
李克农组织外交部、对外联络部、军委联络部、军委情报部、外贸部等10个单位编写有关资料，比如：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中国的基本情况和内外政策等，共12大本，1700多万字。
这些资料对中国代表团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些资料提供给苏联、朝鲜、越南代表团，对他们的帮助也很大。
从3月3日开始到3月中旬，只十几天时间，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已集中到北京，分别编组，进行培训。每人都按照各自的分工，熟悉情况，学习方针政策。
李克农指定专人向全体人员介绍外交礼仪，介绍瑞士情况，包括有关法令和风俗习惯等。他还亲自作了应该注意的问题及保卫保密的报告。
培训工作十分严格，译员、机要员、打字员、速记员等都要进行测试，没出过国的司机事先也要学习有关常识。
周恩来还要李克农注意吸收外交部顾问、专家们的有益意见。如原国民党外交起义人员刘泽荣等提出的关于全权代表证书的格式及代表团应设对外发言人等。
周恩来还要李克农组织代表团发言人黄华、随行记者及当时常住北京的外国友好记者贝却迪等，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模拟演习。
繁重的工作和紧张的外交活动，使身体本来就非常虚弱的李克农病情更加严重，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身体都没有恢复过来。
第8章代表团举行模拟记者招待会
1954年4月，春风吹绿了北京的草地，柳枝吐着嫩绿的苞芽，孩子们追逐着争放风筝，发出爽朗的笑声。
然而，有一群人，春天的到来没有带给他们轻松感。他们无暇与家人一起外出踏青，享受春日的温暖和春风的轻抚，而是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
这天下午，他们聚集在外交部礼堂，正在紧张地出席一个奇特的“记者招待会”。两个年轻人坐在主席台上回答记者提问。
“请问，中国代表团此次参加日内瓦会议有什么目的？”
“在解决朝鲜问题上中国有何底牌？中国的底线是什么？”
“中国如何看印度支那问题的？”
一个接一个带有挑衅性的问题如雨点般向坐在主席台上的黄华和龚澎袭来。面对人群和尖锐无理的提问，刚开始，黄华显得很紧张，面部表情严肃，但很快便适应了，开始从容和机敏地回答各种提问。他的回答时常引来在座的人阵阵喝彩和赞叹声。
这是一次模拟的“记者招待会”，是外交部为了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而进行的战前演习，而那些来自各个外国通讯社的记者都是新华社记者扮装的。
因为日内瓦会议是中国国第一次派团参加如此大型的国际会议，在重大的国际会议中，新闻发言人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为了实地锻炼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外交部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进行了多次彩排，有意识地让黄华等同志熟悉那些“敌对势力”的轮番进攻。他不但锻炼出从容、镇定的气质和机敏的应变能力，而且更加熟悉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及我们的政策、方针和策略。
正是有了这种充分的准备，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当黄华和龚澎在会议之后去新闻中心发布消息时，总是能够对答如流地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各种质疑。
不仅如此，他们都能非常出色地对某些问题予以反驳，引起外国记者们的普遍赞叹，就连西方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出色的、年轻优秀的”红色发言人。
“记者招待会”快要结束时，周恩来站起身来，向在座的全体工作人员作了“战前动员”。
周恩来自信地说：
同志们，自从3月3日中央决定接受柏林会议的邀请，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后，同志们就开始了各方面紧张的准备。从今天的实战演习来看，同志们是可以胜任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
听周恩来的话，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周恩来提高语调，对大家说：
同志们，中央对日内瓦会议十分重视，明确指出在这次国际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要通过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达到打破美国对我国封锁禁运的目的，并且要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我们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打开新中国的外交局面，使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我们新中国，并争取同他们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
说完，周恩来习惯性地向上扬了扬右手。
周恩来的动员博得了全体人员的热烈掌声，在场的人信心十足，做好了迎战的一切准备。
第9章周恩来主持会前动员大会
1954年4月19日，中国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出发前，周恩来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在会上传达中央讨论的精神。
周恩来说：
（1）对这次会议持积极态度，力争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达成一些协议，促进国际形势的缓和。
（2）借参加会议的机会，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发展同外国的经济贸易和交通往来，打破美帝对我国的封锁禁运，相机改进同英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关系。
（3）为了适应上述要求，并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外事干部，代表团可以多派一些人，包括经贸干部和记者，但不需要的人不去。
当天，周恩来还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与赖嘉文的谈话中，周恩来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日内瓦会议即将出现的问题，做出了预测和判断：
日内瓦会议是不应该让它失败的，但是美国显然要阻挠日内瓦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特别是要威胁法国，使它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朝鲜既然停战了应该进一步巩固朝鲜的和平，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用和平的方法使朝鲜得以统一……但是在朝鲜问题上，美国要造成一种僵局……以便继续占领台湾、武装日本和维持远东的紧张局势。
20日，在中国代表团启程前夕，周恩来再一次召开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地说：
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谈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
周恩来深知，出席复杂的多边国际会议，对新中国外交工作是很好的锻炼和考验。这是展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一次大好机会。
对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周恩来不仅从宏观上着眼，做好制定出席会议的指导思想、方针和原则。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从从微观上着手，周到、细致地做好技术性的准备工作。
接着，周恩来就将率领新中国代表团奔赴日内瓦，去展示新中国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