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53年11月8日到12日，国家体委在天津举行了第一届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
在此期间，贺龙接见了记者，发表了长达3个小时的对武术问题的精辟见解。
他说：民间流传的武术套路是很多的，不仅汉族有，各少数民族也有。这是要花费力气去发掘的。
譬如一座宝山，要探明情况发掘出来，这是头一件要做的事。
被挖掘出来的东西是真空还是假宝，又得花力气去淘洗、整理。要剔除其违反科学的东西，打开人们的眼界，还复它固有的健康的形体。如何使它符合科学原理，使它们更易于掌握，收到增强体质的效验，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件事。
要提高拳艺，不外两个方法：一是从现有基础上开拓新境界，一是博采他人的专长。只有经过刻苦认真的揣摩，道路才能越走越宽。习前人之习，也才能在自己手里发扬光大，取得更大更多的成效。这是第三件事。
其实，武术是中国民族形式体育百花丛中的一支奇葩，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发展、积累起来的体育运动的精华。
贺龙认为，武术“深深植根于民间”“不受年龄、性别限制，也没有地区、条件的约束”，是一项投资少、收效大、能健身防身、利国利民的体育运动。
他号召武术界人士要不断发掘、整理、提高、推广这一传统体育项目，并且指出：
让武术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物华天宝。
可以说，武术既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体育项目，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50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就召开了一次武术座谈会。当时，全国各地有许多武术爱好者，以及从事武术锻炼的人都前来参加。
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武术锻炼，举办起了武术队。如，天津市的一些棉纺织工厂、铁路和建筑系统建立了武术队，哈尔滨工业大学也有数百名学生习武，山西太原市郊有20多个村庄的青年农民经常在劳动之余演习武术。此外，在南方学习武术的人也不在少数。
为发掘、整理和指导武术及其他形式的民族体育项目，国家体委刚成立时，就在运动竞赛司内专设了一个民族形式体育科。
此后，有些省也向国家学习，设立了相应的机构。
1954年，国家武术队成立。在武术工作者中，有的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的成为高等院校的教授、副教授，有的成为全国体育总会的委员。
贺龙作为全国体育运动的领军人，自幼习武，他深知武术界的门户之见和封建迷信的影响极为深广。
对此，贺龙强调指出：
民族形式体育中有些江湖味道的东西要否定掉。这些对增强人民体质没有益处，搞不好，就会当作今天的杂耍那样搞。
我们要的是真功夫。这对人民体质的增强有好处。
并且，贺龙还建议体委全体委员们对民族形式体育做一个认真讨论，他说：民族形式体育中哪些要提倡，哪些要否定？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上的武术社团的成份是比较复杂的。
一开始由于主管部门缺乏经验，在组织武术团体的时候，有一些反动组织的头目也混了进来，从而在体育界和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1955年1月4日，对于这种现象，贺龙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严肃批评。
他说：
一是没有很好地研究，没有分析哪些是科学的、应该提倡的；哪些是不科学的、落后的，应该反对的。冒然提倡，所以形成混乱。
二是没有分析“民族形式体育”的社会基础，没有加以很好地领导和控制。今后对于武术的研究、整理工作，需要有真正懂武术并具有一定科学水平的人来领导。
几年之后，贺龙发现武术的发掘、整理工作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便督促国家体委的负责人说：
要是再不搞，少林拳等就要失传了。现在农村用的石担子、石锁、石墩，过去武秀才就是靠这些东西，古代就有的，是武术的一种，挺科学的。
1956年，中国武术协会成立，李梦华任主席。
1957年，中国第一次把武术列为国家体育竞赛项目。
并在这一年，召开了全国武术观摩评比大会。一共有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85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评比大会。
1957年之后，国家体委连续3年举办了全国性的武术研讨会，学习党的体育方针政策，交流技艺，讨论学术问题。
1958年，中国武术协会主持起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
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由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批准，并公布施行。
1960年，举办了全国武术运动会。这个时间表说明国家体委在开展武术运动方面，从1956年之后，逐渐走上了正确的轨道，而且每年成绩都有显著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贺龙作为体育事业的领军人，对于武术工作的意见，对于中国武术的发掘、整理和健康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提倡武术运动之后，大部分省市建立了武术队和业余体校武术班。各体育学院和师范学院培养出了一批武术人才。
1962年，国家还组织编写了体育学院通用的武术教材。并且，研究、整理出版了《简化太极拳》、长拳以及刀、枪、剑、棍等书籍。
此后，我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武术运动员。
贺龙对于武术工作非常关注。有一次，他观看武术比赛，发现表演刀术的运动员在刀把上系的绸子很长，便对荣高棠说：“不能这样搞，绸子太长了，就成了舞蹈了，不是真功夫。”
1963年1月21日，贺龙在视察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时，针对部队如何学习武术的问题，指示说：
搞点武术是需要的。但部队搞武术，一定要结合实战的要求。
1965年初，贺龙还对全国体工会的代表们说：“武术的整理是个大问题”，并督促大家加速研究和整理武术。
此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形式的体育项目，除武术之外，还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与形式。
贺龙在组织发掘、发展武术的同时，还建议在体操、技巧、球类、田径等项目的基础训练中汲取武术、杂技等民族形式体育项目的科学方法。
对此，贺龙说：
在训练上，采用中国办法，即民族的方法加上外国方法。不要感到自己的不行。中国过去的飞檐走壁不都是练出来的吗？不拿东方的一套，总跟人家学，在人家后头跑是不行的。
其实，在国家体操队成立之初，当时既没有和外国队比赛过，也没有现成的教材，根本不知从何练起。
对此，贺龙非常有自己的一套，他亲笔写了封信，并盖上自己的名章，让体操队的人去文化部找刘芝明副部长联系。
于是，体操队便按照贺龙的建议，从中国京剧院的武生中挑选一些年轻人参加体操队，然后再聘请武行高手来体操队执教。
后来，又到北京前门大栅栏的广和楼挑选了几个人，并聘请张云溪和张春华到北京体育学院指导学生练功。
广和楼，就是广和剧场，在北京前门外。建于明末，曾为京城最早最出名的戏楼，与华乐楼、广德楼、第一舞台并称为京城四大戏园。张云溪和张春华则是当时的京剧武生演员。
对于他们的体操锻炼，贺龙曾到现场观看。
1955年，内蒙古体委副主任哈萨巴特尔向贺龙介绍了关于“那达慕”大会的情况：内蒙各盟、旗每年举行一度“那达慕”大会，绝大部分人把全家老小都搬来参加，一住就是10天半月，直到开完运动会才搬回去。有的旗一共有1万人口，就有1200人参加“那达慕”比赛，观众达几千人。
那达慕大会是中国蒙古族人民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活动，也是蒙古族人民喜爱的一种传统体育活动形式。
“慕”是蒙语的译音，意思为“娱乐、游戏”，用来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每年农历六月初四开始的那达慕，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
那达慕或以嘎查和苏木，即以村屯和区乡为单位，或以旗县为单位举行。那达慕大会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
大型那达慕，摔跤选手为512名，骏马300匹左右，会期7至10天。
中型那达慕，摔跤手256名，马100至150匹，会期5至7天。
小型那达慕，摔跤手64名或128名，马30或50匹左右，会期3至5天。
对于那达慕大会来说，不论何种民族与宗教信仰的人，都可报名参加。
1955年7月，内蒙古体委副主任哈萨巴特尔准备在呼和浩特举行“那达慕”，打算邀请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
于是，他向贺龙提出：
希望国家体委原定在1958年拨给内蒙体委的修赛马场用的100万元提前拨出；
给包头市修几个运动场；
派运动员来北京受训；
帮助订一批滑雪用具；
发给一批打猎、射击项目所需的枪支子弹。
贺龙对这些要求全部批准，并说道：
对兄弟民族要特别帮助。
这次“那达慕”规模可以大一些，国内可以邀请青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等地参加。
最后，贺龙还叮嘱了一句，他说：“注意，不要输给蒙古。”
1965年10月，贺龙还出席观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行的民族形式体育运动会，并接见了摔跤手和骑手们。
另外，贺龙对于民族形式的赛马、射箭、摔胶等项目，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同时，贺龙也有计划地培养了一批批少数民族运动员和体育干部。
可以说，我国民族体育运动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与传扬，这一切都有赖于党和国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