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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特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1981年10月15日，厦门“湖里第一炮”打响后，特区的建设开始了。
湖里炮响后，特区管委会的同志又兴奋又很担忧。因为当年的对外交通很不便，没有机场，到厦门来的客人只能坐火车。
而即使是火车也不是很让人满意，当时只有一条鹰厦铁路通往厦门。
在水运方面，海上就一个和平码头，不是深水港，货轮只能停靠小码头。
其他各个方面也不能令人满意，打个电话还要去邮局排队、填单、挂号，要等个老半天。
这么差的条件，哪个外商敢来？厦门副市长、特区管委会第一副主任江平认识到，搞特区，基础设施要先建起来，才有条件让外商进来。
于是，厦门特区及时提出，开始湖里的“五通一平”工程，即通水、通电、通讯、通邮、通车和平整土地。在“五通一平”的带动下，特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张旗鼓地展开了。
而此时特区管委会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资金问题，当时，中央就给了50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厦门自己拿出几百万元，就这样干起来了。
接着，在各方的努力下，经贸部批下了一笔来自科威特的2200万元贷款，建设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机场主体工程是跑道，可资金到位了，福建却没有大型工程的建设经验，怎么办？
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倾注了大量心血，多次去北京，请求资金援助和项目立项。
此后，福建省又把时任闽江水利水电工程局局长张林调往厦门，以“项目承包制”的做法搞机杨建设。
作为当时福建省内首屈一指的水利设施建设单位，闽江水利局在混凝土浇灌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尤其是他们的混凝土搅拌设备，尤其是量大、速度快，在省内闻名。
1982年1月10日，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破土动工兴建。改革开放使厦门由“海防前线”变成“开放前哨”的经济特区，建设气魄非同凡响，机场开工典礼那一天，天空带有腊月的寒意，但工地的气氛却热气腾腾。
进行如此浩大的工程建设，且要求在一年内完成机场的地面土建部分，令厦门人兴奋不已。
典礼台设在一块新平整的土地上，由5部8吨载重车拼搭而成，两台长臂的起重机各托起4面红旗，表示我国的“四化”建设。
在同时，起重机拉挂开工典礼的横标和对联，形成一个富有创意的机场开工典礼台。
正是依靠包括闽江水利局在内的10多家建设单位超常规的建设速度，才促成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在1983年10月22日顺利通航。
值得一提的是，机场从动工兴建直至正式通航，前后仅用了一年零九个月，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地方自筹资金建设的机场，也是我国运用外国贷款建设的第一个机场。其前所未有的建设速度，赢得了国内外专家的广泛赞誉，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除了机场，其他基础设施也在开始兴建。
1982年2月25日，《厦门日报》特区版第一期出版，这一期的头条新闻《厦门特区加紧基础建设海陆空工程已全面铺开》这样写道：
中外人士瞩目的厦门经济特区，经一年多来的积极筹建，各项基础设施陆续动工，海、陆、空配套工程已全面铺开。
这一批由国家投资几亿元的宏大工程计有：湖里出口加工区的“六通一平”；东渡新港前期工程建设；厦门机场修建工程；自来水扩建工程；架设11万伏过海高压线路；增建微波通信、程控自动电话等电信设施；建造旅游专用码头；修建新的城市干道等。
特区版第一期还刊登了厦门市委第一书记陆自奋谈《厦门特区发展方向》。陆自奋说，当时要建设的5个基地是：
轻工基地、外贸基地、经济作物基地、科教基地和祖国统一基地。
同时，特区报还专门刊发了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加工区示意图。
此后，东渡新港第一期工程建设等一批配套基础设施工程也陆续开始施工。
伴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厦门经济特区开始起飞了。
第5章 厦门特区招商取得成功
1980年，对于厦门人来说，是改变命运的一年。这一年的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宣布：
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
厦门因此成为全国最早的4个特区之一。
当时的厦门，工农业总产值11亿元，进出口贸易1.4亿美元，财政收入只有区区1.8亿元。
“经济特区”4个字，当初人们直观的理解，就是发展，而发展就需要招商引资。
于是，厦门市政府成立了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公司。建发公司身兼政府职能与实业开发两职，是厦门特区招商引资的最重要窗口。
建发公司公司成立后，各项招商工作便展开了。最初的招商方式是简单的，主要是采用发传单、送信函、拉朋友的方式来招商。
在当时，分管经贸的副市长江平把特区的这种招商方式，称为“手工式”招商。然而，这种落后的“手工式”招商，在改革开放初起的中国，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后来的建发集团总经理吴小敏告诉记者：
在1980年到1984年的4年间，建发公司共对外洽谈签订合资合作项目471个。
在这种情况下，被称为“投资厦门第一人”的陈应登来到了厦门。
此时，陈应登所在的印华地砖厂已在新加坡完成了前期征地和设计工作，作为一个投资者当然要考虑投资的效益。由于舍不得放弃投资条件良好的新加坡，印华地砖厂股东之间产生了分歧，决定把股权全部转让，其他股东都退了出去。
于是，陈应登集中资金，买下了工厂的全部股权。
1981年，陈应登听到厦门作为国务院批准的经济特区，将对海外开放，陈应登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甚感欣慰，他极其敏锐地把握住了中国这一重大转机，决定在厦门投资发展。
陈应登初来厦门时，作为海防前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厦门，国家基本没有投资建设，湖里2.5平方公里只是一片荒滩野岭，要路没路，要电没电，要水没水。在这样的地方投资，要付出什么样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在陈先生心目中，对故土的爱心胜过一切。作为一个华裔企业家，他没有忘记家乡故土，更不会忽视中国这个巨大的有待开发的市场。
在与特区的接触中，陈应登再次感受到，当时厦门投资的硬软环境都不具备。
特区的招商部门也感觉到了招商的艰难，几十年来，厦门人一直搞计划经济的国有企业，根本不懂得如何同外商打交道。而且，一切有关的法律、法规、管理办法、实施条例都还在酝酿阶段。
陈应登作为第一个来厦门投资的外商，所有的问题都是他第一个碰到：水电供应，原料、燃料的价格，人才的流动，所有的问题他都碰到过。
问题碰到了，陈应登就需要和相关部门接触解决，因此陈应登也出了名。
当时厦门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从领导到具体办事人员，都知道厦门来了个外资企业叫印华地砖厂，老板叫陈应登。
经过艰难的准备，陈应登投下了近千万美元的资金，在湖里的荒山野岭中建起了第一座现代化的厂房，从原西德林格雷特公司引进先进技术和全套自动化生产设备，第一条年产30万平方米劈离砖生产线在1984年7月剪彩投产。
印华地砖厂投产后，由于印华地砖厂制造工艺先进、烧成温度高，这种以优质黏土为原料的产品，具有强度大、吸水率低、抗冻性强，不打滑不反光，冷热稳定等多种优良性能，加之颜色为自然本色，不褪不变，色差柔和，富有自然美感，可广泛适用于各类建筑物的外墙装饰及厂房、车站、广场、人行道等地面铺设，因此，印华地砖厂的投产填补了国内建材行业的一个空白。
此后，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全国各地许多大城市重要建筑物上都可以见到印华的劈离砖，印华地砖厂为中国各地的许多优秀工程提供了建筑装饰材料。上海市1990年获得“80年代中国十大优秀工程”称号的华东电管大楼、北京亚运会国际会议中心，用的都是印华人的劈离砖。
同时，劈离砖还远销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可以说，陈应登用心血和汗水铸成的印华地砖厂为后来的外商投资厦门特区做出了示范，也为外商与中国经济合作带了好头。
同时，印华地砖厂作为第一个赴福建厦门特区投资的外商集团，无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对陈先生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继印华地砖厂之后，在招商部门的努力下，一大批外资企业来到厦门，这为厦门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第6章 吴国荣开创厦门多个第一
在厦门市，有一个企业开创了厦门多个第一：
厦门市第一家成立的民营性质公司；厦门市第一家牵头创办城市信用社的民营公司；厦门市第一家购买高级写字楼和大片商场的民营公司；厦门市第一家拥有进出口权的民营公司；厦门市第一家作为主发起人设立定向募集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民营公司。
被冠以如此多荣誉的就是厦门荣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而创造这许多“第一”的敢为天下先者，就是公司董事长吴国荣。
或许是生长在海边的缘故，吴国荣少年时曾梦想当个海军战士，驾驶着军舰在浩瀚的大海上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然而，命运之神却把他推进了另一个大海，那就是商海。
1982年初的一天，吴国荣和几个年轻人凑在一起，感叹待业的烦恼，生活的拮据。
面对困难的处境，吴国荣大胆提议：我们不如几个人合伙做些什么？于是，吴国荣就和3位待业青年筹集了3000元，开始了艰难的创业生涯。
不久，在湖滨中路，立起了一间铁皮房子，那就是吴国荣等人的荣滨食杂店。这个不起眼的荣滨食杂店，也就是荣滨公司的前身。
那时的湖滨新区交通还很不方便、道路坎坷。然而，有中央政策的支撑，吴国荣和他的伙伴们信心十足。
资金少，吴国荣等人就通过勤进勤卖，来加速周转。一包糖果5元，一包蜜饯5元，吴国荣每次都只进一包，上午进货一趟，下午进货一趟，以和市区一样的价格销售，很快赢得了附近居民的信任，生意日渐兴隆。
随后，荣滨食杂店发展成荣滨贸易公司，成为厦门市首家注册的民营性质公司。
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吴国荣凭着他的智慧和胆略，商海泛舟，马不停蹄地加大了动作。
此时，吴国荣的目光首先瞄准了进口汽车配件市场。在当时，进口汽车好使，而进口汽车配件却难觅，这令许多司机伤透脑筋。
看到这个情况后，吴国荣敏锐地意识到，汽车配件贸易前景广阔。
于是，吴国荣及时果断地调整经营战略，将主要资金和精力转向经营进口汽配，迅速从日本以及我国的香港、深圳、广州等地组织了数个品种的汽车配件。
接着，公司在厦门白鸳宾馆召开全国进口汽配订货与交流会，同期还举办了两次进口汽配及维修技术讲座，赢得了全国100多个汽车制造厂、修配单位代表及经销商的赞誉，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在创业过程中，吴国荣十分注意把握天时、地利和人的辩证关系，善于发挥厦门这一经济特区和对台贸易前沿的特殊地理位置的优势，广交海内外朋友，大搞外引内联。
在吴国荣的带领下，公司仅作为沈阳电缆厂的总经销单位，一年就销售几千万元。
在后来的几项决策中，吴国荣作为现代企业家的超前眼光和敢为天下先的胆略，更是得到了充分体现。
1987年，吴国荣在市科委的支持下，成立了荣滨科技开发公司，进行科技新产品的开发。
1987年，吴国荣看准机会，果断地买下了湖滨南路繁华地段1700多平方米的商场，买了海滨大厦写字楼，准备筹建进出口公司。
也是在1987年，在人民银行和市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吴国荣牵头创办了湖滨城市信用社，荣滨公司拥有70%股权……
后来，“荣滨”发展成为拥有9家投股公司、3家参股公司和2家协作企业，经营范围涉及金融、基础设施投资、高科技开发、房产业、物业、进出口和国内贸易等业务，资产上亿元的企业集团。
1994年，荣滨被福建省政府授予“爱国、敬业、守法”先进企业，被评为厦门市“重合同，守信用”先进单位。
同时，吴国荣也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福建省“爱国、敬业、守法”先进个人，还被推选为全国青联委员，全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省青年商会副会长，厦门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开元区商会会长。
从办食杂店到跨省投资造桥，吴国荣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
正是有了吴国荣这样敢于不断开拓第一的人，厦门的发展才不断彰显出无穷的活力。
第7章 特区发展遇到各种问题
1981年11月，一位离开深圳市委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将一份《关于深圳特区建设的几点意见》交给了中纪委常委毛铎。
这份《几点意见》主要是对深圳改革的质疑，其实，从深圳、福建成立特区以来，对特区的质疑就从来没有断过。
在当时，蛇口刚刚动工时，陕西的一位省委副书记来到这里，当年他在这里打过游击，见到外商在这里办企业，他不禁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
像这位老干部一样，一批内地老干部到特区参观后，也在议论说，在特区，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
在当时的环境下，反对特区的声音是很大的。《几点意见》交上去不久，一家报纸就发表了《上海租界的由来》，其观点和《几点意见》一样是批评改革。
几乎与《几点意见》的时间同步，一个调查组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特区进行了调查。
1982年初，这个调查组很快就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指出深圳的“问题”。最后，调查报告特别指出：
引进外资成片开发，要警惕有形成变相租界的危险。
调查组在撰写调查报告的同时，又整理了一份材料，题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这年的4月下旬至5月初，北京专门召开了一个有关特区的会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人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向特区提出责难：
……我认为深圳搞这么大的规划是不现实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
特别要指出的是，有人想要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客观需要，不是你哪一位领导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的。你想“脱钩”是不可能的。
现在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法国都认为要搞计划经济，我建议省计委，你们也建议省委，应该把特区的计划管起来。不能讲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有这么大的外资，宏观计划更应该加强嘛，银行管理也要加强指导嘛！因此，特区建设也应该纳入计划，要加强特区计划管理……
这段讲话让很多人都吃了一惊，因为谁都知道，特区经济以市场调节为主，这是1980年中央文件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呀！
1982年4月，一位著名的老报人又在其名牌栏目《读史札记》发表《痛哉，租地章程》一文。
这篇文章讲的都是旧中国的事，但看的人似乎都觉得，文章所说的是发生在特区的事。
对于特区起步时的争议和压力，时任厦门特区管委会主任王一士回忆说：
1981年底，厦门特区第一家外资企业—印华地砖厂在厦签约，对于这家合资企业，争议还是不小；而当时的国有企业—厦门卷烟厂作为厦门首家与外商合作的企业，引进了第一条全自动卷烟生产线，生产骆驼牌香烟，当时就有人说这是“卖国主义”。
到1983年，对特区改革的质疑还在继续着，时任厦门副市长的江平向记者回忆说：
湖里特区建设起步时，大家一边多方筹钱，一边“摸石头过河”搞建设，不仅困难重重，而且精神压力很大。谁料，两年后的1983年，全国有些地方刮起了走私浪潮，影响非常恶劣，于是国内有一阵子也出现了否定改革开放的杂音。
而这期间，有些本来就不相信甚至反对中国搞改革开放的人，就写书、出册子从北京寄到厦门，书中指责说“特区就是当年的上海租界，你们这是在搞旧上海的租界”。
这么大的“帽子”扣过来可不得了，特区的一些同志思想也有些犹豫了。
在当时，特区建设者心里主要的疙瘩是：改革开放到底是“放”还是“收”？经济特区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
江平回忆说：
在当年的种种非议和压力下，厦门经济特区究竟还有没有前途、还要不要继续办下去？我们的国门到底是继续开放、还是马上关闭？中国是不是还要退回到原来的老路上？
然而，面对质疑，厦门特区的决策者和建设者们并未因此退缩。他们顶着杂音，继续开工，一个更大的想法也酝酿开了。这个“想法”，就是把特区扩大到全岛，并把厦门建成自由港。
那是在1981年7月，泰国华侨李引桐在致送福建省委《关于厦门特区建议的意见》中提出把厦门变为“自由港”。他指出：
福建办特区的条件不如广东，没有类似港澳这种现成的自由港可以利用，因此，厦门比之深圳、珠海，门要敞得更宽一些，对投资者的利益应该优厚一些。
在国门初开之时，这些思路无疑起到一种震聋发聩的效果。李引桐的建议获得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重视。其时，思想解放的项南一直在寻找福建改革开放的快捷路径。
但在当时，狭小的特区面积，特区政策不能全面放开，这些大大制约了厦门特区的招商工作，并进而影响到特区的发展。
因此，“把特区扩大到全岛并把厦门建成自由港”的想法，在当时也已经成为福建和厦门的共识，就等中央点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