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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我国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中央要求全国基建压缩，钢铁限产。
1981年4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物资总局、冶金部等8个单位联合发出通知，对全国钢铁实行严格限产。
盖着8枚8个单位印章的通知指出：
第一季度重工业产品超产太多，能源、交通和原料供应紧张，轻工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限制。
当务之急，必须立即削减重工业产品的产量，为轻工业让路……
在此次大刹车中，刚刚尝到改革甜头的首钢也未能幸免，根据中央的要求，首钢当年需要减产任务是33万吨钢铁，综合减产9%。
面对这个突变，周冠五等人似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但中央的政策必须执行，毕竟首钢作为国有企业，必须要以国家大局为重。
于是，首钢的二号高炉停了。
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首钢改革的转机出现了！
原来，在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全面铺开，此时，国家对经济建设投入大增，这样一来，国家财政显得紧张起来。
于是，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工交会议上，会议提出，国家面临着财政困难，各地都要尽可能多交利税，北京市作为全国大企业比较集中的城市，必须要超计划上缴1亿元利润。
会后不久，参加会议的副市长张彭就来到首钢，来落实北京市计划外的1亿利润问题。
张彭和首钢几位领导在红楼招待所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冠五，原先市里要你们今年力争上缴国家2.7亿元，现在我看不要力争了，干脆来个包干2.7亿元算了。超额多留，亏损自负。怎么样？”
减产9%，却要首钢上缴利润增加。面对这个要求，首钢的领导们都沉默了。
张彭看了看大家，他心里的那本经比首钢更难念。
于是，他又说：“今年市里的日子过不去，就是要给你们加加压。”
最后，还是周冠五打破了这个沉默，他从坐凳上站起来，冲着张彭说：“同意。承包！”
接着，周冠五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张市长，我们同意包干2.7亿元。不过要全体职工讨论同意后，才能正式打报告。”
张彭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下了。他狠劲地握了一下周冠五的手，什么话也没说。
张彭走后，首钢几位领导的眉头皱成了一团。他们默默地坐着，都想着心事。
一个领导把首钢所有的家底全抖了出来，它对周冠五说：“周书记，满打满算，首钢的利润最多只能达到2.65亿元。全部上缴也不够呀！”
其他干部也说：“是啊，这样一来，咱们首钢的留成一个也没有了，怎么再生产？还有职工的福利呢？”
周冠五听罢，摇摇头，微笑着说：“这么算账当然没有错，但是仅仅这样算显然不够，很不全面。因为它没有把承包后给职工带来的积极性创造力算进去。而算上这一点又是多么重要啊！”
在当时，对于工业战线来说，承包制还是个新事物，到底承包制有多大威力谁也吃不准。
于是，首钢公司再次召开领导班子和一部分业务部门领导参加的骨干会，专题研究如何攻克2.7亿元的这个问题。
在会上，周冠五首先明确表态：“国家有困难，首钢也有困难。但是，国家的困难比首钢更大，我们要义不容辞地为国家分忧。”
停顿了一下，周冠五攥紧拳头，大声地说道：“为了保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咱们要把减产减收变为减产增收！”
这“增、减”二字的一删一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但是，周冠五却信心十足，他说：“我们被逼上梁山了，唯一的出路是改革。深化改革，要坚持承包制。我是相信这个包字的，它可以把大家的积极性和智慧调动起来，挖掘出来。企业的潜力会在这个包字中很充分地显示出来。”
接着，周冠五又给大家算了一笔账：1981年首钢将要完成的利润不能是2.7亿元，而应该是3.12亿元。因为除了上缴利润外，还有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职工的工资、奖金以及其他集体福利事业。
于是，3.12亿元增利目标就这样在首钢提出来了。
这个目标对于此时的首钢来说，可是个大数字啊，要完成这个目标，必须做好战斗前的动员工作。
在首钢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周冠五开始了动员讲话。他铿锵有力此说：
我们是首钢人，首钢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吗？有。这就是我们是企业改革的先行厂之一。国家把权利放给了我们，把条件交给了我们，同时把责任也就转到了我们身上。
1981年要完成利润3.12亿元，这既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是必须要攻下来的一个碉堡。
拿下3.12元，不仅对国家有利，我们企业本身也会搞更多的福利设施，包括每个职工的奖金都会有所增加。一句话，3.12亿元的利润我们一定要完成，除非就在首钢的地下发生地震我们才改变这个决心！
周冠五那富有激情地讲演，大大鼓舞了首钢的干部和工人，他们的信心和激情也被调动起来了，纷纷表示支持承包，保证尽力完成任务。
动员会后，周冠五把首钢人的决心报告给了北京市政府。
张彭听了汇报后，非常激动，他忙对说：“冠五，拜托了！非常感谢首钢对北京市财政困难的谅解、支持。”
宣言之后便是行动。
1981年6月，在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首钢改变了国家和企业之间分成的办法，在全国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率先实行了承包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