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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9月5日，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在向邓小平提交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提到：
因为招生涉及到城乡知识青年和高中应届毕业生3000万人，招生办法又涉及一些方针政策问题，需要考虑周到，以防对当前工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起波动。
9月6日，邓小平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
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1977年招生文件中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录取比例，应届高中毕业生占招生总数的20%至30%，绝大多数生源来自社会。
有了这个政策，十年来积压的广大社会知识青年才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本来恢复高考的特定含义，主要指恢复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生考试制度。所以，最初邓小平拍板决策恢复高考时说：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但是，十年积压的数千万社会知识青年怎么办？他们应该占多大的录取比例？这是个政策问题。
对社会知识青年考大学的政策，邓小平想得十分周到。邓小平在听到有人建议把过去招生的16字方针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时，邓小平就说：
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因此，在确定的招生方针中就取消了“单位同意”这一条。
在放宽招生年龄、婚姻限制，为老三届学生，特别是大龄下乡青年上大学制定特殊政策。
在1977年的招生文件中，规定：
考生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不超过二十五周岁，未婚。
这个规定对老三届高中学生，特别是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来说，无异于下了一道“禁客令”。因为此时，这两届的学生大多已经30岁左右，而且很多人都有了家室。
对于这一批特定年代形成的特殊群体，邓小平十分珍视。
早在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就明确提出：
为了应急，应付现在青黄不接的状况，在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高中毕业的学生中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硬性抽调吸收进大学的办法，培养一批人才，这种意见好。
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谈到下乡知识青年的报考问题上，指出：
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
正是在邓小平的关怀下，高考破例为大龄知识青年开了绿灯。
在1977年的招生文件中特别规定：
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届高中毕业生）。
在恢复高考的政策中，还有一条特殊规定：
大龄青年，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
这条政策，为已结婚生子、拖家带口的学生解除了后顾之忧。
此外，招生政策还修改了繁琐的政审条件，实行择优录取。
在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对教育部的负责人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说：
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最后招生文件规定：招生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现”。政治思想表现的主要依据是：
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
政审条件的修改，引起全社会强烈反响，被称为“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审条件的改变，迅速波及征兵、招工、提干等各个方面，为帮助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冲破思想束缚，起到开风气之先河的作用。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就是这个决策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高素质人才。
1977、1978两届共录取68万名大学新生。这其中，大多数是，有理想、有才华的知识青年。这批人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各领域的骨干和社会的中坚力量，并在以后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