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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0月，秋风送爽，整个江淮大地一片金黄，正是农民收获的季节。
在此时，安徽省委正召集地、市农委主任召开座谈会，了解调查情况，研究解决办法。
会议开了一星期，当时在会上关于农村的讨论大家都认为困难很多，但对改变现有农村政策争议却很大，经过激烈讨论，最后搞了一个会议纪要。
万里对这个纪要大为赞赏，连声说好。因为那个纪要，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安徽农村的现实。
根据这个纪要，安徽省委提出解决农村困境的六条意见。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也就是后来说的“六条意见”。其主要内容是：
一、搞好农村的经济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三、减轻社队和社员的负担。四、落实按劳分配政策。五、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六、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等。
看到这个《六条规定》后，万里非常认同，对于“六条意见”的实施是慎重的，为此，万里叫来农委的同志，让他们在合肥附近搞三个试点生产队，万里表示自己还要亲自同省委核心的赵守一、顾卓新一起听取农民的意见。
农委便在肥东的青春生产队和长风县吴山大队找了试点，把每个生产队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干部；一部分是社员，一部分是贫困户和富裕户。
于是，关于农村改革试点的座谈会召开了。
开会的时候，农民反应热烈，里三层外三层围簇着很多人，像逛集市庙会。大家格外关心这件新鲜事，纷纷表示这个办法正好顺了农民的心意。万里等省委同志亲自听取了农民对“六条”的反映。
从晌午到黄昏，座谈会开了整整一下午，不少干部群众都对省委的决定拍手叫好。群众的拥护，更坚定了万里等省委领导的决心。
1977年11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逐条讨论这份草案。
在讨论会上，争论十分激烈，思想分歧很大。鉴于历史的教训，反对者有之；内心赞成，但又担心吃不准，持怀疑的人也不在少数。
大部分干部认为“六条”是解决安徽农业的及时雨；而少部分人则心有余悸，他们担心“六条”的精神正是多年来批判的“三自一包”、“单干风”。
有的同志说：“这不是社会主义方向！”
有的同志说“给农民的自主权太多啦！这样下去，会不会滑到合作化前。”
更有一些老同志，对此改革措施，简直痛心疾首，大力反对。
针对这些思想分歧，万里在会上做了著名的讲话《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他指出：
农村的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各级领导、各个部门，都要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集体经济要巩固、发展，还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凡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农业政策怎么搞好，管理怎么搞好，主要应当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
万里还反复告诫与会干部，我们现在是拨乱反正，既然是拨乱反正，我们都没有经验，如何搞，主要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去创造。如果事事都要靠中央现成的东西，那还要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做什么啊！大家要发挥创造性，不要怕犯错误。
同时，万里还叮嘱农委：“不要勉强！有些同志思想不通，要耐心等待，因为具体工作还要靠下面的同志去做。如果硬写进去，他们接受不了，反而会把事情搞糟。”
万里的讲话让干部们吃了定心丸，统一了思想，会议折衷了代表的意见，又做了不少处文字和提法上的修改润色。
最后，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六条规定”。
“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次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
《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
1977年年底，文件下达后，万里对文件可能产生的效果并不确定，他就要记者到农村去听听反映。
他还感慨地对记者说：
我真羡慕你们这些记者，哪里都可以去，只要深入下去，就能听到真实情况，我们这些“当官的”要想听到真实情况，很不容易。我们一下去，地、县、区、公社直到生产队，都有人陪同，一大群人簇拥着你，真正的老百姓到不了眼前，听到的都是那些‘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有时连开一个座谈会，谁参加，谁讲什么内容，早给你准备好了，有的还拿着稿子念，这能听到多少真实情况？
看了记者一眼，万里略带羡慕地说：“你们记者不同，能够看到听到许多我们看不到听不到的情况。”
最后，万里郑重地强调说：“我希望你们如实反映情况，不仅要讲好的一面，也要讲问题的一面，报喜也要报忧。”
在万里的一再强调报道真实的要求下，各地对“六条规定”的反应报了上来。
下去的记者调查回来后，向万里作了汇报，群众对“六条”的反映很好，他们最高兴的是：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条；还有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和减轻农民负担等规定。但也有担心，怕说话不算数，怕政策再变。”
万里听后，高兴地说：“现在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不太懂，更不理解它的深刻含义，所以应当很好地进行宣传报道。”
正如记者所汇报的那样，在当时安徽各地对“六条”是非常欢迎的。
在当时，新华通讯社资深记者张广友目睹了“六条”下发后，安徽农村的激动反应。他回忆说：
遵照万里的意见，我们到六安、滁县地区了解广大农民对“六条”文件的反应。
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们到了六安县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正赶上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六条”。
广场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像看戏似的在听宣读文件。台上，干部拿着文件一字一句地念；台下，群众侧耳静听，鸦雀无声。
一位干部对我们说，农村开社员会会场秩序这样好，是过去少见的。文件刚念完一遍，台下一些群众就喊：“再念一遍！”每当念到了群众喜欢听的关键地方，如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时，台下有的群众就高喊：
“再重念遍这句话！”
“念慢点儿！”
那时已是冬天，我问身旁的一位老汉：“冷不冷？”
他笑着说：“不冷，不冷！听到新精神，天冷心里热，冷点没关系！”
我又问他：“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
他说：“我都高兴，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受限制了。今后大概不会再来‘摸鸡笼子’、‘砍鸡头’了吧？”
定远县严桥公社一些生产队干部说：“‘六条’规定实在好！我们最高兴的是专门写了一条‘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明确规定了生产队在保证完成上交任务的前提下，有权因地种植，任何人不得干涉。这下子‘瞎指挥’可行不通了，今后再不会出现毁了花生种稻子，拔了瓜苗种玉米之类的伤心事了！”
“六条”在安徽省是一份具有十分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它是清除当时思想流毒，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实际上中国农村改革是从这里拉开了“序幕”。
这份文件针对当时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拨乱反正，作了新的具体规定，突破了许多“禁区”。
随后，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安徽省委的“六条”，非常兴奋，当即给予明确的肯定。
于是，一场农村的改革序幕就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