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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8日上午，钱学森终于踏上了罗湖桥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55年10月29日，钱学森一家到京的第二天下午，周恩来邀请钱学森和其夫人蒋英来到中南海。当车来到周恩来办公室门前时，周恩来快步走出来迎接客人。
周恩来一见面就紧紧握住了钱学森的手，心情无比激动地说：“学森同志，你回来真好啊，我们欢迎你，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了！”
周恩来的几句话，说得钱学森浑身灼热，他的全身瞬间被一股暖流紧紧包围着。
周恩来问道：“你遭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吃了不少苦头，现在身体怎么样？没有什么大的伤害吧？工作问题你先不急着考虑呢，先去医院检查一次，检查结果我是要亲自过目的。还有蒋英，也要去检查一次。这件事我让秘书给你们安排一下。”
周恩来的热情和深切地关怀再一次让钱学森感到了祖国的温暖，他看着周恩来关切的眼神，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为了钱学森能够回国，周恩来可谓费尽心思，这让钱学森一生难忘。
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党和人民政府郑重地邀请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游子回国参加建议。这在钱学森等学者心里引发了强烈的感召力量。
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曾说过：“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属于祖国。”
在学成之后，钱学森没有忘记他临行前立下的誓言：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便迫不及待地要飞回到他朝思暮想、日夜牵挂的祖国。“人情同于怀士兮，岂穷达而异心。”
就在周恩来向世界各地的海外游子发出归国邀请的这天晚上，钱学森更加坐卧不安，他在庭院里踱着步子，打发着自己烦躁的思绪。异域的明月遥挂在窗前，徒增了些许思乡之愁。想到新中国，想到亲人。
这时，夫人蒋英走了过来，为他披了件上衣。
钱学森看着夫人，两眼含泪，激动地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是该回去的时候了！”
钱学森一家久久不能入眠。钱学森打开了一张珍藏多年的中国地图，反复地看着。他对妻子说：“咱们一定要尽快回到中国去，那里需要我”。
报效祖国的激情与日俱增，钱学森和夫人抑制不住对祖国的思念，他们盼望着与国人携手，共同开创盛世中国。
妻子点了点头，眼角泪光莹莹……
回国的决心已定，只剩早晚的问题了，为了尽快回到祖国，钱学森还制定了一系列回国步骤。
他先申请退出美国空军咨询团，辞去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但却迟迟得不到军方的批准。
虽然第一步未能如愿，但钱学森沉住气，他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夙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的麦卡锡主义横行，作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负责人的钱学森与其他中国人一样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和查问。
后来，他们要钱学森揭发实验室里一位化学研究员是共产党，却遭到钱学森的严词拒绝。调查官员记恨在心，他们要给持“不合作态度”的钱学森“一点颜色”，便指控他10多年有曾参加过“美共第122地方支部聚会”的所谓事实，吊销了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剥夺了他继续进行喷气技术研究的资格。
这种随意加在钱学森身上的罪名，令他非常气愤，钱学森气愤之余冷静地想到，这不正是自己正式向当局提出回国要求的有利时机吗？
1950年8月22日这天，钱学森前往华盛顿，来到五角大楼丹尼·金布尔的办公室。金布尔作为海军次长，对钱学森在喷气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
钱学森将目前的状况告诉金布尔后，声明说：“次长先生，有鉴于此，我已经准备动身回国了！”
金布尔十分赏识钱学森的才华，对他十分器重并优待有加。他认为像这样的人才只有在美国才有用武之地，也只有在美国才能向他提供优越的科研条件和丰厚的物质报酬。
当然，正是他将钱学森的辞呈压了这么久，他也想到过钱学森可能准备回国，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走得这样快。因此，当钱学森来到他面前时，他不禁愣住了。
听到钱学森亲口说要回国，金布尔更是大吃一惊，他对钱学森说：“钱先生，我很敬重你，也很欣赏你的才华，我不认为你是共产党员，我从不认为你有什么地方对政治有兴趣。你不能离开美国，你对我们来说简直太有价值了！我认为你应该留在加州理工学院！你放心吧，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次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把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钱学森激动地说道。
但他哪里知道，他的辞行竟然大大激怒了这位上司。
待钱学森离开后，金布尔一个人坐在那里，思考了很多，他完全懂得钱学森的价值，出于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他绝不情愿让这位稀世之才为共产党中国所用。
金布尔见钱学森主意已决，知道再怎么说服也没有希望了，便给司法部打电话，气急败坏地说：“钱学森知道得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金布尔竟丧心病狂地叫嚷道：“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司法部得到金布尔的通知之后，立即转令移民局，叫他们经常监视钱学森，以防他突然飞离美国。
于是，移民局便安排对钱学森跟踪，并限制他的行动。
1950年8月23日午夜，钱学森夫妇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们缓缓地步下舷梯，准备回家好好休息。因为他们已办好了回国的一切手续，托运了行李，向亲朋好友作了告别，还拿到两张加拿大航班的机票。
他们此时的心情犹如将出囚笼的小鸟，舒心而宽慰。
正在这时，移民局总稽查朱尔截住钱学森，向他宣布了由司法部驻移民局的执行法官兰敦签署的命令：
不准钱学森离开美国。
钱学森气得脸色苍白。全家的行李已经装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办好了一切托运手续，8月29日就要从洛杉矶运往香港了。
钱学森据理力争：海外侨民回归自己的故土，乃天经地义，美国还是一个自称为自由与人权的国度，居然阻挠这种正义之举，岂有此理！
朱尔根本就不听他的说词，从黑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冷冰冰地递给钱学森。
钱学森被突如其来的文件弄懵了，只见文件上写着：
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弹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均不得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会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
这就意味着钱学森不准回国！
钱学森夫妇气愤地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得知美国海关已非法扣留了他的全部行李，更是忧心忡忡，行李中有他的800多公斤书籍和笔记本。
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交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
当一大批联邦调查人员涌到洛杉矶港口的仓库里，打开板条箱发现这些书籍时，你一句我一句地乱加断言：“里面一定藏有机密材料。这个狡猾的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共产党的间谍。”
更加荒谬的是，海关竟制造了这个“现场”，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一“新闻事实”。
于是，美国新闻界闹哄哄地推出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一名共产党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离开美国”。
美国政府宣布，他们的稽查人员查获有密码的书籍、照片、草图、负片的底片、记录以及大批有关火箭研究的技术资料。
钱学森冷眼观察着这场闹剧。他心里明白，所有他认为应该归档而未曾过时的材料，都锁在实验室的柜子里，柜子的钥匙他已交给了实验室负责人、加州理工学院原院长罗伯特·密利根之子克拉克·密利根博士。而那些所谓的“准备运离美国的资料”、“证据”，只不过是他平时收集的教科书、课堂笔记本和一些科技杂志的复制件，其中有许多是自己写的学术研究文章。
8月25日，美联社报道了加州理工学院老院长密利根的谈话：“钱学森教授在该院的工作是纯理论性的，与秘密研究无关。”
后来《纽约时报》说：“这些行李里的印刷品，经联邦调查人员检查后，并无列入秘密的文件。”联邦调查局认为是“密码”的文件，原来是一本数学对数表。
8月25日，就在金布尔给美国司法部打过电话之后的第4天，美国司法部长就签署了逮捕钱学森的命令，但又没有马上执行。
更为矛盾的是，对于当局想尽办法要留在美国的这个人，逮捕令却要求把他从美国驱逐出去。
联帮调查局监视着钱学森的一举一动，还搜查了他的工作室和家。
9月6日，移民局总稽查朱尔和稽凯尔带着手枪和手铐，敲开了钱学森家的门，以“企图运输秘密的科学文件回国”为由，非法逮捕了钱学林。
他们把钱学森推进警车，驶到移民局总部，先把他关在四楼的单人牢房里。
后来，把钱学森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开始几天不准接见任何人，也不准与任何人联系。
钱学森在监管期间忍受着种种变相的刑罚。他们不许他和任何人谈话，每天晚上每隔10分钟跑来开一次电灯，看他在做什么，使钱学森不能休息。
作为华夏子孙的钱学森不屈于美国当局的淫威，傲视着他们的无耻伎俩和卑劣行径。
美国当局对钱学森的迫害，激起了许多美国朋友的愤怒和留美中国人的强烈抗议。
加州理工学院主席杜布里奇在钱学森被关押期间，致信海军次长金布尔，要求释放钱学森。
金布尔接到杜布里奇的信之后，由华盛顿来到洛杉矶会见了钱学森的辩护律师，即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库珀。
金布尔建议释放钱学森，库珀去拘留所与钱学森谈了几次话之后，建议由军队和政府的双方代表主持，举行一次非正式的初步会商，以“确定事实真相”。
参加这次会商的官员共有8位：两位是陆军军火部的高级官员，一位是海军洛杉矶情报局的官员，一位助理检察官，两位海关官员和两位移民局的代表。
库珀希望通过这次会商，让检察处明白事实真相，以便将钱学森先行保释。
会商主要由库珀对钱学森进行了一连串巨细无遗的盘问：从钱学森初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问起，如何与马利纳认识，如何开始研究导弹，以及如何结识威恩鲍姆，平常往来如何，一直问到钱学森1947年回中国大陆，再经檀香山返美……经过这次会商之后，司法部要求钱学森必须缴纳1.5万美元的保释金方可保释。
9月22日，冯·卡门及加州理工学院许多师生向移民局提出了强烈抗议，师生集体捐献1.5万美元保释金。
理工学院主席杜布里奇亲赴华盛顿去说服司法部长，要求释放钱学森。
在众多人奔走呼号，多方营救的情况下，美国当局才开始感觉到压力。终于，在关押半个月后，钱学森得以获释。在此期间，钱学森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体重下降了整整30磅。
震惊旅美华人的“钱学森事件”，使留美中国学生看清了美国当局的险恶用心，纷纷决定提前回国。
从拘留所回家的钱学森继续被监管，不准远行，住宅随时被搜查，以埃德加·胡佛为首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人员在监视钱学森时，经常闯进他的办公室和住宅。
钱学森的信件和电话经常受到严密的检查。他的朋友或同事们，有的因为给他去了一次电话，便受到联邦调查局无休止的盘问。
钱学森这位顶天立地的汉子，血管里流着炎黄子孙殷红的鲜血，他回归祖国的决心坚如磐石。
在以后的整整5年内，钱学森为了减少朋友们的麻烦，深居简出，使自己经常处在和朋友们隔绝的境地。
但是，这种变相软禁的生活，并没有磨掉钱学森夫妇返回祖国的意志。
他的夫人蒋英后来回忆说：“那几年，我们总是摆好3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搭飞机动身回国。”
为了回国的方便，他们租住的房子都只签订一年合同。5年中他们竟搬了5次家。那时候，他们的两个孩子也都知道，离美国远远的地方，有一个国家叫中国，那里才是他们的祖国，那里还有他们的祖父和外祖母在想念着他们。
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个人无法与之抗衡，要想早日回归祖国，必须想一个“金蝉脱壳”之计。
钱学森思前想后，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来个“曲线回国”。
他迅速化解了屈辱和悲愤，努力安下心来，开始著书立说。
当时，美国政府阻止他离开美国，是因为他研究的火箭技术与祖国的国防建设有关，想通过滞留他来阻拦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于是，他另行选择“工程控制论”新专业进行研究，以利于消除回国的障碍。经过努力，他于1954年用英文写出30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
实际上，工程控制论与生产自动化、与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运用与国防建设都密切相关，只不过当时美国当局没有认识到这点就是了。
1954年秋，钱学森精心撰写的《工程控制论》出版了，这是他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控制与制导工程技术，继而对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相关的工程技术实践进行潜心研究，发现并提炼了制导控制与制导系统设计的普遍性概念、原理与方法。这是继美国科学家诺伯持·维纳发表的《控制论》之后，对控制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标志着新兴的工程控制论学科的诞生与创立，为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钱学森他将自己这本用5年时间写成《工程控制论》和一本讲义送给老师，作为最后的答卷和纪念。
冯·卡门看了看这本书的内容，对这本书作了高度地评价，并说“学森啊，我为你骄傲！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也很快地传到了新国。此时，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
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在钱学森被监禁的这5年里，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救缓行动，在他的回国问题上，中国一直与美国进行着谈判协商。
当钱学森要求回国被美国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
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我国扣押的美国人，但又不愿意与中国直接接触。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
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
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
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1955年7月25日，我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8月1日，中美会谈由领事级升格为大使级。
中国作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耍赖了。
尽管中美双方接触了10多次，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
问题得不到解决，双方就这样僵持着，有国不能回的痛苦折磨着钱学森，事情究竟什么时候能有个了解呢？
为了钱学森先生的事情，周恩来更是努力地想着对策。正当大家束手无措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
周恩来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他禁不住心头一震，他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
信中的内容，原来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那是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到一家餐馆去用餐。他们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钱学森缠住联邦调查局人员，蒋英借口上洗手间，给在比利时的妹妹寄了一封信，请她把信转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
陈叔通是钱学森和蒋英的杭州同乡，也是他们的父亲钱均夫和蒋百里的老师。
信写在一张小香烟纸上，信上写道：
被美国政府扣留，今已5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
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他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恩来那里。
“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周恩来当即做出了周密部署，叫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
周恩来对王炳南指示道：“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
可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谈：“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
于是，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
铁证如山，白纸黑字岂容他一人说了算，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
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得以实现了！
这一天，在全家向导师冯·卡门及挚友告别之后，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
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不止一次地发出“旅客生涯作到何时”的感叹。
往事历历在目，转眼离开祖国已有20年了，如今自己学业有成，回归故里的期望欲加强烈。
他准备在新中国的空气里，释放出自己所有的能量，把无限的热情投寄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怀着一颗憧憬而热切的心，他期待着，期待着……
回忆起回国的道路，真是充满了艰辛与坎坷。现在，他终于冲破重重阻碍，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北京，并且，就站在周恩来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