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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石油大军涌到长庆
当沿途的人民群众看到这如此壮观的场面时，激动地说：“当年的八路军又回来了！”
李占山将拳头一挥说：“怕啥！咱们就坐‘11号’汽车，跑步上庆阳！”
王存善想了一下，果断地说：“为了急会战之急，我们什么地方都可以住。”
1970年底，位于甘肃庆阳地区径川县以东的长庆桥一带，突然热闹了起来。
在这里，陕甘两省在此地南北以径河为界，径河以南系陕西长武县境，径河以北系甘肃庆阳地区。因一水之隔，在过去年月，长武、庆阳两地人民群众，为了便于交流往来，联合于任河面上架修了一座桥涵，于是，此地便名曰“长庆桥”。
当玉门局“陇东石油勘探指挥部”首先搬到长庆桥的时候，长庆油田的名称也就随之而产生了。
“兰州军区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在这里成立后，勘探队伍不断扩大，指挥部从陕甘宁三省区抽调军队干部630多名，其中团以上干部156名；抽调地方干部500多名，配备到指挥部机关及各基层单位，加强了对会战工作的领导。
同时，中央军委批准2.5万余名解放军战士复转，到陕甘宁参加石油会战。
燃化部又从全国石油系统，抽调约6000名职工陆续进入陇东，连同玉门局在陇东、宁夏和陕西渭北的队伍，以及新疆局渭北大队的人马1万多人，组成了拥有5.24万名职工，53台大中型钻机，35个试油队，66个地震队和工种配套的石油大军，转战在陕甘宁盆地的主要探区。
一时间，陕甘宁盆地风起云涌，车水马龙，人流如潮。为抢时间，争速度，尽快拿下大油田，从祖国各地涌来的石油大军，在车辆运输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他们不畏道路崎岖，风雨多艰，拉着架子车，背着行李卷，不分昼夜长途跋涉，徒步向陇东疾速前进。
于是，在长达数百公里的黄土路上，人欢马叫，车辆轰隆，尘土飞扬……
当沿途的老乡和革命老区的人民群众看到这如此壮观的场面时，激动地说：“当年的八路军又回来了！”
当时，李占山和他的钻井队，就是这批“跑步上庆阳”大军中的一员。
1970年，参加长庆会战的李占山带着玉门的钻井队伍首先到达了咸阳，器材、设备也一起到了咸阳。
火车到站后，李占山就带领职工将几个车皮的设备呼呼啦啦扒下来，堆放在转运站货场。
此时，已是夜幕降临，汽车转运设备来不及，而且当时运输力量有限，要把设备运到目的地需等几天时间。
而咸阳的这个转运站，只有一个小小的接待站，住不了多少人就满了，大部分职工长途到此之后，非常需要休息，这令李占山非常着急。
经过多方联系，李占山等人还是没有找到让大家休息的地方。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李占山就把咸阳大众剧团的剧场暂时包了下来，准备让大伙在此住宿。
谈妥剧场后，也已经很深了，李占山把队伍带到大众剧场，在剧场池座的两侧站票区观众看戏的地方，买了麦草就地打了通铺，大伙才身子挨身子睡了下来。
3天之后，钻井队的设备终于都被运到目的地了，但是没有拉人的车辆，咸阳距西峰300多公里路哩！怎么办？大伙都向李占山要主意。
李占山想，现在没有车这是肯定的，就是等，就是要，就是靠，也靠不住的！会战要求猛上快上，时间不容耽误了，于是他将拳头一挥说：“球！咱们就坐‘11号’汽车，跑步上庆阳！”
大伙一听，都愣了起来，纷纷说：“啊？你疯咧你……”
“占山，300多公里，你这两条腿是铁打的？”
“占山，走300多公里人哪里能受得了哇！”
见大伙有畏难情绪，李占山就鼓动大家说：“同志们，我知道这样跑下来是不容易的，但是在没有车辆的情况下，没有别的办法。要包几辆车嘛，我这个当家的囊中羞涩，没有几个钱，就是有几个钱，还要考虑大家的吃饭问题。所以，我们只有靠两条腿儿了。再说，我们是石油工人，陇东的石油会战就等着我们打头钻呢！我们能在这儿呆得住吗？我看，大家应当发扬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就给他来个跑步上庆阳有何妨？就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
一个青年钻工挥着拳头说：“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爬雪山过草地，都能从长征路上走过来，这300来公里，我们不放在眼里，你说走就走！”
经李占山一动员，大伙心热了，劲儿鼓足了。于是，第二天，人们背上背包就出发了。
一连几天的紧急行军，人们的脚上都打了血泡，但他们却丝毫也不在乎。就这样他们就靠着双脚，走到了目的地，找了间民房住下，便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和李占山的队伍一样，当时，很多参与会战的队伍都激情高涨，他们接到会战命令后，也从四面八方迅速地来到了自己的战场。
1971年，支援长庆会战的兄弟油田参战队伍陆续到达，其中青海石油管理局700人，四川石油管理局1250人，胜利油田450人，江汉石油管理局400人，石油物探局2800人，敦煌运输公司900人，他们分别进入华池、驿马、庆阳、彬县、长武、长庆桥等地点驻扎。
随着各路人马的到来，寂静的西北大地热闹了起来，一场找油大战的气味变得浓烈了起来。
第6章 完成会战准备工作
1971年前后，随着大批人员的到来，各个会战场地的住房与吃饭等生活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这个问题在会战的主战场庆阳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当时，各路石油大军到达庆阳时，庆阳县城不足千人，房屋破旧，城内全是土路，只有街中心有两家饭馆，一家旅店，一家理发室，大部分的职工只能在街上吃饭，住宿靠的是临时草棚，帐篷和窑洞。
为了解决队伍的安营扎寨问题，会战指挥部二分部的领导就决定，发动机关干部自己动手盖房子，要尽快把房子建起来，好早日让工人开始工作。
造房之战开始了，此时困扰造房人员的问题是建房的砖瓦问题。
当时庆阳当地群众住房的墙大都是砖块、石块垒起来的。当地群众视这些石块、砖块如宝贝一样贵重，就是掏钱也买不来。
而在长庆，制造砖的窑厂也很少，要盖大量的房子，砖瓦奇缺。没办法，二分部的领导一商量，就决定动员大家打土坯子，用土坯子建房子。
于是，紧张的打土坯子开始了。机关各组室不分男女，自成一组，按人头定数定任务，每人半月1000块土坯。
打土坯的活儿虽然简单，但是十分累人。一般是前一天用水把黄土泡好，次日早晨起来用双脚踩着和泥，将泥水搅拌均匀。
当时，用脚和泥这一关最难过，因为天气十分寒冷，又是一天最冷的早晨，人们要脱袜下水和泥，那冷冻冰凉的滋味谁也吃不消。有时浸泡好的黄土结成了冰块，只好重新浸泡，和泥。
打土坯时，每人抓起一团泥向模子里装泥，然后再砸实、抹平。等模子里泥坯子的水分干到可以固定形状的时候，然后再将模子卸掉，土坯子就算初步成型了。
待太阳将其快要晒干的时候再加以修整，一个成型土坯算完成了，这就是打泥坯子的全过程。
别看说着简单，但真正做起来，打泥坯子却还有很多技术在里面。当时，多数的同志没有打过土坯，那些干部就主动去一个一个地教。学了几天后，大家都学会了。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个活干不了几天，大部分的人手上的血泡一个接一个多了起来。一拿起工具，碰到血泡就非常疼痛，但是工人们毫不在乎，依然坚持干下去。
干了一天下来，晚上睡下身子骨又累又痛不说，那一双磨烂的手，翻过来是疼，倒过去也是疼痛，总觉得没法搁。
当时，二分部领导刘俊卿和周世英副指挥是一组，他们都是50出头的人了，但干起活来，却毫不放松。他们打土坯无论怎么苦怎么累，也像年轻人一样，一天到晚顶住干。
打土坯时，一不小心泥浆就会溅在身上，一天下来，刘俊卿等人的衬衣衬裤、脸上脖子上，全溅满了花花斑斑的泥点子。
有时，溅的面积很大，寒风吹来，刘俊卿等人常常被冻的嘴唇发紫，浑身打哆嗦。但他们丝毫也不介意，仍然坚持工作。
一天的繁忙劳动结束了，尽管干得已是腰疼腿酸，但刘俊卿还不能像其他人那样，痛痛快快地去休息。作为领导，他还要了解队伍情况和生产情况，安排第二天的工作。正如广大工人所说的那样：“刘俊卿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
晚上安排好第二天的各项工作后，刘俊卿还要检查此时还在忙着搬迁的车辆，看完成任务了没有？车辆回来了没有？能回来多少？做到心中有数。同时，遇到问题他还有及时连夜解决。
夜已经深了，直到安排好了各项工作后，刘俊卿才拖着疲倦的身体，投入了短暂的梦乡。常常，刘俊卿是刚打了一个盹天就亮了。天一亮，他又投入和泥、打土坯……
在刘俊卿等人的带领和感召下，机关干部打土坯打得很快，不到半月就完成了任务。
接着，他们就用土坯砌起四面土墙，上面架上几根油管，再盖上一块帆布，帆布上又压上土坯，可防止大风吹走。
于是，这就是指挥所的办公用房。白天在里工作，晚上就在几张桌子上睡觉。
与此同时，二分部下属各团机关后勤单位，也都是自己动手打土坯盖房子，他们盖的“干打垒”。“干打垒”是用土坯修建的一孔孔窑洞，窑洞上盖的瓦，冬暖夏凉……
与庆阳一样，到达华池的石油大军也进行了解决住房问题的工作。
1971年6月，王存善随着青海局副局长周世英、侯志诚所带领的一支钻井队伍来来到长庆。当时，这支队伍有6个钻井队，一个测井站、一个保养车间。
此时，长庆大会战刚刚铺开，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就把这支队伍与其他方面来的6个钻井队合并编为十三团，由侯志诚为团长，杨国本、王存善为副团长，王存善主管后勤工作。
从此，王存善将满腹情怀，全部倾注于这片黄土地上，开始了为全团后勤工作而四方奔走。
按指挥部的部署，十三团主要负责承担华池地区的勘探。这一地区包括城壕、南梁、山庄、刘坪、老爷岭、桥河、五郊、元城在内，皆系川狭坡陡沟深之地。山是多走向的山，川是多水系的川。这里山大坡高路窄，呈现出黄土丘陵山地特征，许多地方则不通公路。
6月20日，十三团工人来华池，正遇阴雨连绵，人来了没地方住，这让管后勤工作的王存善非常着急。
于是，王存善只好让十三团的干部职工先借用老百姓的窑洞。
接着，经过多次与华池县联系，华池县同意在赵沟门给征了几十亩土地，来解决十三团的住宿问题。
当时，赵沟门一带是一片有名的乱葬坟。王存善等人果断地说：“为了急会战之急，我们什么地方都可以住。”
于是，王存善等人就开始在这里建起了房子。为此，王存善和后勤人员任德华等人连夜从子午岭拉回建房用木料、砖瓦。
在王存善的带领下，经过后勤人员辛勤的努力，艰苦的劳动，和忘我的工作，不到3个月，100多间房子就在原来的那片乱葬坟上建立了起来。
随着住房问题的解决，人住下来后，心也稳了，就全力组织生产。
但要组织生产，首先要解决好机构设置问题。为此，在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长庆会战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也开始陆续展开了。
1971年1月15日，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正式发文确立了机构设置及编制序列，并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和职工大会对会战工作进行了部署。
同时，指挥部还动员广大职工群众“革命加拼命”高效率、高速度，为拿下大油田而奋斗。
人员配置结束后，会战指挥部下设5个分部。
第一分部设在陕北，由原玉门局在陕北的勘探队伍、新疆局渭北勘探大队、原银川指挥部综合勘探大队、地质部第三普查大队和延长油矿为主体组成。
第二分部设在陇东，由原玉门局陇东石油勘探指挥部及分布在陇东的参战队伍为主体组成。
第三分部设在宁夏，由原玉门局银川勘探指挥部为主体组成。
第四分部设在径川县，由原玉门局陇东地震勘探队伍和石油物探局陕甘宁指挥部为主体组成。
第五分部在长庆桥，由原敦煌运输公司为主体组成。
随着会战各项准备工作陆续完成，长庆油田这个吉祥的名字，开始活跃在陕甘宁的黄土地上，展开了一幅又一幅石油会战的宏伟画卷。
第7章 玉门地震队建立首功
1970年，在各路人马还在向长庆集结的时候，先行到达长庆的各路人马已经开始各自的工作。玉门地震队就是这批先行开工大军中的一支。
在当时，玉门地震队是在江海宽的带领下，奉命来到庆阳的。到达长庆后，江海宽就把玉门带来的10个队，驻扎在长庆桥。
稍事安顿后，江海宽就开始带领地震队投入战斗，那时他们的工作被称作地质普查。普查的区域主要是庆阳、环县、华池、正宁、镇原县一带，其目的就是为下一步钻井提供第一手资料。
初来陇东，地震队有20部车床钻，一部仪器车还是进口苏联的，比较笨重，每次无论是搬迁，还是现场作业都非常不方便。
在那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江海宽一边积极组织人员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挖窑洞，盖土房子，解决队伍的吃饭住宿问题。一边将10个地震队迅速摆开，发扬人抬肩扛的大庆精神，翻沟驾岭，荒野露宿，顶风冒雨，首先在陇东地区打响了地质普查的炮声。
在江海宽的带领下，地震队的工作进展很顺利，地质资料取得快，取得齐，这为即将展开的长庆会战提供了有利依据。
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整个参与会战地震队的工作由“普查”发展到“详查”，范围也开始扩展到了整个陕甘宁盆地。
就会战的整体性而言，石油勘探工作是一个综合体系，地质是开路先锋，地震是尖兵，钻井是主力，试油压裂是主力军的第二梯队。
无论在什么范围内勘探，地震这支尖兵，首先就得上去。因此，在会战大规模展开后，地震队伍也有了大的发展。
当时，长庆会战指挥部的物探队伍由3个部分组成：即银川石油勘探指挥部地震大队；玉门局陇东地调处；六四六厂陕甘宁指挥部。
最初，物探队伍共有66个地震队，3个电法队，1个重力队，2个测量队，1个水文地质队。
不久，为了会战的需要，会战指挥部又调集发展到70多个地震队，2个重力队，分别在陇东、陕北、宁夏一带展开勘探，在会战的各个阶段，他们充分发挥了“地震尖兵”的攻坚作用。
当时，地震队面临的首先是“黄土地震关”，这是陕甘宁盆地地震勘探的主要特点，也是地震工作的主要拦路虎。
在陕甘宁地区，六盘山以东、吕梁山以西、古长城以南、渭河地堑以北的15万平方公里地区，地形复杂，树枝状水系交错的黄土丘陵山地。在这里，巨厚的黄土层和沟塬高差达200至300米。再加上黄土层对弹性波吸收强烈，并产生强干扰波，因此，这种地形过去曾被国内外勘探家视为“禁区”。
同时，这种复杂多变的地形貌，使地震队无法按直线测网生产，只能沿沟顺路做弯曲测线。这不仅给施工、资料处理、解释工作带来困难，而且也限制了测线密度，影响地质问题的解决。
再大的困难也吓不倒江海宽等地震队的工人们，他们面对困难，认真钻研，艰苦奋战的精神再一次在西北大地上谱写了一曲奋战之歌。
1970年至1971年，根据陇东勘探指挥部的部署江海宽带领地调处的地震队伍，在盆地南部的甘肃陇东、陕西渭北和陕北5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以延安组油层为主要目的层进行“普查”和“详查”，并开展测线连接和延安组底砂岩的地震方法攻关。
经过认真的分析，江海宽等人初步摸索出了一套野外山地工作方法、室内资料处理，以及成果解释的方法，获得了T3—T10地震反射层的资料。
这不仅摸清了盆地南部的地质油层分布情况，而且带出一支敢打硬拼的地震队伍。
在工作中，面对陇东高原那“三步无平路，一里十八弯，沟深岩石坚，排列无直线”的复杂地形和气候恶劣的自然环境，江海宽等人积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爬山涉水，长途运作，每天在野外工作10多个小时。饿了啃口冷馒头，渴了喝口小河水，晚上头枕砖头衣当被，餐风宿露，以苦为乐。
面对多雨的滋扰，江海宽等人还提出了“小雨大干，大雨坚持干，不下雨拼命干”的豪迈誓言，猛攻黄土地震关，苦战在道路崎岖的黄土丘陵山地，给所有参与会战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战斗在黑河地区的280、281、2130地震队的职工更是辛苦。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每人背上30至50斤重的仪器、炸药和其他器材物资，步行25至30公里的路程，进行地震攻关。
有时，他们经常在刺骨的河水中坚持工作。由于在水里浸泡的时间过长，河水碱性侵蚀大，不少职工的腿变成了紫色，有的皮肤裂开，还渗出了血。
310、308、309重磁力队的职工，也不甘落后。他们把行李和仪器放在人力车上，干在哪里就拉到哪里，就这样。他们常常一天拉车跑几十公里山路。
有时，天黑了没有地方住，他们就在老乡的土窑洞、瓜棚里过夜。
2170地震队的职工更是非常敬业。一次全队冒雨出工埋炸药放炮，雨下大了，他们就把雨衣脱下来，盖在仪器和炸药上，宁肯自己被大雨淋着，也不肯让器材物资受损。
410测量队三角组的职工的精神更是感人。他们在洪德到耿弯一带执行测量任务时，正值这里大雨不断，河水猛涨，河面五六丈宽的洪水卷着浑浊的泥沙，卷着树枝、草根和羊粪，旋转着，咆哮着，汹涌而下。
很快，河两岸被洪水蔓延，淤积成一片险滩，几十米内全是稀泥，道路受阻。
而此时，测量路线恰恰是要在这洪水汹涌的河沟里穿来穿去。很显然，要完成任务，必须通过36道河沟，走36道弯。
面对这个困难，410测量队三角组的职工们毫不畏缩。队长一声令下：“冲过去！”职工们便脱掉衣服，头顶仪器和三角架，冒着大雨，走进河水汹涌的河水中。
作为地震队的负责人，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江海宽在主持好全盘工作的同时，时刻也不忘一线，不忘最重要最艰苦的环节。
在工作之余，江海宽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地震队与职工并肩作战。
所有地震队的工人都知道，哪里有困难，哪里山大沟深，或者遇到风雨隔阻，车辆无法进去，设备上不去，器材物资上不去，哪里就有江海宽的身影。
面对困难，江海宽总是想尽办法来克服困难。有时，人力实在有限，问题不好解决，他就组织动员后勤职工家属和当地群众，人抬肩扛，去克服各种困难。
特别在攻克“黄土地震关”上，江海宽更不忘向群众要力量，向职工要智慧，解放思想，放手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
在攻克“黄土地震关”时，开始职工采用土坑炮方式，每炮点挖坑10至20个，坑深不到5米，炸药用量60至200公斤。不能挖坑的地方，就采用洛阳铲打井、钢钎打眼、横向掏洞，甚至利用天然洞穴或利用地形堵水放炮。
然而，这种土坑炮和地形炮效果并不理想，不能满足地质要求。
于是，江海宽就大胆改进生产方式，改为井炮生产。他提出凡通车的山沟，就用车装钻机打井；不通车的山沟，就采用人抬钻机打井，井深7至10米，钻入岩石层，炸药用量10至20公斤。
在这个深度上使用井炮，效果比较理想，井炮地震记录能获得深层的反射，他们的测试目的也就成功地达到了。
同时，在江海宽的带领或者参与下，很多队都因地制宜，群策群力，创造了许多适合黄土塬地区的探测新方法，并创出新纪录。
2172地震队在工作中，创造性地采用土洋并举，既用井炮，又用土坑炮，创造了水中炮、井内中间炮、沟深路窄处用斜炮等地形炮，还创造了弯曲排列资料解释新方法。
江海宽等人的创新与艰苦奋战，很快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时间，各个地震队工作都进展顺利，物探战线喜报频传。
2170地震队创造了井炮在白垩系硬地层，日钻进尺220米的新水平。
2169地震队突破了地震测线，月上百公里的新纪录，并获得了良好的地震资料。
在江海宽的带领下，地震队找到了35个有储油条件的局部隆起，其中有的范围很大，如黑河隆起，面积约900平方公里；元城隆起宽达12公里；永和镇隆起宽达30公里。
这些又多又大的隆起，为进一步在陕甘宁盆地开展大规模石油勘探会战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8章 玉门运输队多次立功
1970年1月，玉门局书记赵启明要动身去甘肃庆阳组织陇东石油会战，他考虑到必须抽出一批精兵强将上去，方能铺开会战的局面。
晚上，在一缕灯光下，赵启明伏在案上，认真仔细地审阅着第一批调来陇东的各级干部名单。
看完名单后，赵启明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玉门局运输处处长兼党委副书记刘俊卿。
这时，在赵启明的脑海里，刘俊卿的形象顿时浮现了出来：刘俊卿，48岁，中等偏下的身材，白皮肤，眉如刀裁，舒展着刚毅之气，眼目清秀，蕴含着精明干练之质。个性刚直果决，办事不拖泥带水，胸有成竹，腹有良谋。
在赵启明的眼中，刘俊卿无疑是石油战线基层干部中，一个兼智勇刚柔于一身的佼佼者。然而，由于当时的一些其他原因，刘俊卿被冷落了。
赵启明一咬牙，狠狠地自言自语道：“陇东会战，他必须上。”
赵启明这样想着，顺手拿过笔，在人员名册上写下了刘俊卿3个字。
第二天，刘俊卿接到电话后，就来到赵启明办公室，一进门就问：“明公，你找我？”
赵启明站起身来，热情地招呼刘俊卿坐下。
“俊卿，”赵启明开门见山地说：“你想不想打回老家去？”
“回老家？”刘俊卿爽朗一笑：“说实话，我早就想解甲归田呢？39年没有回家了。”
显然，此刻的刘俊卿，误解了这位玉门书记赵启明的意思。
“不不……”赵启明扭正话题说，“不是这个意思，别误会。我是说咱们要在陕甘宁组织会战，思来想去，你必须去。不光是要你一个人去，包括你们运输处设备人员连窝端。”
就这样，刘俊卿和他的运输队的新使命被定下了，全部转战陕甘宁。
不久，刘俊卿就带了150台车辆及玉门局运输处大部人员进入陇东，在西峰镇安营扎寨。从此，开始了紧张而又艰苦的运输工作。
1970年，是各路石油大军向这里集结的一年，也是各路石油大军跑步上庆阳的一年。此时的运输队，既要运人，又要抢运设备，其工作的艰巨与繁忙前所未有。
有个运输队员看到自己运输队的繁忙，还借用杜甫的一首诗来形容：
车辚辚，马萧萧，尘埃不见咸阳桥……
1971年春天，陇东探区喜报频传，此时这里已有五六口井获工业油流。陇东探区的收获，大大鼓舞了广大职工的士气。
1971年3月1日，会战指挥部决定，二分部机关靠前指挥，搬向庆阳县城。
于是，搬迁的主要任务就落在了刘俊卿和他的运输队身上。
当时，刘俊卿担任了二分部后勤部副部长兼计划运输科的科长，主要分管负责车辆和运输。
指挥部的命令下达后，由于耀先、刘俊卿、史秉兴等6人组成临时“前指”，先行一步到庆阳打前站，主要筹划搬迁工作。
“前指”到达庆阳后，通过与庆阳县政府协商，买下了县城北关县政府驻地几幢旧办公用房和县红卫学校的几幢房子作为机关所在地。
“前指”的前期筹备工作结束后，刘俊卿和他的运输队就开始了紧张的搬迁。
当时，指挥部的运输队包括原玉门的运输队伍和敦煌石油运输公司的队伍，再加上新接收的655名退伍军人，共1300多名，合编为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第十七团。而运输车辆也由226台，增至314台。
因为当时运输队一方面要帮助职工队伍搬家，一方面帮井队搬家，还要保证后勤供应，所以在会战中，1000多人的运输队伍仍然满足不了运输的需要，运力还是十分的吃紧。
紧张的搬迁首先从机关搬迁开始，当时，运力不济的地方，刘俊卿等人就组织人员，去人抬肩扛，架子车拉。为了组织搬迁，作为运输科长的刘俊卿，忙得嘴角起了泡。
二分部的搬迁终于结束了，人住下来后，心也稳了，就全力组织生产。然而，运输队的同志并没能轻松一下，紧张的搬迁任务还在等着他们。
当时，二分部主力队伍分布在庆阳县的马岭、贺旗和华池县的城壕、悦乐、元城一带施工。
分散的工地自然为运输队增加了工作量，因车辆少，钻井队、作业队常常因此停工等待搬家。看到各个队伍因不能搬迁而停工，刘俊卿和运输队的同志更是万分着急，为此他们常常从不休息日，经常还连夜忙着为各队搬迁。
除了搬迁生产设备外，各个参战队伍的生活后勤供应也离不开钻井队。
在会战中，一线工人为了找到打油井，他们常常不分白昼黑夜地奋力工作，这种高强度的劳动自然需要在生活上得到保障。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在各个工地，生活物资常常供应不上，一线职工吃不上蔬菜和盐是常事。
特别是遇到暴雨来袭，路断坡滑，此时什么东西也运不上去，而各个参战队伍的食物储备又少，吃饭问题就更加困难起来。
面对这种情况，刘俊卿就组织运输队、机关干部和后勤职工，用人抬肩扛，给钻井队、作业队把物资和各种食物给送上去。
随着会战规模的继续扩大，再加上会战开始时，采取的方法是“稀井广探”，那么向井上供应物资就成了问题。“广探”就要求在大范围展开作业，而去井场的道路几乎全部是在黄土高坡上临时挖开的土路，每逢下雨，上井就难了。
一时间，陇东勘探的大量问题集中在运输上，运量大于运力的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
面对车辆少，任务大，路况差，运输上不去的难题，兰州军区就从部队调了一个运输团来参加运输。尽管如此，陇东探区的运输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运量与运力的矛盾依然存在。
为了抓运输，军队还指定了几个师级干部来帮助刘俊卿开展工作。这几个师级干部是二分部的副政委、副指挥张武和冯树芳，二分部的副指挥于耀先、周世英，他们都是陇东探区，甚至整个长庆会战的重要领导。有了他们的参与，运输的问题开始有了一定的好转。
接到指令后，于耀先、周世英等人就和刘俊卿一起去看井，一起去看路，一起抓运输，一起搬家，将井队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直到把井架安装完，再把东西全部送上去才回来。
7月初，一场大雨冲断了马岭通往上里源的道路，而此时，一个钻井队需要钻杆、油料和面粉，于耀先等领导就决定组织运输队，发扬“人抬肩扛”的精神，想办法将物资向山上送。
于是，一场艰难的运输之战开始了。
首先，刘俊卿组织汽车将物资运送到道路坍塌处，然后大家一起动手将物资一件一件卸下来，抬着、扛着过沟。
普通物资运过了沟后，运输队又用平板人力车，将装满柴油的大桶搬过沟，再然后，两个人一根钻杆往井场上抬，油桶是搭上撬杠滚动上山的……
人抬肩扛，在长庆油田会战中乃是经常的，运输队硬是用这种最苦最笨的办法来挑战黄土地的。而运输队也就是靠这种土办法，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紧张搬迁任务，从而有力地帮助了各个参战队伍顺利地开展工作。
第9章 玉门油建队艰苦奋战
1970年4月5日，燃化部在玉门油田召开了石油工业会议。
在会后，玉门局书记赵启明就找尚继宗谈话说：“老尚，形势逼得紧呀，陇东要大上了，要搞一个大的会战，你还是上庆阳吧？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嘛！庆阳你上不上？”
“上，怎能不上？”尚继宗微笑着说：“我向来都是听从组织调遣，组织需要我上我就上。”
“那好！”赵启明高兴地说，“油建这支队伍归你指挥。”
“哎，不行不行！”听到要让自己指挥，尚继宗犹豫了起来。
“来不及了！”赵启明说：“去了再说。”
5月8日，油建队伍一来到目的地后，尚继宗就担任“陇东勘探指挥部”地面工程处党委书记，从此开始了油建队的指挥工作。
会战初始，咸阳是通往长庆桥、庆阳的主要枢纽。也是玉门新疆、青海、四川各地石油大军进入长庆的第一站，人员、设备、物资皆需在这里到站、下车。所以，此时抢建咸阳转运站就成了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关键任务。
于是，尚继宗就安排油建二大队的工人们首先干这个工程。当然，要在这里建站、修铁路、修油库，首先需得上报批准选择一个地方。
开始，是尚继宗直接去找了咸阳市政府。
当时咸阳市政府的干部听了尚继宗介绍之后，带着吃惊的表情望着尚继宗说：“谁让干的？”
“国务院叫搞的！”尚继宗理直气壮地回答。接着，尚继宗就把一份红头文件递上去。但是，咸阳市的干部一直不敢表态给尚继宗划地征地。
无奈之下，尚继宗只好找到陕西省建委，才解决了问题。不久，地方划拨下来了，在咸阳火车站北边一块荒地上，距火车站有1公里多路。
为了打好修建咸阳转运站这一仗，尚继宗把这个任务交给油建二大队去完成。因为二大队在玉门时就一直是能打硬仗恶仗的先进单位。同时，尚继宗又派团政治处主任殷定江住咸阳坐镇指挥。
殷定江到达咸阳后，按“陇东勘探指挥”的计划要求，首先组织力量，在这里要把油库和转运物资的进站铁路修好。
战场很快就摆开了，首先是抢修铁路。难度最大的就是这一段铁路，在这条铁路的中段还要修筑一个桥，跨过一段河滩沙洼地带才能把铁路铺过来。
于是，一场恶仗就在这里打响了。
6月盛夏，咸阳热得透不过气来。渭河滩上，满目荒草，沙地松软，十分潮湿，蚊子成群，多如牛毛。
当油建工人把一顶顶帐篷撑在这里的时候，蚊子就像乱了窝的土蜂一样包围了上来，不停进攻着施工的人们！
一个工人还风趣地问他的同事：“老张，就咱们的这个帐篷里，你说这里有多少蚊子？”
老张笑着说：“我哪里知道，那你说说有多少？”
这位工人说：“俺也不知道。不过，我敢肯定，咱帐篷里的蚊子应该有这次参与会战的人多。”
老张嘿嘿一笑，反驳道：“参加会战才几万人，咱帐篷里该有上百万只，应该抵上一个陕西省的人口了！”
这位工人说：“也许有吧，”过了一会他又说：“那咱俩不像陕西的两个领导了吗，上百万的蚊子大军都要听咱俩的。”
老张说道：“是啊，但咱俩的百万兵却不听咱俩的话啊，还不停的咬咱俩啊。”
是啊，我们的油建工人是可爱的，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们都能保持乐观的奋斗精神。面对疯狂而来的蚊子，他们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拉开了“大战蚊子滩，抢修铁路桥”的战斗。
在繁忙的工地上，人们只穿了一个裤头，太阳一晒，身上好像在流油。
在河中施工的同志更是辛苦，他们挖地基、清泥沙、打基础、筑桥墩，一天到晚两只脚在泥水里站着，收工时脚都被水泡得不像样子。
尤其是那些修桥打桩的，更是辛苦。他们用的铁锤，一把就有八磅重，要把一个个桥桩一寸一寸的打入坚硬的地基，没有力气是不行的。
为此，他们虎口震裂了、手指磨破了，胳膊抡肿了，双腿站疼了。就这样，他们依然坚持着，一个月下来，每人要打八九十个桩。
经过油建工人一年的奋战，桥修好了，铁路修通了，油库建成了，货场及库房等简易设施都搞起来之后，时间已是1971年6月了。
油建二大队在咸阳完工之后，队伍、设备都要赶回庆阳，投入单井出油工程和马岭、城壕两个小炼油厂的建设。
队伍和设备要搬迁，却没有车辆。殷定江一个电话打到庆阳，尚继宗接到电话说：“定江，你们听着，鉴于目前车辆紧缺会战急，我建议还是发扬我们油建人的精神，‘徒步拉练上庆阳’吧！”
“啊？”殷定江吃惊地说：“300多公里路呢，我的政委……”
尚继宗知道此刻必须鼓舞殷定江的士气，因此，他果断地说：“这也是对职工队伍的锻炼，没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就别想在陕甘宁搞油！”
“是！政委！”
在尚继宗的倡导下，油建二大队的职工就这样发扬红军精神，拉着22辆架子车，装载着工具行李，跋山涉水徒步行军350公里到达庆阳。
油建队伍的这种精神，一下震动了油田会战指挥部，震动了整个陇东探区！指挥部迅速做出了向油建职工学习的号召，使所有参战的队伍受到了激励与鼓舞……
紧接着，油建指挥部就开始在马岭阜城筹建生活基地。作出决策后，尚继宗就带着二大队的职工，去了马岭阜城。
到达马岭阜城后，举目四望，人烟稀少，川道上下，唯有一条“环江”河水，哗哗流淌。川道两侧尽是野沟荒坡的黄土山岭，远远望去，状若一排排马群。
工人刚到来，条件自然艰苦。没有窑洞，职工没处住，人就睡在山沟里。为此，职工们还乐观地编了顺口溜，他们说：
蓝天当被地当床，八棵树下扎营房；为了找到大油田，再苦再累也无妨。
困难是吓不倒油建工人的，他们稍事安顿后，就开开始动手组织人员不分昼夜地建房子。
在尚继宗的总体部署和指挥下，油建工人很快就把第一批房子盖起来了。
9月份，油建的职工就住上了新房子，职工、家属都搬了进去。
接着，油建的四大队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
这个时候，油建的4个大队的人马皆分布在陇东探区，进行紧张的施工。庆阳的油田建设、城壕油区的沙石公路、马岭与城壕的小炼油厂、贺旗水电厂等地的工程建设全面铺开。
在这紧张的奋战中，全体油建工人没有一个闲人，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一个一个丰收的硕果。
很快，在他们的努力下，马岭川、陇东原上一个个崭新的井站、大罐、设施、基地、厂房、楼塔群，在他们手里，逐个建成。
在会战之初，油建工人在尚继宗的带领下，为会战立下了大功，其奋斗的精神更是深深鼓舞着每一个参加会战的石油人。
第10章 陇东钻井处正式成立
1970年4月5日，部署在陇东的第一批探井庆2、庆3、庆7井正式开钻。
作为钻井处的负责人，李清芳清楚地知道，在这个黄土层最厚的原野上，会战的第一批钻塔，究竟是怎么竖起来的，它们凝聚着广大钻井工人的大量心血与汗水。
第一个由玉门上陇东的钻井队，是有名的3223钻井队，当时，按照会战指挥部的部署，3223钻井队的井位定在太白乡西瓜梁。
西瓜梁的自然条件很差，山高坡陡路不通，需从镇原县绕道把钻井设备运上去。
特别那个西瓜梁，像西瓜一样，光秃秃的，荒无人烟。职工们花大气力绕道把钻机弄上去以后，“三个石头一口锅”，才把家安了下来。所谓的家，也就是指一顶简单的帐篷。
稍事安排后，紧张的钻井准备工作展开了。刚一开始，3223钻井队就遇到了难题，因为西瓜梁这个山上梁上全是黄土，水缺到了极限。
于是，李清芳就和其他的领导人员，组织发动职工用脸盆端，水桶挑，用蚂蚁搬山的精神，把水从山下弄上来供打井用。
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在开钻的前前后后，仅准备工作，3223钻井队就折腾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然而，钻塔立起来之后，并非一帆风顺。这口井在钻井的过程中，偏偏遇上了一场暴雨，河里发了大水过不去，井队与后勤的联系中断了。
就这样，3223钻井队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生产和生活用品供不上去，井队的职工困在山上，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情况十分危急。
李清芳攥着拳头，狠狠地说：“必须给井队的同志把吃的弄上去！”
在苦思无路的情况下，李清芳终于作出了大胆的抉择：自己下山背粮。
决定作出后，李清芳立即和生产办公室主任赵文元等人，拄着棍子，背上干粮，冒雨从西峰镇绕道步行了3天，才把吃的送到了井队。
后来，那口井虽然打得不理想。但是，在陇东高原上立起来的第一座井架，如同立起了一个信念，一个良好的开端，鼓舞着人们的斗志……
玉门上陇东的第二个钻井队，是3208钻井队，按照会战指挥部的部署，3208钻井队在马岭打庆1井。
9月26日，在3208钻井队广大职工的艰苦奋战下，庆1井出油，日产36.3方。它是马岭地区具有工业价值的第一口出油井，也是马岭油田的发现井。
接着，庆2井、长7井和长10井相继都见到了含油显示，展示了陇东地区良好的找油前景，增强了人们在陕甘宁盆地搞石油勘探的信心。
于是，在这几口井的鼓舞下，钻井处开始把领导工作的重心和技术力量的重点放在陇东。
随着钻井队伍的不断扩大，一时间，在陇东地区已经有了16台钻机在此工作，开创了此次会战的钻机高密度之最。
随着陇东钻井队伍的不断扩大和陇东形势的飞速发展，为了加强对陇东钻井工作的领导，成立新的钻井领导机关，已是势在必行。
于是，指挥部在西峰后官寨找了一块地盘，成立了钻井队的领导机关钻井处。
考虑到李清芳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是在玉门搞钻井工作，所以指挥部决定，派李清芳去负责钻井处的工作，并担任钻井处处长。
钻井处的成立，就等于说在陇东高原上竖起了石油勘探的龙头。龙头撑起来了，从此，石油勘探的全新局面就拉开了。
第11章 钻井队组织多方会战
1972年，那个曾经因“跑步上庆阳”而闻名的李占山，此次又带领着他的钻井队，奉命来到了陕北，在陕北耀县的长征旅社住了下来。
安顿完队伍的基本生活后，李占山带来钻井队，先在陕北耀县庙湾开始打浅井。
当时，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去玉门时刚好路过西安，并专程来看了这个井，并明确地说：“就这样打吧，我回来要看油。”
余秋里的到来给了钻井队以极大的鼓舞，很快，这个浅井就完钻了，经测试，这个井有油又有气。
看到了希望，钻井队的小伙子们工作的激情更加高涨了。
接下来，钻井队从庙湾将钻机搬到陕西富平县庄里镇打井，接着又将钻机搬到高树茂山打井。高树茂山在陕西铜川以西，耀县以北一架黄土山上。
这口井打完已是11月份了。
完钻后，钻井队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他们需要到其他井场，开辟新的战场。此时，在雪地上进行搬迁，再次成为了李占山和他的钻井队工人的任务。
那时正是隆冬季节，下雪以后，茫茫一片残雪覆盖着整个原野，道路冰冻打滑，车子上不去，晚上搬家，路更不好走。
为了安全顺利搞好这次井队搬家，李占山随张少庭、张水清从下午就提前爬上了高树茂山。
晚上要将井队、钻机搬下山去，谈何容易？因为在冰天雪地里，汽车无法上去，加之黑灯瞎火，没有照明，困难重重。
当时，李占山任第一分部浅钻大队总支书记，具体负责这一带的钻探工作。
面对困难和紧张的钻井任务，李占山果断地说：“咱们只能采取一个办法，把老百姓地里晾晒风干的包谷杆弄来铺到路上，让车子慢慢先上来。以后，我们再想办法补偿老乡们的损失。”
就这样，大家齐动手，抱的抱，背的背，1公里多长的山路，全铺上了包谷杆，车子才开了上去。
装车时，大家拿手电筒给装车的人照明。等到装完车时，已是凌晨2时了。
但是，此时还不能走，他们还得等山路封冻了，冻结实了才能下山。
深夜，冰冻寒天，山头上，人们冻得牙齿打颤，瑟瑟发抖，大部分人脸都冻青了。
在此时，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再折磨着我们坚强的钻井工人，那就是饥饿。
在当时，由于各种原因，钻井队的粮食并不充足，再加上他们已经是劳累了一天一夜，肚子饿得没办法，越饥越冷，越冷越饥。甚至有几个体弱的青年钻工，已经饿得昏了过去。
这种情况下，等路冻起来后，也没法走啊，大家都饿得没劲了啊。怎么办？李占山和钻井队的工人都皱起了眉头。于是，一些人就把求食的目光落在了钻井队的那只大黄狗身上。
“李书记，”一个钻工向李占山建议说：“大伙已经饿到招架不住的程度了，实在没办法，我建议咱不如把这条狗杀了，以解燃眉之急。狗肉吃了，可以发热防寒，又可以把饿肚子的问题稍带地给解决了。怎么样？”
李占山吃惊地说：“怎么，你说把狗杀了？这恐怕不行，炊事员绝对不愿意。”
“不愿意？”那个钻工说：“你当我不心疼？可是，今黑要是不把这只狗杀了，大伙就抗不过去，这个山也就没法下。行了行了，你不好说，我去给那位大师傅说去。”
说完，那个钻工就转身跑到起灶的帐篷前，扒在炊事班长的耳旁，嘀嘀咕咕地讲了一番。
果然，炊事班长把眼睛一瞪说：“猪吃桃胡你响（想）了个脆？你想把‘大黄’杀了，办不到！”
师傅，你听我说……
“我不听！”
“师傅！”那个青年连忙掏出一包金丝猴烟软磨硬缠地递了过来，笑嘻嘻地说：“这包香烟就算孝敬你老人家的，你把‘大黄’舍了吧。弟兄们饿得实在撑不住了，连夜还要搬家，这‘大黄’不杀，今黑这个山就下不去。难道你不想下山？也要呆在这冻死饿死不成？”
“要杀‘大黄’吃肉？亏得你们想得出来！”老炊事班长眼中闪着泪花，无比痛心地说：“狗通人性哩！你知道吗？这‘大黄’比人都灵，养着它，可以给井队站岗、放哨、抓贼。你们上井去了，它就成了我唯一的伙伴，它跟你们哪个不是好朋友，你说？你能忍心杀它么？吃它的肉？”
李占山一看大师傅说啥都不愿意，便走了过来说：“老班长，杀狗的事是我决定的，咱就忍痛割爱吧？下了山我再给你买一个回来？”
大师傅无奈了，“唉，唉！”他连连跺着脚，一边摆手，一边扭过头抹了一把泪水，背着身说：“既然是领导决定的，你就看着办吧。最好拉远点，拉的越远越好，别让我听见‘大黄’的叫声……”
就这样，钻工们把“大黄”拉到山背后宰了。他们用两只水桶，架上干柴，下了调料把狗肉煮了出来，给大伙分了。
人们吃了狗肉，喝了热汤，又恢复了力气，也不再觉得了那么冷了。
凌晨4时，李占山看了一下路，觉得汽车可以走了，便一声令下，人们才跟上车下了山。
1972年夏，李占山带着井钻井队开始在马栏打镇井。此时，屡立功绩的李占山，已是长庆第一分部生产指挥部副主任。
马栏镇在陕西铜川以西的山区地带，在这里打的是马1井，是浅油层和中深油层的勘探。
经过大家的努力，很快马1井打完了。
于是，紧张的固井开始了。
固井需要大量水泥，为保证马1井固井顺利完成，庆阳指挥部运输处派了五台大道奇卡车，装上水泥向马栏进发。
然而，汽车刚过子午岭山谷，突然风起云涌，一声炸雷，“轰隆隆”响，暴雨猛倾，车队被迫停了下来。
暴雨过后，车队勉勉强强沿着泥泞道滑的路径，才非常艰难地到达马栏镇。
可是，在当时，马栏镇距井场还有四至五公里的泥巴山路。在这种路上行驶，稍不留神，车辆就会滑到沟里。司机实在不敢走了，便又停了下来。
但是，井场这边更急，如果水泥送不上去，不能按时进行固井，就会把套管卡死在井里，一旦造成事故，井就报废了。
此刻，在井上等水泥等不上的李占山和钻工们，急得团团转。
李占山大声朝着井队队长吼了起来：“必须设法把水泥弄上来！”
队长无奈地说：“主任，这天不作美，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
“那我们就眼睁睁地能让这口井废了？”李占山愤怒地说：“快，咱们必须自己想出办法来。”
“这泥巴路……”队长犹豫地说，“如果时间能来得及……”
李占山看到队长的神态，感觉队长好像有好的想法，就急问：“有啥好想法快说，快说！”
队长鼓起勇气说：“咱们把路上的泥全部收拾了，车不就过来了？”
“对，这办法可以考虑。”考虑了一下，李占山略显丧气地说，“咱们这么几个人，有五六公里路呢，铲到几时？来不及，来不及……”
“这……”队长抓住下巴再没有说下去。
“有了”李占山眉头一闪说，“不如在劳改农场去借上一台推土机……”
“对对，有了这玩意儿就省事得多了！”
“好，我马上去弄推土机，”说完，李占山拔腿就往马栏劳改农场跑。
不一会，李占山就弄来了推土机。
接着，大家就借用这个推土机，一段一段地把泥巴路推开了。
直到半夜，一辆一辆的水泥车开到了井场。
于是，李占山就带领大家抓紧固井。当时，大家已经非常疲劳，还饿着肚子，就这样，很快马1井就被固好了！
在当时工资少和没有奖金、生活条件极差的情况下，钻井队的工人们吃大苦，耐大劳，毫无怨言，与人民群众心连心，为油田建设默默奉献全部的精力。他们不仅钻出油，更培养出了一支认真负责的石油队伍。
钻井队的辛苦，自然获得了巨大的收获。他们打的是岭1井，1970年9月出油，日产原油36.3立方米，是马岭第一口出油井，由此发现了马岭油田。
接着，庆2井、长7井、长10井开钻后相继都见了含油显示。各个油井到来的喜讯，大大鼓舞了各个参战队伍。
第12章 积极解决后勤问题
1971年，随着大批队伍投入到找油会战之中，后勤问题开始变得突出起来。
当时，解决后勤问题的方式很多，既有会战指挥部的调拨，又有地方政府和群众自发的支援，尽管如此，各个参战队伍的后勤保障依然面临各种困难。
于是，各个参战队伍都在自己想办法解决后勤问题，以让队伍能够安心工作。
1972年，随着工人逐渐稳定下来，十三团家属开始向这里搬迁了，很明显，这又需要更多的房子。
为此，十三团负责后勤工作的王存善和任德华，开始跑材料购买木料，组织工匠盖了400多间房子，全是大家动手打的“干打垒”。
家属来到后，每间一户人家，就这样把陆陆续续搬迁来的500多名家属的住房问题基本解决了。
除了解决住处问题，对于其他的后勤问题，王存善等主管后勤的同志，一刻也不能放松。
十三团到达华池后，在华池地区很快摆开了战场。10多台钻机全部上去了，1200、3200钻机在山上山下，七沟八岔开始了大合唱。
可是钻机上去了，后勤供应必须上去，两个副队长杨国本和王存善都抓后勤，必要时队长侯志诚也会和他们一起骑上摩托，跑井队抓后勤。
当时，王存善等人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后勤物资供应困难较大。在前线井场，很多井队住的都是帐篷，为了赶工期，冬季不停工，还要打井。
休息时，大伙住帐篷，冻得实在不行了，就烧原油取暖。见到这种情况后，王存善非常着急，他绞尽了脑汁：“必须为大伙把煤弄回来！”
王存善和后勤的同志下了决心后，他们去了宁夏石沟驿煤矿采购了大量的煤。当时，要石沟驿煤矿把煤拉到华池，一是运力不足，二是道路不通。为此，他们只好要求宁夏运输公司给组织配备了一个车队，才把这一批煤拉运回来。
就这样靠着这批煤，井队、后勤职工过冬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接着，还有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职工的吃饭问题。
在当时，按当地供应比例杂粗粮占27%，而细粮特别紧缺，有的井队一天几顿都吃的是“钢丝面”。所谓“钢丝面”就是因为这种面条很硬，吃下去肚子不舒服，又不好排泄，因而人们叫它“钢丝面。”
王存善看到大伙经常吃这个就坐不住了，他想，钻井上的职工大部分是强体力劳动，天天吃这个东西怎么打井？人是铁饭是钢啊，不行，必须设法搞些精粮细粮回来。
于是，王存善又亲自去了宁夏。他想通过宁夏地区一些农场搞点大米，但没有结果。
最后，王存善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这就是他的老首长覃廷校。覃廷校原是五十七师工兵连连长，特级战斗英雄。长庆会战以后，覃廷校任长庆地调指挥部副指挥。
这一下找对了，很快，王存善在覃廷校的帮助与支持下，在宁夏粮食部门联系了几车大米。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粮食来得不简单、不容易。
很快，王存善派人把大米运回来了。因为宁夏大米有名，非常好吃。有这一批宁夏大米，不仅解决了职工燃眉之急，同时给井队工人长了精神，钻井进尺大大加快了。
最使王存善引以为豪的，甚至一生不能忘怀的就是为职工办农场的事了。
当时，十三团职工粮食标准低，又没有蔬菜，生活很困难。吃不饱肚子的问题长期困扰着职工的心。
这时，王存善想即使能临时搞到一点粮食，也只能凑合上一阵子，不能解决长远问题。
1971年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来油田视察，批示开办农场，要求十三团自力更生，解决职工的吃粮问题。
得到批示后，王存善非常兴奋，终于可以甩手大干一场，切实解决工人的吃饭问题了。
于是，在王存善的带领下，十三团在华池北边老爷岭找了一块地方，办起了职工农场。
为了工人能吃上粮食，王存善在这片农场上，组织了后勤职工学习发扬南泥湾精神，用镢头开荒，人拉梨耕地，就这样一块一块土地被开垦了出来。
在播种的时候，他们没有播种机，又没有人工撒种的技术，他们就让羊群在上面跑，种子撒进羊蹄窝，就这样庄稼被种了下去。
辛勤的劳动很快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当年农场收获粮食10万斤。
有了这10万斤粮食，十三团广大职工的吃饭问题就解决了。直到1974年，十三团奉命调往华北，这些粮食，都没有吃完，队伍搬家时，还把大量的粮食又运往华北。
和十三团一样，当时各个参加会战的单位，都在通过各种办法来解决自身单位的后勤问题。
后勤问题的妥善解决，有力地保障了工人的劳动热情，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长庆会战高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