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革命:全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初见成效
曾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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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人大代表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就业的主要出路是集体所有制企业。”
薛暮桥说:“我国是有九亿七千万人的大国,人口多,底子薄,怎样解决劳动就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
薛暮桥强调指出:“现在待业青年都由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这个制度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
1979年7月2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对华国锋提出的在调整国民经济第一年,安排700万人就业的问题,大家积极地提出了许多建议。
一位人大代表指出:
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就业的主要出路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容纳的人员多,而不需要国家多少投资,不需要增加工资支出,在经营管理上自负盈亏,不吃“大锅饭”,产品或服务项目一般也容易对路,所以发展起来比较容易。
代表们说,最近几年,不少城市百分之七八十的待业人员是靠集体所有制企业安排就业的。
江苏省代表、常州市委书记何冰皓说,1978年常州市靠集体所有制企业安排了3万人就业。现在,全市待业人员基本上都得到了安排。
一些来自东北的代表反映,他们路过沈阳时发现,沈阳车站出现了新气象,旅客们再也不为携带的行李多而发愁了。
当年1月,沈阳车站成立了一支由400多名知识青年组成的服务队,专门为旅客搬运行李、托运打包、出售热茶冷食,很受旅客们的欢迎。这支服务队自负盈亏,没花国家一分钱,5个月就积累资金5万多元,平均每个服务人员每月收入四五十元左右,相当于一个二级工的工资。
有的代表说,办这样的好事,好多车站都需要,可是,有的火车站竟惊动了五六个部门,几经协商,仍迟迟不能解决。
代表们认为,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把解决就业问题,看作是贯彻“八字方针”的一项重要内容,需要“点头”时,热情支持;需要解决困难时,出把力气。
对于城市就业的安排问题,代表们比较倾向于大力发展商业、服务等行业。
人大代表、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说,不久前,他们对城市各行各业职工的构成进行了调查。
据北京、广州、齐齐哈尔等10个城市的统计,工业职工由1957年占职工总数的44%,上升到1977年的56%;在同一时期,商业、服务业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却由14﹒5%下降到9﹒5%。这个变化,实际上是国民经济不协调的反映。由于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商店、服务网点少,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需要,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所以,大中城市的商业、服务行业,劳动就业门路广阔,在这些部门多安排一些人员,会特别受欢迎。
当时,北京市只用两个月时间,就组织4万名待业青年参加了1200多个生产服务合作社或小组。其中有400多个小组分散在家里加工或生产,既不需要厂房,又可照料家务,从业人员很满意。
有些代表反映,小城镇和大城市不同,商业、服务业容纳不了多少人。解决就业问题,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搞“一刀切”。
人大代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书记赵南起说:
我们延吉市是只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待业人员就有一万人,市内根本没有条件安排这么多人就业。而我们地区森林资源很丰富,完全可以把大批待业青年安置去搞林业。因此,除了在城镇安排就业以外,还要注意面向农村,办好农场、林场、牧场、渔场和副食品生产基地,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
许多代表赞同延边这位代表的意见:安排就业眼界就是要开阔一点,不能只盯着城市这一头。代表们强调指出,我国许多城市的人口已经到了饱和状态,再要大量安排就业困难很大。对比之下,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是可以开拓出很多就业门路的。
许多代表认为,当前存在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在前10年破坏造成的。这两年,党和国家下了很大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光是当年计划安排就业的人数,就超过了解放后头9年安置就业的总人数的近一倍。这在我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代表们还指出,应该看到,我国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彻底解决劳动就业问题,还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代表们表示,要向所在地区的群众说明当前国家的困难,希望待业青年能够从大局出发,服从国家安排,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不论走上哪个为人民服务的劳动岗位,都要为实现“四化”发出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