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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再次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此时，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很多问题，改革已势在必行，其中尤以私营经济领域最为严重。
原来，在1956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后，私营经济在中国几乎绝迹。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随着私营经济政策的逐渐放松，各种私营经济开始有恢复的迹象。
1977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中央作出报告：
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
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
这个报告在具体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在实践方面实现了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调整政策，改变了以前强迫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允许中学毕业生留在城市升学和就业。同时，放松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只有因病、因家庭困难才可以返回城市的限制。
那些留在遥远的农村务农，与家人分别多年的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从政策变化中看到了希望，想尽各种办法要求回城。
紧接着，全国就出现了千万知青大返城现象。这么多人一下子涌回城市，第一个压力就是就业问题。
面对就业压力，各地都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仍然解决不了如此庞大的待业队伍的需求。
当时，广州等地把那些到工厂、商店做临时工的待业青年称为“八路军”，因为他们每天工资8角钱。
尽管如此，“八路军”们仍感庆幸，因为找不到活儿干，只能仰食父母的待业青年为数更多。
很多待业青年成了新游民，闲散在家，也对社会安定造成隐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无事生非，打架斗殴，导致犯罪事件增长。
1979年7月20日，时任国家计委顾问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面对如此巨大的就业问题，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就如何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一篇长篇文章，文章题目是《广开就业门路必须改变劳动管理制度》。
在文章中，薛暮桥提出要广开就业门路。他说：
宪法规定允许“从事法律许可范围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这一条也应当实行。最近北京市崇文区在搞试点，据说很有效果。现在城市中不但集体所有制还要提倡，连个体劳动，如游街串巷的磨刀、补鞋也不应当完全砍光。
这是20世纪70年代，第一个在中央党报上发表的支持个体经济的文章。
由于薛暮桥在中央政府和经济学界，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再加上这个文章又是在《人民日报》发表，所以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
当然，薛暮桥文章中为个体经济所做的辩护，决不仅仅是为解决就业问题提出的权宜之计。
这篇文章，在理论问题上冲破了禁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9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大会上，叶剑英明确说：
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
终于，中国向私营经济紧关的大门开了一条缝，于是，沉寂了20多年的私营经济开始复苏了。
一时间，在大小城镇的街道巷子里，已经出现了修车的、修鞋的、补锅的、裱画的、做衣服的、开小饭馆的……胆子大的人先干起来了。
到1979年底，个体户发展到31万人，比1978年的14万人增长了一倍多。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形成《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文件指出：
要充分发挥各类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各行各业能手的专长，组织他们参加社队企业和各种集体副业生产；少数要求个体经营的，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与生产队签订合同，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
在这些背景下，从那时起，我国的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