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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六条规定”的颁布，给安徽农民带来了无限地希望。
然而，正当安徽农民以高涨的热情在那片土地上驱散着贫困的时刻，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贫穷的安徽大地上。
夏秋之交，安徽省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这次大旱大部分地区从春天到秋天近10个月没下雨，全省许多水库干涸，河水断流。属于我国五大河流之一的淮河，只有约正常流量0.5%的水流。
安徽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吃，土地龟裂、塘底朝天，一些农民不得不赶着牲口迁移。
持续的旱情也在无情考验着近邻省会合肥附近的肥西县。
9月1日夜，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在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开了全大队23名党员参加的党支部扩大会。
大会主要讨论省委《六条规定》，同时探讨战胜旱荒，保耕保种的出路。
面对持续的旱情，与会干部都是一筹莫展：风调雨顺尚且不能让农民吃饱，如此地大旱，困难就更加大了。
面对此情况，会上有一个同志提出：只有一条路，就像1961年那么干，包产到户。
这位干部的话引起了大部分同志的认同，当然也激起了很多人的反对。
一个干部说：“刚解放时，我们都是单干。那时候人们都和和气气，家家都有余粮。单干肯定能干好，只是政府不允许。”
还有干部说：“只有单干，才能使农民摆脱今年农业大旱带来的问题。”
“单干了，如果他们再干不好，只能怪自己。”
而却还有一部分人担心地说：“把地分了，一家一户，不是分田到户吗！这个中央可是不允许的哟！”
也有人说：“此路走不通，这是拉倒车。”
面对大家的争议，尽管区委书记汤茂林心里很没有底，但他还是议出了一个“试试看”的办法：
定土地，每个劳动力包5亩麦子，5分油菜地；定产量，小麦亩产200斤，油菜亩产100斤；定工本费，每亩5元；制定超产奖励制度，亩超产100斤，奖励60斤粮食；制定惩处制度，减产100斤，要赔偿。
黄花大队的“包产到户”实行以后，风声很快传遍附近各村。于是，附近生产队也纷纷要求实行“包产到户”，有的生产队甚至已经开始偷偷打算，在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
9月18日，面对各地纷纷要求“包产到户”的要求，汤茂林在黄花大队召集附近3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和9个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开会。
这次大会重点推广黄花大队的办法。
会后，黄花大队按水、旱、岗搭配，两天内将1700亩土地分掉了1420亩。与此同时，其他各队也开始纷纷搞起了“包产到户”。
9月22日，汤茂林召集各公社党委书记会，他顶住压力宣布：按照黄花大队的办法干。
于是，一场“包产到户”的大胆尝试在肥西县率先开始了。
9月末，一封匿名信送到了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手中，信中痛批汤茂林的做法是倒退。
看完信后，万里批转给省政协主席顾卓新阅，顾卓新又批给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光宇，要求交省农委调查处理。
于是，安徽省农委派去干部，亲自去进行调查肥西的改革情况。
不久，遵照省委的指示，省农委抽调了12位同志，并吸收部分县、区、社的同志，组成38人的省委工作队，来到肥西。
调查组到达后，干部、群众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对生产责任制问题最感兴趣，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办法。
在当时，山南公社宗店大队19个生产队，干部、社员一致要求实行包产到户。他们说，不这样，农业生产搞不上去。
这个大队有位曾立过几次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我讲句不怕坐班房的话，要想把农业搞上去，就要把产量包到户上。记得土改时，我家分3亩田，我不在家，请人代耕，每年收17石稻子。现在，还是这几亩田，集体种每年只收6石稻。”
红星大队三合队社员汪其高75岁，老伴78岁。汪其高说：“去年分口粮1200斤，稻草800斤，油脂5斤，付款172元，由我儿子汪晋清负担。如果搞包产到户，我老两口可以种两亩水田，一亩旱地。水田最少可收2000斤粮，除交征购和集体提留外，自己可得1350斤。加上去年秋借种的6分地，可收小麦150斤，总共可收1500斤，比去年从集体分配的还多300斤，而且还不要付款。”
红星大队民兵营长何道发说：“农村包产分组越小越好，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
湖中大队在讨论中，干部群众讲，过去搞“责任田”时牛力不足，粮食不够吃，人还浮肿，只干两年就富了，收的山芋吃不了，捆在草里当草卖。现在人多了，牛强了，干部社员都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搞起来就更快了。
刘老庄大队夏坏生产队社员王道银说：“过去干部不知有多难！没有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我们包产到户干，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要啥有啥。”
在讨论中，干部群众还提出了不少意见。有的说，这次是省、县、区、社直接给我们宣讲中央文件，我们要求包产到户，如果这一炮打不响，就没有希望了。
面对上述情况，调查组成员周曰礼感到应该尽快上报安徽省委。
于是，周曰礼连夜赶回合肥。
第二天，周曰礼就肥西山南公社的情况，向万里同志作了口头汇报。
万里听后很重视，他谨慎地说：“群众的意见应当重视，这个问题省委要专门讨论一次。”
不久，万里在稻香楼西苑会议室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
在会上，首先由有关同志汇报省委工作队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宣讲中央两个文件情况和干部群众的意见。
常委们在讨论中认为包产到户是个好办法，但中央文件中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如果要实行这种办法，应先向中央请示。
在会上，负责农业的王光宇在会上回顾了1961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的情况，他说：“‘责任田’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克服农村困难局面，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一讲起‘责任田’，农民都非常怀念，说‘责任田’是‘救命田’。”
接着，王光宇主张可以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包产到户，至少在生产落后、经济困难的地方可以先实行这种办法。
在会上，万里也作了发言，并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10多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
最后，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同意肥西县山南公社实行的包产到户，作为示范。
在会议闭幕的当天，刚刚参加完会议的周曰礼，又回到山南公社，并于第二天向社队干部传达了省委试点的意见。
干部群众得知省委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消息不胫而走，山南的6个公社，在四五天时间内普遍实行了包产到户。
面对山南公社包产到户扩展的情况，周曰礼及时向万里作了汇报。
接到汇报后，万里果断地说：“不要怕，让他们搞，山南区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山南区。”
紧接着，包产到户像旋风一样，很快席卷了整个肥西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县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即占生产队总数的40%。
面对肥西县的情况，周曰礼又及时向万里作了汇报，万里仍是那句话，可以让他们搞，肥西县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肥西县。
当时，包产到户大有覆盖全省的势头。
对此，万里确实也有些担心，他要有关同志起草一份电报，向中央汇报一下安徽推行生产责任制情况。
1979年初，电报起草修改后，发到中央。
电报说：
安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大体有以下几种：死分死记的约占生产队总数20%；定额管理约占50%；联系产量责任制约占30%。联系产量责任制又有两种形式：一是分组作业，三包一奖到组；二是有的地方对一些单项作物或旱粮作物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水旱作物兼作地区，有的实行水田定产到组、旱杂粮定产到户的办法。
关于责任制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不改变所有制性质，不改变核算单位，可以允许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三包一奖到组可以普遍搞。已经搞的要加强领导，巩固提高；正在搞的，要抓紧时间，力争春耕大忙前搞完；未搞的，为了不影响春耕，可暂时不搞。少数边远落后、生产长期上不去的地方，已经自发搞了包产到户岗位责任制的，我们也宣布暂时维持不变，以免造成不应有地波动。由于为数不多，允许作为试验，看一年，以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后来，万里回忆说：
1978年是大旱，大旱之年，我到了肥西看看。那儿山南包产到户了，麦子很好。到了山南，我就表扬了他们，我说你们就这样干吧。
开始搞了以后，我说怎么办？我首先跟陈云同志商量的，我说我那儿已经搞起来了，他当时在人大会堂开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主席团，休息时我到他那里，我说怎么办？他说我双手赞成。以后我跟小平同志讲，小平同志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
得到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认可，万里和安徽省委就更加放心了。
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后，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人民对包产到户更加有信心了。
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尽管规模不大，影响不大，但它的示范效应无疑是巨大的。
在此之后，一场更为猛烈的包产到户在安徽凤阳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