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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慕生忠来到北京，由于对国家机关的分工并不熟悉，他便先找到国家民委主任李维汉。
李维汉听了慕生忠的来意后，说修路的事归交通部管，便派人领路让慕生忠去找国家交通部。
慕生忠见到交通部公路局局长后，他便径直提出要在青藏高原修一条公路，请交通部在经费上给予支持。
公路局长大吃一惊：“在青藏高原修公路？这是件大事，我们作为主管部门，从来没有安排这项工程呀！”
慕生忠说：“所以我才来要求的呀！”
“你是代表西藏工委来的吗？”
“不，我代表我个人！”
公路局长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这不符合正常程序，而且没有进行可行性论证。他冷静地对慕生忠说：“同志，我们国家建设刚刚起步，到处需要钱。抗美援朝战争打了3年，国家花了不少钱。现在康藏公路已修了几年，投进去多少亿还没见名堂。你要求修青藏公路不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能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安排不上。”
从交通部立项的事情，自然也不了了之。
最后，慕生忠找到了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彭德怀。
彭德怀在第一野战军担任司令员时，慕生忠是第一野战军的民运部长。
在此之前，慕生忠刚刚收到前往黑河探路的任启明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写着：
青藏高原远看是山，近看是川。山多坡度平，河多水不深，一般不用架桥。1000多人，半年左右时间，修一条简易公路是可能的！
原来，探路队经过考察，发现青藏高原虽然海拔高，可是群山之间高度差小，坡度也相对缓和。
此外，高原上虽然河流密布，但是河床很浅。在这种条件下，修建青藏公路的可行性还是很大的。
慕生忠拿到电报，兴奋得一夜没睡觉，心里更有了底儿。
于是，慕生忠在彭德怀面前，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一条青藏线，可以分成几段修，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的300公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彭德怀听完慕生忠的汇报，慢慢地踱步走到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前。
其实，早在1950年4、5月间，彭德怀就曾风尘仆仆地来到青藏高原视察，亲自勘察进军西藏的路线，确定了由青海入藏和修筑青藏公路，并组织以军队为主的人力物力开赴工地进行施工。
后来，彭德怀奔赴朝鲜战场，仍在关心着那里的交通建设，特意还把朝鲜在这方面的经验介绍回来供参考。
所以，慕生忠提出修筑青藏公路的想法也与彭德怀的想法不谋而合。
1952年从朝鲜回国后，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彭德怀作为一名军人，他深知在青藏高原修路的意义绝非是给西藏运送几袋粮食。从祖国腹地建成一条伸向西南、西北边防的公路，这在战略上该会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彭德怀慢慢抬起手，他突然从敦煌一下划到西藏南部，他对慕生忠说：
这里还是一片空白，从长远看，非有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可嘛！
彭德怀高瞻远瞩，他从战略高度上肯定了修建青藏公路的必要性。彭德怀下决心要修好青藏公路，不只是作为一条军事要道，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是一条连结兄弟民族的团结之路，是民族间心连心的纽带。
慕生忠此刻仿佛领悟到了什么。
于是，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就这样和他原先的修路计划连缀到了一起。
当日，彭德怀留下慕生忠在家里吃饭，并用苏联军事代表团送给自己的洋酒招待了他。
临别前，彭德怀要慕生忠写个修路报告，再由他转交给周恩来。
后来，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和副书记范明签发了修筑青藏公路的第一份报告。
报告中写道：
根据慕生忠同志报告，发现由青海香日德经噶尔穆、霍霍西里、三道梁子、聂荣宗到黑河，道路平坦，大车已顺利到达聂荣宗。经报告军委，原则上准予同意修筑此公路。
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情况以后，他说：
青藏公路要修，它如人的手背，平坦易为，而且斩不断，炸不烂，非常保险。要急修，先粗通，然后再改善。康藏公路要修，但它如人手的五指，横断山脉，断一处就不能通车。为了战略上的需要，青藏、康藏两条公路并修。平时两条路都通车，万一断了一条，我们还有一条，修复断了一条时，另一条还可支援。
中财委根据周恩来指示，通知交通部从1954年预备费中拨给旧币30亿元，相当于人民币30万元，用来修筑青藏公路格尔木至霍霍西里段，并指明今年只能用30万元，不得增加，在此经费内能修到哪里就修到哪里。
修路报告批下来以后，彭德怀把慕生忠叫到办公室，告诉他：“总理已把你的报告批准了，下面的戏就该你唱了。”
按照当时修建公路的最低标准，这30万元充其量能修5公里，虽是杯水车薪，但对慕生忠来说也是弥足珍贵了。
在充分听取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后，彭德怀亲自确定了青藏公路的入藏线路，并确定以解放军为主修路。
慕生忠已经很满足了，但是他还是向彭德怀试探道：“能不能再给10辆卡车和10个工兵。再拨些工具。”
彭德怀干脆地说：“行！都由西北军区给你解决。工具给你1200把镐，1200把锹，3000公斤炸药。另外，再给你一辆吉普车，你总得跑路嘛！”
慕生忠高兴地说：“太感谢首长了！”
彭德怀后来又从西北军区抽调了大量军力和物力投入此项工作。
慕生忠每次提起彭德怀，总会这么说：
没有彭老总，就没有青藏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