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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再次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此时，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很多问题，改革已势在必行，其中尤以私营经济领域最为严重。
原来，在1956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后，私营经济在中国几乎绝迹。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随着私营经济政策的逐渐放松，各种私营经济开始有恢复的迹象。
1977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中央作出报告：
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
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
这个报告在具体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在实践方面实现了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调整政策，改变了以前强迫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允许中学毕业生留在城市升学和就业。同时，放松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只有因病、因家庭困难才可以返回城市的限制。
那些留在遥远的农村务农，与家人分别多年的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从政策变化中看到了希望，想尽各种办法要求回城。
紧接着，全国就出现了千万知青大返城现象。这么多人一下子涌回城市，第一个压力就是就业问题。
面对就业压力，各地都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仍然解决不了如此庞大的待业队伍的需求。
当时，广州等地把那些到工厂、商店做临时工的待业青年称为“八路军”，因为他们每天工资8角钱。
尽管如此，“八路军”们仍感庆幸，因为找不到活儿干，只能仰食父母的待业青年为数更多。
很多待业青年成了新游民，闲散在家，也对社会安定造成隐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无事生非，打架斗殴，导致犯罪事件增长。
1979年7月20日，时任国家计委顾问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面对如此巨大的就业问题，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就如何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一篇长篇文章，文章题目是《广开就业门路必须改变劳动管理制度》。
在文章中，薛暮桥提出要广开就业门路。他说：
宪法规定允许“从事法律许可范围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这一条也应当实行。最近北京市崇文区在搞试点，据说很有效果。现在城市中不但集体所有制还要提倡，连个体劳动，如游街串巷的磨刀、补鞋也不应当完全砍光。
这是20世纪70年代，第一个在中央党报上发表的支持个体经济的文章。
由于薛暮桥在中央政府和经济学界，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再加上这个文章又是在《人民日报》发表，所以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
当然，薛暮桥文章中为个体经济所做的辩护，决不仅仅是为解决就业问题提出的权宜之计。
这篇文章，在理论问题上冲破了禁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9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大会上，叶剑英明确说：
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
终于，中国向私营经济紧关的大门开了一条缝，于是，沉寂了20多年的私营经济开始复苏了。
一时间，在大小城镇的街道巷子里，已经出现了修车的、修鞋的、补锅的、裱画的、做衣服的、开小饭馆的……胆子大的人先干起来了。
到1979年底，个体户发展到31万人，比1978年的14万人增长了一倍多。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形成《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文件指出：
要充分发挥各类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各行各业能手的专长，组织他们参加社队企业和各种集体副业生产；少数要求个体经营的，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与生产队签订合同，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
在这些背景下，从那时起，我国的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
平时读报时，柳传志总是很平静的。然而这天，看报的柳传志却显得很是兴奋，非常激动。
原来，柳传志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猪的文章，他激动不已，因为很久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评论、社论。
而这天，《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猪的文章！
“气候真是要变了！”柳传志敏锐地意识到。
与柳传志一样，随着政策的逐渐放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气候要变了”。于此同时，更有一些人勇敢地迈出了开创私营企业的第一步，尹盛喜便是是这批勇者队伍的员。
尹盛喜于1938年10月出生于山东肥城。1964年到1978年，他在北京前门的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任干部。虽说职务并不显赫，但“旱涝保收”没问题。
在当时，在那个千万知识青年人人求职而不得的年代，这份“铁饭碗”还颇招人羡慕。
然而，血气方刚的尹盛喜并没有过多的留恋这个“铁饭碗”，他已经开始准备创业了。
1979年，尹盛喜不顾社会的讥讽与亲朋的不解，毅然下海，领着几个待业知识青年，办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
于是，尹盛喜从银行借了几千块钱，领着一拨儿待业青年，在北京前门、大栅栏一带露天摆几个摊，两分钱一碗，卖起了大碗茶。
大碗茶，乃是北方流行习俗，它和福建功夫茶、广东早茶的细品慢咽不同。路边大壶冲泡，大碗畅饮，粗犷随意，提神解渴。一张桌子，若干粗瓷大碗即可。老百姓逛街渴了，来一碗大碗茶，咕咚咚喝下去很是畅快。
当然，大碗茶受欢迎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便宜实惠，老百姓消费得起。所以，无论是车间工地、轮船码头，还是田埂树下、路边凉亭，大碗茶最有人缘。
尹盛喜平素能拉会唱，酷爱民乐，熟习书法，尤喜京剧昆曲，下海选择了中国特色的大碗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再说，这个选择是颇具市场眼光的。
当时的北京，远不如后来繁华多样，老字号林立的前门大栅栏，差不多就是外地人首选的旅游景点和购物场所了。
在这里，每天人头涌涌、摩肩擦踵。烈日当头之际，劳累不堪的顾客自然会选择路边方便解渴的大碗茶，在这里摆摊卖大碗茶，真可以说是薄利多销。
创业之初，非常辛苦，骄阳似火，冲茶倒茶，伙计们两条胳臂如同流水线上的装瓶机似的没个停歇。顺脖子汗流之际，不小心烫着胳臂和手指，更是家常便饭。
尹盛喜带着小青年，硬从这两分钱一碗里头赚钱，实在不容易。同时，当时很多人对这类摆摊卖茶的“工作”，很是看不起，认为这是“没档次”，“丢脸”。
经过尹盛喜等人的辛苦努力，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变成了北京大碗茶商贸公司。
不久，大碗茶商贸公司投资创办了改革开放之后京城第一家京味儿茶馆，即老舍茶馆。
老舍茶馆，宫灯高悬，细瓷盖碗，硬木八仙桌、太师椅，用铮亮的铜茶壶沏茶，每位客人都可品尝到宫廷细点和应时京味儿小吃。
京城的音乐、戏曲、曲艺、杂技界名流天天在这里举行精彩演出，每年演出达600场。茶馆还开设了能够举办高档特色宴会的大碗茶酒家。
尹盛喜在改革的春风里，成功的证明了私营经济的发展活力。
当时，在中央对私营经济初步解禁的时候，和尹盛喜一样开始经营私营企业的还有很多，人们形象地称为私营经济开始复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