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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之心: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回到祖国
郭晓娜

第一卷 回到祖国 第1章 钱学森乘船归来

钱学森说:“咱们一定要尽快回到中国去,那里需要我。”

1955年10月8日上午,钱学森终于踏上了罗湖桥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周恩来紧紧握住钱学森的手,激动地说:“学森同志,你回来真好啊,我们欢迎你,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了!”

1955年10月1日的清晨,在那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海面上,一艘巨轮正劈波斩浪地驶往香港。

在这艘轮船上,有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此时正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甲板。阵阵海风不时掠过他那宽大的前额,吹散了他的头发。

他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望着一轮喷薄而出徐徐升起的海上朝阳,他屈指一算,已经在海上航行15天了。

他望着朝霞映红的远方,那就是他魂牵梦绕的祖国,此时,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呀!

他就是闻名世界的科学家,归心似箭的赤子钱学森先生!

他想到自己即将回到祖国,并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新中国,他的心里禁不住涌起一阵澎湃的激情。

这场景,不禁使他联想到,20年前他只身离开上海黄埔江码头时的情形,以及在美国的场景……

钱学森早年曾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和交通大学。1934年暑假,他从交大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

在当时,这种公费留学生实际上就是指那些“庚子赔款留学生”。

在这些留学生中,为人们所熟悉的有胡适、茅以升、竺可桢、高士其、周培源、费孝通、闻一多、吴大猷、杨振宁、李政道等。

1935年,在赴美留学前,钱学森来到他的导师王士卓的办公室,钱学森是王士卓的得意门生。

王士卓很欣赏钱学森的才华,在学习上,对钱学森也是关怀有加,眼看着爱徒要留美深造了,王士卓心里虽有不舍,但他仍然为钱学森能有这样的机会而深感高兴。

他放下手中的工作,拉了张椅子让钱学森坐下,俩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谈了起来。

王士卓告诫钱学森说:

学森啊,你要时刻牢记,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对自己的祖国说三道四。你要知道,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把自己的祖国奉为至尊。祖国富强,人民光彩;祖国落后,我们脸面也无光。祖国的兴衰与个人的荣辱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我并不是说一个人不可以对国家当局进行批评指点,我说的是另一层意思。祖国是母亲,哪有儿子嫌母丑的,当然更没有骂亲娘的。在我们国家,谁要是打骂爹娘,不管他是什么人,也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力,他都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他会被孤立,被耻笑,最后变成臭狗屎。这是任谁也无法改变的道德意识。而我们中华民族这所以称得上优秀民族,这也是一个重要特征。

导师的一席话,深深地感染了钱学森,这对他以后学习和做人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

那几天,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也在为儿子出国的事情忙碌着。

钱均夫是一位非常有责任心的父亲,在钱学森幼年的知识启蒙里,是父亲首先向他开启人生与智慧之窗。

钱学森后来常说:

我的父亲就是我的第一任老师。

那段时间里,钱均夫时刻不忘提醒儿子,在国外攻读专业之余,还要多读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为此,他还特意为儿子买了《老子》、《庄子》、《墨子》、《孟子》以及《论语》、《纲鉴易知录》等一类典籍。

他告诉儿子说:

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

钱均夫还意味深长地说:

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他的历史中。因此,精读史学的人往往是对祖国感情最深厚、最忠诚于祖国的人。

就在1935年的8月,钱学森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母亲,在父亲的陪伴下,来到了上海黄浦江码头,登上了“杰克逊总统号”美国油轮。

轮船的汽笛凄厉地长鸣了一声,钱均夫依依不舍地走出船舱,钱学森紧随父亲走向船舷。

钱均夫两眼含泪地望着儿子,他心想,这次离别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他故作坚强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转身要走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什么,只见他抖动着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急促地塞到儿子的手里,说道:“这就是父亲送给你的礼物。”

说罢,老人快步走下舷梯。

钱学森怔怔地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直到消失在出口处,他这才连忙打开手中的纸条。

只见上面写道: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

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乃父告之。

读罢,钱学森不禁潸然泪下,在船上,他默默地背诵着家父的临别教诲,他在心里默默地对父亲说:

亲爱的父亲,您的教诲,儿子终身难忘,我不会让您失望的,您老人家尽管放心吧!

自1935年的8月,经过近20天的远洋颠簸,钱学森终于来到了美国,进入了在工程学科方面蜚声学术界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攻读硕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执美国科技工程教育之牛耳。麻省理工学院名师云集,学风笃实。

早在出国前夕,钱学森就与同窗好友戴中孚约定好:掌握技术,报效祖国。可见钱学森从走出国门那时起,就是心怀祖国,是为了国富民强而非个人的前途锦绣才去求学的。

正如他自已说的:

我到美国去,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科学技术学到手,而且要证明我们中国人可以赛过美国人,达到科学技术的高峰。这是我的志向,我留学的最终目的。

男子汉行事,说得出做得到。钱学森为了向世人证明一个中国青年的实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以超人的毅力努力地学习着。

在麻省理工学院,他勤学精进,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他对知识的了解也在不断深入。同时,他感到在美国这个科技发达的国家里,要学习的东西简直太多太多了,他虔诚的求知渴望,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还有那千里之外如一叶孤舟在风雨中飘摇的故国,这些都无不在时时刻刻地鞭策着他,使他不能有丝毫懈怠之心。

在古色古香的布里奇市,在宁静幽雅的查尔斯河畔,钱学森从未有闲情雅致驻足欣赏身边的景象,参观游览各种历史古迹。

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去学习。当然,这样的牺牲,一定会得到回报的,他在那里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

在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的努力学习,以及通过学习所掌握的知识,不仅为他取得了学位,还为他日后成为世界级科学大师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但是,事情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学工程要到工厂去实践,可当时美国航空工厂歧视中国人,因此,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

1936年10月他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是慕名而来的。因为,坐落在洛杉矶市郊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

可后来的事,钱学森自己可能都没想到,自己能成为冯·卡门教授的学生,并且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提升至了他的最得力助手。

冯·卡门是匈牙利籍犹太人,毕于布达佩斯皇家工业大学,1934年移居美国,在加州里工学院主持组建了世界上第一航空系。

他是一个坦诚直率、性格开朗而又十分谦逊的长者,也是美国航天科学的创始者之一。

20世纪30年代初,航空科学还处于襁褓之中。冯·卡门当时是这一领域的顶尖人物,后来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1970年,月亮上的某一陨石坑被冠以他的名字。

慕名而来的钱学森站到了冯·卡门面前,谦恭地自我介绍:“您好,尊敬的先生,我是从麻省理工学院来的。我想由航空工程转学航空理论,也就是力学,您能告诉我,我做这样的选择合适吗?”

冯·卡门听完了这个年轻人的诉说,禁不住露出了赞许的目光。在他看来,一个从事技术工程的年轻学者不满足已有的专业知识,感悟到理论的重要性,这是一种远大志向的表现啊。

冯·卡门抬头仔细打量着这位仪表庄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为了了解他的专业功底,他提出几个问题让钱学森回答,钱学森稍加思索便异常准确地回答了他的所有提问。

冯·卡门暗自赞许:这个中国人真是不简单啊,他不仅思维敏捷,而且头脑异常聪慧。于是,他很高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

钱学森成为卡门领导的古根罕姆航空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这个实验室后来成为美国火箭技术的摇篮,钱学森就是在这里,进行火箭技术研究最早的3名成员之一。

学习和研究工作是非常紧张的,钱学森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其中,一半时间用来看书,一半时间用来讨论,晚上继续苦战。

3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成为冯·卡门的得力助手。

这期间,他不仅掌握了空气动力学的根本知识,而且已经站到了这门科学的最前沿。

1938年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鉴于钱学森研究工作的出色成绩和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

1944年,美国军方委托冯·卡门教授为首,马林纳为副,大力研究远程火箭。

钱学森负责理论组,他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了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

林家翘是1941年从加拿大来到美国的一位庚子赔款的留学生,同年来的还有郭永怀与傅承义。1942年又来了钱伟长。钱学森和他们相处得非常密切,常常一起吃晚饭,并讨论各种问题。

与此同时,钱学森还担任了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1945年初,他被美国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员,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冯·卡门十分赏识钱学森的才华,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大的心力。

冯·卡门这样评价钱学森:

他在许多数学问题上和我一起工作。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能成功地把他与准确洞察自然现象中心物理图象的非凡能力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帮我提炼了我自己的某些思想,使一些很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

所以在1945年初他被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长的时候,提名钱学森为团员。

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钱学森随科学咨询团去欧洲,考察英、德、法等国的航空研究,特别是法西斯德国的火箭技术发展情况。

回美国以后,钱学林向空军领导人作了精彩的考察报告,得到了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的通令嘉奖。

不久,钱学森在冯·卡门领导下,参与了为美国空军提供火箭远景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

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对钱学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作用做了这样的论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钱学森的帮助下,使大大落后于德国的非常原始的美国火箭事业过渡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他对建造美国第一批导弹起过关键性的作用。他穿上了军装随同盟国军队进入德国去研究由希特勒的工程师们设计的可怕的空袭武器。

4年以后,他就成为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浆式飞机向喷气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的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

钱学森的贡献的价值,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美国官方的赞扬和确认。钱学森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的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1946年暑期,冯·卡门教授因与加州理工学院当局有分歧而辞职,作为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

1947年,36的岁钱学森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年轻的正教授行列。同年7月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请假,回国探亲。

这是他来到美国第12个年头后第一次回国。

当时飞越太平洋的航线开辟不久,钱学森从美国乘飞机直接抵达上海。在龙华机场,他的好朋友范绪箕,曾经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专程从杭州赶来迎接他。

旧友重逢,彼此都有诉说不完的话语,忆往昔,看今朝,那场景着实让人感动。

晚间,钱学森与久别不见的父亲一并睡在同一张床上。他听着父亲向他叙述母亲去世时的情形,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父亲见状,也不知说什么好,两人就这样沉默着。过了好大一会儿,老父亲打开了电灯,从枕头下摸出了一页泛黄的小纸片,递到钱学森的手里。

钱学森赶忙爬起身来,借着灯光仔细看去,当他看到那娟秀的字迹时,他就知道那是母亲留给他的。

他看到母亲的字迹,感觉到异常的亲切,只见那上面写着:

窗外细雨飞,

老妇命垂危。

夫君煎药苦,

盼子子不归。

这篇纸上泪痕斑斑,那是一位慈母思念远方游子的泪水啊!钱学森捧着母亲临终留下的小诗,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悲苦,竟像儿时那样放声嚎啕起来。他的泪水和母亲的泪水,在诗笺上汇合在一起,不知道地下有知的钱母是否因此而感到心慰。

钱学森这次回国,在上海与昔日女友,留学德国的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结婚。

蒋英是我国现代著名军事战略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三女儿。蒋百里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同窗好友,钱学森与蒋英青梅竹马。这一年,钱学森已36岁了,蒋英也已27岁,为各自心中的理想和追求,他们始终没有时间结婚,今天终算喜结连理,完成了父辈们的心愿。

结婚后,钱学森面临着去留问题。他本打算不再回美国去了,但回国后的所见所闻,真是令他伤心极了。

黑暗、混乱、丑恶和悲凉的景象就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归来游子火热的心,他在心里无数次地问自己,这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吗?祖国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官僚腐败,物价飞涨。一边是达官贵人巨贾富商的灯红酒绿,穷奢极欲;一边是穷苦人民的无衣蔽体,饿殍满地;罢工、罢市、罢教、罢课;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游行示威不绝于市;特务军警密布,如临大敌;豺狼当道,危机四伏。

徒有一腔热血却终报国无门!钱学森夫妇只得又双双去了美国。

1948年,钱学森被推选为全美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会长。他在大学里担负着教授空气动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负责主持对新的推进技术的研究。

繁重的教学工作和社会工作,并未削弱他将核能技术引入火箭发动机的雄心壮志,他以非凡的意志与智慧敲开了未知世界的坚硬外壳,完成的《关于火箭核能发动机》的论文,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核火箭的出色论文。

这篇论文首次将核能技术引入了火箭发动机,在数十年仍被公认是经典著作的论文,震惊了美国的科技泰斗们。他将人们带入一个无法想像的新天地,重新唤起了人类开拓宇宙间的火一样的热情。

此时的钱学森才刚满38岁,就已被世界公认为力学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和流体力学研究的开路人之一。

同时,他还被公认为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现代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和创造人。

钱学森在这次回国之行中,虽然看到了很多令人沮丧的现实,但同时,他也在同学亲友中获悉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消息:解放战争已发生了战略性转折,蒋介石政权已摇摇欲坠,共产党的胜利已指日可待。

从这些消息中,他仿佛已看到了民族的光明前途,坚信自己总有实现报国之志的一天。

回到美国之后,夫妇俩更加关注祖国传来的每一条信息。

1948年,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收到了由人转来的曹日昌教授5月14日写给他的信。

作为中共党员的曹日昌在信中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并希望他快返回祖国,为新中国服务,领导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华夏儿女齐声欢呼,强烈的自豪感、热切的雷鸣声荡气回肠,在中国的土地上长久地回旋。

这是何等的喜悦,何等的骄傲!人民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敲打着大洋彼岸游子的心。

振奋人心的消息使钱学森内心激动得难以平静,他向10多位中国留学生通报了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商讨尽快回国的办法。

实际上,钱学森一回美国就做着随时回国的准备,从麻省理工回到加州理工任喷气技术教授后,埋头研究工作,很少接待来客,很少积攒钱财,连人寿保险都没有办。

虽然归心似箭,但现实情况却使他不敢贸然行动。他深知自己为美国军界服务多年,较深地介入了军事技术工作,美国军方绝不会让他轻易离去。

过了5天就是我国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

这天钱学森去“华人街”选购了中国月饼,与几十位中国留学生围坐在一个大圆桌旁,共度祖国的传统佳节。

他们边赏月边倾诉情怀,深为祖国的新生而欢欣,并对祖国的美好前景充满着憧憬。

钱学森拿起一块月饼,激动地说:

新中国已经成立6天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急需科学技术,急需建设人才,我们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的时候到来了。

海外赤子们的眼睛湿润了……

就在此时,钱学森心中萌发起一个强烈的愿望:早日回归祖国,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 UFLjAcpHXyrSrImn84BMWziN/pN/iHnhRzufPd22B9CC4L+7aElMyPVQtKsVIL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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