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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3月，北京依然处于春寒料峭之中。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里，关乎全中国每一个家庭的会议，正在召开。
在中央看到田雪原等人的人口预测后，中央书记处就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在1980年3月至5月，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
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回忆说：
中央在人口问题这个重大决策前多方听取意见，尊重科学、民主的力度是空前的。
田雪原记得，那天参加中南海的第一次会议的人员，有计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等相关部委的领导，以及十几位专家学者。
中央领导要求，计划生育要快一点见成效。所以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集中讨论的问题是：
只生一个孩子，到底可行不可行。
在会上，与会人员发言十分热烈，很多人用了“失控”一词，评价当时的人口增长势头。
上街、逛商场、坐公交，大家都感觉人太多了，但是只让生一个，又嫌太少，这是社会中现实存在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矛盾。
田雪原回忆说：
前后5次会议，具体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第一个就是人口素质，会不会导致下一代中国人的智能水平下降？
因为当时有普遍看法认为，第一个生的孩子比较憨厚，后头的会更聪明。
第二个问题是生育率城市低、农村高的特点，会不会导致城市人口越来越少，农村人口越来越多，继而影响城市化进程。
第三个问题则是，对“四二一”结构，即指四个老人，一对年轻的夫妇，还有他们的一个孩子的论证。
田雪原说，随后的讨论过程和结论，带着浓重的改革开放后的色彩。
首先，经济学界高度统一的看法认为，纯粹的计划经济搞不下去了，只要发展商品经济，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那么，夫妻生的第一个孩子，并不一定是头一个怀的孩子。
对于城市化的进程，大家也非常乐观，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城市化将不主要依靠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的此消彼长，而是靠流动、迁徙。
至于“四二一”结构，田雪原说，当时大家经过分析讨论后认为，对于家庭来说是有可能存在的，对于整个社会却不会形成。
这次会议后来从中南海转到了人民大会堂，专家从十几位减少到两个。
最终，讨论渐渐转为决策过程，“只生一个”就这样定下来了。
田雪原说，这个过程产生了两个文件。其一是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其中号召：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另外一个文件就是，田雪原接受领导委托，向中央书记处起草的报告，定下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解决的基本方针。
“就像一个急刹车，已经踩到底了。”田雪原说，那时决策层形成的共识是，“只生一个”既非三五年间的权宜之计，又非永久之计。而是在一定期间，为了达到使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目的，围绕“控制一代人”，所制定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