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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中央支持汕头经济特区
邓小平说：“要搞，就早点动手，主动去搞。”
谷牧幽默地说：“目前，对办特区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统一，议论很多，很敏感，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
有人质问刘峰：“既然外商可以解除工人的聘用合同，那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如何体现？”
1981年5月，华北地区也已进入了夏天，30多度的高温不时袭扰着古都北京。
5月底，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北京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除广东、福建两省的主要领导干部任仲夷、项南等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外，还邀请了多位经济学家参加。
经过与会双方的讨论，最后，大家将会议讨论的意见写成《纪要》，并上报给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此次回忆的情况，谷牧后来回忆说：
这些意见，是对中央作出举办特区决策以后的有关各项方针政策的集成和发展，对举办特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操作规程、重要的政策性措施、正确处理内外关系、内部权益分配等问题，构筑了总体框架。
从那时起2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具体规定有了不少调整，尽管有些方面发展了，有些方面停止执行了，但总的看，各项工作基本还是按这个框架进行的。它对特区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981年7月19日，中央以中发［1981］27号文件批转下达了此次会议的《纪要》。
正如谷牧所说，此次会议为特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和框架，也为以后汕头以及深圳、珠海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开办特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引进外资，对此，中央领导非常清楚，所以，中央在特区利用外资上也给予极大的关心。
7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邓小平派人把国务院的几个领导万里、姚依林和谷牧找来，对经济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
在谈到引进外资时，邓小平说：“哈默石油公司对我有个启发，外资值得利用，长期计划中一些骨干项目，我们自己搞要十几年才能搞成，利用外资也许只要五六年。要搞，就早点动手，主动去搞。”
特区成立之初，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出现了走私贩私泛滥的严重情况。
在当时，国内市场商品匮乏，供应紧张，什么电视机、录音机、计算器、优质布料等等，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商品。
在这种情况下，国门一开，相应的防范措施跟不上，久已存在的走私贩私活动的泛滥是必然的。
据后来负责打击走私的谷牧回忆道：
记得最严重的广东、福建的几个沿海渔港、渔镇，成了走私贩私的大据点，私货蜂拥而进，贩私络绎于途，以致发生了这样的现象：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渔民不下海，学生不上课，一窝蜂似的走私贩私去了。
由于此次走私贩私的泛滥，主要是在开放地区发生的，有些人就对开放画问号了，特别对举办特区的这件事摇头了。
面对疯狂的走私形式可能会给特区，甚至对外开放政策带来更大的阻力，消息传到中央后，中央领导同志都感到，不采取果断措施不行了。
12月15日到23日，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这个会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问题，部署了1982年的工作。
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央有关领导又把广东、福建两省的主要领导同志找回来，专门座谈讨论开展打击经济领域里包括走私贩私在内的违法犯罪活动问题。
这次座谈会，后来被戏称为“二进宫”。
在会上，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的其他同志以及中央军委、中央纪委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作了讲话和发言，表明了中央打击走私的立场和决心。
在会上，副总理谷牧受命组织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同时，中央还决定组建国务院打击走私领导小组，谷牧任组长。外贸部、海关总署、公安部、国家工商局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作为成员，依托海关总署设立了处理日常工作的办公室。
经过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海上堵截和陆上检查，严格实行渔政管理，整顿走私严重地区的基层党政组织，从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还依法惩办了几个罪大恶极分子，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走私这股邪风压了下去。打击走私的成功，为特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在当时，汕头及深圳、珠海特区成立之初，全国上下，对特区的质疑声一直都很大。
有的把经济特区说成了给外国资本家搞的“飞地”，说是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其他的全都变了。
对于特区有外币流通的现象，有的老经济干部痛心疾首，说本币受挤，这还得了？
同时，一些长期在港澳工作的同志，受到港澳不赞同我们办特区人士意见的影响，也对特区摇头，说些反对开办特区的话。这些同志往往被看成是懂得外部世界的，因此，他们的这种否定态度颇有些影响。
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多年来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和掠夺，对于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人民群众有着一种历史形成的戒备心理。加上举办特区又是个崭新课题，许多人思想上难以接受。因此，当时对特区的质疑也是必然的。
但是，反对声的客观存在及影响巨大，却使本来应当进入草木芳菲阳春季节的经济特区，变得很有点风雨萧瑟的味道了。
在此时，作为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管开放和特区工作的负责干部谷牧，认识到了稳定人心的重要性。因此，他明确地说：
实行对外开放已经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党的历史性决议。大家都知道举办经济特区是小平同志倡议、中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国务院组织实施的一桩大事。所有这些，都没有更改。中央领导同志中，没有谁真正明确地说不实行对外开放，也没有谁公开在会议上讲特区办错了。街头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我还是要坚持把这桩事向前推进。
1982年初，国务院实行机构改革，国家涉及对外的几个部门撤了，由谷牧专门负责对特区的管理。
在当时，谷牧意识到，管理特区总得有几个帮手。经报请国务院主要领导同意，便从已撤销的进出口委机关的干部中，选了何椿霖等8个人，组织一个小班子，在谷牧的领导下办理有关事务。
在组织好这个班子时，谷牧和其他同志还很花了些功夫。
最初，谷牧等人想把小组命名为特区办公室，后经过反复考虑，最后确定叫特区工作组，隶属国务院办公厅编制序列。
此时，谷牧等人就想，叫“组”也罢，叫“办”也好，反正办这桩事就是了！
这个小班子建立后，谷牧便尽快第一次召集他们8个人开会，除了布置工作以外，谷牧还特意讲了一番交心的话。
谷牧幽默地说：“目前，对办特区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统一，议论很多，很敏感，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
看了看大家，谷牧又笑着说：“但是，我认为大概不会出现这样的前景。你们谁要有顾虑，不愿做这个工作，及时提出，可以另行分配。我不勉强你们哪一个。”
停顿了一下，看看大家没有意见，谷牧接着说：“不过，我也告诉你们，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
谷牧说这些话是有原因的，当时小组的成员当中确有人受到这样的“忠告”：“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
但是，和谷牧期望的一样，这8位同志思想还是坚定的，大家愉快地接受了谷牧的分配，并且努力做了颇有成效的工作。
在谷牧的领导下，领导小组工作成效显著，这为汕头等特区的建设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982年初，陈云同志有个批示：
广东、福建两省在执行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目前第一位的工作是要认真总结经验。
按照陈云同志这个意见，谷牧用了较多的时间、较大的功夫进行调查研究，决心把特区的几个重要问题进一步搞清楚。
在此基础上，谷牧在关于我国经济特区的性质和功能、关于举办经济特区初步实践的评价、关于经济特区管理的自主权、关于经济特区的基本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方向。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特区的建设方向更明确了。
第7章 管委会领导艰苦创业
1980年11月14日，汕头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成立了，刘峰成为管委会第一任主任。
刘峰是一位热心改革的闯将，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峰就开始参加革命，解放后又从事党政工作数十年。
1978年至1981年，刘峰任普宁县委书记。普宁是全省率先搞包产到户的地区之一，刘峰的改革意识和拼搏精神在潮汕大地出了名。因此，由刘峰担任管委会的主任，挂帅汕头特区建设，可谓深得人心。
上任伊始，刘峰“挂帅”创办汕头经济特区，带领第一代的特区建设者，满腔热血开赴特区征程。
创办经济特区，是前人没有尝试过的伟业。当时的汕头，能源不足，楼房破旧，灯不明，水常停，电话不通，道路不平……
面对困难重重、创业维艰的局面，为着共同的信念，在刘峰的带领下，一个个久经沙场的“老革命”，踌躇满志的中青年干部，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走到了一起。他们顶风沙，冒寒暑，埋头苦干，与野草、仙人掌为伴，在竹棚房里铺上席子，困了倒头就睡，谁也不知道一天工作几小时。
多年以后，刘峰回首这段峥嵘岁月，感慨万千，他激动地回忆说：
作为特区人，对于改革开放，我深深体会到：党的路线政策确实是生命线，群众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创造力。要使中国富强，一定要走改革开放之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想升官、想分房子、想提工资，都不要来搞特区建设！当时，来的人既不追名，也不求利，承担着改革试验的风险。
但大家无怨无悔，都有一种理想，就是一定要探索出一条路子来，一定要多办点实事，为改善人民生活作贡献。
创业之初，谈到奋发图强，刘峰想起了潮汕人很熟悉的一句话：“要拼才会赢”。
为此，刘峰经常鼓励大家说：
我很喜欢这句话，它把潮汕人的精神特质概括得很好。以前，我们潮汕人漂洋过海出外创业，身上别无长物，一个竹篮装着衣衫，肩上披一条水布，可以说是赤手空拳闯天下。但潮汕人很精明强干，从海外华人首富李嘉诚、国内首富黄光裕，到东南亚地区的许多商贾巨子、生意大王。这么多年来，走出去的潮汕人英才辈出，这其中就有着一种奋发图强、勇于拼搏的精神作为强大的动力和支撑。
就这样，在刘峰的带领下，这些特区“拓荒牛”敢闯、敢冒、敢拼，他们的顽强精神与坚韧风骨，一时间成为了汕头建设者不朽动力。
建设者的奋斗精神是有的，然而，创业之初的困难也是非常大的，它既包括人们观念的阻力，还包括资金、技术方面的困难。
当时，汕头特区从0.2平方公里起步，仍遭人反对。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方式反对特区的人事不断出现。
一日，人们发现在一个墙壁上写着歪歪扭扭几个字：“双峰之墓”。
这个“双峰”指的就是汕头特区管委会首任主任刘峰和副主任杨峰。
面对人们的质疑，汕头的这位主帅不为所动，他每天清晨五点钟起床，慢跑40分钟之后到达5公里之外的龙湖。
然后，绕着几个足球场大小的特区视察一周，便坐在食堂门口，一碗稀饭，一碟咸菜地吃早饭。
吃完早饭后，一天的紧张工作便开始了。在特区创建初期，刘峰几乎天天如此。
强将手下无弱兵。刘峰如此，汕头的建设者一个个也不甘落后。
1981年冬天，特区第一期开发的0.2平方公里土地的“三通一平”工程启动了，一大群人光着脚，淌过20米宽、水深过膝的龙湖沟，爬上这一片荒芜的沙丘，西北风卷起细沙扑面而来，不见人家、房舍，没有水源、照明，只有一株株仙人掌随风摇曳。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建设者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没有推土机、没有拖拉机，第一代特区建设者就在这里，带着畚箕、锄头、扁担和铁铲，靠这种原始的工具，向大自然开战。
条件是那样艰苦，特区建设的先行者们顶风沙、冒寒暑，在竹棚房里铺上席子，困了倒头就睡，谁也说不清每天工作多少小时，什么是上、下班作息制度。
当时，到荒沙丘建厂房，都用一块块一尺见方的平板石头铺设道路，有了这个平板路，建设者就能在上面搬沙运石，挑土走路。
为了节省，这些石头可以经常搬动，这片地平整完了，就搬到另一条路去反复用。
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负责同志来到汕头视察时，看到建设者这种奋斗精神，他们感动了，拍着建设者的肩膀，他们激动地地说：“你们艰苦创业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啊！”
在汕头建设飞速发展之时，根据汕头的实际情况，汕头管委会提出了开发一片、建设一片、投产一片、获益一片的思路，并提出务必使开发的区域能迅速形成生产能力，获得经济效益，得到中央、省领导的肯定。
为此，管委会提出了汕头建设的目标是“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
就这样，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汕头人创造了当时的一个又一个奇迹，汕头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昔日荒山沙丘，如今琼楼玉宇。
在建设者的推动下，特区通水、通电、通讯，基础设施配套日臻完善，这为特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第8章 汕头特区利用华侨资源
1981年11月14日，汕头经济特区正式创立。从此，这片神奇的土地翻开了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也迈上了上下求索破旧立新的光辉历程。
与艰辛的建设相比，理论的责难一直是个大问题。并且，汕头管委会领导刘峰、杨峰很快就发现，理论的责难，远比设法在一片荒地上盖起几幢楼房来要难应付得多。
特区走的路是一条全新的路，许多问题，连他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实行合同制。有人提出的质问就难住了他们：“既然外商可以解除工人的聘用合同，那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如何体现？”
按当时的看法，这可是个原则问题，非回答不可，想回避都回避不了。
情急之下，刘峰就想到了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希望这个大经济学家能够给特区的建设问题解围。
许涤新是汕头人，此事当然是责无旁贷。然而面对各种责难，纯粹的理论也一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也只好含含糊糊地解释道：“因为特区是社会主义的特区，主人翁地位的体现，就因为你是社会主义特区的工人嘛。”
也许许涤新的解释多少有些不严谨，但这里更多的包含了一些无奈的成分。
就在请许涤新的过程中，刘峰和杨峰忽然茅塞顿开，一个新的想法诞生了：
无论国内国外，有名的潮汕人大有人在。“叶落归根”的家乡观念是这些潮汕游子的特点，如果由这些潮汕籍名人组成一个“特别参谋部”，肯定会让汕头的特区建设受益匪浅。
说干就干，很快在刘峰等人的关心下，汕头经济特区顾问委员会成立了，聘请21位香港知名人士为首批顾问。
成立之初，委员会共有77位国内外的老领导干部、外交家、经济学家、金融家、实业家、著名学者、社团领袖被聘为顾问。
汕头顾问委员会中全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庄世平、许涤新、梅益、肖灼基、汤秉达、陈复礼……仅听这些响亮的名字，顾问委员会对汕头特区建设的巨大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个委员会中，作为主任的庄世平，其贡献更是巨大的。
庄世平，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今普宁市）果陇村。他的祖父辈创办的“协裕批馆”，业务远及东南亚，在汕头有“增裕银号”，在曼谷有“胜裕兴批馆”，在槟城有“潮顺兴批馆”，具有一定的影响。
大陆改革之初，庄世平领导的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突破极“左”思潮划下的禁区，在中银系统中率先自置香港德辅道中151号18层大厦作为永久性办公地点。
此后，庄世平又冲破条条框框，在中资银行中，率先在香港及在国内发行信用卡，业务发展迅速。至70年代末，在香港13家中资银行中，南洋商业银行的实力由原来第三位跃为第二位，仅次于香港中国银行。
1978年9月，庄世平担任港澳同胞国庆旅行团团长，团员有李嘉诚、胡应湘、利铭泽、胡汗辉、廖瑶珠、马蒙等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到北京等地参加国庆观礼并参观访问。
从此，庄世平拉开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动员港澳同胞和广大侨胞支援祖国四化建设的帷幕。
1979年2月22日凌晨，在香港跑马地的一间公寓里，庄世平先生接到了广东汕头的电话。打电话的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
在打电话前，吴南生刚刚向中央建议在广东设立“出口加工区”。
吴南生从港澳报刊和海外经济信息上得到灵感，要办出口加工区，但是国内尚无先例，而且手里没有资料。吴南生紧急向庄世平先生求救。
热心的庄世平欣然应允。
1979年3月中旬，庄世平就把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的有关我国台湾地区出口加工区地区的全套资料传到吴南生的手里。
同年，4月6日，庄世平又传去菲律宾、新加坡、墨西哥、美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创办出口加工区的各类资料。
1979年，庄世平参与了广东经济特区政策法规的制定，并在特区组建之初，给汕头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1980年3月，中央正式批准成立“经济特区”。庄世平又大胆建议转让土地使用权，解决了办特区紧缺的建设资金问题，并且引发了国有土地的管理模式的新突破。
同时，在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后，庄世平以年迈孱弱之躯，每年多次莅临汕头特区考察及听取汇报、提出建议，为汕头发展积极献策。
汕头管委会主任刘峰回忆起庄世平，非常激动。刘峰说：
庄老经常不辞辛劳地往来奔波于汕港之间，为特区建设提供了无数有关世界经济动向和经济性特区的资料。
他还针对特区的具体情况系统地提出了有关引进外资联合开发、引进外资、侨资银行、开发商品房、成立特区驻港机构、建立特区顾问委员会等六个方面的建议。
这些建议都成为完善特区建设的决策，一一落实并实现了。
汕头特区顾委会组建之初，汕头方面便聘请庄世平为顾委会主任。
接到邀请后，庄世平率先在香港成立了顾问团，顾问团负责人由庄世平兼任。
同时，香港顾问团确定了各项有关制度，分别成立各专业小组，每月开一次座谈会，每次会议都围绕特区每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提出建议，对特区的咨询都作出解答。
同时，在庄世平带头成立香港顾问团以后，澳门、加拿大、北京、上海等地的顾问组也先后成立。
汕头经济特区海内外顾问团成立后，在庄世平的带领下，顾委会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力量，广开才路、言路，集思广益，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促进了特区建设，成为与国内外联系的桥梁。
顾问团成立后，在庄世平的帮助和带领下，汕头特区创办不久就迎来了一批考察团和投资的先行者。
第一个外国财团美国辛默曼，就是在庄世平的陪同下，来到汕头考察的。
接着，泰国李景河在庄世平的促成下，开始在汕头投资，创办泰华银行，这也是泰国在中国最早的投资者。
在积极牵线引进外资的同时，庄世平还谆谆地嘱咐特区的开拓者，一定要把投资环境搞好。
为此，庄世平生动地比喻说，广东新会是全国有名的“小鸟天堂”，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的鸟类在那里栖息，一代一代繁衍，主要就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不仅有优越的自然生活条件，还有政府的保护措施。
因此，庄世平希望，汕头特区也能办成外商的“小鸟天堂”。
汕头特区成立之初，摆在面前的困难时非常多的，其中资金的困难是非常明显的。
面对资金严重紧缺情况，特区管委会、顾委会刘峰、庄世平等人，深入调查研究，并响亮地提出：
实行土地有偿出让、有偿使用，开通财源和税收新渠道！
几年后，《汕头特区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试行方案》公布并在龙湖片区试行实施。
为了支持这项重大改革，庄世平和香港的其他顾问积极参与到汕头特区土地的成片开发中。
从此，汕头特区房地产开发渐入佳境，并带动了老市区以至潮汕各县，有关的法规也趋于完善。
汕头特区的投资环境日臻完善，外向型经济踏上新的台阶。
1983年初，庄世平在参加了普宁华侨中学扩建工程暨侨联大厦落成庆典之后，应邀来汕头并参观汕头特区的地毯厂、玩具厂、农艺场及汕头大学，还与汕头地区的领导罗晋深、程春耕，特区的领导刘峰、杨峰等座谈。
在座谈会上，庄世平用亲身体会，深入浅出地讲解特区建设的几个问题。
首先谈到特区的规划和建设。庄世平认为，有了总体规划之后，一定要逐项分解到工程建设的各个项目去，而且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如厂房建设对每座通用厂房都必须具体详尽规划好，一定要达到质量好、成本低，实用、承载力要适合各个企业的要求。
接着，庄世平还建议要和海关协调好，对厂商要简化手续。对此，他还举例说，外国海关把工作都做到实处，派人直接到仓库，进出货物，由海关人员直接点交，手续既简化，又可防止逃税。
关于引进外资，庄世平首先举了罗新权在北京投资饭店的事例。他认为必须从观念上、物质上方方面面加以改变，才能调动外商的积极性。
庄世平还特别讲了“信用”问题，说和外商签了合同，一定要遵守信用，对外商的正当利益要给予保护。他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为此，庄世平还耐心地向汕头有关方面讲了广州在香港引进合作办了一个纺织厂，由于不执行合同，不守信用，让外商亏损了上千万元，因而终止了合同并打了官司。
最后，庄世平说，不仅要有优惠条件，还要有保护条件，让人家一进来就可以安居乐业。这样人家自然会进来。
庄世平的讲话以及他对汕头特区有关部门的教诲，对特区的正确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后来，在一次届国际潮学研讨会上，庄世平深情地发出了“潮州帮要帮潮州”的号召。作为世界知名人士，庄世平的号召在潮商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在特区顾委会里，不仅有庄世平这样为汕头这样积极为汕头发展奔走的人，还有很多在各个领域为汕头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汕头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在特区顾委会的带领下，全世界各地顾问团、组都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出谋献策，提过许多宝贵建议，还积极穿针引线，提供咨询，帮助特区各有关单位解决具体问题。
此外，各地顾问团、组还对宣传汕头经济特区的建设成就，扩大汕头经济特区的影响，提高汕头经济特区的知名度不遗余力。
在特区顾问委员会的带领下，顾问们除了先后两次参加特区“七五”规划、经济技术发展的规划制订和提出建议外，在改善汕头投资环境上做了许多努力，包括建深水港、深汕专用公路、广梅汕铁路、妈屿大桥、煤电厂等等，都提出许多宝贵建议。
同时，顾问们还充分利用关系，先后介绍有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员来特区洽谈考察，香港顾问团成员还引进了20世纪80年代的超声电路线板，引进客商办实业、办商场等。
1984年2月，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视察汕头时指出：
过去几十年由于“左”的政策，阻碍了祖国和海外潮人的联系。当前，汕头市委要切实落实侨务政策，要重视理解海外乡亲的心情和愿望，凡事做到入情入理，要讲乡清、乡谊。
侨胞回来投资要做到有情、有名、有利，充分调动海内外人士共同建设汕头经济特区、振兴潮汕经济的积极性。
有了党中央的支持，刘峰等人在引进侨资方面胆子更大了。
胡耀邦视察后不久，遵照胡耀邦的指示精神，汕头特区采取多种形式，加强与潮汕华侨、外籍潮人和港澳台同胞的联系，为他们投资参加家乡建设提供方便和服务，并通过他们组织引进外资。
于是，在汕头特区的推动下，由侨领牵头的投资、信息机构成立了。这些机构负责对来汕投资手续的咨询，并在海外组织对汕头特区的投资。
一时间，在世界各地，这类机构成立了很多家。
在美国，有美国中华汕头技术贸易有限公司；在香港，由泰国金融界人士牵头，成立韩江投资公司。
同时，汕头特区还采取主动“走出去，请进来”的政策，利用出访和邀请来访的机会，加强对外交往，促进汕头经济特区的繁荣。
1984年11月，汕头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刘峰率团参加在香港举行的中国开放城市投资洽谈会，这是最有直接经济意义的活动。
在汕头特区成立的30多年里，汕头人利用潮汕商人遍天下的优势，多方引进资金、技术，为汕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9章 汕头特区推行多项改革
在汕头成为特区之时，汕头的各项改革就开始了，而政府机构改革就是其中之一。
谈及机构改革，刘峰与众不同地向大家讲了一件事。刘峰说：
一次，国庆节快到了，特区需要购买一面国旗。但按当时的规定，购买国旗要报市财政局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审批。结果报上去待批，等批下来，国庆节已经过去了。
讲完这个故事，刘峰面色凝重地对大家说道，“你说，不改革行吗？”
是的，搞特区就是要引进外资，要引进外资，就要为客商提供优质服务。而当时的政府机构，拖沓的办事效率无疑会成为改革的障碍。
当时，中央27号文件也明确提出了要推进特区机构改革。文件指出：
特区管理机构应按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置，并赋予充分的权力，使之能独立自主处理问题，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1982年10月，根据中央27号文件精神，为了理顺党、政、企业之间的职能关系，汕头在原只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基础上，不强求对口，只设置了10个党政群机构。
这些机构除规划建设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劳动人事局、公安局等单独设置外，其他都是综合性机构，它们都具有独立处理问题和协调各方面关系的权力。
就这样，汕头初步形成与内地不同的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机制。
机构精简后，特区的行政管理体制能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如给外商、侨商来汕头投资以更多的方便。
在这种新型的机构体制下，每一个投资项目从洽谈、签约、立项、批准到开业后的生产经营活动，统由特区经济发展局牵头管理，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在精简机构的同时，汕头还注重通过降低收费标准，保障外商的合法权益。
特区创建初期，作为特区主帅的刘峰深刻地认识到，汕头因交通比深圳、珠海距港澳远，这给汕头的发展带来了障碍。因此，刘峰认为，汕头如果要想取得发展，必须在政策上更灵活。
为了增强汕头特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在刘峰等人的推动下，汕头特区管委会将劳务费控制在比深圳、珠海低三分之一左右，土地使用费、厂房租金等方面也相应降低标准。
为此，汕头管委会决定，工业用地使用费每平方米每月0.7至1.1元；通用厂房租金每平方米每月9至18港元，简易厂房租金每平方米每月8至11港元。
同时，特区还保障外商的合法权益，尊重“三资”企业的自主权。
在当时，在汕头特区投资设厂的外商，在遵守国家有关法规和签约合同的前提下，有权选择自己熟悉的经营管理方式，可以委托亲友或其他人管理企业；可以自主安排生产和经营，自行筹措和使用资金；也可以自定工资标准、分配形式和奖惩制度，以及自行聘用或根据劳动合同辞退本厂员工等。
这些灵活政策的实行，在当时情况下，给外资带来了很大吸引力。
1984年7月和10月，汕头经济特区管委会又两次发布有关进一步调整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即《关于转发〈关于进一步调整若干优惠政策的建议〉的通知》和《关于印发〈汕头经济特区投资优惠待遇补充规定〉的通知》。
《通知》提出：
降低通用厂房收费标准；延长、放宽免征所得税时间；简化外籍及港澳客商出入境手续，再一次给外商投资以更大的优惠……
汕头推行的改革迅速吸引来了很多外资。
在当时，有一个祖籍汕头的澳门商人，一心想为家乡作点贡献，但是，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政策，使这位商人只能作罢。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这位商人再次来到汕头，对在汕头投资情况进行考察。
然而，考察的结果却让这位商人心理没底。当时，中国很多部门人员，由于长期观念的影响，对与外商接触还抱有很多谨慎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商人的考察就受到了很多限制。
同时，更让这位商人失望的是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当时，汕头特区还没有正式成立，为了考察一个小项目，他常常需要跑到广东找有关部门批，而且常常是被有关部门推来推去，一件小事，常常要跑10多个部门，耗下一两个月才能办成。
面对这种情况，这位一腔回报家乡的商人退缩了。
实行机构改革后，发展局的干部又想到了这位商人，就委托汕头顾委会的人想法联系这位商人。
顾委会的人联系到这个商人后，这位商人摇起了头，说道：“前几年我考察过，太麻烦了。我还是在澳门很好经营我的生意吧。”
在顾委会的反复劝说下，这位商人又心动了，答应再次来汕头看看。
得到这个讯息后，汕头发展局赶紧派出专门人员和这位商人联系，并为他的考察提供了各种便利。
看到发展局如此周到的服务，这个商人高兴地说：“有了你们如此高效的服务，汕头一定会有前途的。我一定会在汕头投资的。”
很快，这位商人就在汕头投资建立了一个大的服装厂，接着，这位商人又陆续投资了几个企业。
像这位澳门商人一样，在机构改革的推动下，很多国内外的商人都开始来到汕头投资。
第10章 汕头特区改革初见成效
1981年11月14日，一个深深印刻在汕头人民脑海里的日子。这一天，汕头经济特区正式创办。
从此，汕头与深圳、珠海、厦门一道，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站立于时代潮头，翻开了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11月14日，汕头经济特区管委会宣告成立之时，管委会只有30多个工作人员。
在资金方面更是可怜，市里拨给的600多万元，加上一辆破旧吉普车，成为特区人全部的“家当”，资金缺乏问题非常严重。
为了解决资金紧张问题，通过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注重利用华侨资源等措施，特区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经过特区建设者们几年艰苦努力，在引进外资工作方面取得一定成绩。
1984年，汕头引进外资出现第一个小高潮。据统计，1984年，累计利用外资签定项目数为40宗，其中独资经营的11宗，合资合作的24宗，补偿贸易的5宗，合同利用外商投资额累计为3.305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为7.793亿美元。
在众多利用外资的项目中，汕头大学这个项目可谓是最具有重大意义的。
很多年来，“粤东地区必须办一所大学”，这是几代潮汕人的梦想。
改革之初，时任广东省高教局局长的林川，带领一个教育团前往香港考察，遇到庄世平，提出潮汕地区必须建立一所大学的想法。
庄世平认为，民族复兴，最根本是教育，培养人才。因此，他对办汕头大学的想法非常支持。
1980年5月24日，经过多方努力，汕头大学筹委会经广东省委批准，宣告正式成立。时任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兼任筹委会主任，庄世平任筹委会副主任。
办汕头大学，这一历史性工程正式启动。勘察、选址工作随之展开。
然而，办一所名牌大学谈何容易？首先庞大的资金从哪里来？国家拨款？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国家拨款不可能，只能是民间筹集。
为此，庄世平提出，可以在香港成立基金会，动员广大华侨捐资建校。
随后，庄世平与李嘉诚商讨办学事宜，想法不谋而合，他们之间的一次历史性谈话，促使办汕头大学的梦想成真。
李嘉诚说：“办一所大学要多少钱？”
庄世平说：“大学像海洋一样，多少钱都可投进去。我和吴南生先生商量过，第一期开办费需要3000万元。”
李嘉诚说：“3000万港元够吗？”
庄世平说：“这已是不小的数目了。作为开办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也是可以的。至于以后要扩大发展，当然还需要更多的投入。”
顿了顿，庄世平又强调：“只要有个良好的开端，会后继有人的，将来一定会得到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响应。”
于是，李嘉诚当即拍板：捐赠港币3000万元，并说：“筹建汕大第一期工程就由我开头吧。潮汕人遍布世界名地，豪商巨贾也不少。众志成城，集腋成裘，汕大一定能办起来的。”
资金的问题解决了，选址的难题再一次被庄世平挑起。当时，从学校选址到校园设计，庄世平都全程跟进，出谋献策。
汕大筹委会成立后，由吴南生和庄世平主持选择校址，初步在汕头选定三个地点：石风景区、市郊龙湖和浦桑浦山下。
1980年底，李嘉诚在庄世平陪同下，坐飞机直飞汕头来勘址，最后确定在桑浦山下。
预定校址坐落在潮安、澄海、揭阳、汕头市区交界处，离市区仅7公里，背倚重峦拥翠的桑浦山麓，面向广阔的沃野平川。校内日月潭水库，碧波荡漾，鸟语花香；附近龙泉岩，泉水甘冽，常年叮咚。
早在明代嘉靖年间，这里就是兵部尚书翁万达的“翁公书院”。如今这里依然故迹犹存，书香流远。
这是一块风水宝地，李嘉诚欣喜万分，他对吴南生和庄世平说：“好，学校就建在这里！”
李嘉诚又拨巨款请香港最著名的伍振民建筑师事务所进行总体设计，几易其稿，经李嘉诚、庄世平多次指点、审阅，1982年初总体设计完成，拿回汕头，征求各方专家、部门意见。
这个设计，格调高雅，气势磅礴，不仅使许多人咋舌，还引来一些议论。
较为集中的议论是，校园中央的主体楼群行政楼、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生楼等近10幢环形大楼，连成一体，楼下第一层一律作为空间走廊。
有人说这样设计太浪费；有人说增加噪音，互相干扰……对这些，庄世平深思熟虑，提出自己的看法：“设计时楼与楼间隔60米，中间是绿化庭院，这样可以避免噪音影响；楼下为空间走廊，避免师生们日晒雨淋，还可以成为他们文娱活动和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严谨周密的构思，得到了与会筹委、专家、各部门负责人的绝大多数赞同。
于是，吴南生拍板：“我看这个设计好，按李先生和庄老的意见修改后，可付实施。”
在建校过程中，庄世平和李嘉诚志同道合，两人相互的信任和友谊也与日俱增。
在李嘉诚致筹委会的一封信中，李嘉诚写道：
昨与庄世平先生晤面，藉审大学筹备工作进行情况。为使建校计划及设备购置各项预算更臻完善起见，本人兹特自动建议将照原定预算全部大学建设费港元三千万元增加百分之五十共为四千五百万元。上述捐款，配合筹备需要，每次调动当接获庄世平先生通知七日后当即如数汇上。
在过去筹备期中，歉以事备纷如，未克参加实际工作，但或有需本人效劳之处，敬烦由庄先生转知，自当悉力以赴。
这封信字里行间，跳动着李嘉诚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也展示着他对庄世平的重托和无比的信任。
于是，很快，一笔笔巨额资金源源注入筹委会。庄世平全程跟踪、全程服务，使每一笔捐款都落到实处，发挥最佳的效应。
因此，人们都说，庄世平实际上扮演的是汕大建设执行总监的角色。
汕头大学第一期工程总面积12.6万平方米，1984年元旦举行奠基典礼，1986年竣工。
整体建筑，除体现民族传统，潮汕特色，还洋溢现代气息和时代精神，被国务委员谷牧和著名诗人赵朴初分别誉为“全国高校之花”和“世外桃源现代家”。
随着汕大工程大规模展开，李嘉诚对汕大的捐赠，成倍甚至呈几何级数增长，1989年达5.7亿港元；1997年底，达12亿；2001年，达18亿；以至已逾23亿！
这显示出，商界巨人李嘉诚要把汕大建成中国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决心，这其中，也倾注了庄世平的大量心血和无尽深情。
1987年2月10日，汕头大学成立第一届校董会，在此次会上，李嘉诚为名誉主席，吴南生任主席，庄世平任副主席。
汕头大学校董事会的成立，就是中国教育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和突破。
庄世平、李嘉诚、吴南生等又多次讨论、审议《汕头大学校董会章程》，几易其稿，1987年2月11日获校董会通过，该年11月4日获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
依托李嘉诚巨额的资金支持，汕头大学在创办之初就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硬件建设和环境堪称一流，仅仅20多年间，汕头大学就成为可以与很多国内名校相媲美的高校。
面对汕头大学的成就，人们感叹：如果没有特区的成立，如果没有政府好的引资政策，汕头大学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
除了引资于教育领域，经济建设领域的引资、合资也逐渐多了起来。
1980年11月，汕头经济特区发展公司与香港正大国际投资公司合作，兴办了特区第一家中外合作企业，即汕头地毯厂。
一开始，该厂先在市区租用厂房试产，1983年9月，龙湖加工区厂房竣工后，汕头地毯厂迁入特区，开始正式投产。
汕头地毯厂有固定资产200万港元，注册资本250万港元，厂房面积4056平方米，工人160人，并拥有从美国、日本、香港引进的地毯织造机、手提织针机等生产设备，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进口原料，从事各种手织或机织胶背地毯。
雄厚的实力使汕头地毯厂的产品很受欢迎，产品销往日本、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少量内销。
也正因于此，汕头地毯厂是汕头特区首家产品出口型的工业企业。
1984年1月1日，由汕头经济特区商业服务公司与香港文泰利公司合资经营的汕特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龙湖商场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龙湖商场坐落于汕头经济特区南部，面积1300多平方米，是一家综合性商场。
龙湖商场实行“特事特办”，开展商品寄售、代销等业务活动，主要接待前来汕头市的外宾、华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特区的干部职工。
1984年9月，特区物资公司等与湖北大冶钢厂黄冶公司等合资兴办的汕冶拆船轧钢联合总公司成立。
该公司总投资600万元，有雄厚的技术力量，迅速成为汕头特区首批技术密集型企业。
通过招商引资，特区的“窗口”作用和内地特别是潮汕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潜在优势相得益彰，互补互利，不仅促进了汕头特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潮汕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内地的经济的发展。
到1984年底，特区区域扩大前，汕头特区的工业已建立起一定的基础，这为汕头特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