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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天气异常寒冷，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是极其普通的夜晚。
然而，对于凤阳小岗生产队，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这个夜晚又是极不平常的。
原来，小岗所在的凤阳较为贫穷，自从出了皇帝朱元璋起，凤阳人讨饭就与凤阳花鼓一样出名。有一首凤阳花鼓形象地反映了凤阳的状况：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当时的小岗又是凤阳全县最穷的，属于“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全村只有20农家，110口人；517亩农田，10头耕牛，几把犁耙。
每年秋后，家家户户都要外出讨饭。
当时，全村没有一间砖瓦房，许多农户的茅草屋破烂不堪，家徒四壁，有的穷得全家只剩一床棉被。
1978年大旱荒，更加剧了小岗的贫穷程度，习惯于背着凤阳花鼓“逃荒”的小岗人几乎是连外出的气力都没有了。
为了改变这种每年出去逃荒的局面，小岗人在上级的默许下，偷偷搞起了“承包到组”。然而，分到组后，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组内为了多干少干问题，组内斗争反而加大了。
面对“包产到组”后的麻烦，小岗队队长无法解决，便请示公社书记张明楼，要求把作业组再划小一点。
在农村工作几十年的公社书记张明楼，知道农民生活的困苦，更了解这个小岗队“难题”，就破例地同意将小岗队分成4个组。
谁知4个组刚分好没几天，各组内部又闹了起来。原因是：组越小，每个社员在记工、出勤上谁吃亏，谁占便宜，看得更清楚，每家每户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明显、更直接。
面对分成4个小组也不能解决的问题，严俊昌等人明白，仅仅分组分组时满足不了大家的心愿的。而在当时，严俊昌等人又不敢一下子“包产到户”。
于是，严俊昌等人就决定把4个组再分小些，基本上是按亲戚关系进行划分组，这样可能能够解决组内的纠纷。
10多天后，3位队干部觉得没脸面去找张书记，便瞒着公社，在严学昌家开会，偷偷地将全队分成8个作业组。
8组多为“父子组”、“兄弟组”，本以为这种以亲戚为主的小组可以避免再起纷争，但严俊昌他们这次又失望了。
过去队里是社员之间“捣”，现在小组内则是兄弟、妯娌们之间“闹”。按照当时老百姓的话来说，是“被窝里划拳——未掺外手”。
如当时六组，是父子关系，共3户。每天清晨，严美昌把全家人叫起来，下地干活。
而大儿子严俊昌孩子多，事情忙，每天早上起来的很迟，不能一起下地干活。
这样一来，严美昌的孩子有意见了：“爸，我们都快半块地了，我大爷怎么还不来干活，这块地又不是全是咱家的，我们也不干了，回家吧！”
就这样三五天一过，兄弟俩便闹着要分开。
像六组一样，其他组也出现了类似的矛盾。很显然，分成8组，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于是，朴实的小岗农民开始有了一个大胆地想法：实行包产到户。
此刻，在1978年冬天这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在小岗生产队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屋里，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正聚集在一起，在小岗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破陋的茅屋里，一盏油灯下，召开一个“秘密”会议。
会议上，全队在家18户的主事人都齐聚在这里，谋划着他们自己的将来和子女的生活大计。
灯光摇曳下，映照着18张憔悴而庄重的面庞。30多道焦灼、不安但又充满感激的目光紧张地注视着他们的领头人。
严宏昌开了口：“今天把大家找来开个会，主要请大家谈谈，各个组内部怎样才不吵不闹，怎样才能把生产搞好。”
老农民严家芝首先发言：“我们队要想不吵闹，要想有碗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
关庭珠接着说：“刚解放时，我们都是单干。那时候人们都和和气气，家家都有余粮。单干肯定能干好，只是政府不允许。”
此时会场沸腾一片，议论不断。
“只有单干，我们才不吵不闹。”
“单干了，如果我们再干不好，只能怪自己。”
“如果同意我们单干，我们保证不给你们队干部添半点麻烦。”
队长严俊昌表了态：“既然大家都想单干，我们当干部的也不装孬。”
严宏昌此时站了起来，说：“我讲几句，看样子我们队只有分到户干了。但是，我们必须订个协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向任何外人讲，谁个讲出去，谁个不是人。第二，每逢夏秋两季交粮油时，该是国家的给国家，该是集体的给集体，到时不准任何人装孬种，更不能叫我们干部上门要。只要大家同意这两条意见，在字据上捺手印，我们干部就同意分开干。”
“同意，我们都同意按手印。”大家齐声说。
分田单干，后果将会是什么，是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还是被诬为反社会主义的罪魁？是坚硬的镣铐？还是冰冷的大狱？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就在身边，也有“教训”：社员严金昌因在房前屋后种了点生姜、辣椒、大葱，充其量“暴发”到不逃荒要饭的水平，居然被揪到公社批判了三四场，甚至被《皖东通讯》点了名。
于是，严家芝说：“万一被上头发现了，队干部弄不好要蹲班房，家中老小怎么办？”
听到严家芝的话，大家一片沉默。
然而，求生是人的本能。严俊昌、严宏昌冒着身败名裂和恶运横生之险，决心铤而走险，显然是甘愿为小岗人做出最大的牺牲。
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导人，老农严家齐说：“万一走漏了风声，队干部为此蹲了班房，我们全体社员共同负责把他家的农活全包下来，还要把他的孩子养到18岁。”
严家齐的话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于是，秘密会议决定：分田单干的事“瞒上不瞒下”，谁也不许向外透露，并针对可能出现的“险情”，制定了相应的善后措施。
虽然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小，但是它却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后来回忆：
大约是在11月底的一天，我们在村西严立华家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一家一个户主参加，20户除两户单身汉外流外，其余18户全到了会。主要是谈分田单干，并强调，第一是土地分到户后要瞒上不瞒下，不准任何人向外透露，包括自己的至亲好友都不能说；第二是保证上交国家粮油，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任何人不准装孬。大家纷纷议论，认为要这样干，我们一定能搞到吃的，保证能超额完成国家和集体的任务。万一干不到，我们摔锅卖铁，或再外流要饭，也要完成国家和集体的任务。但是，大家又担心，如果搞单于被捅出去，干部是要坐牢的，可不是闹着玩的。
大家纷纷赌咒发誓，保证秘密不外露。有的说，要是你们干部因分田到户坐牢，我们就是要饭也要给你们去送牢饭。也有的提议，万一走漏了风声，你们坐了牢，全体社员共同负责把你们的小孩抚养到18岁，决不反悔。随后就由严宏昌执笔，写了包干合同书。
于是，在凤阳，在安徽乃至全国，小岗生产队农民自发的组织起来商议对策，并率先闯关了。
合同签订后，18户农民争先恐后地用食指按上鲜红的印泥，一簇簇沉重的指纹按在16开白纸自己的姓名上。
这份保证书内容如下：
1978年12月；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也保证把我们干部的小孩养活到18岁，此时，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带着悲壮地勇气，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乃至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
“当下，我们就按照生产队的地亩表，每人4亩半地的标准，把土地分给大家。”
“这一仗必须打赢。”严宏昌干练地挥了一下手说。
会议一结束，他们连夜将牲畜、农具和耕地按人头包到了户，正是实习了包产到户。
从此，一场改变了小岗，改变了中国的伟大改革之火在这里点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