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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黄锦发推翻日方总布局
黄锦发说：“与日方具体谈判的是我，责任在我，是我签了字。”
蒋荣生对翻译说：“告诉他，一群不懂建设现代工业的人一定能在3个半月的时间里，拿出勘察报告书！”
关登甲对着刚刚爬下桩机的仓恒说：“你的纫桩打的真好，能教教我吗？”
1978年，宝钢上马后，围绕宝钢的总图、轧机选型、转炉炉型等，中日双方展开了一系列较量。
但在当时，新日铁公司的年轻一代不能忘记一个现实：稻山嘉宽帮助韩国建起了浦项钢铁公司，没几年工夫，就开始在国际市场上与新日铁竞争了。美国，原来是日本的市场，被浦项钢铁公司争去了一大半，威胁与日俱增。
鉴于这个教训，尽管稻山嘉宽是真心实意想帮中国建设一座完完整整的现代化钢厂，但是，日本年轻一代必然有所顾忌。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再帮助中国建一个宝钢与新日铁争夺市场，那显然对新日铁十分不利。
为了避免培养一个新的对手，此时日本专家没有按照稻山嘉宽的思路，为中国建造一个世界一流的钢厂，而是委婉地提出，他们的轧钢技术和设备尚不成熟，只能向中国提供原料、烧结、焦化、炼铁、炼钢到初轧部分，初轧以后的部分他们就不提供了。
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可以在庞大的初轧之前各个项目中捞到足够的油水，而初轧后的板坯、方坯、扁坯等产品因为只是钢坯而不是钢材，只能运到上海的老钢厂去轧制钢材，老钢厂、老设备，轧制不出好钢材，与日本的竞争力也就没有了。
面对日本人的精明打算，中国也做了有利有节地回应。既然日本的先进技术是从别人手里批发来的，那中国也可以找他们去。
于是，中国人开始转向，把目光投向了世界，避开日本，向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发出了冷轧、热轧项目询价书。
中国的这次转向给了日本一个有力一个回击。
与此同时，关于宝钢总图的设计中日双方也发生了不一致。
1978年2月10日，日本钢铁设计专家水田永昭率日方设计小组抵沪，开始A阶段谈判，以敲定厂区的规划总图。
谈判开始后，水田永昭将日方设计的一张完整的彩色图纸挂了起来。
接着，水田永昭用手指在图上画了个“C”字，再从“C”字起笔的地方边移动手指边说：“生产流程从原料进厂到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到成品出厂C字状环型布局，紧凑、简洁，大大的节省土地，大大的漂亮。”
此时，宝钢建设设计总工程师黄锦发看了日方的设计图后，立刻敏锐地意识到：环型布局，把当时中国规定宝钢为年产600万吨规模的所有设备全圈在里面，扩展的空间就全堵死了，以后发展将非常被动。
此前，在我国四川攀枝花钢铁厂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现在，日方的这个环型布局，将重蹈覆辙，看似“大大的节省土地，大大的漂亮”实际上却是一个陷阱！
黄锦发敏锐地感觉到：很明显，日方要堵住宝钢的发展。如果按照这个布局，宝钢就没了二期和三期，更别谈以后的发展了。
于是，黄锦不干了，并明确表示中方不同意这种方案。
水田永昭好像很无奈地说。“这是你们官方的要求，也就是你们国家的要求，600万吨的规模在中日谈判纪要里写得非常的明白。”
确实，在当时，中国政府确实有宝钢“不扩大建设”要求。
黄锦发无言以对，欲辩难言。
但是，黄锦发绝不甘心接受日方的这种总图布局。面对中国钢铁工业落后的局面，黄锦发立定主意，决不照搬照套，跟在人家后面爬！而宝钢按年产钢600万吨设计，今后只能建两座高炉，把宝钢今后的发展余地给封死了，按照这样的设计，以后宝钢只能跟在人家后面爬！
面对当时中国政府确实有文件的现实，黄锦发决定只能走迂回路线，设法让日本方提出修改设计，日本人是工程的“总包”。
于是，黄锦发向日方提出了一揽子修改方案：
宝钢总图应按能扩大到年产千万吨级钢厂来设计，原料码头需有扩建余地，厂南侧留下800米宽的地域，作为发展用地。
看到黄锦发的修改方案后，水田永昭当即反对：“不行！方案是日方董事会通过的，贵国确认的。”
听了水田永昭的那句“方案是日方董事会通过的，贵国确认的。”黄锦发想，既然是先由日方通过，那么现在由日方提出修改，顺理成章，看来迂回路线走对了，黄锦发心里有了数。
在谈判陷于僵局的当口，黄锦一边发邀请水田永昭再到现场察看，一边苦口婆心继续力争。
水田永昭终于被感动了。作为钢铁专家，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水田先生理解黄锦发的用意，更钦佩黄锦发的执著，回到宝钢宾馆当夜，水田永昭连续两个通宵，参考中方专家意见，将宝钢总图改成了后来的直线流水型布局。
直线流水型总图，为宝钢未来的扩建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水、电、气系统的布局上，从码头到整个流程的设置上，不仅为二期工程，也为三期工程预留了地方，打下了基础。
一、二、三号高炉的地方有了，以后再调整，连四号高炉的地方也有了。
直线流水型总图，损害了日本新日铁的利益，水田永昭因为没有贯彻董事会的意图，私自做主，回国后就被勒令停职反省，不久就被撤掉了日方的设计组组长职务。
但是，毫无疑问，水田永昭这一壮举，成全了宝钢以后的发展。
同样，由于黄锦发擅自预留发展余地，有人四处告状，说宝钢设计者违背中央意志，私改总图，居心叵测，浪费国家财产。
为此，黄锦发还受到上级某些部门严厉的批评，冶金部某些负责人也因此受到株连，挨了狠批。
一时间，愁云密布，流言如风。
黄锦发得悉后，没有推卸责任，明确地说：“与日方具体谈判的是我，责任在我，是我签了字。”
后来的历史，再次证明了黄锦发和水田永昭修改的这张总图是正确的，为以后宝钢的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
第5章 严宗德改变房顶钢板
1978年，与日本进行总图谈判的同时，中日双方在其他领域的谈判也在激烈的进行着。
5月，以冶金部副部长李非平为团长的百人代表团到达日本，开始了中日B阶段设备选型谈判。
中日再次较量展开了，然而在较量的同时，却还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1978年5月，宝钢第一批谈判人员到日本已经20多天了，宝钢指挥部却没有获得半点音讯，大家都很着急。
出国人员的家属前来询问，宝钢指挥部领导们也不知道该如何答复。
面对困境，宝钢指挥部就向有关部门询问，有关部门的回复也是“不知道！”
为此，宝钢指挥部召开会议，紧急商讨解决此问题的办法。
会上，各种猜测不断，有人说可能是太忙，有人说可能联系方式出现障碍。
甚至，有人担心地说：“日本是个岛国，是不是在某个岛上走丢了？再不就是给日本帝国主义扣作人质了……”
议论了半天，也没有能拿出个好的方案来。
最后，指挥部党委书记陈锦华提议：“我想是否可以往日本打个电话？”
在当时，改革开放之初，给国外打电话、写信，都有可能是被认定有海外关系，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有人担心说：“与国外通电话？这可是犯纪律的事！”
“听说中国通到日本的海底电缆打不出去，只能从日本打过来。”还有人说。
“中日海底电缆是两国双向互用的，怎么变成了单向一国使用？先找邮电局，如需要我挑担子，我可以挑。”陈锦华果断地说。
最后，会议决定：集体出面，不让个人承担责任。先问一下邮电部门有没有通话这个可能，再向外事部门打一报告。
就这样，会议按照“与国外通电话必须外事部门批准”这一规定达成了一致意见。
几天后，邮电部门告诉宝钢，中日海底电缆已经开通，已经可以通话，但至今没人用过。
不久，外事部门收到宝钢报告，研究后答复宝钢：
同意直接通话，不过要注意纪律，只谈技术，不谈政治。
打电话被允许了！
就在接到我既不答复的那一天夜里，宝钢人集体向在日本谈判的中国人员打出了第一个国际商务电话。
通过电话后，宝钢指挥部才知道，赴日代表团已经到达日本，并进行了正常的谈判。
会谈开始后，日方首先告诉中方，中方宝钢引进的样板厂为君津。日方的目的无非是要压制中国钢铁生产的先进性，不让中国成为竞争对手。经过一个阶段的对外交涉，中国人的眼光放远了，再也不能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跑了。
于是，中方不同意，要以新日铁属下的八幡厂、大分厂中最先进的技术引进，并明确强调“引进最先进技术”是合同约定的。
于是，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争论了一个多月。
最后，中国放出风声，又要到西方寻求合作伙伴。这一招，触动了日方神经，不得不做出让步，满足了中方要求。
再接下来是干法熄焦较量。
干法熄焦就是焦炭出炉后，送到一个密闭室，充阻燃氮气熄火，熄火过程中，将热能导引出来，供发电、供热，既节能又环保。
在当时，干法熄焦是日本引进苏联技术后改进的一项新技术，在扇岛制铁所焦化厂成功应用。
中国炼焦全是湿法熄焦，湿法熄焦所产生的有毒气体和灰尘，既污染环境，又致人中毒。
于是，中方要求引进干熄焦技术，日方以君津厂没有干熄焦而回绝。
几经交锋，日谈判人员被中方的执著所感动，同意了中方要求。
可是，没几天天，日本官方获得此消息，认为此项领先技术不宜向中国转让，下令阻止。
然而，此时协议已签，无可挽回了。
接下来是转炉炉型较量。
日本君津的转炉炉型粗胖，大分厂的转炉瘦高，两者都是老型号转炉，最新型的转炉是八幡厂的转炉，不胖不瘦。
经中国专家考察，大家认为八幡厂的转炉是最经济最合理的转炉。
要就要最新的，这已成了当时中国代表团谈判时，面对引进问题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
因此，不管日方以君津样板厂加以阻拦，或以大分厂的转炉灵活加以狡辩，中方坚持要最新型的。
谈判到最后，中方明确提出“不是最新的不引进”，面对中方的强硬立场，日方顶不住了，不得不答应了中方要求。
在当时，中国刚刚实行了改革开放，很多地方都还比较落后，中方代表团与外国人谈判时，外国人手里拿的是计算器，而中国代表用的却是算盘和皮尺。
晚上，外国人用微型打字机整理谈判记录，中国代表用圆珠笔垫着复写纸誊写。
然而，中国代表就是靠这种不太先进的工具和方法，凭着一腔爱国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捍卫了祖国的利益壮丽之歌。
这次去日本谈判的代表中，有一位老专家叫严宗德，此时已经年近60，身体瘦弱。
在严宗德与新日铁日本专家谈判宝钢钢结构厂房用材问题时，就是以中国人这种精神，首次驳倒了日本谈判专家的理论，为宝钢节约了40万美金。
当时，宝钢的厂房全部采用钢结构，50多万平方米的房顶采用凹凸型钢板覆盖。
谈判在新日铁大分厂进行，日本设计专家确定了房顶钢板的厚度，严宗德通过计算认为覆盖宝钢屋顶的钢板厚度不需要这么厚，可以减少。
日本专家面对质疑，态度傲慢，坚持他们的设计是最合理的。
此时，严宗德问道：“据我所知，大分厂是新日铁最新的一个厂，它的设计应该是最合理的，大分厂的地理环境、气候与宝钢基本相同，我想宝钢的屋顶钢板厚度应当与大分厂一样。”
日本谈判专家说：“当然，当然，应该一样，我们的大分厂就是以这个厚度设计的，你们可以看看大分厂的钢结构设计图。”
严宗德认真地提出：“设计图我不要看，我要看实物！”
日本专家相互看来一眼，说：“实物在大分厂屋顶，有20层楼那么高，没有电梯，只能依靠一个狭窄的供维修工人爬上爬下的钢梯上下，你想上去看……”
日本专家本以为这样可以难住严宗德呢，这次他们错了！
严宗德听后，果断地回答说：“我上！”
严宗德不由分说，起身快步走向大分厂。
于是，日本谈判专家急忙跟上，眼看着这位中国专家登上钢梯，手攀脚蹬，沿着颤悠悠的钢梯，艰难地向上爬去。
严宗德的行为另日本人很惊讶，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个身穿西服、颈扣领带、脚着皮鞋的专家，居然的会爬上工人上下用的钢梯。
爬到屋顶的严宗德，测量了屋顶钢板，比图纸上的钢板厚度薄了许多。
在数据面前，日方专家没有说什么，也不好说什么，中国人出其不意的的一招，使他们哑口无言。
最后确定为13.5毫米，每平方米耗用钢材下降了2.4公斤，总计为宝钢节省钢材1200吨，折合40万美元。
第6章 蒋荣生提交勘察报告
1978年，初春的上海春寒料峭，细雨绵绵，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
此时，在宝山的农田中，泥滩里，水塘边，十几路勘察大军摆开阵势，数十台钻机日夜不停地向大地深处窥探。
此时，勘察大军在加班加点地进行勘探，一方面是为了尽快让宝钢上马，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对日本的“3个半月承诺”问题。
原来，1978年春节的大年初二，冶金部武汉勘察研究院总工程师蒋荣生来宝钢工作，担任来自西安、保定、昆明、成都、武汉、长沙以及上海等10多个勘察队的总指挥。
蒋荣生来到后不久，就与日本进行了谈判。
一天，上海衡山饭店会议室里，中日双方代表唇枪舌战，进行着紧张又激烈的谈判。
在一轮谈判行将休息时，一个日本专家一边整理材料一边满脸不悦地说了一席话。
中方翻译听了，皱了皱眉头，没有吱声。
休会期间，中方首席代表蒋荣生问翻译：“刚才那个日本人说了些什么？”
翻译犹豫了一下，告诉蒋荣生：“那个日本人说：你们倾国力投资建设这么大的项目，派来的却是一群不懂建设现代工业的人，连最最起码的地质资料一点儿也没准备！”
“太傲慢了！”蒋荣生对翻译说。
半小时后，中日双方又回到谈判桌上。
第二轮谈判一开始后，那个日本专家再次提出了地基勘察问题：“新日铁总部已开始对钢厂总图作详细设计，请中方明确告知什么时间能提供长江口地基勘察的精确数据。”
蒋荣生主动地问道：“按正常的工作量，这项工程要多少时间才能拿出来。”
日本专家回答肯定地回答道：“两年。”
“中日双方酝酿建厂花了多少时间？”蒋荣生的眼睛盯着日本专家。
“该有一年了吧……”日本专家说。
“就算一年吧，扣掉这一年，按一年拿出勘察数据，是不是我们是一群不懂建设现代工业的人？”
这位日本专家一愣，他明白，今天遇到了一个对手，一个懂行的对手。
此时，日本专家知道：如此巨大的工程，没有准确的地质勘察情况，地基工程如何处理？处理到什么程度？重达千万吨的设备如何布局？不搞清这些问题，详细设计是无论如何开不了工的。
但是，这位日本专家承包了工程的详细设计，按照一年勘察工期，再开工设计，日本专家在此期间将无事可做。
日本专家无奈地说：“蒋先生，按正常的工作量，这项工程没有两年时间是拿不下来的，可我们的设计人员等不及啊，我知道你们中国人能打硬仗，你能在8个月之内让我看到勘察报告吗？”
接着，这个日本专家再次肯定低补充到：“就8个月！”
蒋荣生清楚，早一天提供勘察报告，对宝钢的利益远远大于新日铁的利益。哪怕延迟一天，对宝钢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
但是，在当时，蒋荣生并没有马上回答“明天给你明确答复。”蒋荣生停顿了一下，对日本专家说。
蒋荣生不是空口说白话的人，他需要进行详细地计算，只有经过计算，数字才最能说明问题。
为此，蒋荣生花费了整整一个晚上时间，进行计算、思考。
在当时，西安、保定、昆明、成都、长沙、武汉、上海等10多个地质勘察单位千余名技术人员，已星夜赶赴上海，由蒋荣生总协调，总指挥。
有了这么多个地质勘察对的协同努力，只要精心组织，精心协调，3个半月完全可以拿出勘察报告，是完全可能的。
于是，蒋荣生心里有底了！
第二天，谈判继续，蒋荣生郑重地宣布：3个半月，拿出勘察报告书！
顿时，无论日方，还是中方，所有参加谈判的人都大吃一惊，3个半月怎么可能！
“告诉他，一群不懂建设现代工业的人一定能在3个半月的时间里，拿出勘察报告书！”蒋荣生自信地对翻译说。
那个日本专家听了，站起身子，走到蒋荣生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此时，蒋荣生心里明白，这一鞠躬包含是臣服，也包含感激，更包含赞许。但是，对于蒋荣生来说，这一个鞠躬更多的是他的一种压力，一种无形的压力，或许还带着对他的蔑视和怀疑。
或者更确切地说，日本在暗示：“嘿！年轻人，看你的，等着瞧！”
于是，一场在3个半月拿出拿出勘察报告书的攻坚战开始了！
而作为总指挥的蒋荣生更是最辛苦的。
当时，钻探队员24小时轮班作业。轮班，每个人仍然是8小时工作制，有上下班概念，可蒋荣生没有。
白天，又空闲时间时，蒋荣生骑着自行车在泥泞的小路上来回奔波，到各个钻机搜集数据，化验土壤，认真检查钻孔的勘察质量。
晚上，蒋荣生从工地回到自己那顶帆布帐篷里，俯在那张堆满数据的桌子上，审阅10多个勘察队每天送来的原始记录，复核上万个成果数据，安排明天的工作进度，经常熬到深夜才睡。
当时，在宝钢工地上没有食堂，于是，勘探工人吃饭搭伙在上钢五厂，从工地到上钢五厂，来回要一个小时。
时间对于蒋荣生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了。为了节约时间，蒋荣生想了一个办法，3天去一次食堂，每次去时，买回满满一网袋馒头，蒋荣生就用这一网袋馒头，来应付3天。
当时，面对别人的关心，蒋荣生还风趣地说：“3天，可以节约来回9个小时，等于多了一个工作日，这多值啊。为了宝钢，我吃点冷馒头算啥！”
当时一个和蒋荣生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后来这样回忆道：
一个局级干部，骑自行车，住帐篷；床头挂着馒头袋，头上亮着长明灯；没有8小时工作概念，更不奢望节假日休息。
一天，西安勘察队队长到帐篷向蒋荣生汇报工作，看到他右手拿着馒头，左手握着铅笔，头枕着一沓钻探数据睡了过去，嘴里含着一块还没有咀嚼过的冷馒头……
那个队长一阵心酸，慢慢退出帐篷，立在帐篷外的寒风中。
这位队长是蒋荣生的战友，他知道蒋荣生已经10多天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了，这位队长要为他站一会儿岗，好让他多睡一会儿。
蒋荣生是上海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工作，父亲独居上海。
大年初二，蒋荣生到了上海，本当是个机会，看看他的老父亲，但他实在无暇顾及，紧张的谈判使他无法分身，接下来3个半月拿出勘察报告的承诺连见缝插针看他父亲的余地也没有了。
5月的一天，蒋荣生到市里和日本专家交换意见，回来的时候正好路过家门。
此时，蒋荣生正在低头沉思，走过家门时竟然没有走进去，要不是他的父亲见到他，在他的身后叫了他一声的话，他还不知道已经走过了家门。
蒋荣生听到父亲的叫声，回过身子，一下子把他父亲给吓坏了，他差一点认不出他的儿子，一头长发，满脸胡茬，又黑又瘦。
“你病了吗？”老父亲摸了摸儿子的头，非常焦急地问道。
“没有，我好着呢。”蒋荣生搀扶着父亲回到屋里。
此时，老父亲看到蒋荣生如此憔悴，便硬拖着蒋荣生到医院里作了检查。
一检查才知道，自从来到宝钢工地，蒋荣生的体重整整降了8斤。
本来打算让蒋荣生在家住几天疗养一下的，然而又出了意外情况。
严格、苛求，这是蒋荣生一贯的工作准则。就在他的父亲以为他得了大病的那天晚上，他突然发现一个土工试验的数据有差错。
起先，蒋荣生以为自己看错了，可再三核对，这个土方数据与实际确实不符。
当时，蒋荣生就想，怎么办？如果全部复查一遍，那是10多万个数据啊。
在当时，所有的算术，从最简单的加减乘除到复合运算，全部靠手工和算盘一笔笔地计算出来。
10多万个数据，需要多少个日日夜夜才能计算完哪！靠他一个人看来是万万不能的。于是，蒋荣生决定赶紧回工地。
第二天一早，蒋荣生把睡梦中的伙计们叫了起来，宣布重新计算。
听了蒋荣生的话，有一个人不以为然地说：“10多万个数字，偶尔错一个，不影响结论吧，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对不起了，同志们，”蒋荣生冷峻地对着勘探人员说：“咱们都是党员，咱们要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就是累死，也要把问题弄清楚，宝钢工程来不得半点马虎，同意重算的请举手！”
听了蒋荣生的话，所有的人都举了手，包括那个提出异议的同志。
就这样，蒋荣生和他的队员们苦苦地守着灯光，用那古老的的算盘，敲亮了一个又一个黎明，整整13个昼夜，蒋荣生和他的伙计们硬是把10多万个数字一个个地重新验算推敲了一遍。
在当时，蒋荣生的艰苦敬业精神感到了很多人，并在上海被传为美谈。
文汇报记者周嘉俊获悉后，来到蒋荣生的帐篷里，要对蒋荣生进行采访。
到了蒋荣生的办公室后，周嘉俊看到屋角堆着两米多高的纸，每张纸上都有蒋荣生用红笔画出的疑问，然后是密密麻麻的复核。
周嘉俊翻了翻，那是各台钻机每天报来的日志，看着那一串串殷红殷红的笔迹，周嘉俊非常感动。
当晚，周嘉俊写了一篇通讯，他在通讯中这样写道：
那红红的，不是墨迹，不是从笔管里流出来的，而是从蒋荣生血管里流出来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的丹心热血！
1978年5月30日，蒋荣生兴奋地把一沓勘察报告交到了日本人的手里。
这比他的3个半月的承诺又提前半个月！
日本专家震惊了，从常规两年才能完成勘察，到日本专家提出8个月看到勘察报告，再到蒋荣生承诺3个半月，而实际上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拿出了勘察报告书。
当初嘲笑蒋荣生不够专业的那个日本专家，再次以被震撼了！此时，他心服口服，原来的傲气已荡然无存，还为此给蒋荣生鞠了3个120度的躬。
同时，蒋荣生的一纸报告，也为宝钢建设铺下了一块最坚实的基石！
第7章 关登甲打下宝钢第一桩
1978年11月7日，宝钢高炉工程要打第一桩，这是整个宝钢工程的第一桩。
为了打桩，在此之前宝钢对关登甲等人还进行了专门培训。
原来，宝钢地基软弱，需要加固处理，为了稳固地基，日本专家建议多打铜管桩，他们已经对这块土地的打桩费用作了估算，需要11亿元人民币。
在当时，宝钢的高炉、转炉、初轧、焦化、烧结、连铸等主要设备基础，重型吊车厂房基础，沉降要求严格的动力设备基础，都要采用直径900毫米、长60米的钢管桩，按设计，需打钢管桩41万吨。
当时日本专家希望宝钢多打铜管桩，因为钢管柱是从日本那里进口的。
中方专家按照蒋荣生提供的地质报告，向日方提出了针对不同地质情况，分别采用钢管桩、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桩、钢筋混凝土方桩等不同的构筑桩基的方案，在中方专家力争下，日方同意了中方专家意见。
于是，打桩的实际费用降到了8亿元以下。
然而，如何打桩在当时，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因为宝山在当时，对于宝钢建设者来说，别说是打桩机，连钢管桩是什么样子他也没有见过。
因此，请日本专家进行培训十分必要。
1978年10月的一天，日本打桩专家久田来到打桩培训现场。
培训开始后，一切按部就班，任何人不得违反久田订立的规矩，学员私下给他起了个“冷面先生”的雅号。
事实上，那时，中国的学员面对打桩机这种“洋货”，的确一无所知，也只有听他的份。
一天早上，刚刚踏进教室的久田似乎发现了什么，破例翻开了花名册，开始核对学员牌号。
久田注意到有一个学生每天偷偷地来，悄悄地走，好像做了亏心事地从来不与他对视。
“出去！你没有登记。”久田来到这个学生跟前，用生硬地汉语冲着那个学生大吼了一声。
这个学生叫关登甲，当时，确实是从二十冶天津铁厂工地临时调来宝钢工地学习打桩的。他来到宝钢时，报名时间已过，只得借用别人的牌号混进课堂。
知道情况后，久田被关登甲这种学习精神所打动，同意了关登甲来参加学习。
得到久田的允许后，好奇心与勤奋好学，加上严师久田的教导，关登甲很快通过了理论关。
紧张的理论课后，真正实践开始了，这对关登甲等中国学员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关登甲来到打桩机边，摸着这洋玩意儿，心里感到万分激动。
首先，久田爬上打桩机，开始进行了示范。久田确实不愧为老师，操作起来相当熟练。
关登甲等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久田的每一个动作和动作的幅度、用力的程度以及操纵杆移动的角度，他们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久田数次示范后，示意关登甲登上打桩机。
20多米高的桩机导杆在空巾晃晃悠悠。关登甲手握操纵杆，将桩锤缓缓抬起，顷刻间，整个打桩机猛烈地抖动起来，似乎要倾翻了。
顿时，关登甲闭上眼睛，吓得满头冷汗。
久田失望地摇摇头，示意关登甲下车，让别的学员试锤。
关登甲摇摇头，“太丢脸了！”他一咬牙，一种责任使他迅速战胜了恐惧，按照久田的示范手脚动作起来，一下、二下、三下……数次下来，桩机终于被他驯服。
一天，关登甲看到仓恒很轻松地就把桩口准确地纫在桩帽上，而这个动作关登甲练了好几天，怎么也掌握不了要领。
“你的纫桩打的真好，能教教我吗？”关登甲对着刚刚爬下桩机的仓恒，一个90度鞠躬。
仓恒被关登甲的谦逊、诚恳所打动，重新爬上桩机，一面操作，一面手把手地教他，给关登甲开起了小灶。
一个月后，打桩班结业，关登甲不负众望，考了个全班第一。
于是，关登甲被选为打宝钢第一桩的选手。
嘟、嘟、嘟！清脆的哨声响了，关登甲稳稳地坐到桩机驾驶室里。
宝钢工程需要打10多万根钢桩，整个宝钢就是建在这一根根桩上的，这是举足轻重的第一桩！
宝钢领导在一旁看着他，外国专家在一旁看着他，他的老师久田和仓恒也在看着他，整个宝钢工地都瞪大着眼睛，关注着关登甲。
关登甲全神贯注地盯着钢桩顶部，灵活地操纵着手柄，就在机车稍微转动的同时，只听“咪”地一声，桩口准确地套进了桩帽；对准了桩锤。
20吨重的柴油桩锤高高悬起！
“砰——哐”“砰——哐”，一声声巨响震天动地，青灰色的烟雾缔绕在工地上。钢管桩一米一米被楔进地下。
突然，桩锤回弹越来越低。
经专家分析，是因为土层松软，回弹无力。于是，人们开始担心起来了。
继续锤击，一切正常。
原来是一场虚惊！钢桩向地层深处延伸着。
2小时13分钟过去了，64.5米的钢桩全部打入了地下。经过测量，垂直度、平面位移全面优于日方的标准。
顿时，现场一片欢呼，满天鞭炮。
第一根钢桩顺利入士后，宝钢工地数百部打桩机全部开动，第二根，第三根……长江边的锤声震天动地，响彻日夜！
那一根根直径900毫米、长60多米的钢管摩擦桩与土层拥抱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下骨骼，使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了一张硕大无比、稳如泰山的钢床。
12月21日，中日双方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关于订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及高炉、焦炉、转炉三个成套设备合同的签字仪式。
一切条件都具备了！
于是，大家一致同意于12月23日举行开工典礼，宝山钢铁总厂正式开工建设，预定分两期、用7年时间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