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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周恩来展开访苏筹备工作
周恩来谦虚地说：“很遗憾，中国对苏联的援助是不够的。”
周恩来向斯大林解释说：“我们在制定计划方面没有足够的经验。过去3年的经验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自己的潜力估计不足。”
陈云感慨地说：“对于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援助，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给的，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给的，中国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内战。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武装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他们的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新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的威胁。
中国立刻作出反应。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
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到1952年初，鉴于朝鲜战争一时还难以结束，中共中央便及时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根据这个决策，1952年间，周恩来便着手主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关键，是苏联援建的一批大型工业企业项目。
195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出当年度财政总概算的实施方针，就是既要照顾到国防建设的紧急需要，又要保证物价继续稳定，使前方的胜利和后方的稳定结合起来。
后来，周恩来把这一思想发展成“既要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还要照顾国家的重点建设”。把“战争胜利、物价稳定、进行建设”做为1952年的任务要求。
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了。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铁路等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起着主导的作用。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消灭了；平息了匪患，消灭武装匪徒240多万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全国修复和新建铁路通车线路2.4万多公里，公路12.7万公里。
当时，周恩来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为了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旧中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是一个典型的落后的农业大国。建国后，虽然3年经济恢复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但工业生产落后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尤其是重工业“煤、电、油等能源供应紧张。钢铁、有色金属、基本化学、建筑材料等产品，数量不足，品种不够，规格不多、质量不高。机械工业尚处在由修配到独立制造的转变过程中，还谈不到以最新技术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任务。”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我国原有的工业毕竟是非常落后的，零散的，不平衡的。”
面对着这种困难局面，周恩来强调：“为了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就必须主要地依靠新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
基于这种认识，周恩来开始进行争取苏联援建156项大型企业项目的外交活动，决定率政府代表团赴苏联力争以政府间的正式协议来给予保证。
为了保证这次访苏的圆满成功，从1952年3月起，周恩来便着手进行准备。
同年7月初，周恩来先后辞去多项兼职，并致函毛泽东：
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当尽量推开……对五年计划着重于综合工作，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
8月11日，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文件《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脱稿。
该文件强调，5年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向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稳步推进。
草案提出：
今后5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推动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的第5部分就是商请苏联援助事项。
这一文件及时译成俄文，以便和苏联进行谈判时，提交给苏方。正是这段紧张的工作，损害了周恩来的健康，他鼻血不止和心律不齐。
从争取这批项目立项到实施落实，周恩来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第6章周恩来率团抵达莫斯科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率领阵容强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他第二次以公开身份对苏联的访问。
周恩来任团长，副团长为陈云、李富春，团员有王鹤寿、吕东、陈郁、宋劭文、柴树藩、罗瑞卿、邱创成、刘亚楼等，还包括政府许多工业部门和军事部门负责人。
当时中国还没有民航飞机，苏联政府派来3架军用飞机和一架民航飞机，供中国政府代表团使用。飞机途经伊尔库茨克时，住了一夜，第二天又换乘飞机继续起程。离开宾馆时，周恩来与宾馆服务员一一握手告别，感谢他们对中国政府代表团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这些服务员没有料到中国总理竟是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都深受感动。飞机经新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
一路上，周恩来与大家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机舱里的气氛十分融洽。
17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莫斯科。
到中央飞机场欢迎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库米金、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潘友新、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雅斯诺夫、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巴夫洛夫、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代表米古诺夫、陆军准上将马里宁、海军少将雅克武列夫、空军中将布列柯、莫斯科卫戍司令西尼洛夫中将、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费多伦科、苏联对外贸易部东方司司长斯拉特科夫斯基、苏联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巴斯托也夫。
在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员张闻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馆的人员。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其他国家驻苏联大使馆的大使。
飞机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国旗迎风飘扬。停机坪上排列着整齐的仪仗队，军乐队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国歌。
与前来迎接的苏联政要一一亲切握手后，周恩来发表讲演说：
亲爱的同志们：
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诸同志，奉毛泽东主席之命，来到莫斯科，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中苏两国在1950年所签订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说明了中苏两大国人民的深厚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人们都能够从事实上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同盟，对于保障远东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用最大的热情，欢欣庆祝我们伟大的盟友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所获得的辉煌的胜利。中国人民深深知道，这种胜利不仅是属于苏联人民的，而且是属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因为这种胜利，大大地增加着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到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我深信，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合作的继续发展，必然对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以及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都将有更重大的贡献。
中苏友好同盟合作万岁！
中国人民的挚友、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斯大林同志万岁！
周恩来一向对工作一丝不苟，重大事情更是事必躬亲。抵达莫斯科后，周恩来将准备提供给苏联政府讨论的我国政府《“一五”计划草案及总说明》等详细地审阅一遍，逐字逐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凡有错误的地方，都作了改正。
审阅当中，周恩来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的计划数字对不上，周恩来当即在电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代表团成员中负责计划综合工作的同志。
8月18日，周恩来到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住的宾馆，与大家共进午餐。服务员送来一瓶白兰地酒，周恩来亲自斟满两杯，站起来走到昨天受批评的人员面前，递给他一杯，并微笑地说：
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现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
经周恩来简单的一席话、一杯酒，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了。
大家深为总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
为了便于同苏方各部门工作人员进行商谈，周恩来把代表团团员和工作人员分成相应的若干组，让他们同苏方有关部门的同志直接接洽，开展工作。这样可以使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和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较大的问题。
到莫斯科后的第3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晚宴招待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代表斯大林起立敬酒。散席后，斯大林陪同周恩来看电影，边谈边吃糕点、水果，活动进行了3个小时。
其后，苏方安排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参观一个汽车制造厂，乘船游览了伏尔加河，到斯大林格勒参观了一个拖拉机制造厂。
每到一地，周恩来都向陪同人员很详细地询问有关生产和建设情况。
随后又参观访问斯大林格勒市容。战争结束已经6年，那里仍是到处断垣残壁，战壕沟渠等战争痕迹尚未消失。
战后在这里任省委书记的莫斯克文，向代表团描绘了苏联军队和人民在这些地方战斗的惊心动魄的情景。在参观中，周恩来受到伏尔加河两岸人民群众自发性的热烈欢迎。
3.周恩来向斯大林提交国防报告
1952年8月20日，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会谈气氛十分亲切友好。
斯大林首先感谢中国。他说：“我们也应当感谢中国人民在进行正义的斗争。中国方面的巨大援助还在于中国向我们提供了橡胶。所以我们要感谢中国。”
周恩来谦虚地说：“很遗憾，中国对苏联的援助是不够的。”
接着，斯大林指出：“你们取得政权晚了，晚了30多年。”
周恩来请求斯大林，允许他谈一谈中国代表团来访的目的。周恩来着重讲了代表团奉命在莫斯科要同苏联领导人讨论的3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朝鲜形势；第二个问题：关于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形势和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周恩来说：关于这个问题代表团准备了书面报告，想送交苏联领导人审阅，并交换意见。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旅顺口协定问题。
斯大林听完后说：“旅顺口海军基地延期共同使用一事，应当由中国方面主动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客人不便提出这种问题。”
周恩来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并提议就此问题互换照会。继旅顺口问题之后，还提出了修筑一条或途经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或途经新疆地区的中苏之间的铁路计划。斯大林答应在修路方面给予援助，但认为修筑由苏联通往新疆的铁路更为重要。
随后，周恩来就156个工业企业的设计与施工，就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苏联专家、苏联培养中国经济、技术、科研等部门所需人才等项目，向斯大林提出请求。
周恩来说：“以前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培养中国工人、干部和专家方面。”
周恩来请求扩大人才方面的援助，为此目的，请求挖掘潜力再向中国派800名苏联专家。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中国青年前往苏联学校学习，派中国实习生前往苏联工业企业实习。
周恩来还请求通过苏联提供科学技术资料，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援助。
斯大林同意满足所有这些请求。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人才一事，斯大林强调指出：“此事至关重要。如果中国有了自己的人才，中国就将会站住脚。”
在会谈中，周恩来谈及有关五年国防计划的问题时说，他在准备材料，并将送交有关这一问题的书面报告。他同时还表示希望得到军事装备。
斯大林问周恩来：“是指提供现成的武器，还是军工厂设备？”
周恩来回答，现在是指提供现成的武器。周恩来还指出关于60个师的装备已有协定，想讨论海军方面的装备供应问题，询问斯大林能不能得到飞机方面的援助？
斯大林问：“中国政府是不是打算建立飞机工厂？”
周恩来想了想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很难办成这件事，尤其是在制造喷气式飞机方面。周恩来指出：“要掌握飞机生产技术最早也得5年以后，而要掌握发动机制造技术也得3年以后。”
斯大林举例说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就是从建装配厂起步的。他说：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飞机发动机和其他配件，而中国可自行筹建这种飞机装配厂，人才可从中得到培养锻炼。然后可把飞机装配厂改造成飞机制造厂。我们走过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子。中国的同志也适合选择这样一条路。
斯大林还说，应当先建一、两座发动机组装厂，我们可以提供飞机发动机等配件，飞机在中国装配。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就是这样做的。应当筹办这件事。装配厂建成后，过3年可再建飞机制造厂。这是一条最便捷、最正确的途径。
就这样，周恩来和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顺利结束。
第7章周恩来第二次会晤斯大林
1952年9月3日，斯大林与周恩来举行第二次会见。在整个会见中，几乎都在讨论苏中两国经济关系，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和苏联在这方面给予援助的问题。
会谈一开始，就从新中国制定的五年计划谈起。
斯大林说：“我们看了你们的五年计划。你们确定了20%的年增长率，对工业是不是有些紧张，或者是在20%的年增长率的情况下再留些余地？”
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在制定计划方面没有足够的经验。过去3年的经验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自己的潜力估计不足。计划的实现要取决于中国人民的努力和中国期望从苏联这里得到的援助。”
斯大林说：“我们制定五年计划要留有余地，因为各种因素不可能都考虑到。往往有各种原因会影响到某一方面。我们向来把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都列入计划。而计划规定的各种经费也必须有全面的考虑。”
会谈还涉及借助苏联方面的财政、技术援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企业问题。
周恩来说：“我们初步拟定建设156个工厂，而航空工业企业、坦克制造和船舶制造企业除外。现在已将151个工厂压缩为147个工厂。虽说这些企业不仅为民用，而且也为军需服务，但不是军工企业。”
斯大林指出：“通常我们很少建新企业，而是竭力扩建老企业，这比较经济。战争时期我们把飞机修理厂改造成飞机制造厂，把汽车制造厂改造成坦克制造厂。我们扩大了企业的业务范围——由各企业制造零部件，然后组装。这种办法中国应当试试。这比建专业工厂容易。”
当时还提出中国偿还中苏贸易中欠下的债务问题。周恩来说：“偿还债务有3种办法：扩大中国对苏联的出口；用外币清偿债务；接受苏联新贷款。”
谈及用外币偿付债务一事，周恩来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5年内有可能筹集到2亿美元、16亿英镑、港元和瑞士法郎。
周恩来问斯大林：“上述弥补中苏贸易差额的办法中哪种最可取？”
斯大林回答：“也许3种办法均可以采用。”
关于用外币偿付一事，斯大林说，美元最好，因为英镑流通范围有限，关于港元，他认为必须征询苏联财政部的意见。
斯大林还说：“苏联非常需要铅、钨、锡、锑。希望增加这方面的供应。我们还可以购买苏联能在别国购买的柠檬、橙子、菠萝。”
周恩来随后提出苏联新贷款问题。周恩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得到40亿卢布的苏联贷款，其中8亿卢布用于偿付提供的工业设备，1亿卢布用于安排天然橡胶的生产，而其余的贷款打算用于偿付中国人民解放军60个师的装备和海军装备的供货。”
斯大林说：“款是要贷的，但究竟贷多少，要经过计算。我们不可能贷40亿。”
接着，周恩来说：“购买飞机的钱并未计算在内，买飞机以现金支付。”
斯大林说：“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数字，而在于我们能不能生产出这么多装备。这一情况要弄清楚。为此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周恩来讲起关于向中国增派各类苏联专家的请求。
周恩来说：“从1953年起中国大约需要750位新派的专家，其中417位军事专家，190位财经问题专家，140位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类学校教师和其他人员。”
此外，周恩来请求苏方派军事工业方面的专家。
斯大林回答说：“派是要派，但派多少，很难说。”
斯大林停顿了片刻，接着关心地问：“苏联驻华专家是不是带来了好处？”
周恩来保证说：“带来了很大好处”，并请斯大林对上面提到的中国代表团的“一五”计划报告发表意见。
斯大林回答说，报告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并强调指出：“中国在发展。中国应当成为亚洲的武器库。今后中国应当向别国派专家。”
9月中旬，斯大林会见周恩来、陈云和李富春，就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问题，谈了三点意见：
（1）经过“一五”年计划，中国应当能够制造汽车、飞机、军舰。
（2）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一定很快，但是做计划应留有余地，要有后备。
（3）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价格便宜，技术也是头等的。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苏联的重建工作任务很重，而且苏联还从来没有搞过这样大规模的对外援助，他们慨然许诺援助中国，这是难能可贵的。
斯大林的意见，表达了苏联政府援助我国“一五”计划的总方针。
1952年9月底，周恩来和陈云先期回国，留李富春领导中国代表团继续与苏联政府谈判。
9月22日，周恩来一行乘飞机离莫斯科返国。于周恩来同行的有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粟裕、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陈家康等人。
到莫斯科中央机场送行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对外贸易部部长库米金，以及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潘友新、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雅斯诺夫、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鲍里邵夫、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代表米古诺夫、陆军上将马里宁、空军中将巴蒂茨基、海军少将雅克武列夫、莫斯科市卫戍司令西尼洛夫、苏联外交部专门委员会委员费德林、对外贸易部东方司司长斯拉特科夫斯基、苏联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巴斯托耶夫。
飞机场上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国旗。机场上排列着整齐的仪仗队，军乐队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国歌。
周恩来在机场发表谈话，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今天离开莫斯科之前，我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大元帅对于我们的热烈招待和亲切关怀，表示衷心的感谢。
自从我们到达莫斯科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之间，在斯大林同志亲自参加之下，业已圆满地完成了有关两国重要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的商谈，并发表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国政府的联合公告，和交换了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照会。这样就使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我们因此完成了毛泽东主席所委托的光荣任务。
苏联政府特派苏联外交部交际司司长库拉仁科夫送中国政府代表团到中苏边境。
周恩来这次莫斯科之行，与斯大林进行了多次会晤，中苏双方确立了苏联援助中国的各项问题的原则。
第8章李富春留在莫斯科继续谈判
1952年9月22日，周恩来在离开苏联以前，亲自将他经手办理的与苏方往来的有关文件逐一清点，交给李富春的秘书吴俊扬。
苏联政府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工作，改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负责。苏联国家计委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组织一批人着重审查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要求援助的项目。
中苏双方进行多次会谈和磋商，项目逐一落实。凡是重大问题李富春都打电报请示中共中央，周恩来都仔细地审阅这些电报，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及时作出答复。
中国代表团以1952年中财委拟出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重要的工业建设项目草案为依据，向苏联政府提出商谈。
早在1952年5月，中央兵工委员会作出《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同意中央兵工总局提出《兵工厂调整计划纲要》和《兵工厂五年建设大纲》。要求在现有人力、物力发挥应有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新厂建设问题。
7月26日，中央兵工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兵工工业建设问题的报告》，指出：
兵工要提早建设，要改造老厂、建设新厂，用三五年的时间迅速建立中国自制陆军武器、弹药和空军、海军弹药的基础。
《报告》规定18种枪炮为国家制式武器，确定建设十几个兵工企业，并纳入争取苏联援建项目清单。
自1950年到1952年初，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共42个。第一批16个项目设计组是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在苏时聘请的。第二批3个项目设计组是朝鲜战争发生后为建立北满基地而聘请的。第三批项目设计组是1951年内聘请的。
在42个项目中：东北30个，关内6个，新疆5个，内蒙1个。东北30个项目中，电力、钢铁、煤炭、制铝等占20个，其他10个是机械、化学、造纸等。关内6个是太原、重庆、西安、郑州4个电站及太原肥料厂及染料厂。新疆5个是电厂和医院。总投资额仅关内和东北36个项目估算为34亿元，其中国外订货占30%。至1952年1月，已作出初步设计并已经批准的有15个。
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和与苏联协商，至1952年底，陆续商定了苏联帮助中国恢复与建设50个重点项目。在1950年使用的6000万美元贷款中，有2000余万美元用于海军、空军的军事定货。1953年5月15日以前陆续委托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50个项目为：
鞍山钢铁公司、大石桥镁矿厂、富拉尔基特殊钢厂（一期）、本溪钢铁公司、哈尔滨铝加工厂、抚顺铝厂（一期）、吉林铁合金厂、吉林电石碳氮化钙厂、吉林电极厂、吉林氮肥厂、吉林染料厂、太原染料厂（即太原化学厂）、鸡西城子河竖井、鹤岗东山一号竖井、鹤岗兴安台一号竖井、阜新平安一号竖井、阜新新邱一号竖井、阜新海州露天矿辽源中央竖井、大同鹅毛口竖井、大同土白窑竖井、太原第一热电站（一期）、抚顺电站、阜新电站、大连热电站、富拉尔基热电站、吉林热电站、西安第二热电站（一期）、乌鲁木齐电站、重庆电站、郑州第二电站、丰满水电站、沈阳第一机床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风动工具厂、哈尔滨锅炉厂、第一汽车制造厂、哈尔滨电表仪器厂、沈阳电缆厂、佳木斯综合造纸厂、佳木斯综合造纸厂、铜网厂、电子管厂、飞机修理厂、航空发动机修理厂、沈阳飞机修理厂、沈阳航空发动机修理厂、南昌飞机修理厂、株洲航空发动机修理厂、牙克石纸厂、营城子银矿山8号竖井。
在李富春等人努力谈判的协助下，中国和苏联正式确定了第一批援助计划，合计50个项目。这50个项目的确立，对推动新中国的工业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第9章中苏正式确立91个援助项目
1952年8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一步商谈请苏联政府对中国经济建设予以援助的问题。
原则确定后，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等先行回国，李富春等继续与苏方商谈具体细节。
代表团以1952年中财委拟出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重要的工业建设项目草案为依据，向苏联政府提出商谈。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
3月8日，周恩来专程赶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参加斯大林的葬礼。
周恩来利用工作间隙，抽空听取富春关于同苏方商谈“一五”计划轮廓的情况汇报和意见。
周恩来听得非常认真，并且亲自做记录，回国后，又把这些记录整理成文，分别送给有关领导同志，进一步征求意见。
3月中下旬，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会同卡冈诺维奇、科西钦科、郭维尔等人，两次约见李富春，会谈援助项目的事宜。
中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宋劭文和袁宝华。
米高扬代表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提出了意见。
苏方的建议是：
（1）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原定每年递增20%，但由于建设时期与恢复时期情况不同，速度定高了，摊子就铺得很大，力量分散。因此，计划每年递增14%或15%就可以了。
（2）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自己的专家和地质资料。这两项工作，必须做在其他工作之前。苏联的帮助可以减轻中国建设的负担，但毕竟很多工作要中国自己去做。设备不能完全依赖进口，能生产的要自己生产，这样，既可节省资金，又培养了技术力量。
（3）中国“一五”计划，需要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手工业是增加财政收入和国民经济积累的来源之一。
（4）要注意考虑农业。过去3年，中国实行土改，农业收获很大。但今后这样的重要条件没有了，就要另想办法保证农业的继续发展。要保证肥料，注意发展城乡交流。
（5）铁路建设意义重大。
（6）五年计划在财政、金融、商品流通方面，还要花力量研究，因计划缺少财政和物资平衡。
4月初，李富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同米高扬会谈的主要内容，并决定派宋劭文和钱志道回国汇报，请中央对“一五”建设方针、规模及苏联援助总协定主要内容作指示。
4月中旬，宋劭文奉命回国。
一天，周恩来约宋劭文22时来办公室汇报。宋劭文到周恩来办公室后，因周恩来正忙于处理公务，一时抽不出身来。
宋劭文一直等到24时，周恩来办完手上的急事，才叫他进去汇报。
周恩来详细询问了苏联方面对中国“一五”计划的全部意见，并问道：
去苏联谈判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
宋劭文回答说：
这是因为苏联方面对计划的平衡工作要求很高，对我国地质资料、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询问得很详细，而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足，使项目选址、施工设计、设备分交、技术人员的培训等计划内容的落实，花费了不少时间。
周恩来说：“是啊！确定100多个援助项目，并要守约按期交付使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使周恩来对情况了解得更清晰，宋劭文把绘制的七八幅中国“一五”计划受援项目进度曲线图交给周恩来。
从图上可以对建设项目的厂址选择、投资规模、开工日期、施工进度、交付日期、生产能力等参数，做出醒目地表示。
周恩来看后很高兴。同时对苏联经济专家讲的一段话很感兴趣，让宋劭文重复了两遍。
这段话是：
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
周恩来很赞赏这几个观点，认为应该以这些观点指导经济工作。
宋劭文还向周恩来汇报苏联计委管综合的人员说过的一句话。
这句话是：
平衡法是编制计划的基本方法，要从需要算起，充分考虑可能，经过平衡，使计划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周恩来把这种观点运用在中国建设实践中，并在“一五”时期形成他对经济建设工作的一种指导思想，即：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最后，周恩来和宋劭文还谈到偿还苏联援助的方式和费用问题。
周恩来的意见是：
待找有关部门计算、商量并报中央审批后，再作答复。
两天后，宋劭文又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中央表示同意苏联政府对中国“一五”计划所提出的建议，赞成苏联援助项目清单中砍掉的三类项目：一个是没有地质资料的；再一个是中国自己办得了的；还有一个就是过几年才能办的。
同意《协定（草案）》拟定的偿还援助费用的方式和数量；并授权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随后，宋劭文带着中央写给李富春的复信，返回莫斯科。
1953年5月15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
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
“协定”包括如下三个内容：
（一）在1953年至1959年内，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
（1）2个钢铁联合企业（包括采矿、选矿、炼铁、炼钢、轧钢等厂）。生产能力为年各产钢120——150万吨。
（2）8个有色冶金企业。年产锡3万吨，铝1.5万吨，钼精矿1万吨，钨精矿3万吨，钡钛精矿13万吨。
（3）8个矿井、1个煤炭联合厂。年产煤能力共1990万吨；3个洗煤厂。能力共为年产450万吨。
（4）1个石油炼油厂。年处理原油100万吨。
（5）32个机器制造厂，其中包括5个重型机器制造厂。能力为冶金、矿山、石油企业提供设备7.5万套及金属切削机床3.6万套；1个汽车制造厂和1个拖拉机制造厂，年产载重汽车6万辆及拖拉机1.5万辆；1个滚珠轴承厂，年产轴承1000万个；还有一部分国防工业企业。
（6）16个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其中包括蒸气透平及透平发电机的制造。能力各为年产36万千瓦，并能扩大到60万千瓦。以及水银整流器、避雷器、绝缘材料、高压瓷瓶、自动电话交换机、电容器、高级无线电器材等制造厂。
（7）7个化学厂，其中包括两个氮肥厂，一个合成橡胶厂（利用炼油厂的废气做原料）。年产氮肥18万吨及合成橡胶1.5万吨；还有几个国防工业企业。
（8）10个火力电站。设备能力为41.3万千瓦。
（9）2个生产磺胺、盘尼西林和链霉素的医药工业企业和1个食品工业企业——淀粉厂。
（二）上述91个企业，加上1953年4月以前，在1950——1952年3年中陆续委托苏联设计，并经苏方同意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的50个企业，共141个企业。
对于这些企业的建设与改建，苏联完成各项设计工作、设备供应，在施工过程中给予技术援助，帮助培养这些企业所需的中国干部，并提交组织生产所需的制造特许权及资料。
（三）中国政府为偿付以上设备和技术援助，将按质按量对苏联供给以下货物：钨精矿16万吨、锡11万吨、钼精矿3.5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以及羊毛、黄麻、大米、猪肉、茶叶等。经双方协议后，部分偿付可用自由兑换的外汇实施。
按照这个协定，在自1953年至1959年的7年期间内，上述141个企业建成后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将大大增长，不论在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机器制造、动力机械制造、化学工业、都超过现有生产能力一倍以上。
中国将有自己的汽车和拖拉机工业，机械方面和国防工业方面，将有许多新的产品出现。
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所给予的援助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难得之举。
一位苏联同志当时所说：
两个国家在一次谈判中解决91个企业、长达7年的建设问题，这在历史上是创举。
由苏联方面提议经中方同意增加的设计项目有：电工方面的绝缘材料厂、高压瓷瓶厂等。
苏联设计的企业，大部分在当时是规模较大、技术较复杂的企业，如钢铁联合工厂，当时初步设计与技术设计需要3年，做施工图要两年以上，建筑安装要3年以上的时间。
这141项企业将在1953年至1959年期间分别开工。
其中包括在建设和改建国防工业企业方面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35个国防工业企业，苏方保证完成这些企业的各项设计工作、设备供应，并给予其他各种技术援助。
此外，苏方同意完成海军军舰制造厂的设计工作，提供鞍山钢铁厂生产坦克用甲板的技术设计以及补充设备等。
协定签订之后，部分项目经过进一步选址，具体确定了91个项目，它们是：
包头联合钢铁厂、大冶钢铁联合厂、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二期）、抚顺铝厂（二期）、抚顺镁厂、江西钨矿厂、西安硬质合金厂、云南个旧锡联合厂（改建与扩建）、辽西杨家杖子钼矿厂（扩充）、热河矾钛矿厂（恢复与改建）、兰州氮肥厂、太原氮肥厂、兰州合成橡胶厂、鸡西光义一号立井（后拟以王石凹代替）、双鸭山尖山二号立井（后拟以平顶山代替）、双鸭山洗煤厂、通化湾沟立井、鹤岗兴安台二号立井、鹤岗大陆立井（后拟以东露天代替）、抚顺煤炭联合厂、淮南谢家集中央选煤厂、焦作中马村立井、峰峰北大峪立井（原称通顺立井）、峰峰洗煤厂、鸡西滴道11号竖井（后拟以山西潞安竖井代替）、太原第一热电站（二期）、太原第二热电站（自太原第一热电站第二期分出）、石家庄热电站（二期）、包头第一热电站、西安第二热电站（二期）、富拉尔基热电站（二期）（改为后西安第三热电）、兰州热电站、个旧电站（一期）、大冶热电站、微水热电站、兰州炼油厂、沈阳第二机床厂、武汉重工具机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洛阳矿山机械厂、兰州石油机械厂（采油设备）、哈尔滨汽轮机厂（透平机）、第二汽车制造厂、洛阳拖拉机制造厂、洛阳滚珠轴承厂、哈尔滨电机厂汽轮发电机车间、哈尔滨电刷厂、西安开关水银整流器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高压电瓷厂、石家庄淀粉厂、石家庄抗生素厂、太原磺胺厂、八五毫米高射炮和八五毫米坦克炮厂、光学仪器厂、钢弹体厂、引信制造厂、炮弹铜壳制造厂、装药厂、雷管火帽厂、水雷制造厂、单基无烟药厂、双基无烟药厂、梯恩梯制造厂、防毒器材厂、喷气发动机修理厂、喷气驱逐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附件厂、飞机附件厂、航空电气设备厂、航空仪表制造厂、教练机制造厂、活塞发动机制造厂、强击机修理厂、中型坦克制造厂、坦克发动机制造厂、通用无线电零件厂、高级通讯机制造厂、自动电话交换机厂、成套雷达制造厂、高射炮雷达制造厂、武汉电站、探照灯制造厂、避雷器车间、至此，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确立的50个项目与1953年5月15日确立的91个项目合计141个项目。
到1959年，中国钢铁、煤炭、电力、石油等主要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提高了一大步。这大约等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全面发动侵略中国战争时（1937年）的经济水平。即钢的产量超过500万吨，煤达到1亿吨，电力在200亿度以上，石油250万吨左右。
上述主要产品，是国家工业水平的主要标志。这些企业建设完成后，中国将成为一个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国家，中国的工业化将有一个稳固的基础。
“一五”期间，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中国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门类齐全的新兴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钢铁、煤炭、重型机器、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精密仪表、新式机床、医药、化工、塑料、无线和有线电器材的制造等。
中国中部地区，建立起了一大批新兴的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有色金属、化工和军工企业，构成了中国工业布局的基本框架。
第10章正式确立实施156个项目
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又达成《对于1953年5月15日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的议定书》。
其中，苏联政府同意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12个企业和改建一个滚珠轴承工厂。
这些个企业包括前述10个企业和一个选煤厂，两个煤井。对于苏联所供应的设备和所给予的技术援助的偿付，按照当时实行的中苏贸易协定进行。
1954年10月12日，在中苏两国政府达成的《对于1953年5月15日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的议定书》的备忘录中，又新增加了15项，它们是：
渤海造船厂、高速柴油机制造厂、中速柴油机制造厂、哈尔滨蒸汽透平制造厂（即汽轮机厂扩建）、哈尔滨锅炉厂（扩建）、鱼雷制造厂、船用电机车间（扩建）、黄河三门峡水力枢纽、抚顺东露天矿（代替鹤岗大陆竖井）、抚顺第二制油厂、炼油设备制造厂、小型拖拉机制造厂、云南东川有色金属公司、云南会泽有色金属公司、富拉尔基特殊钢厂（二期）。
以上项目共计162个，其中35个为国防项目。这些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有的取消了，有的分成两期实施，即被视为两个项目。
至1954年底被确定为156项建设项目。这也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建设重点。这些项目确定以后又有所调整。
在156项中，实际实施了150项。这150项为：
（一）“一五”时期开工项目147项
煤炭（25项）：鹤岗东山一号立井、鹤岗兴安台10号立井、辽源中央立井、阜新平安立井、阜新新邱一号立井、阜新海州露天矿、兴安台洗煤厂、城子河洗煤厂、城子河9号立井、山西潞安洗煤、焦作中马村立井、兴安台二号立井、大同鹅毛口立井、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兴化湾沟立井、峰峰中央洗煤厂、抚顺西露天矿、抚顺龙凤矿、抚顺老虎台矿、抚顺胜利矿、双鸭山洗煤厂、铜川王石凹立井、峰峰通顺三号立井、平顶山2号立井、抚顺东露天矿。
石油（2项）：兰州炼油厂、抚顺第二制油厂
电力（25项）：阜新热电站、抚顺电站、重庆电站（新建）、丰满水电站、大连热电站、太原第一热电站、西安热电站、郑州第二热电站、富拉尔基热电站、乌鲁木齐热电站、吉林热电站、太原第二热电站、石家庄热电站、雩县热电站、兰州热电站、青山热电站、个旧电站、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包头宁家壕热电站、佳木斯纸厂热电站、株洲热电站、成都热电站、洛阳热电站、三门峡水利枢纽、北京热电站。
钢铁（7项）：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富拉尔基特钢厂、吉林铁合金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热河钒钛矿。
有色（11项）：抚顺铝厂、哈尔滨铝加工厂、吉林电缆厂、株洲硬质合金厂、杨家杖子钼矿、云南锡业公司、江西大吉山钨矿、江西西华山钨矿、江西岿美山钨矿、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
化工（7项）：吉林染料厂、吉林氮肥厂、吉林电石厂、太原化工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太原氮肥厂。
机械（24个）：哈尔滨锅炉厂、长春第一汽车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哈尔滨仪表厂、哈尔滨汽轮机厂、沈阳第二机床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洛阳拖拉机厂、洛阳滚珠轴承厂、兰州石油机械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容器厂、洛阳矿山机械厂、哈尔滨电机厂汽轮发电机车间、富拉尔机重机厂、哈尔滨炭刷厂、哈尔滨滚珠轴承厂、湘潭船用电机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
轻工（1项）：佳木斯造纸厂。
医药（2项）：华北制药厂、太原制药厂。
军工（43项）：航空部12项、电子部10项、兵器部16项、船舶公司3项。
（二）“二五”时期开工项目3项
有色金属（2项）：东川矿务局、会泽铅锌矿。
156项工程，为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赫鲁晓夫首次来华时便坦率地对毛泽东说：
我们的帮助不是无私的，因为中国能够强大起来也是对苏联的极大帮助。
中国为苏联提供了其稀缺的廉价的农产品、稀有矿产资源和国际通用货币等等。特别是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中国政权的巩固，有力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壮大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在立项所用的5年左右的时间中，中国与苏联、东欧等友好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通过平等互利的贸易协议获得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设备。
在利用苏方资金、技术和设备的过程中，强调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在中国进行设计，要加快消化吸收、尽快培养中国自己的设计技术人才。
陈云感慨地说：
对于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援助，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给的，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给的，中国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
当然，156项在实施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比如：过于强调把引进重点放在建设施工和投产上，忽视创新能力。有些引进设计项目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而没有成功。
在1960年初苏联突然终止援助时，中方有些措手不及，许多引进建设项目纷纷下马。中国不得不重新探索自己的对外贸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