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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仲夏的某一天，酷热难当，省委“学大寨办公室”主任周曰礼被万里等省委领导召到稻香楼。
原来，万里到安徽不久，就发现安徽的农业问题比较严重。万里清醒地认识到搞好“清查”，首先要安定民心，想安定民心则必须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所以他希望找一些谙知安徽农业实际情况的人来求计问策。
于是，万里跟省委副书记王光宇谈了自己的想法，王光宇向省委书记推荐了周曰礼。
原来，周曰礼在1961年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秘书。当年，曾希圣鉴于安徽农村的困境，征得毛泽东同意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支持，在安徽试着搞起了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责任田”，责任田对渡过灾荒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因此周曰礼对安徽农业是熟悉的。
于是，周曰礼在那个夏日，走进了当时万里办公室的稻香楼。省委的其他领导赵守一、王光宇陪同听取了周的汇报。
汇报开始后，万里开门见山地对周曰礼说，今天咱们不谈别的，就谈农村问题，你畅所欲言。
面对第一书记坦诚而信任的目光，周曰礼谈了心里话。周曰礼对当时农村的现状极为熟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男劳力上工带扑克，女劳力上工带纳鞋。’‘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实质是消极怠工，根子是政策问题，是人和土地的关系问题。”
接着，周曰礼他以见证者的身份，如实地讲述了安徽从建国后到1977年农业发展不寻常的历史以及农村怵目惊心的现状，并大胆地提出安徽不能再学大寨了。
汇报进行了整整一下午。当天没谈透彻，第二天继续谈。
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万里敏锐地意识道周曰礼反映的情况很有价值，就让他拿出几条意见。
其后，省委把“学大寨办公室”改为“农村政策研究室”，省委派他们下到农村搞调研，收集群众对于发展农村发展经济的建议。
省委一声号令，省、地（市）县各级纷纷派工作组深入农村，仅滁州地委就派出300多个熟悉农村情况的干部下去，分赴到400个社队和农民交换意见，讨论着如何改变困难重重的农村经济。
工作组下去不久，群众的呼声被收集上来。一切事实表明，当务之急是实现生产队自主权，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搞好春耕、夏种，为秋季增产奠定基础，以解决农民的饥荒。
与此同时，农民还迫不及待地期冀改革，呼唤改革，安徽的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农村进行改革，赋予农民一定的自主权阻力很大。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却有如此的胆量与气魄！农业发展太迟缓了，人民太苦了！具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共产党员不能视而不见，袖手旁观！万里说，我们一定要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
为此，万里还向各级领导干部解释说：“调动积极性靠什么，一个靠领导，一个靠政策。”
千真万确，农业改革靠热情和责任还不够，还需要确实可行的政策。
根据万里的要求，为了给安徽省委的决策提供确实可靠的依据，安徽省农委很快起草了一份反映农村问题的“绝密件”呈送万里。
这份报告列举了当时安徽农村的一些真实的数据和一些怵目惊心的事实做佐证。
万里看了“绝密件”，再次要求周曰礼等人搞一个针对性的政策意见。
于是，省农委派调查组去当时的滁县地区进行深入的农村调查。
原来，早在万里到任之前，中共滁县地委曾经组织数百人的干部深入当地农村调查了解情况，然后将农村现状以及农村政策方面出现的偏差，给省委打过一个名为《关于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明：
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是“给资本主义供氧输血”，集体开发多种经营是“金钱挂帅”，关心群众生活是“福利主义”等，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如不把他们搞乱的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纠正过来，就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这份报告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被压下了。万里到任后，发现了这份报告，掂出了报告的价值，立即转发全省各地、市委，并作了如下批语：
滁县地委组织干部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这个问题，很值得引起各地重视。报告中所提的意见，可以供各地参考。
省农委在滁县地区召集各地、市农村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就当前农村的突出矛盾和解决办法，进行了充分讨论。在此基础上，集体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