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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国务院决定建立博物馆
1974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发现秦兵马俑的消息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家文物局立即指示陕西省组织秦始皇陵秦俑考古队正式勘察和清理。
第二年夏天，考古队正在挥汗如雨地进行发掘工作，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专程来到陕西，给大家传达了一个消息。他说，国务院决定建立“秦始皇陵兵马俑遗址博物馆”。
考古队的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特别高兴。因为这样，他们挖出来的这些文物就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了。
11月24日，秦俑博物馆筹建处成立。办公地址设在西安市陕西省文化局招待所。由省文化局办公室主任杨正卿任博物馆筹建处领导小组组长，朱仲安、陈子先、刘最长等人任组员。
1976年初，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的业务人员王学理来也到了“秦俑馆筹建处”。
当时，首要的任务是在秦俑一号坑上盖起大厅。为了方便施工就暂时停止了考古发掘。
王学理来后，秦俑博物馆筹建处施工组组长陈子先就把现场管理的任务交给了王学理，而他只负责西安方面的外联工作。
王学理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为建筑工程队的入驻先做通水、通电、通路和场地平整的先期准备。
这时，一号坑东端试掘的陶俑、文物、迹象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对这些文物遗存采取护理之后，就地掩埋。
然后，再在“过洞”之上密密麻麻地排铺粗圆木，以避免重型施工工具推土机、卷扬机、吊车和车辆压在上面损坏文物。
对坑上分散着的其他小试掘探方，即把发掘区划分为若干方格，分工发掘，这些方格叫探方，他们也用了同样的办法。
在做这些工作时，年轻的王学理大声喊道：“秦始皇的将士们，委屈了。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你们不会在下面等待多久。我会用双手，请你们出来的！”
同事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一号坑施工作业期间，秦俑考古队转入了“外线”工作，也就是在一号坑周围进行钻探。
就在这个时候，秦俑考古队在一号坑东端的北侧只隔25米处又发现了二号坑，他们随之开始进行“试掘探方”。
王学理在筹建施工的空隙，也常常到考古现场，同考古队员屈鸿钧、王玉清等人在一起分析迹象、动手清理陶俑。有时，还去西杨村考古队的住地闲聊。
当时，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携带着儿子和美国儿媳，来到二号坑试掘现场。
王学理给她介绍了秦俑及考古前景。
王学理当时想：美籍华人不远万里来看秦俑，还带着自己的后代，可见他们没有忘“根”。
他尽自己所能，为吴健雄女士等人讲述中国的灿烂文化，讲述秦俑的由来和发掘过程。他的努力受到了吴健雄女士的称赞。
吴健雄女士离开时，不停地对他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你了！”
1976年，在我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多事之秋。河北唐山大地震、四川松潘地震，使中华大地陷入空前的灾难。
王学理他们睡在场地上的防震棚里，风吹雨打，篷布噼啪作响，彻夜都不安静。
就在这个时候，一代伟人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先后逝世，全国一片哀痛。
憋闷的气氛使人心一阵阵地往下沉，但建设秦俑坑大厅的工程却依然在进行。
9月初，秦俑馆基建正式破土动工。
可是，动工之初就遇到一个难题，保护大厅的面积为1.6万平方米，比两个足球场还大。那么，怎样来支撑如此巨大的屋顶呢？
如果采取中间设有立柱的“桁架式”，必然会妨碍观众的视线，还不可避免地会破坏坑里的文物。
经过基建部门研究后，设计人员选择了“三铰拱结构”。
可如此一来，屋顶的全部荷载就势必落在大厅四周的38根拱柱基础上。而且，要立拱柱，同样也得挖坑打基础。如果采用掘土机，对一个个柱坑掏挖，由于柱间距太小而必然彼此贯通，那样一号大厅的墙基就会形成一圈周长600米的长方形大壕沟。这样必然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为了少花钱多办事，王学理提出，采用了民工承包挖土方的办法，代替机械挖基槽。
施工组经过研究，同意了他的意见，并要他负责实施。接受任务后，王学理就天天守在施工现场。
人熬瘦了，胡子长大了，但他此举却确保了俑坑文物的安全，减少了62%的土方量，并为国家节约投资21.08万元。
9月8日，陕西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开始浇灌第一个拱柱基础的垫层，它标志着保护大厅从设计图纸变成了使人们能看得见的实物。
9月底，一座雄伟的占地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一号兵马俑坑遗址大厅竣工。
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庆的礼炮声中，秦始皇兵马俑坑正式向国内外公开开放。
第8章 叶剑英为博物馆题写馆名
1979年4月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来到秦俑发掘工地视察。
尽管叶剑英已是80高龄，但从他行走的姿态和面露笑容的脸上看得出，他的身体仍然很好。
此时，一号坑大厅正在兴建，陶俑被回填土覆盖，无法参观。在陪同人员的导引下，叶剑英直奔正在发掘和清理的二号坑。
在这里，叶剑英看到坑中有近百名解放军指战员在翻土、拉车，遂不解地问博物馆筹建组负责人杨正卿，“怎么这里还有军队？”
杨正卿急忙解释：“这是驻军的一个连在帮助我们搞考古发掘，他们在这里已有一段时间了。”
叶剑英转过身对陪同前来的驻军首长笑着说：“想不到你们还参加了考古工作，干得好啊！”
站在坑边的一个土坡上，叶剑英望着这支以步、车、弩、骑4个独立兵种组成的地下大军阵，脸上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表情。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元帅，他深知诸兵种如此组合排列后，投之于战争将会产生怎样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和变化无穷的奥秘。
他在为出神入化、栩栩如生的陶俑雕塑艺术所折服的同时，更为古代杰出的阵法和战术思想赞叹不已。他想，假如在自己的戎马生涯前能看到这样一个集古代兵法之大成的军阵，也许会使自己的战绩再添上一层荣光。可惜，战争结束了30年秦俑才出土，这不能不使他感到一些遗憾。
然而，战争虽在自己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渐渐远去，但只要战争恶魔没有从人世间完全消失，就时刻还会发生。能够亲眼目睹这支古代大军并领略其中的奥秘，对每个军人都是有益的。
将要走下高土坡时，叶剑英两眼放着激动的光芒，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身边陪同的军队将领们说：“我看这个秦俑坑是我国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这里面有学不完的东西，希望今后我军的高级将领都要到这里看一看。”
由于博物馆尚未建成，筹建人员只好把一间破砖房当作临时陈列室接待贵客。因屋子小、空间窄，陈列的文物也较简单，除了几件陶俑，就是十几件兵器。叶剑英来前，才又加了几件陶马、骑兵俑等文物。
叶剑英走进陈列室，望着刚出土不久的刀、矛、剑、戟、戈、殳、弩机、铜镞等完好无损的实战兵器，禁不住叹道：“经过2000年的埋藏还这样光亮，真是个奇迹。”
叶剑英在高大的陶俑前停下，指着铠甲上明显突出的花穗问道：“为什么这件陶俑的铠甲、装饰和那边两件不同？”
“这是个将军俑，铠甲上的花穗是代表等级的。秦代军队不仅兵器精良，战斗力强，而且各种军事制度也比其他六国完善，这代表等级的花穗就是一个例证。”杨正卿回答叶剑英提问的同时，又作了简单的补充。
“秦代军队有多少等级？”叶剑英抬起头询问。
“据史书记载，有20个等级，这些等级在秦俑军阵中已作了明确而真实的反映。”杨正卿说。
叶剑英将听了沉思片刻，轻声说了个“噢”字，然后转身走出临时陈列室。面对高大秀丽的骊山山顶，叶剑英的思绪又回到现实，他自言自语地道：“看来没有军衔是不行的。”
这声音极小，似是即兴说出的话语，在场的接待人员和考古人员没有放在心上，更没有领会其背后的真正含义。但叶剑英身边的几位军队高级将领却感到了这句话的分量，并以军人职业的敏锐预感到：中国军队一次大的变革就要来临了。
尽管这场变革在叶剑英来秦俑馆参观的8年之后才最终付诸实施，但这几位军队将领此时的预感并没有错。
1988年8月1日，中国党、政、军领导人正式决定在人民解放军行列里恢复军衔制，从此，中国军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叶剑英参观完毕，上车时又似乎想起了什么，他招招手示意杨正卿走到自己的跟前。
“秦始皇为什么要用兵马俑从葬呢？”叶剑英问。
“他凭借武力统一了六国，死也不忘兵马，这就叫视死如事生。”杨正卿答。
叶剑英点点头又问道：“你们什么时候开馆？”
“今年国庆节。”
“好啊，可是要快！要快！要快噢！”叶剑英一口气说出了三个快字，看得出他对兵马俑倾注了很深的感情。
眼看叶剑英就要离开了，杨正卿才想起了一件对博物馆来说很是要紧的大事。
原来，早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筹建组成立不久，杨正卿等人就开始琢磨请谁来题写馆名的问题。
由于此前大家知道建国后郭沫若对名胜古迹的题词、题名比较多，就提议找郭老题写这个馆名。
此时的郭沫若年龄已高，身患重病，但为了满足秦俑馆的愿望，他在病中艰难地提笔。
1978年初，筹建处终于收到郭老的手迹。但从笔迹中已能看出郭老病情十分沉重，笔迹已与往日大不相同。
不久，1978年6月12日，郭老就与世长辞。他为秦俑馆书写的馆牌，可谓一代大师为我国名胜古迹题词的绝笔，弥足珍贵。为此，秦俑馆筹建处领导决定把它珍藏起来。
这样，筹建处的杨正卿等人再度琢磨题写馆名较合适的人选。
正在这时，听说叶剑英来工地参观视察的消息，大家一合计，干脆就请叶剑英来题写馆名吧。于是，杨正卿在这个时候急忙提出：“叶帅，我们想请您为博物馆题写馆名。”
叶剑英沉思片刻，谦虚地说：“我的字可是写得最丑。”
“这是兵马俑博物馆，您是元帅，题字最合适。”杨正卿说着，叫人拿来事先准备好的馆名递了上去。
叶剑英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一下，让秘书将纸叠起放入公文包内，说：“主席三周年前我不题字，这样吧，三周年后我再写好寄来好吗？”
说完，握着在场工作人员的手同大家告别，随后乘车而去。
1979年10月1日，由叶剑英元帅题写馆名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支秦代的地下大军正式面向世界，接受全人类的赞赏与检阅。
第9章 扩建兵马俑坑遗址大厅
兵马俑博物馆开馆以后，观众如潮，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引起了人们的浓烈兴趣。
但兵马俑博物馆初期的建馆方案是1975年10月拟定并获国家批准的。当时仅发现了一号兵马俑坑，而二号和三号兵马俑坑是1976年夏季在考古勘探的过程中才发现的。
这就决定了兵马俑博物馆的一期建设方案是不完备的。一、二、三号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园内的一组陪葬坑，三个坑内共有陶俑、陶马约8000件，像个庞大的地下军团，也是座古代雕塑艺术的宝库。
如此，兵马俑博物馆原有的建筑规模及较简陋的设施，已不能满足展馆的需求。
把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建成世界一流的大馆，即刻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成为博物馆全体人员迫切的愿望。
在陕西省政府和国家旅游局的热情关怀和支持下，兵马俑博物馆的二期扩建工程，于1986年正式列为陕西省的重点工程项目。
这次的主要工程是建造二号和三号兵马俑坑遗址大厅，以及文物库房、文物综合陈列厅等20余项配套设施工程。总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总投资4850万元。
1976年5月至1977年8月，同一号坑一样，在二号坑遗址上开始兴建保护大厅，1994年二号坑大厅主体工程建成，为网架框架结构，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总投资约4500万元。它的外观总体上呈古城堡形式。
1994年3月1日，秦俑二号坑发掘工作开工典礼在基本完工的二号坑展览大厅隆重举行，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亲手把镶起来的发掘执照郑重地交付袁仲一队长，宣布了二号坑发掘工作的正式开始。
二号坑田野考古工程正式发掘从一开始就被列为省、市乃至国家的重大发掘项比并且得到国内外传媒的密切关注。
为了保证发掘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国家文物局专门成立了二号坑专家组，以指导考古发掘，专家组由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黄景略先生为组长，组员有徐萍芳、石兴邦、任式俑、胡继高等著名的老一代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专家。
秦俑二号坑的发掘发掘工作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4年3月至1996年年底，主要是对二号坑建筑棚木层以上的发掘和清理。第二阶段，从1997年9月开始，主要是建筑棚木层以下各过洞、开间的陶俑、陶马、战车、兵器等考古遗存的清理工作。
第一阶段的考古工作，考古队从工地现场到资料管理，从文物保护到文物安全等方面，都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和要求，制定了《二号坑发掘资料工作细则》、《二号坑工地管理和安全工作制度》、《二号坑发掘绘图工作规范》、《二号坑发掘方案说明》、《二号坑文物保护方案》等一系列规范制度，开展工作紧张而有秩序。
第一阶段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是搞清了二号坑遗址的地层堆积和平面形制，同时揭示了二号坑约1500多根的棚木建筑遗迹。
二号坑总平面呈曲尺形，北侧东端有一前凸部分，坑东西最长94米，南北最宽82米。
二号坑共有门道11个，其中东门道4个，西门道5个，北门道2个。
根据试掘方陶俑陶马及战车的编制，推测二号坑共有车、步、骑、管四个兵种陶俑939件，挽车战车和乘骑战马472匹，战车89乘。
这是一个屯居待命的阵营体系。为了满足观众希望早日了解二号坑的渴望，二号坑发掘现场同一号坑一样，采取了边发掘边开放的办法，于1994年10月14日正式对外开放。
第二阶段的考古工作，是二号坑发掘清理工作关键的环节。工作开展之前，考古队在原有的制度要求基础上，又制定出《秦俑二号坑第二阶段考古工作细则》，工作要求的具体内容是：
1.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发掘堆积进行发掘操作，把文物安全工作放在第一位。
2.把发掘工作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
3.发掘工作与文物保护工作同步进行，工作从发掘环节做起，文物保护专业人员参加发掘现场工作。
4.捕捉各种各样的考古信息，包括人为的、自然的、物质的、非物质的等。
5.实行领导干部责任制，干部必须亲自动手，提高清理技术和发掘质量。
第二阶段发掘工作任务的重点是二号坑东北角管兵区域。发掘清理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对棚木的细部清理，第二步是对坍塌层的清理，第三步是清理提取清理单位内的考古遗存。
工作中，业务干部认真负责，不辞劳苦，按照队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发现的遗迹遗物进行了照相、绘图、录像、文字记录、提取标本等，作了扎实细致的工作。工作中，发现了双层棚木建筑迹象，另外棚木下的几处遗迹也清理了出来，部分陶俑开始露头，现在发掘清理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之中。
二号坑的考古工作是兵马俑发掘工作的重要工程，考古队队员把它看作是一种时代所赋予的特殊责任，他们不管是在盛暑伏天，还是严寒冬季，战胜阴暗、潮湿、霉菌滋生的恶劣环境影响，坚守工作岗位，工作严谨有序，一丝不苟，甚至常常忘记休息，有的人还染上疾病，但仍带病坚持工作。
二号坑每一遗迹的清理，每一文物的发现，都留下了考古队员勤奋工作的足迹。二号坑专家组的专家们对他们的工作，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称赞，来自全国的同行们也给了很高的评价，考古队员们也为能为世界八大奇迹的考古工作贡献一份力量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1976年6月，在一号兵马俑坑西端北侧通过考古钻探，又发现了第三号兵马俑坑，两坑相距25米，东距二号坑120米。
1977年3月至12月对三号坑进行了全面发掘，为盖保护大厅，发掘后又作回填处理。
1988年，保护大厅建成完工，为网架框架结构，建筑面积1665立方米，总投资约450万元，外观呈上小下大的古墓状。
1989年，秦俑考古队对已回填的三号兵马俑抗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清理工作，由于这二次揭露，没有划分考古探方，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繁忙工作，发掘清理工作大功告成。
9月27日，三号坑在隆重的仪式中宣告正式对外展览开放。
根据发掘清理所获得的资料，三号坑平面呈“凹”字形，东西长17.6米，南北宽21.4米，深约5米，坑东边中部有一斜坡门道。面积约500平方米，这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兵马俑坑。
三号坑分南区、北区和中区三部分。南区共清理出土铠甲兵俑40件，40件兵俑在南区“土”字形空间，多为内向或相向编制。
北区共清理22件陶俑，分列南北两行，每行11件，也是相向排形。
中区为战车，车后4名甲士，古时战车乘员一般为3人编制，三号坑为4人，配备特殊。
对于三号坑的性质，有人认为它是统帅一、二号坑的“指挥部”（军幕），也有人认为它是用于祭扫的“军社”，也有人提出它是整体议事之所，具体哪种说法正确，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三号坑大厅修好后，南区和中区的兵马俑已修复归位，北区则为兵马俑出土现状，通过对比，可让观众了解更多的考古工作内容。
三号坑发掘清理工作中获得了许多重要资料，包括10多万字的文字记录和几千份图纸、照片和拓片等。
这些考古资料对全面认识整个秦俑坑，完整地向人们展示秦俑坑的全貌有着重大意义。
第10章 清理和修复秦陵铜车马
秦俑博物馆是一个发展中的博物馆。秦俑考古队1988年归属秦俑馆后，主要负责秦俑馆围墙以内的考古遗存的发掘与清理，秦始皇陵园的调查、钻探、发掘等任务则由隶属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秦陵工作站负责。
秦俑考古队在馆区内除重点进行兵马俑坑的发掘工作外，还配合秦俑二期扩建工程的施工，对发现的一些重要遗址和遗迹进行了随工清理，并且收集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物。
1978年6月，秦俑考古队的钻探人员，在秦始皇陵西侧约20米的地方钻探时，在地下7米多深的土层中探出一个金光闪闪的金质马饰，根据其形状和花纹，专家认定该马饰为马络头上的一个金泡。就是这一金泡的发现，揭开了发现秦陵铜车马陪葬坑的序幕。
带着激动与兴奋的心情，考古工作者在发现金泡的区域，重点钻探，8月份，终于探明这里是一个大型陪葬坑，出土时两乘铜车马作面西一前一后纵向排列。
考古工作者把前面的一车乘编为一号车，把其后的一乘车编为二号车。
为了保证秦陵铜车马的安全和发掘清理工作的科学性，1980年12月底，秦俑考古队将发掘出土的这组两乘铜车马整体装箱运入室内，经过7年的清理、修复和保护，两乘铜车马一起正式开展。
通过研究，考古专家发掘出了秦陵铜车马所反映的历史信息和秦代青铜铸造业的科技成就。
一号车为前导车，舆为横长方形，舆中部竖一独杆圆形伞盖，盖径1.22米，御官确立于伞下偏右处，手执六辔，身佩长剑。
此外，车舆内还发现一件制作精美、形状完整的铜盾牌，盾牌为“出”字形，四周彩绘几何纹，中间绘变形龙纹。
一号铜车重1061公斤，每件马个体重230公斤，配件3064个。尺寸大小是按实物二分之一比例而缩小的。
根据《后汉书·舆服志》注引蔡邕曰：“立乘曰高车，坐乘曰安车。”《晋书·舆服志》又载：“坐乘者谓之安车，倚乘者谓之立车，亦谓之高车。”《释姓·释车》曰：“高车，其盖高，立乘载之车。”一号车属于上乘，其名称应为“立车”或曰“高车”；二号车属于坐乘，其名称自然谓之“安车”了。
二号车较一号车复杂：分为前后两室，前室较小，仅供驭手一人乘坐，后室状如龟甲，前后室均罩于篷盖之下，具有防风避雨、防尘防晒的实效。御官俑身佩长剑，跽坐于车前室，手中握着辔索。
车舆后室的正前和左右两侧各有一窗户，前窗为刻有菱形花纹的镂空固定窗，左右两边的车窗互相对称，窗子可以开合，既利于通风采光，又利于密护，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可调节室内温度。“开之则凉，闭之则温。”当时把这种车叫做温辌车，体现了豪华、舒适的特点，据说秦始皇出巡天下时乘坐的就是这种车。
二号铜车马总重量为1241公斤，其中马个体重约230公斤，御官俑重51.95公斤。车总共由3462个零部件组成，其中青铜制件1742个，金质制件737个，银质的制件983个。
这辆坐乘车，虽然不一定就是秦始皇本人所乘之车，但从那穹窿式的锈有花纹的篷盖，以及后室内所铺的“文茵”，外加可以启闭的窗户等等来推测，它也是具有很高规格的皇宫府僚所乘之车。
古代等级森严的乘舆制度，到秦始皇时已成定制，其中每乘车构件的质地、车饰、驾车马的数量、颜色等等都明确规定。在中国考古史上，过去发现过很多商周到汉代的车马坑，但出土的马车是木车真马，腐朽校甚。
秦陵铜车马，鞁具俱全，装饰完整，澄清了古代车制研究方面长期争论的一些学术问题，特别是车舆、马饰各部件的名称，车马的系驾关系等，通过秦陵铜车马都一一得到了科学的证明。
另外，秦陵铜车马制作工艺复杂，结构合理，比例准确，铸造精致，综合使用了铸造、焊接、嵌铸、镶嵌以及多种多样的机械连接等工艺技术，凝聚着2000多年前金属制造工艺方面的辉煌成就，在中国和世界冶金史与金属工艺史上，将占有重要的一页。被誉为“青铜之冠”当之无愧。
第11章 恢复兵马俑的本来面目
人们惊叹秦俑军阵的磅礴气势，赞美古代艺术家和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
然而，假若没有现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回天神力”，那么，这些历经2000多年时光侵蚀的数千尊陶俑就不可能重新站立，这项浩大的修复和保护工程也不可能顺利完成。
秦俑在刚从土里被挖出时，远非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这般威武壮观。
据历史资料记载，秦始皇死后几年的一场大火，严重损坏了他的陵墓并殃及陶俑，砖木结构遭火焚毁，热气引发土层塌落，陶俑被掩埋、撞击，倒在地上变得横七竖八，支离破碎，受害最烈者甚至“粉身碎骨”化为数百块碎片。
据考古队秦俑修复人员介绍，陶俑在出土时绝大多数“缺胳膊少腿，几乎没有完好无损的”。
为了让兵马俑恢复“庐山真面目”，考古队制定了周密的修复方案，并运用了先进的粘接材料和各种技术手段。
他们先在坑内给俑编上序号，然后将大致一起的俑块一层层提出坑来，用小刀和棕刷仔细刮除粘在陶片及茬口上的泥土，用清水洗净后晾干。
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对茬儿，这是修复工作中最枯燥乏味且最需耐心的工作，要在一堆俑块里找到一块茬口吻合的俑片，有时要用几天的时间。
残片拼对上后，就开始把陶片顺其茬口由下向上逐段进行粘接。所用粘合剂一般为环氧树脂，这是一种性能优良的合成高分子粘合剂，可承受高负荷，并可在各种热、冷、辐射和化学腐蚀的环境中使用，有良好的耐久性。
参观者在展厅中见到的威风凛凛的陶俑都是由几十块以至几百块破碎陶片粘接的。
如一号俑坑的一辆木质战车之后的将军俑及与之配套的驭手俑，就是分别用100多及300多块残片粘接复原的。
在粘接过程中，修复人员还要把俑体分成若干部分进行加固。
为加强粘接后的整体强度，还须在俑的腿、袍、壁、手指等部位的茬口内，用粗细不等的铁丝打上暗芯：在胸腔内壁四周，用数层白布绕粘；躯干的裂纹处要打抓钉、用尼龙绳加固，体表的裂缝还须用石膏、水泥兑水进行修补。
粘接完毕，再用广告色和乳胶调拌，将修补过的地方涂成和俑身相同的颜色。待完成全部修复工作，即可把俑放回到坑内原来的位置上。
人们在游览时看到的兵马俑形神兼备、栩栩如生，丝毫看不出曾经历过“外科大手术”的痕迹，但事实上，“他们”就是由一堆堆泥土斑驳、残缺不堪的破碎陶片粘接复原的。
数量众多、造型生动、刻画真实精巧的兵马俑是我国历史长河中以写实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庞大艺术群体。
它们的出土填补了中国古代雕塑史中秦代雕塑史的空白。
据考古学家和秦史专家论证，兵马俑在秦朝安葬时曾有着漂亮的彩绘，个个色彩鲜艳，神态比现在更加逼真。
但由于后来的火烧、土掩和悠悠岁月的侵蚀，使陶俑表层所涂覆的颜料发生变化，造成了剥落或变色。于是，防止彩绘层脱落及色彩复原就成了秦俑保护中的重大难题。
据在实地观看过兵马俑出土的人士介绍，秦兵马俑本当是彩色的军阵，出土时尚有一部分俑体表面可看到类似石青、石绿那种颜色，可惜几天后，水分一挥发，色彩尽失。
专家分析后说，秦俑的彩绘与汉俑、汉唐壁画的制作工艺有区别，在上色前先用生漆和动物胶打了底，出土后涂覆物与空气接触，很易失水、老化，以致干裂、剥落或褪色。
出土文物的保鲜问题一直困扰着国际文物保护界，迄今尚无有效的解决办法。
秦俑博物馆专题科研组与德国文物保护单位合作，经过多年反复试验研究，找到了两种化学药剂，将其分别涂抹在俑片上，让生漆与外界空气隔绝，并采取措施减慢俑片干燥速度。
自涂药后一年多没有出现彩绘层脱落现象，表明此项研究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除了防止彩绘层脱落之外，让兵马俑重现艳彩是科研工作者全力研究的又一重点内容。
刚从地下挖出来时，尽管许多陶俑仍留有些许本色，但是在出土后的几星期内，这些残留的褪了色的颜料会因暴露于空气中而被迅速氧化成肮脏的褐色。
怎样才能让这些举世罕见的艺术珍宝重新“焕发青春”呢？秦俑博物馆开始尝试借助高科技的力量，即用激光催化技术复原色彩。
1987年，发明用激光技术修复古代艺术品的物理学家约翰·阿斯穆斯应邀前来我国，参与秦陵兵马俑色彩复原工程。
在亲临西安秦俑坑实地勘察后，阿斯穆斯认为，秦俑表面的色彩是古人使用从矿物中提取的颜料着色的，色素的化学成分是各种金属氧化物。经历漫长岁月中各种因素的作用，颜料变质，色彩消褪；出土之后，又因迅速发生氧化反应而使残留色素进一步褪变为更加暗淡的砖灰色。
阿斯穆斯将陶片带回实验室，使用激光催化还原陶片上的古代颜料。他将激光器的功率调小，让颜料浸浴在甲烷气体中，随着低能量激光的照射，奇特的氧化——还原反应发生了，并随之带来了奇特的效应：
褪色的颜料重新显现出鲜艳的色彩，而陶片则完好无损。
阿斯穆斯的这项秦始皇陵兵马俑色彩恢复方案荣膺1990年劳力士雄才伟略大奖。
阿斯穆斯仍在继续进行试验研究。人们期待并祝愿这位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再接再厉，让秦陵兵马俑重现艳彩、魅力长存！
秦始皇陵兵马俑是我国秦代雕塑艺术的精品。这些数以千计的陶质“秦陵卫士”是以固守咸阳的“御林军”为原型而塑造的：
清一色的关中大汉，个个身高1.80米左右，体态雄健，束发挽髻，方脸宽额，大嘴厚唇，容貌神态各具特色，再现了古代各种官兵的不同性格、不同风度和不同气质，完整而形象地展示了2000多年前秦代军队的服饰、装束、武器、装备、战术特点及编制制度，为研究秦代的历史、军事制度及文化艺术，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然而，由于兵马俑是泥塑的身躯，其“安全”问题却令文物保护专家们心存忧虑，因为这些“陶制品”怕震动，怕碰撞，易碎、易裂，加上数量庞大，排列密集，一旦发生地震，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毁灭性的灾难！
为解决这一难题，西北工业大学力学系组织力量，从事攻关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
该校刘生培副教授等人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试验，设计出一种特殊的减震器。该装置由两层钢板作为骨架，中间装有新型粘接弹性材料制成的球体，减震器钢板可以横跨足踏板的搭扣和秦俑相连，搭扣的办法丝毫不损坏秦俑原物，并可随时拆装；粘接的办法则不碍观瞻。
此项成果已于1992年通过了由陕西省文物局组织的技术鉴定。专家们认为，减震器设计新颖，结构合理，可防御烈度七、八级的地震，能确保秦俑无碰撞之虞。
此外，由秦俑博物馆专题科研组负责的俑坑土隔架加固工作也已有了进展。
秦俑一号坑内军阵各个纵队之间的土隔架，由于长期暴露，随时有倒塌危险。科研人员通过调查研究，集思广益，找到了一种防倒塌的方法。
他们仿照钢筋混凝土的制作方法，给土隔架增添了一副“铁骨架”，即在土层中部或底部钻槽插入钢筋，后壁贴上铁夹板，形成U型或H形金属支架，并对露在外面的金属材料进行作旧处理，使之与土色浑然一体。这种机械加固办法已使许多土隔架消除了坍塌的“后顾之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12章 运用现代技术修葺展厅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是20世纪世界考古史上的伟大奇迹。
1975年7月21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秦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的消息。同年8月，国家文物局得到聂荣臻元帅的支持，将拟在秦俑坑原址上建立博物馆的报告提交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
在李先念副总理主持的会议上，确定建立“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
秦俑博物馆展厅自1978年即开始接待参观者，但为了让兵马俑这一闪射中华民族智慧光芒的瑰宝更添艺术魅力，我国政府又调集人力物力财力对俑坑门厅、过厅和铜车马展厅作了修葺和大规模调整，使其面貌焕然一新。
调整后的秦俑展厅陈列充分利用了现代声光技术，发挥了灯光、电视、音响及各种装饰材料的作用。
一号俑坑门厅在聚光灯的照耀下陈列着秦始皇陵园模型，与门厅深处一块高约3米的大理石上刻的前言构成一个相辉映的景观。
大厅的墙上饰有从秦陵出土的秦石、秦盾和秦戈为题材的组合浮雕。
过厅是仿秦俑坑坑道式建筑，墙上饰有秦代蔓纹图案的灯具，层层递进，相互呼应，加强了兵马俑坑雄伟壮观的军阵。
铜车马展厅在原有展厅的基础上，划分出3个不同的空间，形成了门厅、展厅和电视厅，运用现代视听手段，融画面、解说及古典音乐为一体，使观众在有限的空间里得到了更多的知识和美的享受。
铜车马展厅陈列还调整为让部分说明文字脱离了以往放在大版面上的惯例，专门为陈列文字设计了一个低低的斜面。
这样，调节了视线，又成为整个陈列形式节奏的一个节拍。
总之，整个调整过程显示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体现了设计者的艺术匠心，通过合理分配有限的空间，让每一寸、每一立方空间都为突出展览主题兵马俑、铜车马和源远流长、绚丽多彩的中华古文化服务。
天下无双的古代奇珍异宝，在现代科技的包装、烘托之下，更加璀璨夺目、光彩照人，从而产生了令人迷恋、陶醉以至流连忘返的艺术效果。
第13章 全方位多渠道搜集资料
考古发掘资料的科学规范管理是建立秦俑博物馆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全方位、多角度地搜集和科学化、规范化地归档、管理考古发掘资料，不仅是考古工作的基本要求之一，同时也是进一步发掘、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
为了规范秦俑发掘资料的搜集工作，确保发掘资料得到全方位地搜集，考古队先后制订了《考古发掘资料工作细则》、《发掘绘图工作规范》等一系列相关的规章制度，从制度上细化和规范了资料搜集的工作方法和具体要求。
同时，在发掘现场的具体操作中，进一步强化考古发掘人员收集资料的意识，使每一名发掘干部都能明确资料工作的性质和工作要求，从思想上认识到资料工作的重要性。
在发掘中，考古队要求每一名干部不仅要细致地做田野发掘清理工作，也要充分做好资料的搜集、记录工作。
在后期资料整理期间，明确资料整理工作的时限性，针对资料整理工作的基本要求，要求全体发掘干部都应在每一年度及时整理完成当年的发掘资料，并将资料整理工作的完成情况作为干部年度业务工作评定、考核的重要方面。
良好的制度保障了考古队资料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全体考古队员努力下，发掘资料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
截至2000年，博物馆已整理完成并归档的发掘资料包括：探方发掘日记50余册，70多万字，探方记录25册，近70万字，各类绘图资料数千张，照片资料100余册、8300多张，摄像资料，数码照片资料600余张，扫描归档照片资料近千张。
传统的发掘资料搜集手段，一般来说就是文字记录、绘图、照相等几个方面。
为了提高秦俑考古发掘信息的采集水平，及时、有效地多角度、全方位索取珍贵的考古发掘信息，秦俑考古队在发掘工作中不断引入新思维、新方法、新手段，进一步延伸和拓展秦俑考古信息的索取手段。
在发掘资料工作先后引入并逐步完善了数字化摄影、摄像及模型制作等多种手段，如为了全面地记录考古发掘的动态信息，在发掘工作中，考古队将摄像引入资料工作中，并始终贯穿于发掘工作始终，使其成为重要的信息记录手段。
为了保存俑坑棚木层遗迹的各类信息，考古队利用雕塑手段，成功制作出了俑坑棚木层及各类遗迹的模型，探索了一条考古发掘信息记录的新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秦俑考古队将各类先进的数字化信息记录手段也引入了发掘工作，对秦俑考古信息进行全方位的数字化采集。
如采用数字相机和摄像机进行秦俑考古发掘静态、动态信息的数字化采集、记录，既避免了后期处理归档过程中重要考古信息的信号衰减，同时也可利用专业软件进行图像处理和非线性编辑。
这些资料记录、采集新手段在秦俑考古工作中的应用，不仅提高了秦俑资料工作的现代化水平，同时也使考古队的资料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为了规范发掘资料的记录、归档，考古队以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发掘工作规程》为标准，并相应地制定了《考古发掘资料工作细则》，在每年的发掘工作总结会中，由馆、队领导和全体发掘干部对资料记录，归档工作进行年度审核、联评，有效地提高了归档资料的规范性。
此外，考古队还专门设置了考古发掘资料室，制订了《考古发掘资料管理细则》等相关制度，并指派专人具体负责发掘资料的归档、管理工作，使发掘资料的管理得以有序进行，提高了资料的管理、利用效率。
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对考古发掘信息的系统化、现代化科学管理，考古队还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数据库及多媒体技术，开发完成了“秦俑考古发掘信息处理系统”。
借助于这套系统，可以将秦俑考古发掘中的文字、图片、绘图、摄像及声音资料等众多的考古信息全方位地采集，永久性地保存各类考古发掘信息，并对考古发掘信息进行系统化、现代化的科学管理。
这套系统的开发成功和投入使用，改变了考古发掘信息资料管理的传统模式，不仅使秦俑考古发掘资料得到科学、规范、高效的管理，同时也为考古发掘研究提供充分、可靠的资料保障。
“秦俑考古发掘信息处理系统”是以兵马俑坑及秦始皇陵考古发掘信息为中心开发的考古发掘信息处理系统，因而，在系统功能设置中，以考古发掘信息处理和研究工作为出发点，立足于秦俑考古工作的实际需要进行设计开发，系统操作直观方便，资料输入、检索、统计、打印便捷，查询功能完善、全理，数据检索快捷、灵活、实用，能够充分满足对考古发掘信息科学管理、永久存贮及检索和多角度、多层次使用等目的。
根据考古工作的实际需要，在该系统中还设置了独特的发掘报告编辑功能，利用系统数据库的交叉引用技术，使考古工作者在输入选择编辑条件后，能自动从相关数据库中提取信息，对考古文字记录、绘图、照片、表格等多种资料进行快速编辑，从而高效、准确地输出完整的发掘报告。
“秦俑考古发掘信息处理系统”是国内考古界当前唯一采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开发的考古发掘信息处理系统，该系统的开发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是秦俑馆依靠自身的科研力量进行考古应用软件开发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将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应用到考古工作中的一次探索，对于解决考古发掘过程中各类发掘信息处理的科学化管理，有效地利用考古发掘信息进行考古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经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鉴定组鉴定认为，“秦俑考古发掘信息处理系统”对我国计算机考古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达到国内领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