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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7月18日，国家计委顾问、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薛暮桥就城镇劳动就业问题向记者发表谈话。
薛暮桥说：
我国是有九亿七千万人的大国，人口多，底子薄，怎样解决劳动就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生产发展不快，今年待分配的劳动力就有七百多万人。这个问题不解决，全国的安定团结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今年，有些地方试图解决就业问题，办法之一是号召未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提早退休，允许子女顶替。结果许多有熟练技术的老职工退休了，换上一批不懂技术的青年，其中许多人原来在学校上学，有的是在农村劳动，真正的城市待业青年就业不多。许多老职工退休后，又被其他单位招收去了。职工人数增加了，待业人数没有显著减少。
薛暮桥指出，过去劳动工资制度管得太死，职工就业都要由劳动部门统一分配。企业没有用人的自主权，职工没有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个问题不解决，“各尽所能”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更加严重的是，国家必须严格控制新增职工总数，待分配的青年比国家招工指标多好几倍。国家既不能对待业青年每人发一个“铁饭碗”，又不准他们自己用一定的集体方式组织起来，从事社会迫切需要的劳动，待业人员就越积越多。
薛暮桥谈到，我国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不是没有经验的。全国刚解放时，城市中失业者有三四百万人，同当时公私企业职工总数大体相等。我们采取两条办法，一是“生产自救”，要他们自找门路，国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二是“以工代赈”，国家用低工资举办一些公共事业。在一两年时间内，把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实际上仍然受到失业的威胁，解决办法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低工资，多就业。实行的结果，是“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工厂中劳动生产率低，机关中工作效率更低。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了。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待业人员可以自找门路。各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特别是公私合营商业上升为国营商业，手工业合作社上升为合作工厂以后，全部职工完全由劳动部门管起来，统一分配。
对此，薛暮桥指出，原来的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网点多，生产和经营的花色品种齐全。现在是网点大大减少，花色品种不全，许多种别有风味的土特产消失了。过去北京的东安市场商店林立，各有特长；现在的东风市场统一经营，变成第二个百货大楼，特长没有了。
薛暮桥回顾过去说：
1956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同志有个发言，建议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社不要合并太多，要保存产品的多样性和经营的灵活性。但是，1958年以后把自负盈亏的公私合营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社几乎一扫而光。许多种土特产品长期缺货，无人生产，无人经营，服务性行业大大减少了。一方面大量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工作没有人干，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劳动者找不到适当的工作。不是没活干，而是要等国家统一分配，而城市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容纳量又有限。这样，待业青年越积越多。
薛暮桥同时指出，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用3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并提出当前发展国民经济的十项工作，其中第九项工作就提到劳动就业是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劳动就业是应当当作一个重要问题来抓。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但浪费大量的劳动力，也影响安定团结。而且，现在不下决心找寻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将来的负担会越来越重。
薛暮桥认为，在国民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现有企业的劳动力一定会大大富余。现在许多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提高工作效率，也需要实行精简。农业现有3亿劳动力，如果实现了机械化，只需要几千万人，其余的人除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以外，也要另找出路。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预先看到，预作筹划。现在我们的城市养不了这样多人，农民自己生活还有困难，农村能容纳的人也很有限。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要广开就业门路，重要的一条是要改变劳动管理制度。
薛暮桥强调指出：
现在待业青年都由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这个制度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国家给每人发一个“铁饭碗”，不但“碗少僧多”，而且领到“铁饭碗”后，就只能进不能出，只能升不能降。在现代化过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安排劳动就业发生矛盾。企业实行经济核算，要精简一批多余的和工作不称职的职工，交给劳动部门去另行安排。劳动部门为着安排待业青年，要求企业把自己职工的子女包下来。双方都有困难。为着解决自己的困难，都把困难推给对方。为着实现现代化，前一种要求是合理的，后一种要求是不合理的。劳动部门必须另想办法。办法只有一个，包不了的事情不要包办，准许待业青年用一定方式自己组织生产，我们不但不应下禁令，而且应当加以帮助，加以组织领导。
薛暮桥还说：过去有些人把它当作“资本主义漏洞”，堵不胜堵。现在需要把“漏洞”改成大门，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宪法规定允许“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这一条也应当实行。这样做，城市就业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薛暮桥最后强调：
只要把住一个关，只准自食其力，不准剥削雇佣劳动，是决不会产生新的剥削分子的。
薛暮桥的讲话表明，中央已经开始把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提上了议事议程。当时，有的企事业率先开始了劳动制度改革的探索。
发展科学技术，采用新的技术成果，会不会影响劳动力的就业安排？重庆市科委通过调查研究，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不会。
1979年以来，重庆市有的部门提出，现在待业人员这么多，推广新技术成果不必那么着急，自动化建设应当停一停，有的人甚至要让当时正在建设的自动线下马。
重庆市科委针对这个问题，对全市10个工厂，30多条自动线、联动线进行了调查。大量事实说明，采用新的技术成果，改善了劳动条件，使企业成倍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增加了盈利，同时也为劳动就业开辟了途径。
重庆氮肥厂合成氨造气工段建成生产自动线以后，生产工人由280人减少到156人，年产合成氨由5000吨提高到1.2万吨。他们把节余下来的生产工人，除一部分加强仪表、电工、机修以外，新建了一座甲胺车间，还招收了67名新工人。
重庆红岩玻璃厂、曙光电镀厂、綦江齿轮厂、重庆牙膏厂4个工厂，建成生产自动线以后，共节省劳动力146人，但由于工效、产量成倍提高，相应地增加了原材料供应和产品运输等前后工序的劳动任务，把节余的劳力全部投入这些工序以后，仍不能满足需要，还要增加职工116人。
一些建成自动线的工厂，把一部分原来直接参加生产的技术力量抽出来，研制新产品，加速老产品的升级换代，有利于企业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重庆干电池厂建成自动线、联动线以后，集中了一部分科技人员，研制成功一种能量大、用途广、能多次充电的碱性高能电池，当时已进行小批量生产，因而增加职工28人。
重庆氮肥厂合成氨造气工段实现生产自动化以后，抽出技术骨干进行尿素生产自动化的设计，以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扩大生产规模，再安置一部分人就业。
采用新的科学技术，产品质量有了保证，销路广了，生产规模也要相应扩大，劳动力的需要量也随之增加。重庆钟表厂原来只有职工300多人，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技术，实现了手表零件加工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生产规模有了很大发展，职工人数迅速增加到2600名。
重庆蓄电池厂建成蓄电池的基本材料——铅粉生产联动线以后，蓄电池的产量成倍增长，劳动力需要大量增加。当时除大集体的400名工人外，还计划招收150名新工人。
用新技术武装工业，质量有保证，产量大增加，扩大了企业外的运输量、包装量等，给街道居民就业开辟了门路。重庆塑料五厂建成泡沫塑料凉鞋生产自动线以后，产量由61万双增加到122万双，仅包装纸盒一项，就可以使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在街道工厂就业。
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发展，为国家创造了更多的财富，这就为解决劳动就业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重庆氮肥厂、红岩玻璃厂等10个工厂，建成自动线以后，年上缴利润由381万元猛增至1431万元。如果利用增加的利润来发展人民生活迫切需要的轻工业和手工业，每年就可以解决1000人的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