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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这一年中，中国先后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高层领导人，访问了50多个国家。
走出国门的领导人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去西欧，一是去香港和澳门，所以也被称为西欧组和港澳组。
考察团成员虽然都是高级领导干部，但许多人却是第一次出国，尤其是首次出访西欧国家。
组成这样两个考察团到国外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史上的一个大的举措，也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要讲话的体现。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出：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这个讲话稿中那些精辟的见解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讲话用的题目也是他起的。
在此前的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于光远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
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7个问题：
1、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2、发扬民主，加强法制；
3、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
4、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
5、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
6、加强责任制，搞几定；
7、新的问题。
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
早在中央会议开始前，有关同志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准备了一个讲话稿。
改定的稿子，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方面的历史意义；第二部分论述如何实现这个转变。
但是到会议期间，会议形势出乎意料地在发生变化，僵局已被打破。
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已不是那么突出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来了。
于是，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思维，亲拟提纲，并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
在重新起草和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又与起草者谈话，逐条逐字地审阅，并亲自拟定讲话的题目。
邓小平首先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
接着，他又说道：
这次会议了不起，1957年以后没有，1957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他告诉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说：“这个争论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
他指出：
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
他还说：
目前主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他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时说，这个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会销全国。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
他说：“经济民主，重点不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种植应该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
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
他批评了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现象，还批评有几多如会议多等。
邓小平提出：
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
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富起来。
他说：
这是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
农村5%到20%，城市20%。这样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开辟新行业。
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
在批评了无人负责的现象后，邓小平说先“搞几定：什么项目；从哪里引进；定在什么地方；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谈到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对新事物要采取支持鼓励态度。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越轨怎么办？这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他再次谈了开动机器的问题：“一个生产小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健全党规党法，他说：“党要有好作风，党的作风，无非那三个作风，它本身就是制止违法乱纪的。现在看来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要。”
谈到向前看，邓小平说：“对犯错误的人的过去不要求完责备，自我批评不够，让他自己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对以后新的错误要严一些。”
关于新的问题，邓小平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大量出现，特别是上层建筑一面，有规章制度，用人问题，有选人标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不要等上层建筑，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改革有障碍，包括老干部，总的赞成具体反对。要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说理。总之，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
邓小平谈了权力下放、责任到人的问题。
他说：“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打屁股不能乱打一通。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有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的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
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带农村，大城市带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大有可为。
他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说新加坡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权买一套房子，5间房子70平米，相当半年工资，分期付款。日本奖金搞得好的相当半年工资，相当一部汽车。新加坡房租相当于工资的50%，欧洲、日本相当于1/3。
邓小平还提出稿子要加写按劳分配的内容。他说：
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领导干部，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奖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车间。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养专家，专家这样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他列举了六个法律名词，并且说要研究国际法，不懂外法，国际交往越多，将来要栽很大跟头。
关于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改革上层建筑，改革生产关系，都可以带来许多问题，会涉及大批人的切身问题。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创造条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众，会取得群众理解、谅解。”
他说：
震动比较大。新的矛盾并不比现在的问题简单，而且会更复杂。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随着生产力发展可以得到很好解决。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对于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基本口号，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所面临的重大任务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方针和原则。这实际上为即将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重心转移和重大决策做了充分准备，成为会议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围绕着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全会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的思想：
一是从上到下要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
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
三是从那种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移到积极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状态上来。
这些思想的提出，是我们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确定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经济指导思想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经济发展问题做出了如下决策：对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必须进行调整；经济管理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要尽快把农业搞上去；改善城乡人民生活。
这次全会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从此，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先河终于润泽了焦渴的华夏大地，巨龙开始了高阔的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