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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
这是毛泽东进北京城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
此时，全国还处在节日的喜庆之中，毛泽东之所以此时视察工作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原来，在当时，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毛泽东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已经比较成熟。但他感到还需要下去做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同时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
于是，毛泽东开始南下，到武汉等地视察工作。
2月的一天上午，毛泽东的专列奔驰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上，北方的二月，天气比较寒冷，但车厢会议室里却春意融融。
此时，在毛泽东的专列上，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专列上，因为毛泽东想找一位县委书记了解农村互助合作的情况。
同时，在列车上，还有罗瑞卿、杨尚昆、马国瑞和张玉美等同志。
会谈开始后，毛泽东向张玉美详细询问邢台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当了解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7%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问原因是什么。
张玉美高兴地回答：“第一，邢台县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第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原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接着，张玉美介绍了两个村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有70户，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1952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增产20%。
毛泽东听了十分兴奋，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最后，毛泽东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
张玉美请求对邢台县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
1953年2月16日深夜，毛泽东乘专列来到阔别25年之久的武汉。
2月17日晚，毛泽东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
在吃饭中间和饭后，毛泽东向当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询问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会谈中，毛泽东表示：在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2月19日，毛泽东又找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在讲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毛泽东说：
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到达安庆。
到达安庆后，毛泽东在安庆有关同志的陪同下，对安庆进行了视察。
视察中，毛泽东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走到群众的菜地，一边走，一边指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安庆的地方干部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
一次时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等人正准备汇报工作，毛泽东说：“今天不要你们汇报，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
傅大章说：“土地改革后开始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
毛泽东说：“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了，人家也不方便。”
当谈到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泽东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
毛泽东形象化地扳着指头数着说：“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10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7项或8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10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
一路上，毛泽东向江苏省、天津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负责人着重了解经济情况。
这次南下视察，毛泽东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不仅对中央局和省一级的领导干部说开了，而且对地区一级并要求对县一级也要说开。
同时，通过这次视察和调研，毛泽东对向社会主义过渡也有了更为详实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