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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新年伊始，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前往汕头等地，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精神。
到达汕头后，进入吴南生眼帘的除了贫困和落后，便是在破败的街道上四处漫溢散发着臭气的粪便。
看到汕头的落后，吴南生质问中共汕头地委的领导们：“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的这样一幅江山啊！”
此时，吴南生想起一位海外的朋友为他出的主意，那位朋友问他：“你们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就最快，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就这样，吴南生向广东省委提出了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
3月3日，也即是吴南生回到广州的第三天，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
在此次常委会上，吴南生的关于提议在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获得了常委们的一致认同。
同时，在此次会上，广东省委还认为广东有两大优势：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只要中央在经济政策上给与广东充分的自主权，广东就可以完全利用这两个优势，加快广东经济发展的步伐。
因此，广东省委认为，不单是在汕头办一个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珠海、深圳也办。
最后，广东省委决定，把开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报告给中央。
就这样，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最早发出了希望改革的呼声。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中央党政军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主管经济工作的省委书记王全国和一位抓农业的省委常委，出席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
小组讨论结束之后，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听取各小组召集人的汇报。
汇报开始后，作为中南组的召集人，习仲勋对政治局委员们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表示，如果中央能够给广东一些在经济决策上的权力，广东早就发展上去了。
接着，习仲勋讲了广东的经济现状和广东省委关于广东开放、搞活的设想。
在汇报中，习仲勋重点提到了广东省委要求中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的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并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的汇报得到了政治局委员们的赞许和支持，广东可以先走一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与别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权大一些。
4月底，在向政治局汇报之后，叶剑英向广东省委提出，应该向邓小平作一次汇报。
于是，广东省委的主要领导就来到了邓小平的家。
当听到要为广东要开办“贸易合作区”时，邓小平明确表示支持，他还说道：“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听到邓小平的支持后，大喜过望的习仲勋“得寸进尺”，他“趁机”要求中央解决配套建设资金，他对邓小平说：“中央给点钱嘛。”
邓小平微笑着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有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开办特区工作的步伐就加快了。
中央工作会议后，根据各组的发言和建议，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倡议，很快形成《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
《规定》在“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一节中指出：
广东、福建两省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发展对外贸易的条件十分有利。中央规定，对这两省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让他们在开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加速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为国家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回到广东后，广东省立刻成立了由王全国、曾定石牵头的起草小组，具体负责起草《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
1979年5月25日，经过半个多月的反复研究，王全国等人终于起草完毕《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
这个报告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1、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2、初步规划设想；3、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4、试办出口特区；5、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6月6日，经过讨论研究后，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这个报告。
7月15日，中央颁发了（1979）50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
《报告》决定：
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
在特区内，在维护我国主权、执行我国法律、法令等原则下，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吸引侨商、外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合办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
自此，开办特区的帷幕正式拉开了！
在起草向中央申请文件的同时，关于特区的法律法规也在抓紧制定中。
1979年8月，也就是中央发出50号文件半个月后，《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就开始了。该项工作由吴南生牵头，秦文俊和曾经做过陶铸秘书的丁励松具体负责起草工作。
很快，《特区条例》的初稿就拿出了。
然而，由于吴南生等人对外面的情况不熟悉，思想上的框框又不少，反映在条例中总是同当时世界上举办出口加工区的做法区别很大，不能体现具有吸引力的要求。
为此，《特区条例》又进行了多次修改，等到了12月京西会议的时候，已是11次易稿了。
1979年12月17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上，吴南生汇报了特区条例起草情况。
12月下旬，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关于《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一些情况，负责起草的丁励松后来回忆说：
这个只有1000多字的法规，是从纯青的炉火中提炼出来的，可以说是字字千钧。它的艰难之处在于：
一是要不要赋予特区充分的自主权，如果不能跳出现行体制之外，特区仍被捆住手脚，开放、改革的试验势必流于空谈；
二是对海外投资者的优惠政策、待遇，如何定得适度，如果在税收、劳务、地价等方面不比邻近的地区有更强的吸引力，人家肯定不会来；
三是困于传统观念，由于担心人们产生不必要的联想，在某些提法上不得不做字斟句酌的推敲。例如：“地租”的“租”字是犯忌的，因为过去有过“租界”、地主“收租”之类的称谓。经过大家的冥思苦想，最后改叫做“土地使用费”，这在当时也是个不小的发明。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实施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
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3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特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的颁布标志着特区工作的启动。
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它的成立预示着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了，同时也开始了各项配套改革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