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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5月，习仲勋在对广东省、地、县级主要领导干部谈话时，说出了当时自己的心境，他说：“我的心是一喜一惧。”
对于喜，习仲勋说：“‘先走’也好，‘要权’也好，广东的目的已经达到，能够在实现‘四化’中先走一步，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
关于惧，习仲勋说：“惧的是我们的担子很重，任务很艰巨，又没有经验，困难不少，怎样搞好，能否搞好，我是有些担心的。”
在当时，和习仲勋一样担心的可不止一人，而是有一大批人，而最为关键的是，在这一大批担心者中还有外商。
当时，吴南生的一位海外朋友就对他说：“你中国无法可依，无规可行，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
要向让外商们放心，必须有法律来保护外商的利益。
事实上，特区的筹划者们，从事情的一开始，就想到了这件事。
在1979年5月5日第一份《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中，就明确写道“建议中央有关单位尽快提出一些立法和章程”。
谷牧到广东时，也曾经对吴南生讲：“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
1979年8月，也就是中央发出50号文件半个月后，《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就开始了。该项工作由吴南生牵头，秦文俊和曾经做过陶铸秘书的丁励松具体负责起草工作。
很快，《特区条例》的初稿就拿出了。
然而，由于吴南生等人对外面的情况不熟悉，思想上的框框又不少，反映在条例中总是同当时世界上举办出口加工区的做法区别很大，不能体现造成吸引力的要求。
后来吴南生回忆说：
外面的朋友看了都摇头，说我们的条例对投资者不是“鼓励法”，而是“限制法”。
为此，《特区条例》又进行了多次修改，等到了12月京西会议的时候，已是11次易稿了。
在起草《特区条例》时，寻找理论依据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为此，很多专家学者做了很多工作。
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结束，人们对开放问题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但是对于办经济特区这样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许多人还存有疑虑乃至非议。
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下，在马列著作中，寻找相关言论支持特区，无疑是很有用的，对特区来说，它会是一张很管用的通行证。
于是，一批精通马列的专家学者，被集中到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一次成规模地找理论依据的工作就此展开。
当然，理论根据当然要在马列经典著作中去找，这对那些早已熟读马列著作的专家学者来说，并不是多大的难事。
很快，他们就从《共产党宣言》找到马克思关于国家土地应该有偿使用的论述。
同时，理论工作者还举出了列宁的一段关于改革的话。列宁说：
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普鲁士的管理制度+美国人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的总和=社会主义。
作为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话在当时，无疑是权威的，是绝对没有人敢对列宁说“不”的。
于是，当吴南生把列宁的这句话告诉谷牧时，谷牧非常高兴，他笑着连连说：“真是太好了！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此后，列宁的这段话一直反复不断地为特区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引用和强调。
后来，特区人将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人才以及向海外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法令、法规和政策措施学习，施以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词汇，即“资为社用”，其理论依据就是列宁的这句话。
1979年12月17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上，吴南生汇报了特区条例起草情况。
12月下旬，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关于《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一些情况，负责起草的丁励松，后来回忆说：
这个只有1000多字的法规，是从纯青的炉火中提炼出来的，可以说是字字千钧。它的艰难之处在于：
一是要不要赋予特区充分的自主权，如果不能跳出现行体制之外，特区仍被捆住手脚，开放、改革的试验势必流于空谈；
二是对海外投资者的优惠政策、待遇，如何定得适度，如果在税收、劳务、地价等方面不比邻近的地区有更强的吸引力，人家肯定不会来；
三是困于传统观念，由于担心人们产生不必要的联想，在某些提法上不得不做字斟句酌的推敲。例如：“地租”的“租”字是犯忌的，因为过去有过“租界”、地主“收租”之类的称谓。经过大家的冥思苦想，最后改叫做“土地使用费”，这在当时也是个不小的发明。
当时，开办特区遇到的争议太大，因此《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如果能够得到全国人大的通过，其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一开始，吴南生就多次对副总理谷牧说：这个法一定得要拿到全国人大去通过！
当然，吴南生的提议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当时，全国人大马上就有人提出异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广东省的地方法规，要全国人大通过，无此先例。
吴南生就针锋相对地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过是在广东办。”
吴南生还说：“社会主义搞特区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这个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我们不敢办特区。”
同时，吴南生还把电话直接打到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的家里。
在电话里，吴南生恳切地说：“叶帅呀，办特区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呀！”
听了吴南生的话，叶剑英并没有作过多地表示，他只是说了3个字：“知道了。”
当然，叶剑英是支持开办特区的，为此，他在全国人大做了很多工作，他反复地对大家说：
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实施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
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3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包括附则，共6章26条，内容包括总则、注册和经营、优惠办法、劳动管理、组织管理等内容。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特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的颁布标志着深圳的正式成立，因此，后来也把“1980年8月26日”定为深圳正式成立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