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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两位老太太献爱心
北京后圆恩寺甲一号，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前，它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四合院。然而，“希望工程”却使这个极不起眼的小四合院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引来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关注目光。
自共青团中央决定实施“希望工程”后，在这里，每天都在发出同一个呼唤：
请您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奉献一片爱心！献上一分一角十分爱，助我百万贫困失学儿童！挽救一个流失生，就是挽救一个未来；保住一个在校生，就是保住一个希望。
从全国各地、从海外汇来的一笔笔捐款，一封封信函，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
基金会办公室的人说：
在基金会工作是幸福的，我们每天都沉浸在爱的漩涡之中，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灵魂在受到净化。
爱，是人类情感中最高级的一种情感；爱他人、被人爱，又被视为是人类文明程度的尺度。
有人形容这里是一架感情的天平，爱在这里获得了最重的份量；有人形容这里是一个检测站，时时在检测一个民族的素质……
在一个冬天，凛冽的北风一直呼呼地刮着。快到黄昏的时候，北风依然没有停下来，大地变得干冷干冷。
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走进了基金会的小院。她轻轻叩响了办公室的门。
“这里是那个基金会吗”老人问了问。
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她：“是的，大妈，这儿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是那个搞‘希望工程’的基金会？”
“是的。”
老人知道没有找错地方后，缓了口气接着说道：“那个叫张胜利的孩子，叫卿远香的孩子，实在太可怜了。这些年来，我有点存款，本来想留给4个儿女的。看了‘希望工程’的广告后，觉得贫困地区的孩子更需要钱。今天，我是找你们来捐钱来的。”
说罢，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个尼龙袋，取出两沓用信封装好的厚厚的人民币。
基金会的会计帮老人点了点，一共是1万元。
大家都劝老人再慎重考虑考虑，人老了，子女又多，保不定有个急用什么的。
老太太平静地说：“我都想过了，我离休后，吃住用都有保障。子女们都大了，都有工作，生活也都有保证。想想那些山区的孩子，太苦了，钱你们收下，麻烦尽快转给他们，眼看下学期又要开学了。”
开收据时，需要写捐赠人的姓名，老人怎么也不说。
工作人员说，来捐款的都要留姓名，这是基金会的财务制度。再说也便于那些被救助的孩子给您写感谢信。
老人却说：“我不需要感谢，如果制度需要写，就写‘一位老太太’吧！”
实在拗不过，工作人员只好在她的捐赠证书上，恭恭敬敬地写上：一个离休的革命老人。
老人要走了，基金会要派车送老人回去。但被老人坚决地拒绝了。
基金会的全体工作人员，站在门口目送这位不愿留名的老人，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凛冽的寒风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五一幼儿园离休老医生李静，从报上得知了“希望工程”的情况。
春节，孩子们带着孙子、孙女、外孙女回家看望老人来了。李静把孙子李佳、孙女李蓓、外孙女刘扬扬叫到了身边，给他们讲贫困山区孩子的命运，讲张胜利，讲卿远香。当她讲到卿远香失学后，白天喂猪、砍柴，晚上拿出课本自学，考试在考卷末尾写上“我想上学”时，他们都哭了。
末了，李静说：“往年，过春节奶奶都给你们压岁钱；今年，不打算给了。咱们把钱寄给那些上不起学的小朋友，让他们也上学好吗？”
李佳、李蓓、刘扬扬眼里含着泪花，异口同声地说：“好！”
李静把40元钱送到基金会，基金会用这笔钱救助了河北省完县杨家台乡的齐二敏同学。
齐二敏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由于父亲双目失明，家庭生活难以维持，不幸失学。
1989年6月26日，是李静的生日。老太太提前向儿子女儿打了招呼：“今年过生日，别给我送什么东西了，你们想孝敬我，每人给点钱，我另有用场。”
李静把孩子们给的240元钱，加上自己凑的40元，共280元，冒雨送到了基金会。她对办公室主任说：“我今年都67岁了，说不定哪天就突然死了。我想了想，决定不每年交一次了，索性把齐二敏小学连初中的学费都交给你们。如果到时我不死，齐二敏又有考上高中和大学的话，我再接着供养她。”
离休10年来，李静老人义务治病3000多人，有些农村来的病人，吃、住都在她家，连药费她都包下来了。
每月离休工资200多元，自己省吃俭用，花个四五十元，其余的差不多都用来接济别人。人家称她是“四乐老太太”：助人为乐，以苦为乐，知足常乐，自己寻乐。
第6章李玉兰资助希望工程
她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一生坎坷受苦受穷，饱尝没有文化的痛楚。时值不惑之年，改革开放使她枯木逢春，已经当了老板娘的她，富了不忘回报社会。“助教济贫”成了她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0多年来，她多次向“希望工程”奉献爱心，救助失学儿童近百名。
那是1990年一个严寒冬天的早晨，在蚌埠工商联大楼后面，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大清早的人们在围观什么呢？这时，闻讯赶来的居民组长来到这里，拨开人群一看：原来是一个用小包被包着的弃婴！
居民组长很快将孩子抱回家，打开小包被，原来是一个只有40天的女婴，身边有一张只写着出生年月的小纸条，已有两孩子的她，决定收养这个女婴。
这个居民组长，就是充满爱心，常做善事的华照饭店的老板娘李玉兰。整整10年过去了，被她收养的女婴，现在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聪颖可爱，深受全家人的喜爱。
说起李玉兰，还有那么一点传奇色彩。她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是一个参加革命，经历过战争年代，从山沟里出来的老同志，解放后在上海工作。
由于那场50年代后期的政治风暴，父亲被遣送到老家山东农村务农，母亲只好带着他们兄妹5人，在上海给人帮工、拾荒生活。到了她18岁，经人介绍，李玉兰远嫁给浙江农村一个比她大10多岁的农民，谁知丈夫好吃懒做，还经常把她打得死去活来，连公婆都看不下去，劝她离婚。
已有两个孩子的李玉兰没有这样做，忍气吞声地同他生活了10多年，直到后来丈夫在外地做生意，因意外事故死去，她才得到解脱。
1989年，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的李玉兰从浙江农村回到上海家里，不久便来到蚌埠一家小饭店里打工。勤劳朴实、少言寡语，还有她那不幸的身世，博得了饭店老板李华照的好感。
不久，居委会主任迟如美大娘便为她俩搭起了鹊桥。已是不惑之年的李玉兰，在婆家支持下，带着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同一直单身的李华照结合了。
婚后，夫妻感情很融洽，这完全是她凭着一颗中国传统女性所特有的温顺、体贴、善良、勤劳，不断感染着丈夫，终于使这位性情粗犷、豪放的少数民族汉子变得豁达、温和。
结婚10多年，来自3个不同家庭背景的老少三代8口人的大家庭团结和睦，还被评为区“五好家庭”。老夫妻俩凭着精明能干，本着顾客至上的原则，把个小饭店经营得红红火火，他们打心眼感激党的好政策。
“富了不能忘本”，李玉兰常常这样教育孩子们。对此全家思想非常“统一”，那就是应尽力去回报社会。尤其对于没念过书、饱尝没文化苦头的李玉兰来说，让更多的孩子能进校读书学习，成了她一桩沉甸甸的心愿。
当“希望工程”这个震撼着亿万人民心扉的字眼出现在新闻媒体时，也牵动着李玉兰的心。有一天她从电视里听到一段有关救助失学儿童的消息，她当即让丈夫记下了“希望工程”设在北京办事机构的地址，第二天便让丈夫寄去了600元钱。
一个月后，北京来信了，给她寄来印着她资助的内蒙古的两位学生详细情况的《希望工程救助卡》。不久，她又救助山东高青县和安徽长丰县的两位辍学儿童，担负着每个孩子400元的学杂费。这些被救助的孩子先后给这位没见过面的好心阿姨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这使得李玉兰感到无限的欣慰。
1996年底，她又给居委会送去200元钱，要求再救助一名失学儿童。这次由区妇联牵头联系，将这笔钱救助区街一家特困户的孩子上学。
1997年初，李玉兰又分别给团中央、山东省分别寄900元，要求再救助几名辍学儿童。
1998年清明节，她回到山东老家扫墓，在村子里她看到只有7位五保户，每月仅有5元钱的生活医疗费，于是她向村干部表示，给他们每人每月增加30元钱。
临走时，这些足不出户的五保户同村长一直把李玉兰送到村口。回到家后，李玉兰就把当月210元钱汇到村里。
后来，家乡郯城县的《郯城报》在头版以“捐款聊慰故乡情、滴水恩当涌泉报”为题，详细报道了李玉兰捐助家乡五保户的感人事迹。李玉兰还为中区兴办民族幼儿园、郊区雪华乡马村回民区捐资办学，分别资助500元钱。
本街道不久前去世的老奶奶，是个贫病交加的孤老。生前，李玉兰经常为她送药送营养品，顿顿送饭，甚至花了1000多元钱为她赎回了抵押的私人住房。老奶奶逢人便说我好福气，玉兰待我真像我的亲闺女呀！
李玉兰还为素不相识的同病房的外地农村病员解决医疗费，购买每天生活营养品。
1996年，安徽部分地区遭受洪水灾害，李玉兰闻讯后，当即拿出500元钱并买了10套衣服送到居委会。她又为蚌埠区一所中学，以工商联的名义，捐资1000多元，为“光彩事业”献上一片爱心。
“助教济贫”，已经成为李玉兰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和追求。为了能多救助一名失学儿童，她和家人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平时有个头痛脑热、伤风感冒的从不进医院。
李玉兰本人患有糖尿病，贵重药品她舍不得用，尤其在小饭店的生意已大不如前的情况下，每月的生意仅够维持全家生活费用。然而，李玉兰仍不改初衷，经常不断为“助教济贫”捐款寄物。
家乡的五保户仍按月收到李玉兰的捐款，她们哪里晓得给他们寄钱的李玉兰的日子过得也紧巴巴的。
十几年来，接受李玉兰救助的失学儿童近百名、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和自治区，为此李玉兰花去近13万元。
李玉兰“助教济贫”竭尽全力回报社会的感人事迹，在蚌埠市广为流传。她家被评为中区“五好家庭”，她本人被评为中区十佳公民。
根据她多年的申请，上级党委批准，作为一名私营个体户，李玉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第7章金正洪捐款希望工程
2000年7月18日，是南京军区王杰生前所在部队后勤部政工科干事金正洪，向“希望工程”捐款10周年的日子，一个值得他自豪和纪念的日子。
提到金正洪，不少有心人可能还记得这个闪光的名字。90年代初，这个名字曾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激荡，让无数的中华儿女为之振奋。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主要新闻媒体，都曾在同一天以头条加编者按的显要位置，宣扬他乐做太阳的“一缕光”，传播精神文明的动人事迹。
辉煌过后，他没有在鲜花和赞扬声中陶醉，仍默默地走在奉献社会这条坚实而又绵长的道路上。
汇款一次一次寄出，汇款单一张一张增加，摞起来厚厚的一叠，一数，整整128张。这128张汇款单，就是他在奉献路上留下的128个不寻常的脚印。
1990年7月16日，一个平常的日子，金正洪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一部纪实片，反映我国甘肃、宁夏贫困地区，不少儿童因交不起十来元的学费，而含泪背着书包回家放羊放牛。孩子的泪引出了金正洪的泪，他坐在电视机前泪水长流，久久不语。
回家的路上，他的脑海里一直闪着孩子的泪眼、泪脸，他们多么需要社会伸出援助的手啊！焦虑中他思考得太入神，走着走着，一不小心撞上了电线杆，血顺着额头流下来，浸红了他的白衬衣。但他似乎没感觉多少疼痛，迎着人们诧异的目光，依然大步赶回家去。
妻子宗颖见到胸前一片殷红的丈夫，马上要送他去医院，可金正洪一摆手：“一点皮外伤，没事，先跟你说件急事。”
金正洪说到了西部贫困地区孩子失学，说着说着，一个大男人竟又禁不住落泪了。妻子知道他是一个要强的人，当年她就是在丈夫学雷锋无私奉献，女朋友接连吹灯的情况下，勇敢地来到了他的身边的。婚后，夫妻俩夫唱妇随，心心相印，乐做一对无私奉献的“傻子”，被人称誉为“雷锋夫妻”。
当即，宗颖把家里仅有的100元存款，送到金正洪手中，那是她准备添置衣服的1年的积蓄。“去吧，这事我支持，让失学孩子企盼的眼睛，得到温暖的回应，这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金正洪顾不上包扎伤口，攥着100元赶到邮局，向“希望工程”寄出了第一笔汇款。
宁夏西吉城关小学二年级学生张伟，因为交不起学费准备回家了，这时，金正洪的汇款到了。从此，他不仅重回明亮的教室，还多了一位对他百般呵护的叔叔。
幼年因父母离异，随母生活不久又遇上母亲改嫁的张伟，只得与80多岁的姥姥共同生活在一起。贫困，使他的童年少了应有的灿烂，加上父母离异使他产生了自卑的心理，性格上与其他孩子格格不入。这次面临失学，又给他心灵上重重一击，他的精神快要崩溃了。
金正洪寄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汇款到了，同时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也到了。另外，金正洪还直接寄了100元，还有日记、钢笔等。
信中暖人的话语窜进了张伟那幼小、冰冷的心灵：
不要抱怨你的父母，不要责怪你的同学，只要你学到知识，去做对社会有用的人，你会发现周围一切是多么美好。只要你读书有进步，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落款是：一个远在千里之外关注你学习进步的解放军战士。
张伟不负金正洪的期望，当年的成绩迅速上升，成了班里的学习尖子。金正洪更高兴了。冬天，他担心西北天气寒冷，给张伟寄去棉衣、棉帽、棉鞋；夏天，他又买来解放鞋和衬衣寄去。一年四季，江苏徐州——金正洪所在部队的驻地，宁夏西吉，张伟所在的小学，结成了一道看不见的联系热线。
1998年冬，金正洪从张伟的来信中发现，孩子的情绪趋于低落，对读书的欲望减退，金正洪急了。他请假专程来到了张伟家。张伟的姥姥禁不住泪流满面：“你与俺们无亲无故，对小伟这么好，叫俺咋谢好呢？”得知张伟在学校里受人欺负，有的学生说他是没爹娘的孩子，他心里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金正洪心急如火，顾不上休息，找到张伟的母亲，又去了张伟的学校，请老师和他的亲人与他一道，多给孩子以温暖。
经过他的努力，张伟幼稚的脸上又露出了舒心的笑。
看似一张小的汇款单，背后写满了数不清的故事。
无偿献血铜质奖、银质奖、金质奖、金杯奖……他成了全军无偿献血次数和数量最多的第一人，有关部门一次次颁发的营养补助，他舍不得花一分，全部都化成了一张又一张的汇款单。
1989年12月，金正洪首次参加驻地无偿献血。
开始每年一次，后增加到每年两次，再增加到3次。他得了无偿献血铜质奖，血站给了他200元补助，他一转身到邮局换回了一张汇款单。第二次得了银质奖，血站又给了250元，他又寄给了“希望工程”。第三次，血站得知后，血站只好把部分补助兑成奶粉、麦乳精等实物让他补充营养。金正洪得到手后，又提着到军烈属家中。搞得血站无可奈何，称金正洪是一个真正的无偿献血者。
东海县李埝林场学校的两个孩子受到金正洪的资助。学校免去了孩子的费用，把金正洪的捐款，以及平时寄出的课外读物累积起来足有1800册之多，学校专门辟出教室，挂出了“正洪图书馆”的牌子。
校长在挂牌仪式上宣言：
“这是我校历史上第一个以个人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而他还来自数百里之外的军营，让我们以特殊的方式，向关心教育事业的解放军战士鞠躬致意。”
说完，校长带头向金正洪鞠躬了！
会场上黑压压的一群人同时弯腰，表达对金正洪的无限敬意。
那是1995年的夏天，金正洪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市，有关部门编写一部有关义乌籍儿女在全国各地大展身手，为家乡人民争光的书籍，金正洪根据稿约，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数千字的稿件，寄了出去。
不久，他意外的收到了200元的稿费。这一收获让他的思维闪起了火花：何不走业余写作之路，为“希望工程”开辟一条稳定的捐资来源。
说干就干。那一段时间，金正洪放弃了节假日，几乎把业余时间都用到了写作上。开始寄出去的稿件，大都石沉大海。慢慢的，有了一笔笔稿酬，有的只有几元，几十元。但金正洪都十分珍惜的收集起来，累积起来再汇走。
金正洪以前是专业军士，工资也就100多元，常常一笔汇款寄出后，家中吃饭成了问题，有时不得不到岳父家“打秋风”。提干后，工资提高了，但需要赡养年迈多病的父母，妻子一度下岗家里需要开支。
可是他在个人生活上是能少就少，能省则省。
孩子4岁时，听别的小朋友说，公园里可以看动物，可以玩碰碰车，就缠着金正洪带他去。他开始倒是答应了，可听说一次游园要花数十元，他说什么也不去了。孩子从4岁念叨到了8岁，最后是家中亲友看不下去了，自告奋勇掏钱带孩子去，这才替他这个做父亲的还清了这笔感情“欠账”。
7月12日，金正洪把累计的1056元稿费，一次交给徐州市团委“希望工程”办公室，希望同时赞助几名失学儿童复学。他说：“我对‘希望工程’资助的力度在加大，步伐要加快，‘希望工程’的大厦需要更多的人，更多更快的去添砖加瓦。”
据不完全统计，金正洪自10年前向“希望工程”捐款100元以来，现已捐资128笔，捐款达7780元。这个数字在某些大款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对于金正洪来说，却渗透着一片虔诚的心血，它给无数孩子的生活带来了灿烂的阳光。
第8章台湾艺人举行义演
1991年10月25日，这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希望工程”百场义演——《同一个希望》大型文艺晚会，在山东济南揭开帷幕。
人们像潮水般涌向灯火辉煌的市体育馆，馆前两个庞大的彩色气球腾空而起。在彩球的下方，悬挂着两幅巨大的标语：
同是一重天，同在一家园，同为我后代，同心结同爱
祝贺希望工程全国巡回义演隆重开幕
馆内，面对主席台一条横幅上的8个大字引人注目：
为了孩子，为了未来！
19时整，馆内的灯光慢慢变暗，一群少年儿童手持蜡烛，缓缓登场，组成了象征着幼苗和希望的图案。
希望是绿色的小苗，
希望是幼稚的小孩，
希望是爱心一片，
希望就在明天……
满含纯真希冀的童声合唱《希望》，把观众们带入晚会主题“同一个希望”的庄严而又充满温馨的艺术氛围。
大陆青年演员解晓东、杨丽萍、田震、范琳琳和台湾著名歌星潘安邦、大小“百合”联袂登台，使晚会气氛活跃，高潮不断。
一曲《小丑》的旋律响起，观众们和灯光师一起在寻找演员。此时，从观众席中走走出一位穿着背带裤，头顶一只青呢礼帽的演员，人们一下子便认出了他——凌峰，台湾著名艺人凌峰。
我们肯定还记得1990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剃着光秃秃的脑袋、典型的“中国脸”上带着洗不净沧桑感的台湾艺人，头一次出现在大陆的荧屏上，使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到海峡两岸的距离缩短了。
是多少眼泪，
是多少鼓励，
才能够站在这里。
失败的痛苦，
成功的鼓励，
有谁知道是多少岁月的积累？
发自真情实感的《小丑》，被大陆观众评为“最喜爱的晚会节目”。凌峰以他自然、实在、随和的情感双向交流，赢得了观众的好评，以他的智慧和敏捷征服了观众。
凌峰自从闻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所实施的“希望工程”，他的心就被触动了。觉得这是攸关民族大业的“工程”，是个跨世纪的“工程”。
热血男儿，岂有不为民族前程出力之理？凌峰首倡组织“希望工程”百场义演，将所筹资金全部捐献给辍学少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门设立“海外爱心基金委员会”，请凌峰先生担任主任。
凌峰曾对人动情地说：“我好像在‘希望工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我要把后半生全部投入到‘希望工程’中去！”
凌峰的义举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热切的关注。山东的首演活动，取得了完满成功。一个月后，凌峰一行又移师兰州。
一曲歌完，当全场观众还沉浸在《三百六十五里路》的旋律中时，凌峰缓缓地走向中场，他说：
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我们省康乐县虎关乡高集村有个叫马义梅的小女孩儿，10岁了，马义梅还没上学，她对爸爸说：“阿达，我想上学。”爸爸叹了口气，说：“孩子，咱们家穷，交不起学费。”为了挣钱交学费，马义梅到村口砖窑厂去搬砖，从窖内搬到院外，搬12块给1分钱。她人小，一次只能抱4块，搬3次才能得1分钱。搬呵搬呵，马义梅的手指搬肿了，瘦弱的腰搬弯了。那天，她双手捧着一大把硬币，跑到学校，兴冲冲地对老师们说：“老师，我有钱交学费了！”几位老师1分分帮她数着数着，一共是8角5分钱……
正说着，凌峰流泪了。偌大的体育馆，此刻却静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希望工程”像温暖的春风吹到了甘肃、吹到了康乐、吹到了高集村。经过“希望工程”的救助，马义梅已经走进了校园，再也不用去搬砖挣学费了……我高兴地告诉在座各位，今晚，马义梅也来了，就在晚会现场。
一束光打到了贵宾席上，凌峰走到马义梅跟前，他把话筒递到她的嘴旁，想让她说几句，可马义梅泪流满面，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没有任何一种宣传比这更直观、更广泛、更有效、更有感召力。
每一张门票都代表一份爱心，每一位观众，都和我们一路。他们把满腔热情留在这里，他们把一片热心撒向人间，撒向未来。正如晚会节目主持人所说：
他们为了同一个希望走到一起
他们希望
希望在同一片蓝天下
同一块黄土地上
让每一个孩子都上学
他们希望
希望能有那么一天
没有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徘徊在
校园之外
温州、深圳、西安……凌峰用他的那颗爱心在兑现他的诺言……
“中国人帮中国人，救孩子就是救中国！”
第9章港澳爱心连成一片
实施“希望工程”的消息传到了香港，一向热心于在内地投资兴教助学的香港同胞，又一次伸出援手。
1992年4月16日，著名电影制片家施南生小姐首先在港岛发起“希望工程——人人有书读助学计划”，以响应内地的“百万爱心行动”。
演艺界姜大伟、李琳琳、张正甫、萧芳芳、张艾嘉、梁家辉、沈殿霞、刘天兰、郑丹瑞、李家鼎、施明等带着他们的孩子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梁家辉觉得“希望工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捐出的钱虽是个小数目，却可以让那些失学的孩子享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将来两地孩子相互联系，又可以增进友谊、加强了解。他支持这件事，并代表将要出世的孩子捐了钱。
“肥姐”沈殿霞带着女儿欣宜来了。她表示，即便以后和女儿到国外，仍然也会支持，她特别赞同女儿与大陆的小朋友通信。
施南生告诉记者：
原来的助学口号是“一个帮一个”，但来参加招待会的演艺界朋友每人都认捐了好几位孩子，光林青霞一人就救助了10名。所以，我们又临时改为“人人有书读助学计划”。
第二天，一辆“希望工程”宣传车载着演艺员，穿梭港九所属各区，向市民发放捐助表格。红歌星一边分发表格，一边说：“97年以后香港跟大陆就同属于中国这个大家庭了，既然是同胞，既然是一家人，就应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成龙、周星驰、张学友、张曼玉等著名影视歌星，也走上街头，在闹市劝捐。
1992年5月30日晚，张学友在香港体育馆举办“满怀希望音乐会”，为“希望工程”筹资。
演唱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馆内的大荧幕上，便展示一幅幅大陆失学孩子的照片。那一双双饥渴的目光，那一间间破败的教室，令人心颤。
唱罢《太阳星辰》，张学友走到观众席中劝捐：“在大陆，每年有100多万小弟弟、小妹妹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而我们只要捐出300港币，即可让一名孩子读到小学毕业。现在哪位歌迷只要捐上300元，即可点唱任何一支歌曲，如果我唱不出来，我甘愿捐出相同数目的助学费用，谢谢！”
歌迷们兴致特别高，分别点了《可喜也可悲》、《一颗不变心》、《梦里边缘》、《梵音》和一首英文歌曲。这里面，只有《梦里边缘》和英文歌曲把张学友“难”住了。
音乐会共筹得捐款150万元港币。截至2002年6月底，香港各界总筹款已过2000万元。
澳门也掀起了扶贫助学热潮。
澳门公职人员协会发表“致全澳公务员书”，呼吁全体会员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爱心，为造福失学儿童尽一份心。
澳门中华教育会发动各校师生、家长参与“希望工程”，捐款数字直线上升。
澳门胡氏集团总裁胡顺让6月8日认捐50万元，希望将这笔款项用于为贫困山区修建一所学校。商人何华添亦捐资10万元。
2002年6至7月，澳门资深者商协会和大众报社运用多种形式，向澳门同胞宣传“希望工程”的重大意义，动员各界人士向祖国的失学少年献爱心。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收集捐款达660余万港元，它可使7000多名失学少年重返校园，同时资助建设11所希望小学。
同根同胞，都呈现出唇齿相依、休戚与共之情。
著名学者、国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南怀瑾先生，多年来一直关心着海峡两岸的教育事业。他对旨在救助失学少年的“希望工程”非常赞赏，特捐资5万美元。
南先生为“希望工程”赋诗一首：
一代江山一代才，后生每况胜先前，艰难困苦多英杰，珍重当来青少年！
并表示要动员在海外的学生共同出力，为振兴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尽自己所能。
2002年4月22日上午，国际释迦文化中心主席、香港富进戴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兆明先生和电影《似水流年》的女主角、香港富进戴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顾美华小姐，同在北京向“希望工程”捐款10万元港币。
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举行的捐款仪式上，郭兆明用几千年前释迦牟尼的巴利语做了长达5分钟的祝福仪式。他祝福中国国家强大、人民幸福、经济发展。他希望海内外宗教界多关心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他说：支持“希望工程”，就是爱心和慈悲心的最好体现。
台湾华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杨正雄先生、许玛玲女士和台湾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长潘维刚小姐，在贵州省独山县基长镇捐资兴建“希望小学”。为了感谢台胞的义举，基长镇镇长宣布授予杨正雄先生、许玛玲女士、潘维刚小姐和凌峰先生为基长镇麻募村荣誉村民。
台湾英业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国一先生捐赠十万元人民币，在四川省宣汉县花池乡兴建“希望小学”。
台胞林昭南、叶朋寿、李金龙捐赠50万元人民币，分别在山东省平邑县、福建省永定县兴建了两所“希望小学”。
在平邑县“希望小学”的奠基仪式上，徐永光秘书长动情地说：“台湾的艺术家、企业家们不远万里到了我们山区县，他们不辞劳苦，不仅出钱，而且出力。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有一颗爱心，这是一种饱含人间真情的伟大的爱心。他们为我们捐资助学，还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就是我们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我们的孩子必须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强则国强，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有希望，才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接受他们这样一种期望，即一定要把希望小学建设好。在提高教育质量，加强教学管理方面，在培养一代开拓未来的人才方面下功夫、做文章。”
2002年7月初，香港爱国人士凤飞飞女士、赵宏传先生为“希望工程”捐款60万元人民币，资助援建3所“希望小学”。这是当时海外同胞捐资援建“希望小学”数额最大的一笔捐款。
凤飞飞女士是一位深受大陆听众喜爱的香港歌星，和许多香港爱国同胞一样，她一直希望为祖国的腾飞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在捐赠仪式上，凤飞飞女士表达了她对“希望工程”的赞赏和良好祝愿。
由香港工会联合会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共同发起的“‘希望工程’重返校园助学计划”，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7月12日宣布正式推行。这项助学计划将采取多种形式筹款，帮助内地贫困地区的儿童就学。
在这项计划正式推出之前，“两会”已先在会员内部进行募捐，筹得善款110多万港元。
按这项计划，“两会”将在全港97个繁华地点设立捐款站，并开展电影筹款、发行奖券、组织义卖等活动。
第10章实施百万爱心行动
随着“希望工程”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参与和支持“希望工程”的有识之士日益增加。许许多多的捐赠人并不满足于间接的捐款资助，希望采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与失学少年建立联系，给予定向资助。
江苏盐城八六一八九部队张继军给基金会来信建议：
希望由你们牵线搭桥，使每一个愿帮助失学孩子的人找到自己想直接帮助的对象。这种做法容易使人产生成就感，也容易调动人的积极性，并使捐助者在心灵上产生很大的慰藉。
基金会的组织者们也清醒地看到，虽然两年来“希望工程”已产生广泛的影响，但被救助的失学儿童不过近4万人。这个数字相对于每年的失学儿童数，实在是微乎其微。要救助千千万万个张胜利、江峰、卿远香那样的失学少年重返校园，必须动员更多的民众，人人奉献一片爱心，携手共筑“希望工程”。
于是，他们决定开展一项“百万爱心行动”，动员百万人，救助百万失学少年！它的基本做法是，由每一个捐款者直接与被捐助者结成对子，直接联系，直接支援。
1992年4月15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从即日起在全国实施“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计划。
这项行动旨在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希望工程”，尽快使我国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4月16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等首都15家新闻单位以及海外新闻机构，均以头条新闻报道了这一消息。
当时的媒体报道称：
实施“百万爱心行动”正是适应了“希望工程”的这一特性。这一活动的具体内容是通过广泛地宣传动员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希望工程”，通过基金会和各级团组织的牵线搭桥，让捐赠者（个人或集体）与失学孩子结对挂钩，建立直接联系，定向资助至小学毕业，这一行动计划的推出，将使“希望工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事实上，实施“希望工程”以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不断收到要求与失学少年直接建立联系、给予定向资助的来信，为满足广大捐赠者的这种愿望和要求，基金会才决定及时推出这一行动计划。
从这一天开始，在海内外产生强烈反响的“百万爱心行动”拉开了帷幕。
北京后圆恩寺甲一号，又一次成为爱心融会的热点。
4033879、4035547，基金会专设的两部热线电话，从9时开始便响声不断。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吗？我是邮电工业总公司的……哦，不必问姓名了，就算是一名普通的职工吧。我们这里刚刚收到《人民日报》，看了介绍‘希望工程’的消息和广告，心里很不是滋味。真没想到还有像江峰、王翠华这样的穷孩子……这样吧，我马上给你们汇去200元，请帮助选一名失学的孩子，我包他小学五年……”
“……我刚刚做了孩子的妈妈，我想以我刚出生3天的女儿的名义资助一名失学孩子，最好是女孩子，我的小女儿叫欧阳李朣。我是这么想的，我们这个世界应该多一些爱，我想从小培养女儿的爱心……”
“……基金会吗？我是广州的长途电话，对，我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我们的下一代需要文化，将来的社会要靠他们出来竞争，我资助三名孩子，一包到底！”
“……感谢你们，你们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们全家商量好了，救助一个孩子，以后他（她）就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成员……”
辽宁、黑龙江、江苏、江西……
工人、干部、退休老人、解放军战士……
每个电话都热切地表述着一个共同的心愿：为了孩子，为了将来，拿出一点钱，奉献一份爱！
第一个赶到基金会捐款的是北京中医学院卫生管理系的青年教师刘新社，他也是刚刚看到报纸便急匆匆地赶来了。
他将200元交给工作人员后，说：“我老家在陕西，过去上学也是非常艰苦的。我救助一名孩子，一方面是对失学孩子的心意，同时也是对家乡的一点心意。我有个正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你们最好帮助选择一名失学的女孩儿，让她们结成对子，互相帮助，共同成长！”
在农业部，刘中一部长开完会走进办公室，拿起桌上的《人民日报》，看着看着，他的眉心皱了起来。当即拿出200元，让秘书送到了基金会。
在国家工商总局，一位副局长，他本人不愿披露姓名，也是在看了报纸后，将刚刚收到的1000元稿酬，全部捐给了孩子们。
北京同仁医院的一位退休老人，在儿媳和小孙女的搀扶下，急切地赶到基金会。他说：“看了报纸的宣传和广告，我相信你们是真正为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办事的。这2000元捐给‘希望工程’助学基金，不需结对子；这200元是我小孙女捐的，她希望和一名失学的女孩子做朋友，让她也了解了解贫困山区的小朋友们是怎样生活、学习的。”
北京化工学院的一位老教师，找到基金会，交给工作人员一只信封便走了。大家打开信封一看，里面竟是一条金光闪闪的项链。老教师在留下的纸条上说：
这是我父亲留下来的唯—一件遗物，现赠给你们，以解失学少年的燃眉之急。
捧着这条沉甸甸的金项链，大家像是捧着一颗金子般的心。
朝阳区三里屯百货商场的女职工白淑舫，下班时把《人民日报》带回家，刚进门，她就对丈夫关晓安说：“你快看看今天的报纸。”
关晓安说：“我在单位已经看过了。”
夫妻俩连饭都顾不上做，便你一句我一句地说了起来：“知道贫困山区比较穷，但没想到会穷到这种地步。”
“那些孩子太可怜了，他们一耽误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大别山那个失学的孩子叫什么来着，对，江峰，和咱们的儿子关峰就差一个字儿。江峰失学后把最后一次寒假作业一连做了3遍，流着泪对老师说：‘您以后再也不能给我批改作业了！’越是穷孩子，学习越刻苦。唉，太可惜了！”
“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咱们也救助怎么样？”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先是准备帮助救助1名，后来，又决定救助5名。第二天一大早，白淑舫跑到银行，把家里的全部存款1000元取了出来。
其实，他们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特别是关晓安的母亲刚刚去世，家里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白淑舫骑着自行车，一路打听，风风火火来到基金会。面对接待她的工作人员，说着说着忍不住流下了泪水。她选择了3名四川失学儿童和两名安徽失学儿童，她说：“前几年婆婆瘫痪在床，请的都是四川和安徽的保姆，那些地方特别穷。”
4月17日下午，在北京火车站，由团中央直属机关、新华通讯社和北京铁路分局三家团委联合举办的“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义务宣传日活动，像一块磁石似的吸引住了南来北往的旅客。
第一个走到宣传台前的是来中国旅游的美国加州伯克利高中的退休女教师，对“希望工程”开始她不太明白，经翻译解释后，她兴奋地说：“你们搞的这项‘工程’太好了，我也出点力吧！”说着从钱包中抽出10元钱投入捐款箱。
之后，又取出录像机，“我要把你们的活动录下来带回美国让学生们看看。”离去时，嘴里还不断地重复着刚刚学会的“hope希望，希望hope”。
一位农民打扮的老汉走到捐款箱前，塞进5元钱。宣传员请他留下姓名，他摇了摇头，说：“我是安徽凤台县的，去年发大水，家里的房子冲了、地冲了，是政府和好多好多的好心人给我们送来了救济粮、救济款，帮我们盖了房子。现在，你们又在为我们的孩子上学操心，我出这么了点儿力，还留啥名字？”
“我捐两块钱行吗？”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怯生生地问宣传员。宣传员告诉她，钱多钱少，都是一片心意。姑娘取过一份宣传品，对宣传员说：“我们贵州老家特别穷，我到北京来当保姆，家里的弟弟妹妹还指望着我挣钱回去供他们上学呢。我们村有好些孩子念不起书，这下他们有指望了。”
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的10位礼仪小姐站在入站口，不停地向旅客们分发宣传品。
一位老同志接过宣传品说：“‘希望工程’特别得人心，我们单位好些人都捐了款。”
候车大厅里，人们拿着登有邓小平为“希望工程”题词的报纸和宣传品，互相传阅。
百万爱心行动还在继续。
大江南北，长江内外，到处可以看见情的赞歌，爱的义举！
第11章八旬老翁捐助贫困生
山东省青州市86岁的离休教师王金林一生清贫，却用微薄的退休金救助了27名贫困学生。
1992年，77岁的王金林从自己订阅的《半月谈》上第一次看到“希望工程1+1结对救助办法”。
王金林把这则公益广告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内心颇不平静。作为一个离休教师，他比常人更了解中国的教育状况。
广告上说200元可以资助一个学龄儿童上完小学，可王老先生当时的工资才100元出头，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好在可以一学期20元分着寄，王金林才松了一口气。
王金林急忙写信给北京“希望工程”办公室，询问结对救助的情况。信刚寄出，大女儿王立华回娘家，挺自豪地说自己刚刚参加了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百万爱心救助”助学活动，结对救助了沂蒙山区一个失学女孩子。
王金林听罢，暗暗下了决心：你救助一个，我就救助俩。他按女儿给的地址立即给山东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汇去两个孩子一学期的学费40元。过了没几天，北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寄来了湖南省一男一女两个贫困学生的资料。王老先生又给湖南的两个孩子寄去了40元。
王老先生有个养女名叫张惠珠，家在青岛。当年她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得到过王金林诸多帮助，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逢年过节，张惠珠必定来看老人家。1993年春节来看王老时，张惠珠提起自己也结对救助了一个失学孩子。
老先生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年轻人都这样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做长辈的更不能落后。张惠珠临走时塞给老人200元钱，王金林事后便以张惠珠儿子阳阳的名义捐给了“希望工程”。
自此，张惠珠每次给他的钱，他都一分不少地捐给“希望工程”。他常说：我不缺吃不缺穿，这钱给一个失学儿童，说不定就能改变他的一生呢。
王老先生有7个子女，对他都很孝顺，孙子、孙女对爷爷更是亲得不得了。自从爷爷和“希望工程”结缘后，这些从小衣食无忧的孩子们开始了解了外面还有因生活贫困而不能上学的同龄人。
1994年，小孙子王为要入学了，他一本正经地对爷爷表示也要给“希望工程”捐款。爷爷逗他：“你哪来的钱啊？”孙子说：“我过年的压岁钱一分也没花，攒着帮一个上不起学的小朋友继续上学。”
望着孙子稚气的面孔，王老先生感动得差点掉下泪来。他说：“好孩子，你先攒着，这次捐助的钱爷爷替你出了。”于是，老人就以“纪念小孙子入学”的名义捐助了一位学生。
老先生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不少，甚至有了第四代，总不能替这个捐了，不替那个捐吧。于是，孙辈们上高中、参加工作，王金林都拿钱以他们的名义结对捐助。
后来，老先生捐助的“由头”更多了：每个第三代结婚，就捐助一个失学儿童；每个第四代出生，也捐助一个失学儿童。1995年老人80大寿，儿女们要给他好好庆贺庆贺。老人说：“吃了喝了不顶啥，把贺寿的钱捐助两个学生吧。”于是，儿女们孝敬他的钱，统统捐给了“希望工程”。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长孙王晨恰是这一天结婚；养女张惠珠的儿子阳阳的生日，也是7月1日。王金林亲自跑到青州“希望工程”办公室捐出800元，又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汇去800元，以孙辈们的名义捐助了4名学生。
1999年国庆50周年时，他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也寄去400元。北京回信说，“希望工程”现在改变办法，重点资助那些品学兼优的“希望之星”上完中学、大学，因而钱数也从原来每人400元提高到600元一学期。当时恰逢澳门回归，他又寄出400元。
老人大儿媳徐玉臻说，公公不抽烟不喝酒，1个月仅留下150多元的生活费。现在由于捐助的学生多了，所以常常预算超支，老人的生活费连100元也不够了。
物质生活清贫的王老先生，其精神世界十分丰富。他有一个宝贝似的布袋，是大女儿用白粗布做的，上面一个个小口袋里装的是27个受捐学生的资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寄来的收据及受捐人卡片、受捐学生来信、贺卡，以及照片。照片是老先生特别嘱咐孩子们寄来的，他为此单独寄去了照相的钱。
受王老先生资助的孩子们，在给王老的信里都叫他“亲爱的爷爷”。谈起这些，他便笑得像孩子一样。对这些天南地北的孩子，老先生怀着深深的感情。
青州市西南山区的刘洪玲，是和老先生离得最近的受捐人。那是他1996年捐助的一个初中生，当时每学期100元。1998年，刘洪玲考上了中专，每学期需要600元。刘洪玲的父亲精神失常，母亲残疾，弟弟还小。他感到实在无力支付学费，就动了辍学的念头。
王老先生得知后塞给了她400元，学校里又减免她200元，刘洪玲终于踏进了中专的校门。
老先生又把自己的自行车送给她，嘱咐她好好学习，有空多回家看看爹娘，“少来看我”。明年开学的时候来一趟，拿明年学费。
老先生对名利看得很淡很淡。2000年，他被授予“山东省希望工程捐助十佳个人”，省有关部门邀请他到省城济南参加颁奖典礼。他说：“我老了，去一趟给省里添麻烦，还是省下钱来多资助几个失学的孩子吧！”
第12章手拉手饱含人间真情
亲爱的李丹同学的爸爸妈妈：
昨天，我们在学校听了李丹同学的事迹：她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还挂念着她的“手拉手”朋友谭英，给父母留下遗愿，继续帮助谭英同学。我听着听着就哭了，同学们也都泣不成声……您们虽然失去了李丹，但我们全班同学都是您们的儿女。
读看这封被泪水湿透的信，含着泪水的夫妇默念着：好女儿，你没有走，你永远陪伴着我们。
1994年，江汉石油管理局团委组织全局10所学校与巴东县大支坪乡10所学样结成“手拉手”联谊学校，并开展了救助失学少年重返校园活动。
或许是一种缘分，刚上二年级的李丹和水洞坪小学的谭英从此拉起了友谊之手。谭英比李丹大7岁，父亲去世多年，全靠母亲抚养3个姐妹，生活非常困难。李丹在给谭英的信说：“谭英姐姐，你千万不要退学，有困难我帮你。”
从这天起，李丹就感到自己身上多了一份责任。她天天惦记着谭英，每月要给谭英写一封信，鼓励她，每当新学期开始，李丹使将自己积攒的零花钱，寄给谭英。
1995年10月，谭英有两个月没有来信，李丹急得天天问妈妈：“谭英姐姐怎么还不回信？”她又连写去两封，还是不见音讯。这下，李丹坐不住了，抱着妈妈哭：“谭英姐姐一定有什么事，你带我去看看她吧。”
爸爸见李丹哭得伤心，就安慰她：“你要上学，过几天，我替你去看谭英姐姐。”
爸爸动身的那天，李丹找妈妈要来压岁钱存折，一下取出500元递到爸爸手中，反复交代说：“如果是姐姐家里出了事，就送给她家里；如果是她退了学，就送她到学校重新上课。”
果真，两个月前，谭英不小心烫伤了脸，由于无钱医治，用菜叶贴着，正流着脓水，面部溃烂，准备退学了。他感到女儿的500元钱还不能解决谭英的困难，又发动同志们给谭英家捐款。
一个月后，伤愈上学的谭英给李丹回信说：“要不是妹妹一家，要不是油田的亲人，我的脸不知烂成什么样子。”李丹收到信，蹦蹦跳跳逢人就说：“我的谭英姐姐又上学了。”
有一次，李丹对爸爸说：“我以后不吃零食，不乱花钱，省钱给谭英姐姐上学。”
李丹爸爸心里清楚，她是怕父母心疼钱，就说：“你支援‘希望工程’，给贫困地区的同学送温暖，就是把咱家搬去也情愿。”这—次，李丹又和妈妈一起给谭英寄去一大包东西，有新羊毛衫、旅游鞋、还有一套文具。
没想到，谭英家祸不单行。1996年7月，谭英家又失火了。李丹得知后，催着妈妈快点给谭英家寄衣服寄被子。她想到自己的小钱罐里还有钱，又寄去100元。这样，李丹一家给谭英捐赠钱物达2000多元。
对谭英姐姐，李丹牵肠挂肚，对整个巴东山东的小朋友们，也表现出一片真情。有一次，学校发动学生每人捐5斤大米，她回去背米，妈妈说：“现在下雨，集市没有米卖，我们家只剩8斤米了，留3斤做几顿饭。”
李丹噘着嘴说：“5斤太少了，你看巴东的同学天天吃红薯、土豆多难受呀。”说着，把家里仅有的8斤米都提走了。之后，李丹只好一连两天和妈妈在街上吃面条。
自从开展“手拉手”活动后，李丹好像突然长大了几岁，特别懂事，自己也常说：“我要努力学习，与谭英姐姐比一比。”
李丹的各门功课在全班都名列前茅。有一次，语文老师上课声音发哑，下课后.李丹走过去低声问：“王老师，你病了吗？吃块糖就好了，这是我们家最好吃的糖。”说着，悄悄塞给王老师一块糖。
王老师拿着糖，泪水顿时流出来，那一刻，她觉得当老师真是幸福。由于李丹品学兼优，多次被学校评为“优秀少先队员”，授予“雏鹰奖章”。
和李丹一样，谭英同学也有长足的进步，她小学毕业直接考入大支坪乡实验中学重点班。
然而，天道不公。1996年12月24日，李丹在学校参加完钢笔字竞赛后感到身体不适，在妈妈的陪同下来到医院检查，确诊为血癌。
李丹虽病倒了，但她的精神没有垮。老师同学前往医院去看她，见班长手里拿着《中国少年报》，她眼睛—亮说：“少年报，我要看。”
老师怕累着她，就要小伙伴读给她听，先读了一篇《雏鹰展翅飞翔》的小通讯，又读了一首儿歌。当读到天津市河东区辛庄小学开展“手拉手”的故事时，李丹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望着妈妈说：“我病了，你们不要告诉谭英姐。还有，妈妈，你今后不要忘记给谭英姐姐寄钱。”妈妈一边忍着眼泪，一边点头说：“等你病好了，我们去接她来。”
李丹在病房里渡过了30多个日日夜夜，她强忍着剧痛，从没有哭过一声，尽量不让爸爸妈妈为她伤心。相反，她见爸爸妈妈为她治病跑上跑下，忙前忙后，有时顾不上吃饭，担心累坏了他们的身子。
有一次，她见爸爸很晚了还没有睡觉，就生气地说：“爸爸，你再不去睡觉，我就不让你照顾我了。”住院期间，李丹见同病房的一位小朋友因账上没钱，医院给她停了药，就问妈妈说：“妈妈，我们账上还有没有钱，要是没钱我们就出院，不住了……”
李丹的爱心深深地感动了周矾第二小学的师生及江汉石油管理局的职工们，大家纷纷为她治病捐款。一位有残疾的学生捐款时说：“李丹同学为救助失学少年花了那么多钱，住院还给我们寄贺年卡，现在她遇到了困难，我们大家说啥也要帮助她渡过难关。”
得知李丹得了绝症，附近一位摆小摊的老人心痛地说：“这孩子以前经常到我这买零食，后来不知为啥，来买的次数少了，有时来买也总是挑便宜的……现在才听说她是为了省钱供山区的—个小孩上学，想起来我就难过，这么好的孩子，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治好她的病。”
1月24日，李丹的病情恶化，肚子发胀，一连7天不吃不喝，连吊针也打不进去，人瘦得皮包骨头，但在昏迷中还一直微微睁着一双眼睛。
看着女儿这个样子，悲痛欲绝的父亲，在操场上来回踱步，向苍天祷告，祈求上苍让他的女儿早一点离开苦难。
祈求中，李丹的父亲似乎忽然明白了什么！他拉着李丹妈妈的手，两人—起跪在女儿面前说：“丹丹，你走吧！你住院时提出的两个要求我都答应你。从此以后，我要把谭英当作自己的女儿，给她寄钱，让她上学。我保证今后不让你妈妈生气，你……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