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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13日，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学校的代表，共80余人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后，首先传达邓小平“八八”讲话及其他一系列谈话精神，代表们都深受鼓舞。
但是，由于在8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未能纠正原来的错误理论，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上，以及怎样看待原来前17年教育路线“两个估计”等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
结果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到中秋，总是议而不决。
很多代表私下认为，应该恢复高考，但也有一些人总是不能从旧框框里跳出来。不知从何时起，会上就流传开一首打油诗：
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
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终不开。
这次会议上的最大的障碍和阻力，就是1971年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上通过的《纪要》，由于是毛泽东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的，“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办法就成了金科玉律。
于是，时任《人民日报》社记者的穆扬，找到驻会的教育部副部长雍文涛，因为雍文涛的思想比较开放。
穆扬对说雍文涛：“照这个样子，会议开不下去，我想写个内参给中央。”
雍文涛说：“你要想写，可以写。”
于是，在9月3日下午，穆扬请6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会议的同志，到驻会的房间里座谈。他们整整谈了一个下午。
座谈会之后，穆扬连夜将大家的意见进行整理，并写成内参，又逐字逐句地斟酌好几遍。
至于座谈记录，穆扬也保留着。他当时想着，万一以后出什么事，还可以留着备用。
9月15日，人民日报社将穆扬写的座谈记录，以《情况汇编》的方式报送中央。题目是：《全教会〈纪要〉是怎么产生的？》，全文有2600多字。
内参指出，“两个估计”至今还是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性的极大障碍。内参中还披露了“两个估计”出笼的背景。
在穆扬召集的这次座谈会上，有些同志谈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前，“四人帮”在上海开了座谈会，定下了会议的基调。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展开“大批判”，以徐景贤、徐海涛为代表的上海组，搜集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材料，把教育战线的17年说得一团漆黑，使整个会议的气氛形成了只能说17年坏，不能说17年半句好话的局面……
后来，会议《纪要》起草工作由迟群亲自挂帅，他一开始就坚持把17年来教育战线是“黑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意思写进《纪要》。
清华大学的何东昌对此有不同看法，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因而被迫退出起草小组。
在看到特刊《情况汇编》之后，在9月19日，邓小平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进行谈话。
邓小平严肃提出：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
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
邓小平还明确指示：
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办事要快，不要拖。
同时，邓小平明确表态，要对“两个估计”进行批判。
邓小平说：
1971年姚文元、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在谈话中，邓小平说：
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
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
邓小平的谈话掷地有声，扭转乾坤。
在《情况汇编》发出5天后，9月20日，在北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议的代表得到通知，到教育部大会议室集中，听文件传达。文件内容没有提及。
听到通知后，穆扬的心里十分的紧张，心想：“是不是我的那个材料闯了什么大祸？”穆扬已经感到和自己写的这个内参有关。
当天，天气阴冷，还飘洒过一些细雨。人们和天气一样，每个人都表情凝重、茫然。
在教育部会议室，主持人传达了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
讲话一开始，邓小平说：
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6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
《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一听这话，穆扬的心里松了一口气。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成为重要的分水岭。此后，招生工作会议的整个氛围为之大变。
在这次招生工作会议上，穆扬起草的全教会材料被传达到与会代表，并很快流传开来。
9月25日，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制订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以及《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
文件规定：
1977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恢复考试，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
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约占招生总数的20%至30%。
教育部在“招生意见”中，关于政审条件写了很多很细，什么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参加集体劳动……把能想到的都写上了。
当把这个稿子送给邓小平时，他看了之后非常不满，连说了三个“繁琐”。邓小平把这一段全删掉，重新写了一条。
邓小平说：
你们起草的招生条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
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
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
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最后，邓小平说：
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在邓小平讲话之后，教育部主要负责人作了检查，并按邓小平的指示，迅速地修改“招生意见”，随后呈报国务院。
10月3日，邓小平在审阅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之后，致函华国锋：
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
华国锋立即批示：
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在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件和《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还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当时，参加招生文件起草工作的教育部学生司有关人员觉得，如果要考试，比方说印卷子、评卷子，总要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于是就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1块钱。
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指出：
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
10月7日，邓小平审阅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批示修改后的文件，并批示：
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指示。退教育部办。
在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恢复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恢复考试制度，并主要看本人的表现。
文件规定：
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规定考生必须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恢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生。
修改政审标准，贯彻“重在表现”的原则。
严格考试制度，抵制和反对营私舞弊、“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从1977年8月13日开始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是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历时44天。
同时，这次会议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实现了重大的拨乱反正，并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高考制度的恢复，是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它意味着我国的教育事业从此走上了正规，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打开了一扇通往希望和理想的光明之窗。人们奔走相告这一喜讯，很多知识分子激动得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同时也给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