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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邓小平支持厦门改革
1984年2月7日，对于深圳人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因为在这一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经济特区的倡导者邓小平将来厦门视察工作。
提起邓小平，特区人总是充满感激之情。邓小平自特区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关注着这颗中国改革开放幼苗的成长。
1981年，国家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期，拿不出钱来支持特区，特区建设面临着种种困难。
正是在这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福建的领导人说：“经济特区要坚持原定方针，步子可以放慢些。”
“放慢些”，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考虑，也是对特区面临困难的理解。而“坚持原定方针”，特区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杀出一条血路来”，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
1982年，特区准备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却遭到一些人的责难，并被指为“卖国”。
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立即表态，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
几年过去了，特区建设取得了巨大变化，此时特区人多么渴望80高龄的邓小平来到特区看看啊！
2月7日，农历正月初六，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在视察了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之后，从广州乘坐专列到厦门。
这是邓小平对厦门经济特区的一次历史性视察。
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福建省长胡平、福州军区司令员江拥辉、中共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厦门市市长邹尔均等省市党政军领导同志，全程陪同了邓小平的视察活动。
在厦门视察期间，邓小平一行下榻在厦门宾馆5号楼。
2月8日上午，王震和省市有关领导陪同邓小平来到东渡港区1号泊位。
邓小平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迈着稳健的步伐朝驳岸走去。
到驳岸后，邓小平关切地询问工程负责人：“工程进展好吗？”
工程负责人答道：“首期4个泊位已经建成，现在正抓紧储运仓库和港区道路建设。”
邓小平连声说道：“好！好！”。
接着，邓小平又了解了泊位的堆场建设情况，当他听说1号泊位已由杂货码头改为集装箱码头时，便赞许地说：“要得，这一步有远见嘛。”
看到工人们正在安装集装箱装卸桥吊，邓小平几次手搭凉棚仰首观看，频频挥手向工人们致意。
当邓小平向2号、3号泊位走去时，他看到数台10吨级龙门一字排开，他微笑着对身旁的有关领导说：“就是要按现代化港口标准来建设。”
接着，当邓小平得知这样规模的岸式杂货码头当时是国内最大之时，他露出喜悦的神情，告诉有关领导：“发展经济特区，一定要基础设施先行。”
当邓小平和港区的同志们挥手道别时，他深情地望了望东渡港区，嘱咐大家：“形势很好呀，希望你们扎实干，干得更好些。”
离开东渡港，邓小平登上了“鸳江”号游艇，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坐在他身边。就这样，邓小平一边游览海上风光，一边听取项南汇报工作。
谈话开始后，项南摊开厦门市区图，对邓小平说：“厦门特区范围太小，只有2.5平方公里，应当扩大到全岛131平方公里。”
邓小平感兴趣地问：“为什么？”
项南回答说：“2.5平方公里面积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搞成了也没有多大意思。”
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并问王震：“你说行不行？”
王震立刻表示说：“我完全同意。”
邓小平微笑了一下，肯定地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听了邓小平的话，在场的福建省、市领导都高兴地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接着，项南又向邓小平提出建立自由港的问题。
早在几年前出访期间就对自由港有所了解有所心动的项南，此后，每逢中央领导人来厦门视察，项南必定要汇报“自由港”的问题，但得到的回答大部分都是说“研究研究”，后来就没有了回音。
然而，项南并不死心，他决定趁邓小平视察厦门之际再作动议。
于是，项南委婉地说：“厦门岛四面是海，是天然的隔离带。厦门全岛建成特区，这对开展对台工作也有利。厦门离金门最近的距离只有1000多米，一开放，再搞一个落地签证，‘三通’不通也通了。所以厦门工作做好了，对将来祖国统一也有利。”
听到这里，邓小平说：“对了，就是应该这样考虑问题嘛。”
接着，项南又说：“现在台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而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来，这太麻烦了。如果把厦门特区变成自由港，这对海峡两岸人民的交往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对特区建设中的许多新事物新问题都很感兴趣，就询问什么是自由港。
项南和围拢过来的厦门市领导陆自奋、邹尔均等把从香港调查得来的资料作了概括性的汇报。
听了汇报后，邓小平脸上非常平静，没有说话。
将军风度的王震看来有点性急，他快言快语道：“老爷子，你说嘛，我看这个意见很好，应该考虑。”
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略一沉吟，说：“可以考虑。自由港都实行哪些政策呢？”
项南回答说：“可以参考香港的做法，一是货物自由进出，二是人员自由往来，三是货币自由兑换。”
邓小平听了后，静静地抽着烟，望着窗外的大海，仔细地思考了一会儿，说：“前两条还可以，可后一条不容易，但没关系，在这个问题没解决之前，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在游艇上，项南还建议把正在建设的厦门机场改称厦门国际机场。
项南说：“建厦门机场就是为了飞新加坡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将来还可以飞台湾，叫国际机场有利于对外开放。”
邓小平对项南的考虑极表赞同，他认真地说：“就是应当飞出去嘛！就用国际机场这个名字。”
就这样，扩大特区面积、建立自由港的计划，就在这简短的谈话中被确定了。
看到如此顺利地达到了目的，看到邓小平对厦门特区如此地支持，项南和福建的干部都非常激动，他们再次感到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睿智与果断。
游艇环鼓浪屿一周后，邓小平、王震和福建省、市领导一起登上了鼓浪屿码头。
时值春节，鼓浪屿和厦门岛一样喜气洋洋，鼓浪屿码头人来人往穿梭如织。
忽然，鼓浪屿从未有过地欢腾起来了。拥挤的人群自然而然地腾出一条路。举国上下无人不识的邓小平出现在人们面前，群众欢呼着，用劲地鼓掌，邓小平一路走也一路鼓掌，不时向人们挥手致意。
此时，还有不少人向邓小平伸出手，他微笑着一一与大家一握手。
当邓小平满脸笑容地来到一群小朋友身旁时，一个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向他传来问候：“邓爷爷好！”
邓小平慈蔼地摸摸他们的头，拉拉他们的手，拍了拍他们的小脸蛋。
在音乐厅路口，一位妇女抱着一个男孩站在那里，邓小平停下来，伸手摸摸小孩的脸腮，然后笑眯眯地抱过小孩，在他脸上亲了亲。
80岁高龄的邓小平用这些无言的亲切举动对祖国的花朵、对特区未来的建设者们表达了无限的深情。
接着，邓小平缓步攀登了日光岩，领略鼓浪屿自然风光。他赞美鼓浪屿，对随行人员说：“这里风景好，我们合影留念嘛。”
从此，日光岩留下了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脚印，鼓浪屿留住了一位世纪伟人的身影。
随后，邓小平还接见了鼓浪屿好八连和厦门水警区官兵代表，并分别和他们合影留念。
2月9日上午，邓小平到厦门大学视察。厦大的校、系、部门的负责同志、著名教授、先进工作者和学生代表200多人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早早地汇集在建南大礼堂。
9时左右，邓小平乘坐中巴到达了，人们高兴地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邓小平到来，厦大几位负责同志迎上前。
邓小平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说：“同志们好！”
然后，邓小平和大家一起走到礼堂前，与前排的代表们握手，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学生们闻讯赶来，邓小平频频向他们招手致意，连说：“同学们好！”
学生们兴奋得直鼓掌。
怀着对这座著名海滨学府的美好印象，邓小平又匆匆地前往湖里工业区。
湖里工业区是厦门特区的发祥地，但当时它还只是一个正在建设的大工地。
举目望去，除了特区管委会办公综合楼外，区内的建筑物只有一座印华地砖厂的厂房和两座通用厂房。
邓小平明显地看到了厦门特区与深圳特区的距离，他有些沉默了。
在特区管委会接待室里，邓小平站在厦门特区远景规划模型旁边，一边认真听取厦门市长兼特区管委会主任邹尔均关于厦门特区建设情况的汇报和讲解，一边陷入了沉思。
厦门是我国天然良港和东南门户，与台湾隔海相望，与金门近在咫尺，具有独特的区位和人文优势。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对发展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对发展海峡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想到此，邓小平强烈地感觉到，厦门经济特区必须上得快一些，应当办得好一些。
当邹尔均市长拿出笔墨请邓小平题词时，他欣然应允，在铺开的宣纸上满怀深情地写下道：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这是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殷切期望，也是对厦门人民的鼓励和鞭策。
在场的福建省和厦门市的领导一致表示，要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和题词精神，进一步加快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步伐。
同一天，邓小平还视察了厦门国际机场和陈嘉庚先生生前倾资创办的集美学村。
在集美学村，邓小平怀着对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的敬意，先后参观了集美鳌园、陈嘉庚故居和归来园，并在归来堂听取集美校委会负责人关于集美学村发展过程和今后规划的汇报。
听完规划后，邓小平赞扬了广大华侨支持祖国四化建设的爱国爱乡精神，并指示有关领导要进一步贯彻好侨务政策。
在厦门的几天里，邓小平几乎每天都外出视察。
没有外出时，邓小平就在下榻的宾馆接见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代表、台胞代表、华侨人士和港澳人士。
在同原台湾成功大学教授、1981年回大陆定居的厦大物理系沈持衡教授交谈时，邓小平还详细询问了他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2月10日，细雨霏霏，邓小平和王震在结束视察工作之后，决定在厦门种下几棵树。
由于天气不好，省、市领导同志建议取消这一活动。可邓小平却笑着说：“下这点小雨怕什么，上山吧！”
10时左右，邓小平一行来到万石岩公园的后山上。在这里，邓小平种下了一棵千年大叶樟，王震和省、市领导也种了10多棵樟树和南洋杉。
种完树后，邓小平一行登上专列，与省、市领导挥手告别，离开了厦门返回北京。
邓小平的厦门之行，对厦门特区的发展意义是巨大的，它一方面有力驳斥了来自各界对特区的质疑，支持了厦门的改革事业，另一方面，对扩大特区面积、建立自由港的支持，为特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舞台。
第9章 中央给予厦门扶持政策
1984年2月24日，结束了南方之行的邓小平，在北京邀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
谈话开始后，邓小平对大家说：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邓小平接着又说：
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
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根据邓小平的这次谈话精神，党中央做出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战略部署。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决定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并明确指出：
这是为了发展我国东南部经济，特别是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做出的重要部署。
1985年6月，国务院做出《关于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的批复》，要求厦门特区应当建设成为“以工业为主、兼营旅游、商业、房地产业的综合性、外向型的经济特区”。
邓小平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厦门特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此后，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关于经济特区建设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对厦门经济特区又给予了许多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1988年4月，国务院批准厦门市为计划单列市，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1989年5月、1992年12月，先后批准厦门经济特区和杏林、海沧、集美为台商投资区，在杏林、海沧、集美的投资实行经济特区现行政策，从而使厦门特区的范围实际扩大了2倍；1994年2月，中央编制委员会批准厦门市的行政级别为副省级；1994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授予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厦门经济特区实施的立法权。
这些政策措施，大大增强了厦门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活力，从而成为推动厦门经济特区进入发展快车道的无形资产和巨大动力。
第10章 特区推进政府机构效率
1985年，厦门特区扩大后，特区的管理工作负担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政府机构效率的提高也变得格外迫切起来。
在推进机构改革，提高服务能力过程中，工商、招商、房地产管理的部门显得尤其重要。
在以往，常常听到居民反映房管所“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
政府推行改革后，社会各行业普遍实行服务承诺制，厦门市土地房产管理局也相应对各房管所，制定了具体的承诺内容：
对办理房屋调配提供服务，办好手续的标准时限为3至5天；对办理正常更换租户姓名提供服务，办好手续的标准时限为5天；对屋面修漏（翻修除外）要求2天内进行查勘，3天内进场修缮；自来水总表至分户表的水管破裂修缮要求24小时内进场抢修；化粪池、检查井堵修缮要2天内进场抢修，同时向社会公布市土地房产管理局投诉电话。
承诺服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便民服务卡就是推行承诺服务后的一条重要措施。
这张小卡片，正面红字印着“便民服务卡，热线电话：XXXXXX，传呼：XXXXXX”，背面印着：
亲爱的住户：我是您所住公房的地段房管员，当您需要我帮助或解决什么问题时，请您打热线电话或传呼，我将给予您满意的答复。
地段房管员：XXX
正是因为有了这张小卡片，家住鸳江道10号二楼住户的一位残疾人士，打了个电话，就把他家天花板维修之事解决了；晨光路43至47号的暗沟堵塞，电话刚打完不到1个小时，工人就进场维修了……
就是这样一张小小卡片，给住户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说起这张小卡片，还有一段来历。
曾谋耀是一名地段房管员，管辖地段有630户住户，这些住户的房子绝大多数建于20世纪30年代，房屋旧陋，给房屋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
一年夏天，各房管所开展向徐虎、林炳熙学习的活动和实施社会服务承诺制，曾谋耀常想，在一个新的时期、新的环境中，作为关系到千家万户生活品质的房管员，该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他对自己说：“作为房管职工，徐虎就是把住户装在心中，处处为住户着想，我们应当向他学习。”
曾谋耀考虑到自己作为地段房管员，经常会跑出去办事，住户有时会找不到人。
于是，曾谋耀就自制了便民卡。他把小卡片在收缴房租时或通过居民组长发放到每家每户。
和曾谋耀一样，不少房管员都认识到实施承诺的目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有了正确的认识就会有正确的行动，在工作中，房管员们积极为住户解决住房维修方面的实际困难和合理要求。他们已把群众是否满意，当作是他们工作有无成效的衡量标准。
溪岸路63号公房和毗邻的65号私房，均是20世纪70年代市政建办公楼时征用安排的拆迁户。
起初一段时间内两家关系好，65号同意63号建厨房一间，超越红线30厘米，并堵住65号窗户一半，在近20年时间里友好相处。
但是到1993年，两家因小事争吵不休，经多方多次协调，双方住户仍僵持着互不相让，问题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
实行社会服务承诺后，房管所将解决这起投诉作为重点，经过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圆满地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住户为此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
人民公仆，承诺有信。
和忠里1号化粪池10多年来没清理，粪便溢出，恶臭难闻，给附近居民带来了很大不便。
接报后，房管所当天就会同局维修处的同志现场勘察，确定维修方案，第二天就进场，一周内就清理抢修好化粪池，房管所的效率得到了住户的好评。
厦门特区有一平屋住着两位70多岁的老人，此处地势较低，又是马路转弯处，房子容易进水。
为保证两位老人不受涝，房管所在其门口砌了一道35公分高的拦水坎。
两位老人感激地说：“房管所防台风做得早，想得周到，要不全家又得泡水啦。”
一天晚上6时，厦门溪岸路一位私房业主，冒雨跑到房管所，反映其砖墙有可能塌下。
听到汇报后，房管所领导立即组织维修队值班人员，到现场加固处理。
看到房管所如此高的办事效率，这位私房业主激动地说：“没想到你们会有求必应，这么迅速解决住户困难。”
类似的情况，厦门特区各房管所遇得太多太多。
房管所，顾名思义其职责就是管理房子，如收取房租，对直管公房维修养护、修危补漏、保障安全使用等。但是，由于房管所和群众生活起居一直关系密切，人们已经养成了有困难就找房管所的习惯。
一年8月，湖里房管所接到了湖里街道东兴居委会的一封来信，反映东兴居委会辖区内1号至针织厂原本是段泥沙路，居民进出很不方便，特别是阴雨天，路面泥泞难行，老人小孩不敢出门。为此，居委会向房管所提出铺设一条水泥路的申请。
湖里房管所所长和地段房管员郭建英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一件关系群众生活的大事，便会同局维修处到实地察看，并及时向局领导汇报。
得到房管局的支持后，房管所仅用15天的时间，就铺设了一条水泥路，既解决了居民进出困难，又使环境卫生大为改观，辖区居民非常高兴。
不久，居委会又申请将东兴路北侧路段人行泥沙路铺设水泥，同样得到了房管所的支持。
就这样，这些让居民真正感受到了房管所急用户之所急、想住户之所想的闪光精神。
实行承诺制后，厦门市房产管理局组织人员对岛内8个房管所的承诺服务进行了查访，群众满意率十分的高。
同时，检查人员也发现了许多群众反映很满意的房管员，像鸳江房管所的房管员杨世义，每天起早摸黑，几乎没有休息日，积极配合居委会、派出所工作，并且自费买了传呼机并把号码告知各住户，方便群众联系。
群众还普遍反映：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杨世义。
当别人问及房管所为什么这样做时，他们说：“只要是方便群众的事，我们都乐意去做。”
确实，作为窗口行业的房管所，实施社会服务承诺制以来，涌现了许许多多的好人好事。他们已经认识到，承诺制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法，更是一种新的机制，它把行业、部门的权力转变为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把事后监督转变为事前及全过程的监督，把被动接受监督转变为全社会的监督。
和房管所一样，特区工商部门也积极采取多项措施，提高服务水平。白泉工商所就是推行改革后，奉行“一切为百姓”的一个例子。
关于白泉工商所的生动事例，《厦门商报》曾以题为《一切为百姓—记白泉工商所》的文章予以报道。记者郑舒平在文章中写道：
2月2日，记者三次前往厦门杏林区白泉集贸市场，在白泉工商所的监督岗，所见三幕，颇有记录的价值。
早上11时30分，记者来到白泉工商所监督岗，刚落座，便见一男青年手提一瓶丹凤高粱酒前来投诉。他是华给印染厂职工，姓曾。
工商所执勤人员立即检查，见瓶口破损，酒在启封前已从破损处漏出不少。他们当即与消费者一起赶到华铃经编有限公司大门口旁的食杂店。
15分钟后，事情已圆满解决，消费者满意而去。
据了解，2月1日杏林工商分局已抽调人员正式成立督查分队，一方面检查工商人员在岗在位情况，另一方面加强节日期间的市场督促检查。
下午4时20分，记者在同一地点，目睹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较量：一临时摊位女摊主，用水浸泡牡蛎，被执勤人员发现，当场没收了其泡水的牡蛎。
该女商贩与其舅舅，一位姓林的老者，一起来到工商所，吵吵嚷嚷，还无理取闹说：“你们想吃，拿去好了。”
工商所副所长吴志达却不发火，始终和颜悦色，耐心地进行解释、教育，其诚恳、入情入理的批评，终于化干戈为玉帛。
最后，这位女摊主口服心服，其舅舅握着吴志达的手，一再表示要协助工商人员教育、督促外甥女守法经营。
据悉，白泉工商所每天都要处理乱摆摊、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等违章事项10多起，处罚之后，尚得苦口婆心进行劝说。
晚上7时许，记者第三次来到白泉工商所。天气较冷，市场上已没个人，但监督岗前的电子公平秤却依然在“值班”。
执勤的陈华榕、陈冰金告诉记者，工商所每天从7时开市至21时退市，“全天候”值班，随时接受投诉。此举有效地减少了不法商贩的缺斤短两现象。
特区政府服务水平的提升，无疑提高了特区投资的软环境，这对招商引资、吸引人才、改善特区形象都具有巨大的作用。
第11章 特区推动老企业改革
1984年以后，厦门特区的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了，特区政府一方面在招商引资的同时，还积极推动对老企业的改造。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一些现代化的商场先后应运而生，厦门商界的大哥大“第一百货”变得相形见拙了，“老字号”面临吃老本的困境。
怎样才能既扩大经营，又投资少见效快呢？在厦门特区政策的激励下，“一百”的决策者们瞄准了当时的厦门新市区，但那里一时缺乏必要的生活配套设施，居民买东西不方便去，“一百”决定把“商场”挪到居民区去，走连锁经营的路子。
搬出去，一来可把中低档的大众化商品转移出去，腾出处于黄金地段的本部商场，开发名优高档商品，使经营上档次。
同时，搬出去后，以分散的经营扩大“一百”整体经营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
1992年4月，厦门一百超市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不久，湖里、厦港、安海、同安等9家“一百”连锁超市也相继开张。
连锁经营很快就见到效果，当时几个连锁店总投资67万元，年底全部收回投资。
与此同时，把中低档商品迁出后，商场的档次上去了，“一百”本部商场销售额也翻番了。
作为厦门市第一家吃连锁这只“螃蟹”的厦门市第一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几年奋斗终于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1992年，“一百”实行连锁经营当年，销售额首次突破1.2亿元，比1991年的0.5亿元翻一番；新增营业面积3000多平方米，是原先“一百”的1.5倍。
20世纪90年代，作为厦门连锁经营的龙头，厦门一百超市公司已拥有14家连锁店，实现年销售额2600万元，利润104.6万元。
后来，遍布岛内外的“一百”连锁超市已成为“一百”与大型商场抗衡的“拳头”。
和“一百”走连锁经营相似，“厦工”也是通过改革走上成功之路的。
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生产、流通的社会化。然而，改革开放前，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制约，“厦工”是家地地道道的“全能厂”。
当时，在“厦工”5万平方米的厂区内，铸造、锻造、热处理、焊接、机加工等工艺一应俱全，但生产能力却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此时，“厦工”还面临着资金匮乏、厂房场地狭窄、基建周期长等困难，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发展。
怎样才能迅速壮大企业生产规模呢？在当时，摆在“厦工”决策者面前的有两条发展之路：一条是靠铺新摊子，走自我扩大再生产的路，但起步难、投资大、见效慢，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资金。
另一条路就是走专业化协作生产的道路，通过扩散协作件，迅速提高生产能力。这虽然是一条投资少、见效快的途径，但把维系企业命运之绳分系于众多散沙般的协作企业中，就包含了难以尽述的被动与风险。
面对企业的困境，在特区政策的激励下，“厦工”的决策者毅然选择了后一条路。
从此，社会化协作生产模式，开辟了“厦工”发展的新纪元。
通过横向经济技术协作，“厦工”有效地利用社会上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和专业技术，扩大了“厦工”的生产规模和批量生产能力，闯出了一条投资少、见效快、规模大、效益高的发展生产经营之路，形成了名扬全国机械行业的以社会化、专业化为特色的“厦工模式”。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厦工”已形成了一个地跨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拥有62家协作企业的半紧密型的经济技术协作网。
在此基础上，“厦工”又打破“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传统观念，将社会化专业化协作扩展到销售领域，依靠各地的经销商建立起了自己的市场体系。
10多年后，一个覆盖全国，有15个办事处、60多个销售网点、200多家经销商的销售网络建立了起来，其中包括华东机电公司、华东经贸公司、东北经贸公司等大经销商100多家，社会化流通量占企业总销量的比重迅速增长到95%以上。
在厦工调整结构，走专业社会化之路时，创造自己的品牌一直也是非常重视的。
在当时，经过多年的努力，“厦工”牌轮式装载机在全国已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厦工”商标也获得了“全国知名品牌”。
但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生产装载机厂家由原来的不到10家猛增到137家，国外装载机也大量涌入国内市场，世界著名装载机制造商纷纷来华投资或散件组装，装载机市场竞争激烈。
面对挑战，“厦工”及时提出了“弘扬厦工精神，争创国际知名品牌，把‘厦工’建成多元化的跨国集团公司”的二次创业奋斗目标。
在调整中，“厦工”确定了以科技为先导，以加强内部管理、稳定质量水平为主线，以国内外两个市场为目标的发展战略。
通过引进技术、联合设计、自主开发等途径，“厦工”先后开发出不同型号的井下装载机、夹木式装载机、加高装载机、侧卸装载机和轮式推土机等。
在吸收消化美国制造技术的基础上，“厦工”开发了新产品轮式装载机和夹木式装载机等。
这些新产品无论在技术性能上，还是产品内外观质量上，均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为确保产品质量稳步提高，“七五”、“八五”期间，“厦工”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技术改造上，先后投资2.5亿，相继建成了一批具有80年代水平的中小件薄板件自动喷漆线、传动试验室、总装生产线、整机涂装线等项目。
同时，“厦工”还购进了数控火焰切割机、数控等离子步冲切割机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关键设备。
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改造，“厦工”牌装载机产品技术档次、质量水平不断提高，迅速形成了产品的技术优势、市场优势、竞争优势和名牌效应。
可以说，是改革使“一百”“厦工”这些老企业重新焕发了活力。
第12章 首家中外合资银行诞生
1985年11月28日，厦门国际银行在厦门经济特区隆重开业成立。
厦门国际银行的成立，无论对于特区，还是对于全国来说，它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厦门国际银行是全国首家中外合资银行，也是国内首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更是直接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商业银行。
厦门国际银行的创办，还得从外资股东说起。
李文光和李文明家族是印尼泛印集团的创办人和大股东。印尼泛印集团是印尼一家以金融投资为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泛印度尼西亚银行是印尼颇有名气的私营商业银行。
香港泛印集团是印尼泛印集团在香港的子公司，也是在香港注册的一家以金融投资为主的上市公司。
改革伊始，李文光就向福建提出：以香港泛印集团与福建和国内联合投资创办的一家中外合资商业银行。
以项南为首的中共福建省委和以胡平省长为首的福建省政府当机立断，决心抓住这个机遇，把福建和厦门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新的领域，即现代化市场经济最主要的银行领域。
于是，福建开始与李文光和香港泛印集团合作，在厦门经济特区创办了一家有国家商业银行投资，也有福建和厦门经济特区投资的中外合资商业银行。
为此，福建省委和省政府指定和责成分管金融的张遗副省长，负责调查研究和制定方案，并代表福建省到北京向国务院主管部门和中国人民银行请示汇报，以争取国家商业银行的支持和投资。
其实，张遗早就有在福建创办中外合资商业银行的设想，也曾不止一次地试探过，但是都没有成功。这次更是抓住机遇不放。
过了不久，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来函，原则同意成立厦门国际银行。
与此同时，中国工商银行也支持福建并同意与福建联合投资创办这家新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与李文光和香港泛印集团几经磋商后，也达成了一致意见。
1985年6月18日，厦门国际银行合资合同在福州正式签订。
合资合同签订后，指定要赵宗信负责创办这家新银行。
1985年8月，按照银行章程，在厦门国际银行第一次董事会上，赵宗信被推选为第一届董事长，任期为3年。3年后，在厦门国际银行第二届董事会上，赵宗信又被推选连任第二届董事长。
因此，在厦门国际银行成立和发展过程中，赵宗信作为董事长，为银行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按照合同，厦门国际银行是一家中外合资股份制商业银行，而在当时，中国的商业银行面临的形势并不很乐观，而采取合资经营银行更是没有一家。
原来，早在延安时期，我党就已经有了自己的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商业银行已遍布全国城市和农村。
然而，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一直很低，到1985年，厦门国际银行成立之前，除广东和福建的几个经济特区之外，全国银行业，包括上海、北京在内，都尚未对外开放，就是几个经济特区，也只允许外国银行设立代表处或办事处，不允许设立直接经营银行业务的分、支行。
因此，在当时，国内除国家银行和国家商业银行以外，没有其他银行，更没有像国外商业银行那样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在福建厦门经济特区创办厦门国际银行，创办一家中外合资股份制商业银行，这是一个积极、大胆的尝试。这也是全国银行改革迈出的新的一步，也可以说是全国银行业正式开放前的一个序幕或序曲。
在当时，赵宗信等人就意识到，世界各国的商业银行普遍都是股份制的商业银行。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逐步成熟、完善，国内非国营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国家商业银行向股份制方向的改革也必将逐步加快，国外商业银行直接进入中国也只是时间问题。
因此，厦门国际银行不过是在全国先走一步。
于是，赵宗信等人要求新的中外合资银行，要按照国外成功的商业银行的模式和规范，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与国外商业银行直接接轨，以保证新银行开业时，在进入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也能够立即或迅速进入国际金融市场。
当然，作为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的成功也经历很多艰辛。
新银行开业伊始，就面临严重困难和危机。开业最初几年，银行的股份和股东也是一再调整和变动。最后，到1991年10月才真正创办成功，形成后来的厦门国际银行。
合资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为8亿港元，第一期实收资本为4.2亿港元。中外股东4家，中方股东3家，共占银行股份股本的40%，即1.68亿港元，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占15%，为6300万港元，福建投资企业公司占15%，为6300万港元，厦门建设发展公司占10%，为4200万港元。中方3家股东均以现金投资。
外方股东只有一家，即香港泛印集团。香港泛印集团占合营银行股本的60%，即2.52亿港元，其中7200万港元是以现金投资，其余1.8亿港元是以香港泛印集团在香港和澳门的两家合资子公司的全部资产作为投资注入厦门国际银行。
合资银行成立时，在厦门和在香港、澳门两地可以同时开展业务。而且两家子公司都是在当地注册的独立法人，与港、澳及国外商业银行早有业务上的来往。
这种方式对合营银行来说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也是其他中外合资银行所没有的一大长处和优势。
当然，对合资银行也不是没有一点风险。为了保护合资银行的利益不受损害，合资合同规定，香港泛印国际财务公司和澳门国际银行在合资前的全部贷款应在合营后一年以内全部收回，不能收回的应由香港泛印集团偿还合资银行。
新银行开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和危机，就是合资前澳门国际银行的贷款中，有2亿多港元的贷款无法收回，香港泛印集团也无力偿还。
这一情况，前澳门葡萄牙政府的金融管理机构早有察觉，因此合资银行刚开业，他们的负责人就向厦门国际银行董事会提出，要求合资银行负责解决。
2亿多港元不是一个小数，这对新银行来说无疑是一次严重考验。如果我们不敢负责，或者处理不当，新银行就有夭折的危险。
在这一考验面前，厦门国际银行没有低头，没有退却。对于新银行应挑的担子，也没有推卸责任，也没有优柔寡断、犹豫不决。
面对困难，赵宗信等人坚决贯彻邓小平的指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虚心学习、大胆试验。在香港和澳门认真调查研究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和政策，积极主动、沉着应对。
据赵宗信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们决定采取以下几条主要措施，排除危机，克服困难：
第一，新银行刚刚开业，积极开展银行正常业务，打开新银行的局面仍然是当务之急，决不能有丝毫放松。我们责成银行总经理以及港、澳两个子公司的总经理全力以赴，搞好业务，尽快打开局面，站稳脚跟。
第二，与李文光先生协商，在李先生同意下，调整合资银行中外股份的比例。调整后，中方3家股东联合成为新合资银行的控股股东。这一调整，对外提高了新合资银行的信用和形象，对内显示了我们办好新合资银行的决心和信心。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和成功的。
第三，对香港泛印集团不能履行合同，无力为澳门国际银行偿还不能收回的贷款，我们责成李先生提供足够的抵押品，包括李先生及其家族所控有的全部香港泛印集团股票抵押在合资银行。
第四，积极协助李先生逐项变卖抵押品，先易后难，分期分批偿还银行。
后来，因抵押品变卖处理不及，经董事会同意将偿还期再延长一年。
经过大家努力，合资银行开业两年后，银行业务开展正常，每年都有盈余。
在此情况下，合资前不能收回的贷款，偿还了一部分，大部分尚未偿还和得到了解决。
然而，对赵宗信等人来说，更大的一个隐患是：香港泛印集团连续3年出现亏损，也没有分红，并且香港泛印集团经营的失败，也拖累到印尼泛印集团出现危机。
为了防止和避免香港泛印集团被其他外商并购，福建投资企业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和厦门建发公司一同协商，福建投资企业公司决心抓住机遇，挑战风险，收购香港泛印集团。
1987年11月，经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批准，福建投资企业公司以市价，收购了抵押在合资银行的全部香港泛印集团股票，股票面值1港元，市值不到5角港元，总价约5000万港元，然后全部偿还给银行。
此后，香港泛印集团按照香港法定程序和手续，更名为香港闽信集团，成为福建在香港控股的首家上市公司。
福建投资企业收购香港泛印集团后，处理抵押品又多了一个门路和渠道。香港闽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香港闽信保险公司，先收购了李文光在新加坡的一项抵押品即印尼泛印集团在新加坡的一个公司和公司的资产，新银行收回了1000万港元。
最后，闽信集团董事会决定向福建投资企业公司贷款，银行将未及变卖的抵押品全部转让给闽信集团。
抵押品处理费时费事需要一定时间，对闽信无碍大局，银行却赢得了时间，提前卸掉了包袱，轻装上阵，对澳门国际银行影响尤大。
经过3年的一系列的努力和艰苦工作，新银行终于经受住了这次考验。
福建投资企业公司收购了香港泛印集团后，合资银行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外方股东。
在解决了澳门国际银行合营前遗留的问题后，厦门国际银行立即积极而谨慎地着手选择新的合适的外国银行作为外方股东对象。
在此情况下，银行董事会分析了新银行的实际情况：新银行已成立3年，作为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股份制商业银行，厦门国际银行从开业之日起，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
3年来，许多媒体都到银行来采访过。不少外国银行来考察过。银行得到不少好评，一致肯定和承认新银行是一家真正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有一些外国银行表示对合资银行有浓厚兴趣，甚至向银行进行过试探。
因此，在这种形势良好的情况下，厦门国际银行要重新选找新的外方股东，应该找有利于提高银行信用和增强银行实力的外国银行，同时也应该是认同厦门银行的章程、愿意接受银行章程的外国银行。
在当时，亚洲开发银行是亚洲的国际银行，对中国出现的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自然非常关注。
厦门合资银行成立后，亚银曾经多次来考察，对银行也颇有好评。
于是，厦门国际银行董事会认为，亚银如果能够成为新的外方股东，对银行来说，是十分理想，也是十分有利的。
就这样，厦门国际银行董事会把亚银作为首选对象。
另外，厦门国际银行董事会还选择了与福建有多年良好合作关系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是日本一家大银行，在全世界也是数得着的大银行。
同时，厦门国际银行还选择与新银行有多年良好关系的美国赛诺金融公司。
厦门银行选择的这3家外国银行或金融公司，也都认同厦门银行的章程，愿意与中国工商银行等现有4家股东合作，商谈入股办法和入股条件。
1991年10月，厦门国际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美国赛诺金融公司在人民大会堂隆重签订合资合同。
按照新合同，亚银等3家银行、金融公司向合资银行投资2亿港元，取得合资银行25%的股份。合资银行股本从4.2亿港元增加至6.2亿港元。
合资银行原有股东股份则做相应调整，其中中国工商银行调整为18.75%，福建投资企业公司调整为12%，厦门建发公司调整为7.5%，香港闽信集团调整为36.75%，董事会也做相应调整。
就这样，经过股权变动，厦门国际银行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外合资银行。
从1991年10月起，厦门国际银行的股东和股东的股份，没有再调整和变动过。
因此，作为一家与国际市场直接接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1985年11月开业时一次实现和创办成功的。而作为中外合资银行，是到1991年10月才真正创办成功。
让人高兴的是，厦门国际银行的大胆尝试成功了。
2003年，新银行的税后利润已超过1亿港元。2005年，税后利润又超过2亿港元。
过了不久，合营银行又在上海、福州和珠海经济特区设立分行。
在澳门，合营银行还有一家全资的子公司，即澳门国际银行，这是一家在澳门当地注册的商业银行，在澳门设有总行，同时还在澳门设有10多家分行。
与此同时，在厦门总行原址，与福建华侨重新合建的国际银行大厦也落成了。
这是一座32层的高层建筑，加上上面5层圆顶，一共37层，矗立在厦门港口，成为美丽的厦门海港城市最主要的地标建筑。
在国内，厦门国际银行获得了“优秀外商投资企业”，厦门“金融机构最佳服务网点”等荣誉。
厦门国际银行的成功是全世界瞩目的，英国伦敦的《银行家》杂志连续10多年将厦门国际银行列入全球1000家大银行的名单之中。
在亚洲200家大银行的名单中，厦门国际银行也位列其中。
第13章 边检站提高执法水平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深化改革中，提高执法水平，增强服务意识一直是厦门特区重点抓的工作，作为特区窗口的边检站更是需要改变服务意思的重点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崎边防检查站地处厦门航空港，官兵们每天最早迎进特区第一批海外宾朋，最晚送出最后一批五洲客人，被称为“两头不见太阳”的人们。
在深化改革后，高崎边检站的官兵们在工作中不断更新观念，把以往的“管人意识”逐步过渡为“服务意识”。他们在文明执勤服务中默默地奉献，为特区窗口单位树立了新风，深得人们的称赞。
对于从境外来到厦门的人来说，走出机舱，映入眼帘的就是美丽的鸳岛。无论是海外赤子，还是来访的客人，那种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减少旅客停留时间，加快通关速度，高崎边检站既要严格遵守检查程序，又要使广大旅客通关顺畅满意。
为此，他们向旅客公开了工作标准：
要求检查人员在旅客进入边检现场后，候检时间不得超过50分钟；正常情况下，旅客办理入出境手续不得超过45分钟；在站职权范围内处理问题不超过30分钟；需向上级请示的问题在45分钟内回答旅客……
这些都是验证岗位服务的硬指标，也等于是向广大旅客的承诺，而这种承诺的责任比一般承诺的责任更大，影响更大。
在验证台上，检查员对旅客的证件轻拿轻放，工作中使用“请”、“您好”、“对不起”“谢谢”等文明用词已成习惯。
每逢特区有重大活动，他们都专门加设会议和活动的特别通道，并临时增加人员，为特区政府提供专项优质服务。
在服务中，遇到旅客不解的问题，检查员们总是耐心地多做解释工作，绝不与旅客发生冲突。
一次，一个女检查员在执勤时，发现一位旅客的名字和查控对象的名字一样，按检查程序，必须向上级请示。
在当时，这位旅客不理解，认为刁难他，就大吵大闹，甚至要动手打人。
女检查员忍受着这位旅客的不文明行为，仍然心平气和地对这位旅客左一个“请”，右一个“对不起”，反复给他讲道理，直至这位旅客不好意思地离开。
这位检查员的文明举止和涵养受到在场其他旅客的赞扬。
在执勤现场，为了使旅客得到更多的方便，高崎边防检查站设立法律咨询服务台，值班领导亲自挂牌，现场解答旅客的疑难问题，宣传国家的有关出入境法律法规。
每天，高崎边防检查站还专门安排检查人员充当“代笔先生”，帮助一些文化水平比较低的旅客填写出入境卡片，主动扶老携幼，帮助老弱病残旅客通关。
20世纪90年代，高崎边检站在全国率先把“您好”、“走好”等37条文明用语和30条执勤忌语，纳入规章制度，要求全体官兵在工作中对照执行，并且把文明用语制成牌匾挂在执勤现场值班室内。
在高崎边防检查站日常工作中，最让旅客满意的是在入出境检查现场设立的《入境人员须知》、《出境人员须知》以及《处罚人员依据、标准》等公告牌，这些广告牌大大方便了旅客。
一次，境外客商陈先生出境时，在递上证件检查的同时，还主动附上200元人民币。
检查员一看才知道，陈先生的证件签注已过期两天，按处罚依据和标准该罚款200元，这是因为他先看了《处罚依据和标准》才这样做的。
就这样，公告牌的设立既方便了旅客，又避免了检查员与旅客之间大量的解释工作，使服务规范化。
为提高通关速度，从1990年开始，高崎边检站从早晨的第一个航班开始前半小时，到晚上最后一个航班结束后半小时，都保证入出境有人值班，实行旅客随来随检的“全天候”服务。
“全天候”服务的推行，不但减少了出入境前旅客的拥挤现象，还解决了航班高峰期旅客排长队的问题，同时也由于时间充裕，确保了航班不因个别旅客而受延误。
实行全天候验证后，厦门市分管外事口岸工作的副市长张宗绪非常重视。
一次，张宗绪从国外回厦门，不定优先通道，而在普通通道排队候检。
为此，张宗绪还对着手表了解边防检查的验证速度。验证后，张宗绪发现前面的几位旅客都以人均35秒无差错通关。
看到验证速度符合要求，张宗绪很满意，认为边检改革工作扎实，为厦门争创全国十大文明机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提高了服务水平，获得了很多荣誉后，高崎边检站的官兵们并没有满足已取得的成绩。为使服务效果不断扩大，他们还十分注重扩大服务的外延。
为此，边检站在厦门广播电台，坚持每月做一次入出境边检热线咨询服务，为旅客解答问题。
看到边检站如此优质、便民的服务，很多旅客给节目打来电话，赞扬这一服务做得好。
有一次，广播节目正在播出，有一位外国公民用英语加生硬的中文打进电话，询问外国旅客入出境的有关条例细则。
主持节目的边检站检查员就用熟练的英语，很准确地答复了有关法规事项。
还有一次，旅检科检查员黄淑彬正在执勤时，从一位80多岁老华侨的证件上，发现了他的生日正是当天。
黄淑彬在递给旅客护照证件时，微笑而诚恳地说了一句“祝您生日快乐！”
老华侨一时没反应过来，问黄淑彬：“我第一次回国，你怎么会知道？”
黄淑彬说：“是您的证件告诉我的。”
这位旅客恍然大悟，连声说：“你们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
社会需要承诺，承诺为了提高。高崎边防检查站正是通过他们的优质服务，给厦门赢得了很多荣誉。
第14章 特区做好外商服务工作
1988年3月，厦门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成立，该协会是由设立在厦门市的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胞、华侨投资企业，从事外商投资服务工作的机构和科研单位，以及外国企业代表机构、有关社会人士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的社团法人。
协会的业务指导部门为厦门市外商投资局。每一年该协会都有多次举行会议，讨论外商投资企业的问题。厦门市外商协会第十九次工作午餐会，便是该协会及其普通的一次聚会。
在闽南大酒店三楼多功能厅里，厦门市外商协会第十九次工作午餐会正在进行中。
大厅里灯火通明，厦门市委、市政府、外资委、海关、中国银行、国税局等单位负责人与厦门市380多名涉及进出口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代表济济一堂，议题是加工贸易进口料件试行保证金台账制度。
这是厦门市外商协会一次例行的工作午餐会，也是规模较大、人数较多的一次工作午餐会。
“保证金台账制度是不是岛内岛外都实行？”
“4月1日先在岛内进行，7月1日全面推开。”
“我们建议联合办公，因为办理一个合同的手续要分别去外资委、海关、银行，非常耗费时间。还有，500万元以上合同需由海关关长签发，如果关长出差怎么办？”
“我们已做好准备，办手续做到缩短时间，提高效率，随到随批。此外，海关关长出差，都有人接替。”
一问一答，此起彼伏，这种最直接的沟通达成了，这就是工作午餐会的魅力所在。
工作午餐会是市外商协会为外商办实事的一大创举，自1992年以来，外商协会先后选择港口运输、社会治安、劳动关系、税制改革、环境保护、银行信贷、改善投资环境等主题举办工作午餐会。
每一次午餐会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功之处在于会前他们深入调查，提炼主题，抓住企业最关心、最迫切要求解决的实际问题。
因为提前有准备，所以会上提出的问题，领导能及时解决的当场拍板，一时不能解决的，会后外商协会就“跟踪追击”，催请有关部门落实具体措施，抓紧予以解决。
每一次成功举办的工作午餐会，都是奠定这座桥梁的一块基石。外商协会的工作赢得了大家的一直好评，很多外商高兴地称赞说：“外商协会在政府与外资企业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993年春季，谷牧到厦门考察时，耳闻目睹了市外商协会创办以来的辉煌业绩，欣喜地为外商协会题写了四个字“外商之家”。
“外商之家”这4个金光闪闪的大家，激励着市外商协会真心实意地为企业服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使企业家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认真地对待企业每一起投诉，也是“外商之家”经常的“家务事”。
有一次，台资企业西华具厂夜间无端遭到当地地痞打砸，协会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马上驱车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了解情况后，外商协会立即报告市政府办公厅，并请办公厅专项报告市委领导。
当天，市委书记石兆彬及分管的副市长就作了批示，市委办公厅行文督办，公安局认真查处，伸张了正义，保证了企业正常的运作和员工的安全。
还有一次，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一位公司负责人和一位部门负责人贪污企业资金。
案发后，两人被判刑，而两人所退赃款人民币26万余元也被缴入库。
在当时，该企业认为这是企业生产资金，不能没收，便向外商协会提出投诉，希望外商协会予以解决。
了解到情况后，协会就一方面向市委、市政府领导反映情况，一方面让他们在洪永世市长和政法部门领导亲自出席的工作午餐会上提出。
工作午餐会后，协会又派人专程陪同企业人员向上级司法机关反映。
最后，26万余元先前没收款返还了企业，对此，这家合资企业非常感激。
在日常工作中，“外商之家”的“家务事”很多，大到投资咨询，帮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小到购买一张飞机票。无论大事小事，协会都能认真对待。
协会会员、联络部副主任甘德龙说：“事情无论大小，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帮政府分忧、帮企业解难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得到了锻炼。”
外商协会的工作人员仅12个，他们人少，处理的事情并不少。自1992年协会换届以来，仅投诉就解决了100多起。在他们处理的事情当中，有些还富有相当的挑战性。
骏冠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因高频电磁波干扰了邻里的电视接收，被有关部门要求立即停产或立即迁厂。
然而，停产必将影响大量出口履约，搬迁眼前又没有条件，困难中他们找到了外商协会。
回忆解决这一事情的情景，蔡模楷副会长说：
当时下大雨，我连夜赶到环保局商量这件事，我说当时批准这家厂落户我们有责任，现在我们也有责任帮他们解决困难。
就这样，协会经过深入调查后，多方协调，在环保部门及邻里谅解下，促成了问题的妥善解决。
一方面厂方采取3条整改措施，一方面协会积极帮他们找地迁厂。
外商协会不仅关心会员企业的事情，还重视非会员企业的冷暖。
茂欣工业公司是一家未入会的台资企业，一次，茂欣工业公司的一个集装箱在办理运输时，被错留在了码头没有发运。
无奈之下，公司只好把情况反映到外商协。当天下午，协会立即向海关领导反映，请求妥善解决。
海关领导高度重视这一事情，在海关的帮助下，集装箱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茂欣工业公司才得以迅速补办手续，货物出境了。
通过此事，茂欣公司真正体会到外商协会的力量，马上填表申请参加协会。
“外商之家”就这样不断发展壮大，1988年成立后的几年内，会员发展到708家，协会也从开始28平方米的地方扩大到了470平方米，还有了自己的汽车以及一家经济发展公司。
家庭扩大了，“家务事”必然增多，外商协会必须向着高层次迈进。
20世纪90年代，外商协会成功地参与承办了首届“5+1”外商投资企业名优产品交易会。此次交易会首创的联手合作的形式形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引起世人的瞩目。
在特区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特区的硬件建设可以通过投入大量资金来实施，而软件的建设，一部分只有通过像“外商之家”这样热忱地服务企业，通过达成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之间顺畅的沟通来实施。
这就是特区再造的优势。
自从有了“外商之家”，特区的外商都笑了，“外商之家”很忙，他们为特区的辉煌而不断努力着。
第15章 举办投资贸易洽谈会
1997年9月8日，由国家外经贸部主办的1997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富山展览城隆重开幕。
这是一次万商云集厦门的盛会，全国类似的商品出口交易会很多，但由国家外经贸部主办的以投资为主要特点的全国性的投资洽谈会，“9·8”是第一家。
“9·8”洽谈会是中国最大的国际招商中心，是海峡两岸经贸合作的基地。为什么1997年“9·8”洽谈会这样引人注目呢？这还要从厦门“9·8”投资贸易洽谈会的缘起说起。
改革之初，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在当时，厦门经济特区是从湖里2.5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始起步的。
经过3年多的努力，通过开发湖里工业区，建设国际机场、深水码头，广泛进行改革开放的宣传教育等，厦门基础设施建设大大加强，投资硬、软环境日益改善，外引内联工作逐步开展。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厦门，加快了厦门特区建设的步伐。
1985年5月，中央明确宣布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并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这为厦门的腾飞创造了非常好的时机与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更新的视野打开了。
在当时，厦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更多更快地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以及管理技术，使对外经济活动具有更强的活力？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扎实地进行工作，突破传统的老做法，打开新思路。
过去厦门惯用的招商模式是组团出访。1984年国务院特区办在香港举办中国开放城市招商会。
在此次会上，全国16个沿海城市、4个经济特区组团到香港举行大规模的招商活动。
当时厦门副市长江平作为厦门代表团副团长参加工作。这些招商活动也是厦门第一次参加由国家举办的大规模的招商活动。
1985年，在中国对外开放重大决策的影响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准备在中国选一个城市联合举办国际性招商会。
经过考察，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决定，把举办地点选定在特区厦门。
此次国际性招商会取得了很大成功，一些国家参加了这次投资洽谈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通过这件事，特区决策者很受启发，他们认识到举办以招商引资为主要内容的投资洽谈会，是进行国际招商活动的一个有效形式。
1986年4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又在德国汉诺威举行了一个国际招商研讨会，江平作为厦门代表，在会上发了言。
通过这些活动，江平等人的思路打开了，他们再次深刻认识到采取类似的形式，对厦门加快招商引资，是很有效的。
回到厦门后，江平向厦门特区领导谈了组建的初步设想。
最后，经过特区有关部门领导的认真研究，大家一致认为举行招商会切实可行。
1987年9月6至9日，厦门、漳州、泉州和龙岩地区三市一地区在厦门富山国际展览城，联合举办了“闽南地区外商投资贸易洽谈会”，这就是首届“9·8”洽谈会。
在当时，这一小规模、区域性的洽谈会并未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到会的许多海外客商还是第一次来厦门，显得陌生而好奇。
然而，作为第一次尝试。
举办投资贸易洽谈会，其成果却是鼓舞人心的：吸引外资4.58亿美元，投资签约54项，贸易成交7506万美元。
尽管数目显得有点小，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已足够改变人们的看法。
在当时，许多人没想到这一旨在依托特区窗口优势，加强区域间合作以增强投资吸引力的地区性招商会，竟会成为中国大陆经济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舞台。
33%的成功签约率以及会议期间的许多“没想到”，使前来赴会的海内外宾客，在惊喜之中对这种招商洽谈会形式，以及对厦门经济特区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看到首届洽谈会的成功，特区省市领导立即决定，第二年继续办，并把洽谈会确定为第二届福建省投资贸易洽谈会。
这些洽谈会，实际上是从闽南地区，扩大到福建全省的一次飞跃。
后来，在征求港澳同胞、东南亚侨胞的意见后，有关方面正式确定每年的9月8日，作为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的日子。
在以后的多年中，第二届“9·8”办得比第一届好，而且以后一届比前一届办得更好。
就这样，洽谈会的规模不断扩大。从1987年地区性洽谈会起步，1988年扩大到福建全省，1990年影响波及12个省市。
1992年，经国家外经贸部正式批准升格为口岸级洽谈会，并改名为福建投资贸易洽谈会，减掉一个“省”字，标志着洽谈会已跨出了一个行政省份的范围。
1993年，4个省市加盟联合主办，到会客商突破万人……
到1996年，第十届福建投资贸易洽谈会，主办单位已达19个，即福建、贵州、云南、山西、安徽、青海、西藏、辽宁、江苏、山东、河北、厦门市和国家科委、煤炭工业部、国内贸易部、农业部、中国专利局、中国开发区协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至此，无论规模、功能，还是成果，洽谈会都具备了国家级投资贸易洽谈会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特区的省、市领导抓住机遇，向国家外经贸部提出，将福建投资贸易洽谈会升格为国家级投资贸易洽谈会的申请。申请很快得到批准。
于是，从1997年起，洽谈会升格为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
同时，外经贸部还确定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宗旨是：
根据国家吸收外资政策和投资导向，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多的机会，为国际资本投入中国市场开辟窗口，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架设桥梁。
其目标定位是：
中国最大的国际投资博览会，中国最大的国际招商中心，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基地。
其运作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中国“9·8”由国家对外经贸部主办，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共同承办。成员单位涵盖了中国沿海、沿边、沿江和中西部绝大部分省份。
洽谈会的影响是巨大的，经过多届的承办，其辐射功能已由东部向西部，由南方向北方全方位拓展。它预示着一个以沿海经济特区为龙头，省、部携手合作，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同往届福建投资贸易洽谈会相比，参加1997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的成员单位大幅度增加。
在此次洽谈会上，应邀参加的海内外宾客达5万多人，其中境外客商6200多名，分别来自港澳台、东南亚地区以及欧洲、美洲、日本、韩国、西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主、协办单位的精心策划和海内外客商、参展商的共同努力下，洽谈会取得了丰硕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次洽谈会上，有36个成员单位共签订外商投资合同、协议和意向项目2706个，总投资199亿美元，利用外资145.7亿美元。
升格后的1997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规模和影响都比前十届大得多，档次和水平明显提高，更凸显全方位辐射功能，更具国际性招商色彩，是一次万商云集的盛会。
与此同时，厦门富山国际展览城建得较早，每年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其规模已适应不了日新月异的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为了适应开办洽谈会的需要，富山国际展览不断扩大规模，展览城最初只有400个展位，以后每年不断扩建，1997年又再次扩建，达1000多摊位，还是不能满足参展单位的要求。
为完善服务功能，贸洽会设立主会场在富山国际展览城，还设厦门人民会堂分馆和永同昌商品交易馆。
看到分管设立给洽谈会带来的不便，特区省、市领导及时提出要建设新的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才能适应厦门作为国家级经贸博览会的要求。
经过多次可行性研究，特区确定在厦门莲前大道的终点，作为新的国际会展中心会址。
随即，一座崭新的、较大规模、更上档次的会展中心从平地崛起，厦门也因此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国际招商博览会口岸屹立在中国东海之滨。
“9·8”是厦门每年举行最大规模招商活动的日子，全市人民已经形成共识，即把“9·8”作为加速厦门经济特区发展的重要时刻。
迎“9·8”是厦门人民很习惯的口号。每年的“9·8”，许多重大的项目签约，许多新的建设项目建成投产。
城市建设在迎“9·8”中，实现了新的飞跃，厦门变得更美了。
更为重要的是，在“9·8”洽谈会的带动下，一个现代化的都市、一派繁荣的经济区的兴起！
2006年9月8日上午8点半，在欢乐的迎宾曲中，中央、省、市各级领导及来自全球的嘉宾陆续步入会场。
十年春华结秋实，万商云集铸辉煌。随着第十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与中国改革开放一起“脉动”的投洽会迎来了10年华诞。
上午8点57分，各国国旗陈列在红色的巨幅背景板前面。乐队的“欢迎进行曲”已经奏响。第十届投洽会开馆式拉开序幕。
在第十届投洽会宽敞明亮的会展大厅中，鲜艳的中国红和璀灿的金色构成一派喜庆气象，顶部悬挂着10个金色的大球，分别标志着1997年至2006年十届投洽会的丰硕成果，大厅后上方的九幅大型张贴画，则生动的展示了前九届开馆的盛况。
会展中心原来400平方米的中央展台，已经扩大为600平方米，显得格外醒目，多出来的面积为的是给10周岁的投洽会过生日。这个生日舞台，就是新增加的突显10年特色的投洽会10周年回顾展厅。
10周年回顾展厅采用地球造型，内设有9个互动按键，当按钮按动时，10年来的投洽会的客商数和项目数都将在水银柱上显示。寓意“9·8”已成为世界投资促进和贸易合作的大平台，以“走出去”和“引进来”为方针，不断加强和促进与世界交流合作，从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席了投洽会开馆式。出席开馆式的其他嘉宾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等。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主持主持开馆仪式。
本年会展中心广场仍然是使用以“成长”为主题的造型。整个造型占地200平方米、高12米，由三条红色弧形飘带组成，造型中央两个半圆环环相扣，托出中间的扇形，并将“9·8”金钥匙于顶部托起，造型的另一侧是数字“10”，“0”很有创意的以地球表示，体现出投洽会的全球性，整体显得十分大气。
在开幕式上，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致辞说，经过10年努力，投洽会已扩展为吸引外商投资和积极促进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的大型国际双向投资促进活动，并成为国际上具有影响力且时效性最强的国际双向投资平台。
十年磨一剑，第十届投洽会国际性更加突显，成就更加令人瞩目，随着金钥匙的开启，一场世界与中国的资本盛会开始上演。
第十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由商务部主办，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工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五大国际组织以及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参与协办。
本届投洽会共吸引了来自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投资促进机构，80个国家和地区的393个境外客商团组参会。14个国家将在投洽会期间举办政策、环境研讨会和推介会，3个国家和地区举办馆日活动。
中国及其他56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促进机构和引资机构推出了近3万个引资项目。投洽会作为全球权威的投资政策研讨，信息发布的平台作用已经日臻成熟。
本届展览洽谈面积共50000多平方米，规划1500个国际标准展位，设省市自治区馆、境外馆、投资服务暨品牌企业馆和旅游招商馆。
“9·8”投洽会举世瞩目，因为它已成为了全球投资信息发布权威平台。
“中国将会创造条件，成为跨国公司服务外包这一高端行业的承接点。这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新领域。”吴仪说。
“中国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接受国，而且还是资本输出大国。”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坎德·云盖拉表示。
2005年，永不停息迈向国际投资博览会的投洽会，经批准再次升格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并正式加入全球展览业协会。
据组委会统计，10年来，先后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促进机构、企业派员参展，1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社团、跨国公司，近10万人境外客商参会洽谈。11362个项目签约，600多亿美元从投洽会进入中国市场，2000多家中国企业先后参加了境外机构组织的投资促进活动，一大批中国企业从投洽会走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