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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天气异常寒冷，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是极其普通的夜晚。
然而，对于凤阳小岗生产队，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这个夜晚又是极不平常的。
原来，小岗所在的凤阳较为贫穷，自从出了皇帝朱元璋起，凤阳人讨饭就与凤阳花鼓一样出名。有一首凤阳花鼓形象地反映了凤阳的状况：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当时的小岗又是凤阳全县最穷的，属于“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全村只有20户农户，110口人；517亩农田，10头耕牛，几把犁耙。
当时，全村没有一间砖瓦房，许多农户的茅草屋破烂不堪，家徒四壁，有的穷得全家只剩一床棉被。
1978年大旱荒，更加剧了小岗的贫穷程度，习惯于背着凤阳花鼓“跑荒”的小岗人几乎是连外出的气力都没有了。
为了改变这种每年出去逃荒的局面，小岗人在上级的默许下，偷偷搞起了“承包到组”。然而，分到组后，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组内为了多干少干问题，组内斗争反而加大了。
于是，朴实的小岗农民开始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实行包产到户。
此刻，在1978年冬天这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在小岗生产队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屋里，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正聚集在一起，在小岗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破陋的茅屋里，一盏油灯下，召开一个“秘密”会议。
会议上，全队在家十八户的主事人都齐聚在这里，谋划着他们自己的将来和子女的生活大计。
灯光摇曳下，映照着十八张憔悴而庄重的面庞。三十多道焦灼、不安但又充满感激的目光紧张地注视着他们的领头人。
严宏昌开了口：“今天把大家找来开个会，主要请大家谈谈，各个组内部怎样才不吵不闹，怎样才能把生产搞好。”
老农严家芝首先发言：“我们队要想不吵闹，要想有碗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
关庭珠接着说：“刚解放时，我们都是单干。那时候人们都和和气气，家家都有余粮。单干肯定能干好，只是政府不允许。”
此时会场沸腾一片，议论不断。
“只有单干，我们才不吵不闹。”
“单干了，如果我们再干不好，只能怪自己。”
“如果同意我们单干，我们保证不给你们队干部添半点麻烦。”
队长严俊昌表了态：“既然大家都想单干，我们当干部的也不装孬。”
严宏昌此时站了起来，说：“我讲几句，看样子我们队只有分到户干了。但是，我们必须订个协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向任何外人讲，谁个讲出去，谁个不是人。第二，每逢夏秋两季交粮油时，该是国家的给国家，该是集体的给集体，到时不准任何人装孬种，更不能叫我们干部上门要。只要大家同意这两条意见，在字据上捺手印，我们干部就同意分开干。”
“同意，我们都同意按手印。”大家齐声说。
分田单干，后果将会是什么，是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还是被诬为反社会主义的罪魁？是坚硬的镣铐？还是冰冷的大狱？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在他们身边，就有“教训”：社员严金昌因在房前屋后种了点生姜、辣椒、大葱，充其量“暴发”到不逃荒要饭的水平，居然被揪到公社批判了三四场，甚至被《皖东通讯》点了名。
于是，严家芝说：“万一被上头发现了，队干部弄不好要蹲班房，家中老小怎么办？”
听到严家芝的话，大家一片沉默。
然而，求生是人的本能。严俊昌、严宏昌冒着身败名裂和厄运横生之险，决心铤而走险，显然是甘愿为小岗人做出最大的牺牲。
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导人，老农严家齐说：“万一走漏了风声，队干部为此蹲了班房，我们全体社员共同负责把他家的农活全包下来，还要把他的孩子养到18岁。”
严家齐的话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于是，秘密会议决定：分田单干的事“瞒上不瞒下”，谁也不许向外透露，并针对可能出现的“险情”，制定了相应的善后措施。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后来回忆：
大约是在11月底的一天，我们在村西严立华家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一家一个户主参加，20户除2户单身汉外流外，其余18户全到了会。主要是谈分田单干，并强调，第一是土地分到户后要瞒上不瞒下，不准任何人向外透露，包括自己的至亲好友都不能说；第二是保证上交国家粮油，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任何人不准装孬。大家纷纷议论，认为要这样干，我们一定能搞到吃的，保证能超额完成国家和集体的任务。万一干不到，我们摔锅卖铁，或再外流要饭，也要完成国家和集体的任务。但是，大家又担心，如果搞单干被捅出去，干部是要坐牢的，可不是闹着玩的。
大家纷纷赌咒发誓，保证秘密不外露。有的说，要是你们干部因分田到户坐牢，我们就是要饭也要给你们去送牢饭。也有的提议，万一走露了风声，你们坐了牢，全体社员共同负责把你们的小孩抚养到18岁，决不反悔。随后就由严宏昌执笔，写了包干合同书。
于是，在凤阳，在安徽乃至全国，小岗生产队农民自发的组织起来商议对策，并率先闯关了。
合同签订后，18户农民争先恐后地用食指按上鲜红的印泥，一簇簇沉重的指纹按在16开白纸自己的姓名上。
这份保证书内容如下：
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关廷珠，关友德，严立苻，严立华。
严国昌，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
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
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
会议一结束，他们连夜将牲畜、农具和耕地按人头包到了户，正式实行了包产到户。
“当下，我们就按照生产队的地亩表，每人四亩半地的标准，把土地分给大家。”
“这一仗必须打赢。”严宏昌干练地挥了一下手说。
合同签订后，当时考虑，如果是公开地干起来，可能会有阻力。于是，先不声不响地把生产搞起来。
此时，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带着悲壮意味的行动，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乃至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
和安徽小岗的改革同时进行的还有四川，四川位于中国内陆腹地，西临青藏高原，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
自古以来，“治蜀”学问颇多。历史上广为流传一句名谚：“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由于各种原因，加之人口激增，生态破坏等原因，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却饱受饥饿之灾。将近1亿四川人的吃饭问题，是摆在省委领导面前的最大政治问题。
1978年，四川省委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加快了工作步伐，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这个规定共十二条，内容有：
（1）加强劳动管理；（2）严格财务管理制度；（3）搞好生产计划管理；（4）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坚决保证社员分配兑现；（5）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6）以粮为纲，开展多种经营；（7）奖励发展耕牛；（8）大力发展养猪事业；（9）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0）积极兴办社队企业；（11）积极而又慎重地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12）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要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把“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认真搞好。
《十二条》冲破了不少禁区，为农民壮了胆，受到了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热烈欢迎。
很快，过去被认为几乎无法制止外流的成千上万劳动力归了队，不少地方的农民自发地将“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又悄悄地发展成为包产到组。
基层干部高兴地说：“人喊人，喊不成，政策喊人一大群。”
农民高兴地说：“只要政策过了硬，一人要顶两个用。”
对各地的“包产到组”，四川省委法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于是，很快四川就成为全国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又一个发源地。
在四川省委的大力推动下，四川的农业发展迅猛。1977年粮食总产量比1976年增产60亿斤，1978年又比1977年增产40亿斤。两年共增产100亿斤，等于农业人口每人增产124斤。
这就是说，每一个农民一年可以多吃124斤粮食，这意味着8000万四川人口免于饥饿。
1978年秋，四川省委在农业方面进一步实行了“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并且支持农民采取包产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
当时，四川蓬溪县的几个生产队借“放宽政策”之际，偷着试行包产到户。
在蓬溪县河边公社第六大队的第八生产队，1976年人均收入仅为33元，1978年也仅为56元。
为了改变贫困，这个队背着公社和大队，把棉花从收到种包到户，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1979年春季和夏季，四川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全面推行。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进一步解放了四川省的农业生产力，四川的粮食总产量，1976年是508.4亿斤，1979年则为672.3亿斤，增加164亿斤。
包产到户使四川终于彻底摆脱了饥饿。
在当时，除四川之外，西北的甘肃省岩昌县哈达铺公社，武威县的一些社队，内蒙古自治区的托克托县中滩公社等地，也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
就这样，一场改变中国的伟大改革星星之火，在中国较为贫困的农村点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