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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中央关注发展核事业
毛泽东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周恩来强调：“现在是新技术的时代，就是说经过新的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已经是原子、电子、喷气的时代，超音速的时代。我们在尖端技术上要像攀登珠穆朗玛峰那样前进。”
陈毅对聂荣臻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戈壁大漠深处出现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
紧接着，腾空而起一个巨大火球，犹如出现第二个太阳那样，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红，形成的蘑菇云不断上升扩张。
稍后，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耳欲聋，好像要把苍穹撕裂似的。
这时，试验现场欢声雷动，全体参试人员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互致祝贺。
15时04分，张爱萍眼望高耸蓝天的蘑菇云。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说：
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蘑菇云已经升起，根据爆炸景象判断是核爆炸，试验成功了。
周恩来获得这一喜讯后，马上报告毛泽东。几分钟后，他告诉张爱萍：毛泽东指示，要查清楚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国外不相信怎么办？
张爱萍十分肯定地答复：爆炸后的火球已经变成蘑菇云。
两个多小时后，张爱萍、刘西尧等签发一份经多方专家认定的关于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报告，将它电告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罗瑞卿：确实实现了核爆炸，威力估计在两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
傍晚17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
周恩来满面春风地向大家宣布：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顿时，人们欢呼雀跃起来。周恩来高举并挥动着手，示意大家静一静，诙谐地说：大家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
几个小时后，日本传出的消息，说中国可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不久，又收到了美国的广播。
从此，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
建国以后，中共中央一直十分关注中国的核事业，并为之作了很多努力。对于中央对核事业的关心，科学家钱三强深有体会。
钱三强自从30年代与原子核科学“结缘”，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发展中国自己的原子核科学事业。1948年，钱三强回国。不久，钱三强陪同郭沫若团长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
钱三强积极向组织提出建议，要求支用一笔经费出国购买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钱三强的这一要求迅速获得批准。
1955年中国做出最高决策：大力发展原子能事业。
1955年1月14日，钱三强被召集到周恩来住处中南海西花厅，应邀前来的还有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等。
周恩来听取了铀矿勘探情况和原子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后，告诉钱三强、李四光，毛主席还要听这方面汇报，要做必要准备。
1955年1月15日，钱三强、李四光按时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主题是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
李四光先作了关于我国铀矿资源情况的汇报。接着，钱三强汇报了反应堆、原子弹原理以及各主要国家研究、发展状况和我国近几年的准备工作情况，并用简单仪器作了现场表演。
最后，毛主席郑重讲话：
我们国家大，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
我们有资源、有人，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1958年，在以钱三强为代表的科学家们的努力下，我国第一个重水型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在他领导的研究所先后建成。近50台重要仪器设备也相继建成运行。
随之，原子物理、中子物理、堆物理等不同领域的研究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从此，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基地名副其实地形成了。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毁约，撤走专家，带走图纸，停止供应一切设备，包括原子弹教学模型。
同时，国内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内外交困，中国的核事业一度蒙上了阴影。
有些外国人幸灾乐祸地断言：中国的核工业已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核工业已“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是“下马”还是继续前进，已成为最高决策层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周恩来于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向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杰传达中共中央的决策：
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陈毅接着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周恩来对这项工作进行具体部署，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要二机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的工作，并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
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进入全面自力更生的阶段。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全力以赴支持原子能发展，要人出人，要物给物，调动全院20多个研究所的精税力量直接为原子能工作服务，为“两弹”研制努力奋斗。
钱三强很清楚，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道道难关，一道受阻就可能全线败退。他在科学院党组和张劲夫同志的全力支持下，放心大胆地把最艰巨的任务留在科学院，并和裴丽生、秦力生、谷羽等一起，亲自组织力量攻克难关，保证“两弹”研制任务顺利完成。
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次年2月起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兼物理所所长的钱三强被任命为副部长。
经中国科学院、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联席会议决定，物理所由院和部实行双重领导。这实际上是科学院把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和原子能所整体划给了二机部。钱三强从此成为院与部合作的纽带和桥梁。
原子能所“出嫁不离家”，钱三强经常找张劲夫要人。先是点名要科学院搞原子能的两个杨：一个杨承宗，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一个杨澄中，从英国留学回来的。
后来把放射化学家杨承宗等一批科学家调给二机部去了；搞核物理的杨澄中则留在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配合原子能所的工作。
钱三强又要求调邓稼先，邓稼先当时在数理化学部担任学术秘书。后来，邓稼先去了，在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关键岗位上起了重要作用。
据张劲夫回忆，钱三强提出的要求，不管是输送人才，还是委托研制任务，科学院几乎是全部答应的。
当时，中国科学家要想自己搞原子弹，需要克服的最大的最紧迫的关键技术问题有三个：一是氟油，二是“真空阀门”，三是高能炸药，全都由科学院组织有关研究所的力量，一个一个地解决了。
钱三强很有感慨地说：科学院“在最需要时，做了最救急的工作。”
1960年3月，中国科学院制定了《关于大力发展尖端科学研究三年规划和八年设想（草案）》，这是以原子能利用和喷气技术为纲，争取三年之内，基本实现“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设想。
1961年春节期间，周恩来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进一步明确提出：
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争取3年到5年过关。
1961年8月12日，周恩来在听取国防工委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提出在国务院设立国防工业口，由罗瑞卿负责。
周恩来强调：
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导弹、核武器；如果我们没有导弹、核武器，帝国主义就会使用导弹、核武器。
1961年9月，裴丽生、钱三强先后到长沙、上海、西安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进一步贯彻“科学十四条”精神和聂荣臻关于“拧成一股绳”的指示。
由于相继提出的一系列措施十分得力，又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到1962年下半年，中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都取得长足进展。
但是，仍有一些重大技术难关有待突破。核技术的复杂性和这项巨大工程的综合性，单靠二机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工作，是难以完成任务的。
1962年10月10日，聂荣臻、罗瑞卿听取二机部部长刘杰关于最好在1964年进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汇报。
罗瑞卿根据汇报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
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这个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直接主持。
不久，周恩来在西花厅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在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中央专委会正式成立，主任为周恩来，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7个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7个部长。
12月14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成立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从此，周恩来便直接担负起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领导责任来。
组织和指挥这样大规模的科学技术工程，对新中国来说，既没有任何经验，又在许多方面缺乏现成的条件。
这就必须实行全国的大协作，并且必须早抓，及时抓，抓住不放，一直抓到底。
周恩来就任后，排除重重困难，在较短时间里卓有成效地建立起庞大的全国大协作体系，统一指挥调度有20多个部、委、院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的研究、制造原子弹的科技攻关工作。
1962年11月17日，中央专委会第一次会议详细听取二机部部长刘杰的汇报。
11月29日，中央专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针对核工业的薄弱环节，做出了大力支援调整的决定。同时，周恩来还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重点。
12月4日，在中央专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原则批准刘杰提出的《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
在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生活在青藏高原和年均气温在零度以下、高寒缺氧、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中的核试验基地的科技工作者、解放军官兵，他们的生活自然更加艰难困苦。
周恩来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指示有关部门想方设法从全国各地调拨生活用品支援核试验基地。
周恩来曾在电话中千叮万嘱主管核试验基地工作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周恩来说：
要让科学家、技术工人、军队干部战士吃饱，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研制原子弹。
1963年初，为了准确地掌握情况，周恩来指定国防科委副主任刘西尧带领国防工办和国防科委联合工作组，分赴二机部所属院、所、厂、矿第一线，进行全面检查。
1963年3月，理论物理研究人员正式拿出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想方案。12月24日，在西北核武器试验基地进行的试验获得成功。
1964年1月14日，兰州浓缩铀厂在克服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生产出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指示秘书：“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
关键的时刻终于临近了。
1964年4月，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工作进入最后完成阶段。
4月11日，出访亚非欧十四国归来的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周恩来要求9月10日以前做好试验前的一切准备，做到：
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
6月6日，西北核武器试验基地成功地进行了一比一模型爆轰试验。7月20日，第一颗原子弹的装配工作正式开始，并在8月19日全部装配完毕，质量完全符合原定的技术要求。
9月，核试验预演结束。当时传来消息，国外可能有人正在策划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破坏，以阻止中国掌握核武器。
9月16日、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九次会议，听取张爱萍、刘西尧关于原子弹预演情况的汇报。
经过充分讨论，周恩来综合大家意见，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早试，将在本月下旬下决心；一是晚试，先抓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选择机会再试。周恩来说：
我们要设想一下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试验的时间，国庆前下决心。
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请示核爆事宜。当晚，毛泽东即在信上批示：
已阅，拟即办。
9月22日，周恩来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中央专委会的试验方案。会议做出了早试的明确决定。
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
周恩来兴奋地向大家说：我向毛主席和少奇等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同意第一方案”。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是，“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这样，“任务是更重了，不是更轻了”。
周恩来周密地部署核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指出：
为了防备敌人万一进行破坏，由总参谋部和空军研究，做出严密的防空部署；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由陈毅组织外交部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刘西尧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除我和贺龙、罗瑞卿亲自抓以外，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要规定一些暗语、密码。
周恩来还郑重地叮嘱：
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专家，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
尽管进行了这样周到细致的准备，但仍有相当的风险。万一试验失败，消息泄露，将造成不利影响。
周恩来说：“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自己除公事以外，也不要为私人打电话。”
周恩来还对后到会的陈毅说：“你可不能讲啊！”陈毅知道周恩来是在提醒他在以外长身份接待外宾时不能说了出去。他操着四川口音爽快地回答：“我不讲哇！”
当天晚上，张爱萍召集紧急会议，研究落实周恩来的这些指示。会后，张爱萍向周恩来写了书面报告，并附上明密语对照表。
9月27日，张爱萍、刘西尧返回西北核试验现场。
他们将中央专委会第九次会议精神和周恩来关于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指示，原原本本地向全体参试人员传达，并部署了最后阶段的各项准备工作。
参加这项工作的有6000多人，连间接的共有上万人。周恩来以身作则的表率行为，使大家受到深刻教育，有效地保证了第一次核试验没有发生一起泄密事件。
10月13日，周恩来布置并主持起草有关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中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和中共中央通知等文件。
当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在《严师的教诲》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这些文件的形成经过：
1964年10月13日下午，总理办公室通知我，晚饭后同乔冠华和姚漆两位同志一道到钓鱼台六号楼去，周总理有事要我们办。
周总理开始用平静的语气向我们宣布：近日将在罗布泊附近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把你们找来就是要起草一个公报和一个政府声明，这都要在今晚搞好，要送毛主席审定，待爆炸成功后发表。
到写完简短的公报，大约是14日清晨两点钟。
周总理看过草稿后，又走到小餐厅来，带着亲切的微笑对我们说，稿子大体可用，个别字句我还要斟酌一下，就可以送毛主席审定了。你们这些秀才不愧为快手。
现在慰劳你们一人一碗双黄蛋煮挂面。总理风趣地说，这双黄蛋是我家乡，淮安的特产，拿来慰劳你们带有象征意义，就是我们正在搞两弹。
10月14日晚20时多，周恩来在得到张爱萍、刘西尧关于气象情况分析的报告后，庄严地下达原子弹装置就位的命令。
10月15日，周恩来打电话给留守北京、负责试验现场同中共中央联系的刘杰，问道：“试验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
刘杰回答：“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索，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他判断道：“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周恩来十分欣慰，但仍郑重地叮嘱：“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同时，周恩来告诉刘杰：中共中央已批准张爱萍、刘杰的请示报告，正式决定将原子弹的爆炸时间定在10月16日15时，内部的代号为零时。
10月16日清晨，罗布泊地区晴空万里，碧空如洗。
由8467个构件组成，重70吨，高102米的铁塔，在耀眼的金色阳光辉映下，傲然挺立。
在它的顶端的金属结构里，几十万人心血凝聚而成的第一颗原子弹就安置在这里。
中午12时，周恩来致信刘杰：
在12时后，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以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14时30分，张爱萍、刘西尧等进入距离爆炸中心60公里处的白云岗观察所，在露天堑壕中指挥和观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
张爱萍用保密电话将起爆前的准备工作情况向周恩来作了简要汇报。周恩来当即批准按时起爆。
14时40分，即原子弹起爆时间前20分钟，主控制室依次下达命令：“加电源”、“开机”、“预热”……在零时前10秒钟，张震震又下达“启动”的命令。
口齿伶俐的年轻主操作员随着控制仪一秒一秒地自动显示的倒计时，报出“10、9、8、7、6、5……”每个在场的人都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亢奋和紧张。他们屏住呼吸，现场寂静无声。
在读秒到达零时，“起爆”命令发出的一瞬间，只见罗布泊戈壁大漠深处出现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随后上空出现了蘑菇云。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0月17日，周恩来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中国政府在16日声明中提出的关于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
当大家正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周恩来又在考虑爆炸后对人民健康安全的影响，特别是试验地附近地区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情况。
18日凌晨，周恩来要专家向他报告这方面的情况。直到经过反复检验、包括给在最前沿的战士进行抽血化验，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后，他才放下心来。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再次出现了巨大的蘑菇云。蘑菇云不停地在空中翻滚，越滚越大，越壮丽。
就在这壮丽场面映照大地的同时，聂荣臻拿起战壕里的专线电话，向周恩来报告：
试验成功了！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获得完全的成功。
两弹的成功，让中国人不再惧怕那些所谓霸主强国的核威胁，中国从此可以昂首挺胸作人了。
这让中国人民充满了民族自豪感。中国的核事业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在无数科学家的努力工作下，蒸蒸日上。
中国的国防科技力量日益增强，中国人在向科技进军的道路上，飞速前进。
第11章哈军工研制军用计算机
1958年10月1日，正是国庆期间。举国上下，一片欢庆。这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里，一批研究计算机的科研工作者更是处在极度兴奋之中。
因为，这一天，中国第一台军用计算机，901型舰载计算机在这里诞生了。当这台计算机快速的算出椭圆积分时，这批科研工作者情不自禁的欢呼起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建在哈尔滨，故简称哈军工。哈军工的计算机事业，其科研代表人物是慈云桂和柳克俊。
慈云桂毕业于西南联大再入清华，接近研究生毕业时被提前选拔去大连海军学校执教。柳克俊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第一届苏联导师培养的研究生，毕业时被哈军工要来。
1957年，北京行动研制103机型时，哈军工慈云桂、柳克俊等人在海军的支持下组织了901军用计算机攻关小组，命名为331研制组。
当时国防发展确立的方向是“飞、潜、快”。即飞机、潜艇、快艇。计算机开始成为这些武器系统的指挥计算仪。没有计算机，就解决不了武器自动快速瞄准。
比如鱼雷快艇，无计算机瞄准，只好靠近敌舰近战开火，伤亡率大。由此引发设计舰载计算机的研制设想，目的是研制一台鱼雷射击指挥仪。
慈云桂当时是海军工程系的副主任，但也为901型机研制作了大量工作。当时，慈云桂他们都不懂计算机，就从最基本的学起。他们找到了一本英文计算机普及知识书籍，拿来视为珍宝学习。
慈云桂他们的研制工作得到中科院计算所的大力支持。计算所有人当时已从苏联学习回来，正研制103机和104机。
慈云桂他们就去那里学习，并得到罗沛霖所长积极支持，提供了全部资料。后来，课题组的人全部去了，在那里学习两周。
以后一部分人留下，继续在该所学习，罗沛霖所长专门给了一间办公室，当成所里人一样，参加所里会议，领取实验器材不分内外。
一个月以后他们返回哈军工时，所里还平价拨给他们一部分器材。
慈云桂他们从北京回到哈尔滨整日想的是如何研制出我们设计的计算机。每天都顾不上回家吃饭。当时他们都年轻，爱人常常送饭来实验室。
这些年轻的科学家并不是装着不回家吃饭，不是做给谁看，而是一颗心都放在了计算机上的缘故。
系主任黄景文，系政委邓易非都是打仗出身的老干部，他们很关心大家，每天来实验室看望，问有什么困难，只要讲难处，他们立即解决。
1958年10月1日前夕，慈云桂他们终于完成了硬件和软件。
慈云桂出了一个题，就是椭圆积分。计算机很快算出结果来，大家高兴的不得了。
这台计算机就在当月运往北京海军大院海军司令部俱乐部展览。
中央和军委对此评价很高，希望把国防科研搞上去。周总理特别叮嘱，要有雄心壮志，起步晚不怕，中国人站起来之后，有力量赶英超美。
北京的展出促使中央和军委下决心加强计算机领域的研究。
当时调试不稳定，为保证稳定性，白天展出之后，夜里，在慈云桂带领下，抓紧调试，天天都有问题出现。
901机经过鱼雷快艇海上试验，对提高鱼雷瞄准精度，避免靠近射击发挥了极大作用。
但是运行不稳定是大问题。还有体积大，功耗、散热等方面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装备部队。
哈军工决定尽快研制更好更稳定的计算机出来。
为了尽快实现这个目标，哈军工将海军工程系分建出电子工程系，包括了雷达、导航、计算机、通讯等专业，集中在电子工程方面投人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哈军工完成了“441—B型”计算机，并进入了晶体管一代，成为中国当时性能最可靠的计算机，其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
改进型的441—C型、441—D型等机型迅速投入装备部队，国防科委系统的卫星跟踪各基地最初装备的数据处理系统都是441型系列机。同时还装备了高炮部队、鱼雷快艇等用于数据处理。
为了441型机系列的研制成功，哈军工付出了巨大努力。
1961年初，慈云桂教授随中国计算机代表团访问英国，参加计算机学术会议，其间访问了剑桥、曼彻斯特、牛津等几所大学，历时两个月。
慈云桂注意到国际上计算机发展的主流方向是全晶体管化，他收集了不少有关晶体管通用电子计算机方面的资料，头脑中构思着晶体管化的通用计算机体系结构。
回国后，慈云桂向国防科委领导汇报了出国考察的体会和研制新计算机的设想，得到领导的热情支持。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指示：哈军工的计算机要用国产晶体管，尽快研制出一台通用数字计算机来。
是年秋，哈军工成立电子工程系，康鹏等年轻教员随慈云桂从海军工程系调入这个新系。
此时，慈云桂决心在电子系重新组织一班人马，开始晶体管通用计算机的研制，机器命名441—B。
慈云桂点将的头一个人就是康鹏，他对这个山东小伙子敢字当头的秉性和“拼命三郎”劲头印象很深，他让康鹏做课题组的技术负责人和逻辑设计师，此时见习助教康鹏连毕业证书还没有拿到手。
一开始，慈云桂让大家先学习半导体学理论。看了几天的书，康鹏不以为然：“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去钻研半导体理论，我们主要是用晶体管，知道它的特性，会用就行了。”
当时，中国科学院、四机部等几个大的专业所都在研制通用计算机，他们面临同样的困难：大跃进时起步的半导体工业举步维艰，国产晶体管先天不足，质量不过关，人们悲观地认为国产晶体管不可靠，5年之内，休想用到计算机上。
如果要使计算机全晶体管化，只能采用进口的晶体管。可那个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计算机的关键技术是完全封锁的。
到全国各地调研后，康鹏回到学院，他到慈云桂副主任的家里汇报，两个人长谈到深夜。
“慈付主任，”康鹏说出自己的担忧，“科学院等近千人大所研制晶体管通用机，两年过去了，都没有搞出来，可见研究工作难度之大，我们现在只是一个10多个人的小组，连人家一个研究室的规模都不够，我在考虑怎么才能拿下这个任务。”
“小康，这的确是个艰巨的任务，”慈云桂乐呵呵地鼓励道：“在苏联，这样的大课题都是院士一级的大科学家们干的，我为什么选你干？为什么选的都是一些年轻人？我对你们的创新潜力有信心，不要被大院大所吓住，我们军工在军用机上已经走在前面，通用机也能闯出来。”
康鹏说：“我反复想过，我们不是三头六臂，在实力上无法和人家相比，所以不能走他们的老路，必须走自己的一条新路。他们大都采用外国的诺尔电路，我们国产的晶体管很难适用这种功耗大的电路，况且还有别的问题。”
慈云桂肯定康鹏的思路，话语中充满了信任：“你就顶上去吧！”
康鹏带领同志们投入艰苦的逻辑设计和电路实验工作中。
国产元器件质量差，触发器一触即发，插个电烙铁、关个电灯，触发器都要翻转；信号抢道、脉冲变形引起信号逐级恶化等问题，都是当时各个计算机研制单位共同面临的科研难题。康鹏提出一个“隔离阻塞原理”，设计出全新的电路，攻克了一个个科研难关。
1963年10月，哈军工10年校庆的时候，441—B的研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参加校庆的各地专家学者都来看441—B，听康鹏讲他的“隔离阻塞原理”，当年，在西安举行的全国第三届计算机学术会议上，康鹏的论文引起全国同行的重视。
国际上一种有名的计算机平均57个小时出现一个故障。
康鹏和大家忐忑不安地计算着时间，48小时过去了，72小时过去了，441—B工作依然正常，大家欢呼起来，都劝两位参谋回招待所休息，两位参谋不肯，一定要看到底，结果，11个昼夜过去了，441—B正常工作了268个小时，在可靠性上大大超过国际那种有名的计算机。
中国第一台全晶体管化通用计算机诞生了，在这台机器上，任何部件都是国产的，它是中国自主技术创新的典范，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造”。
从此国家摆脱了仿制电子管计算机的老路，迈进自制晶体管计算机的时代。
两位参谋兴高采烈地回北京报捷，四局局长李庄大喜，连忙向聂荣臻汇报，聂荣臻指示说，哈军工做出了大成绩，在计算机的国产化上取得了突破，要尽快在全国推广。
1965年年初，在国防科委的主持下，全国30多个单位的代表齐聚哈军工大院，参加441—B推广学习班。
其中有国防科委系统的八大院校，有解放军的三大试验基地，还有各军兵种的研究机关，各国防工业部门和邮电部等。
这是建国以来，中国第一次大规模计算机复制培训。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哈军工毫无保留地敞开大门，441—B的所有技术机密全部公开，与会单位的代表人手一份技术资料和全部图纸。
那些日子，担任技术主讲的康鹏把嗓子都累哑了，他和助手在机房几乎是手把着手教会各兄弟单位代表使用和仿制441—B。
不久，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成都电子工程学院和北京工业学院五家大学首先成功仿制了441—B，哈军工也在自己的工厂里为军方三大试验基地生产改进型的441—B，彻底改变了国防尖端武器试验中使用电子管计算机的落后局面，为此后两弹一星的宏伟大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勋。
是年春，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仪器仪表展览会上，441—B和其他单位研制的计算机摆在一起参展，其间突遇邢台地震，接连不断的余震和忽高忽低的电压，迫使许多单位的计算机关机休息。
只有441—B一切如常，并现场为观众免费算题，吸引了地质、气象等众多大单位的技术人员观看，在这次由于地震引发的计算机的无声大比武中，441—B的高可靠性又一次得到公认。
著名的两院院士、时任四机部科技司副司长的罗沛霖老先生在全国订货会上，大声称赞441—B，说它是“高可靠性的优选品种”，他带头点名订购，在全国影响很大。
移植生产441—B的好事儿让天津电子仪器厂争取到手，该厂先后生产了150余台，占当时全国计算机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强。
“王牌产品”441—B在全国开花结果，在中国计算机科技发展的历程中康鹏和他的战友们做出永载史册的贡献。
1965年9月14日，奉李庄局长之命，康鹏与慈云桂教授一起参加441—B的报告会。在会上，康鹏介绍了与他发明密切相关的论文，不善辞令的康鹏净说大实话，台下掌声连天，听者反应热烈，接着对论文进行评奖，5篇论文皆为一等奖。
李庄向聂荣臻进行了汇报，聂荣臻说，我们要争中华民族的志气，不要一说发明就是外国人的名字，应该给康鹏同志的发明颁发证书。
李庄说，那就叫“康鹏电路”吧。聂荣臻签发了“康鹏电路”的发明证书，这在中国科技史上是惟一的事例。
哈军工研制的军用计算机系列，为中国国防注入了更多的科技万分，使中国的国防事业在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第12章中央专委领导研制导弹
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重新放置在发射台上，这是“东风二号”的第三次发射试验。
随着惊天动地的呼啸声，“东风二号”导弹连续三发都取得了成功。
围观的人们发出胜利的欢呼，相互拥抱握手祝贺。
这是“东风二号”导弹的第三次发射了，终于不负众望，中国自行研制的导弹发射成功了。
这次连续三发都取得了成功。它标志着中国从此拥有了可以远程打击的导弹盾牌。
在晚上举行的庆祝宴会上，餐桌上摆着这样的四菜一汤：炖黄羊肉、西红柿炒鸡蛋、猪肉辣椒和炒扁豆干。
这对当时基本上是天天盐水煮黄豆当菜的参试人员来说，已经是极其难得的丰盛了。
中国的导弹发射经历了由模仿到自创的艰苦之路。
新中国建立后，领袖层明显地感觉到外来威胁地存在。因此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重要的议题。
当时这些技术唯一来源是盟友苏联，然而苏联当时只同意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不愿进行具体技术援助。
就在五星红旗升起的第二个月，中国科学院宣告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召唤海外学子回国。
1955年秋天的一个早晨，钱学森和他的夫人终于回到了祖国。
在此之前，由于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的是高精导弹技术的研究，因此在他提出希望回国的意愿时，美国有人声言宁愿枪毙他，也不能放他回赤色中国。
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于是，钱学森的回国，成为的中美两国外交上的一场各取所需的谈判。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钱学森终于安全回国。
1956年2月，钱学森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最先为我国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
1956年10月8日，聂荣臻亲自主持五院成立仪式。钱学森任院长，刘有光为政委。
然而当时他们的全体部下，新调来的156名大学生和五院当时的各级干部，别说导弹的基本概念，就是导弹的模样也没人见过。
大学生朱礼文说：
当时我没有想到，因为我学的是飞机设计啊，我好多同学都去搞飞机，但是最后分配的时候，分配到我们的五院，就来搞火箭，这是我当初没想到的。
1957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伴随着苏联卫星成功的雄壮进行曲，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等人再一次来到了这个正沉浸在欢庆喜悦中的“老大哥”国家。
在十月革命阅兵式的红场上，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看到了最新型的导弹，它就像一把战神之剑。当时苏联愿意提供给中国两发P—1型第一代地地弹道式导弹。
毛泽东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这些年轻人是毛泽东实现宏大理想的希望。中国导弹一起步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被命名为“东风”系列。
1957年12月24日，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苏联导弹技术人员外，还有一份苏联送给中国的厚礼，两发P—1近程地地导弹。
当时苏联提供的两发P—1型第一代地地弹道式导弹，其中一枚是供教学用的解剖弹，另一枚是完整的实弹。据送弹来的苏联专家讲，装上推进剂就可起飞。
由于设计图纸和工艺工装资料没有同时到达，而国家又急着要导弹，当时中国人的当务之急是分解导弹结构，照猫画虎，测绘出所有零部件的尺寸，以供生产加工部门仿制。
这个计划当时为保密、定为代号“1059”，意为向1959年国庆10周年献礼的含义。
要拆卸一个直径两米、长度近20米的导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从弹体、发动机到每一个螺钉、垫圈，都被细心地拆下包装做好记号拿去测绘。
这一过程进行了半年的时间，所有参加的人员都被兴奋所笼罩，天天通宵达旦、日夜苦战。很快，工厂就加工出一大批零部件，然而等到年底苏方的原文资料图纸到达后一对照，所有人都凉了半截。
原来之前那种靠简单测绘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尖端科技产品的技术与质量要求有很大差距，先前自制的零部件大部分要返修或者成为废品，仿制工作遭到第一次挫折。
年轻的科技人员凭着一股激情，开始了神秘而艰难的探索。
在那段中苏关系“蜜月”的年代里，作为学生，中方人员学习态度是谦虚的，因为他们急切地渴望学到尖端技术；作为老师，苏联专家的态度也是诚恳的，中国人在仿制过程中确实学到了许多有关生产的技能。
但所有的苏联专家都严格根据中苏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只回答中方技术人员提出众多问题中的仿制制造技术，而对其他一概闭口不谈。
到了1960年，正当中国仿制P—2导弹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时，中苏之间关于意识形态领域大论战开始了。
赫鲁晓夫下令全部停止根据先前的协议正在进行的对中国的援助。不久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并带走了全部图纸。
1960年6月，在最后一批苏联专家撤走的前一天晚上，中方技术人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曾朝夕相处的苏联专家的住所，想借送行的机会，请教一下有关航天技术发展途径和多级火箭是串联还是并联等问题。
但一直聊到深夜，苏联专家没有吐出有关这些问题的一个字。第二天清晨，中方人员怀着复杂的心情把苏联专家送上了回国的飞机。
就在苏联撤走专家后的1960年9月10日，中国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用苏联专家认为会爆炸的中国自己生产的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一枚苏制P—2导弹。
而这时，中国人按照苏联提供的图纸仿制出来的火箭，也开始进入最后的组装。人们把新中国航天人自己制造出来的第一枚火箭命名为“东风一号”。
被实验终于成功鼓舞起来的火箭制造者们一鼓作气，很快就组装好了第一枚中国自己制造的导弹火箭并立即装上了开往大西北靶场的火车。
经过五天的行军，专列于1960年10月27日下午13时20分抵达酒泉发射中心。
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中国第一枚仿制的导弹火箭“东风一号”点火，发射成功。
在第一枚“东风一号”发射前的1960年4月，中国航天部门已经正式下达了研制新型号发动机的任务，“东风二号”导弹的研制正式开始。
这标志着中国火箭工业结束了单纯仿制的阶段开始走上自主设计的道路。
当年由于火箭研制的条件很差，热情高涨的人们想出了很多土办法。
没有发动机的试车台，有人就挖个坑把发动机半截埋在地下，尾巴朝上做试验。为了防止发动机爆炸飞出，人们又像系牲口一样，用钢丝绳把它拴在附近的树上。
当时有人形容“两弹”工程为：“按一个电钮，全国都通电”。这话其实并不过分。
1960年代初期，国家成立了由周恩来担任主任、陈毅、贺龙、聂荣臻、李富春、薄一波等任委员的“专委”，重点是解决研制中间的计划、设备、资金等问题。
那时的决定很简单，要你办什么事没有什么可说的，限时间如同作战命令，没有研究，只有完成。
由于这一特殊项目在全国上下畅通无阻，以至于有了“绿灯户”的称号。苏联的样弹让中国人看出了名堂。
在先前苏联专家帮助的仿制过程中，中方人员了解了组成武器系统各部分的构造和生产方法，但在对系统内在联系上苏联却有所保留，没有提供相关资料。
热情高涨的人们在挖掘潜力、提高性能的口号下，把原先苏联图纸上的零件尺寸按比例放大，设计制造出的火箭明显比原苏联的成品大了一号。
1962年3月初，火箭总装出厂送往靶场。终于拿出了完全是自己设计和制造的导弹，让所有人都洋溢着自豪感。
当时的场面是人人情绪热烈，有人形容说就如同女儿出嫁一样。然而，这枚“东风二号”的发射成为一次让所有科技人员刻骨铭心的记忆。
1962年3月21日上午9时5分53秒，“东风二号”在万众瞩目中点火升空。
然而，中国的第一批火箭制造者们第一次看到了火箭倒栽葱的景象。所有人的脸上都变成了灰色，有的人甚至哭出声来。
事后发现是片面地为增加携带重量而减轻火箭自身结构重量，导致箭体发软，影响控制系统的稳定，同时单纯加大发动机推力，也造成过大的压力冲破弹管。而这些问题如果严格遵循研制程序经过地面试验是很容易发现的。
从那时起，火箭研制开始有了一整套复杂的地面试验程序。失败让人知道科学不仅需要热情还需要严谨。
距上次失败两年后，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又开始发射试验。这次连续3发都取得了成功。
“东风一号”，“东风二号”导弹相继成功发射，中国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导弹武器事业，为中国的国防科技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国防力量得到了加强。
后来，钱学森等科学家在党的领导下，又成功的用导弹将核弹发射出去，从此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导弹核武器，国防力量更加强大。
中国人通过不断的努力，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力量。在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中国的科学事业日益赢得世界各国应有的尊敬。
第13章中科院开创国防水声研究
1964年7月1日，是党的44周岁生日。就在这一天，中国科学院还迎来了一件喜事，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正式诞生了。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简称“声学所”。
59岁的汪德昭，被任命为声学所第一任所长。汪德昭的任命，绝非偶然。他为中国的国防水声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防水声研究是直接为海防建设服务的。它所研究的领域，包括水声基础理论、水声技术、岸用、潜用、舰用声纳设备及各种水声仪器等。
我国有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域。
为了改变祖国在海防建设上的落后状态，1956年，水声学作为最大项目，被列入新中国第一部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之中。
从此，中国科学院开始了水声学的研究工作。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了水声研究组。同时，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的协定”，即122项重大科技合作项目。其中之一就是“中苏联合水声考察”。
中苏联合考察的筹备和进行，是我国国防水声研究的开始，也是我国水声队伍组建、锻炼成长并走向独立研制的良好开端。
中国科学院的水声研究工作一直得到国内外各有关单位的支持和帮助。
在我国国防水声研究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汪德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8年初夏的一天，汪德昭正在原子能研究所自己的实验室忙碌着。突然，电话铃响了，助手过来告诉他：“张劲夫副院长请你马上到院部去，有急事。”
汪德昭立即脱下白大褂，匆匆赶到院部。
张劲夫说，要尽快地、有步骤地实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党中央决定，立即采取若干紧急措施，在一些重要领域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散会后，张劲夫向汪德昭走过未，顾不上寒暄，便兴奋地告诉他：“我国要发展自己的国防水声学了！你赶快准备一下，参加水声考察小组，到莫斯科去。”
汪德昭听后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聂荣臻点将，点到了自己头上。
为什么要启用汪德昭呢？
张劲夫回忆说，当时科学院领导已经认识到国防水声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尖端技术，但是，难度也很大。
因为海水不像空气用电波、无线电来联络，海水联络靠什么？要靠声道。而中国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没有经验，也没有专门的人才。
而刚刚从法国回来的汪德昭，曾跟法国教授郎之万学过声纳。所以科学院党组研究决定，就将国防水声这一重要任务直接交给了汪德昭。
中国水声考察小组一行4人，在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所长顾德欢的率领下，出发到苏联考察。
成员除了汪德昭，还有当时属于海军第六研究所王朋和当时是电子部的工程师柳先，考察组在苏联进行了细致的参观考察。
考察期间，汪德昭抓紧短暂机会，白天调查专业的延伸领域、学术上和应用上的目的对象、各类必需的研究设备和手段及国际上有关问题的研究进展情况，休闲时则酝酿筹划回国后所应开展的工作与今后的发展步骤。
苏联对国防水声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向我考察组提出联合建立南海水声站的问题。苏联愿意派专家，并提供所有设备，和我们一块搞。
这可是事关两国的大事，顾德欢不能作主。考察组在出发前，张劲夫一再叮咛顾德欢：“对外关系，小事也是大事，要注意请示报告。有要紧事要跟我联系，不要随便答应人家。”并说：“有时大事与小事很难区别，你要注意。”
正是因为张劲夫副院长打了招呼，所以顾德欢夜间打长途电话找张劲夫请示说：“苏联提出和我们一块在我国搞南海水声站，他们派专家来，给我们提供设备，怎么办？”张劲夫警觉地说：
你要注意，我请示党中央、毛主席。再答复你。
于是，张劲夫马上用保密机打电话给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安东说：“我马上请示军委秘书长黄克诚。”黄克诚连夜打电话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说：“噢，苏联这么积极？请允许我考虑10分钟。”
10分钟后，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表态：
我们的原则是：欢迎援助，不能合作。因为合作涉及到中国的主权问题。
黄克诚听了毛主席的话，马上告诉安东，安东又马上告诉张劲夫。
张劲夫把毛主席的态度告诉了顾德欢，中央表态这个项目很重要，但是，只欢迎苏联援助，不能搞中苏合作，合作涉及我国的主权问题。
也就是说，在我这个地方要搞水声站是中国的，你来人员作为专家身份可以，运设备来，我们欢迎。
顾德欢向考察组成员汪德昭等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他们坚决按照中央精神回答了苏联。
苏联同意了我们的条件。顾德欢回来后，张劲夫风趣地对他说：“幸亏你告诉我呀，我们及时请示了毛主席。”
张劲夫深有感触地说：
这是经验，对外交的事，可不能随随便便讲。要经过中央授权，没有授权是不能表态的。
中国科学院电子所与苏联科学院声学所商定了在中国南海联合考察的合作计划。我国4人考察团从苏联考察回来，已经是1958年的秋天了。
考察小组回来汇报后，中国科学院党组向党中央写出报告：
建议建立水声学研究队伍，尽快开展我国国防水声学研究工作。
报告中建议立即从全国几所重点大学物理系的高年级的学生中连选品学兼优的提前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参加水声研究。
报告由聂荣臻送邓小平批示，井转呈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这个报告。
周恩来同意抽调100名差半年至一年就要毕业的大学生，提前分配参加水声研究工作，边干边学。
人们把这一措施形象地称为“拔青苗”。汪德昭这时也由原子能研究所调往电子所任副所长兼七室即国防水声研究室主任。
这100名“青苗”来到电子所的时候，多数人并不知道水声是什么？有的人光听说“水声”，并没有弄清楚是哪两个字，还误以为抽调自己是要改行搞“水生生物”哩！
在连教科书也没有的情况下，汪德昭组织人员从俄文、英文的资料翻译、编写启蒙教材：重译伯格曼的《水声学物理基础》和秋林的《声波在海水中传播的基本现象》两本教科书，使一大批水声工作者掌握了基础理论。
在培训班上，汪德昭先讲了第一课，讲水声、水声物理、水声技术，讲得深人浅出，非常清楚、非常形象、非常生动。
而且汪德昭有一个习惯，即把所讲的重点马上在黑板上用粉笔“框”起来，便于学员们记录和理解。
汪德昭要求当时还很年青的科技工作者，树雄心、立壮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如虎添翼，做出自己的贡献。
汪德昭认为除了让“青苗”们学习理论，还应当让这些未来的水声研究人员了解我国水声实际情况。
所以，在中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签署的合作协议中，由电子所七室，即国防水声研究室与苏联水声学所协作，联合对我国南海进行水声科学考察。
这一方面是为了摸清我国海洋水声的基本实际情况，而通过实地出海考察，也可以培养我国自己的水声科研人员。
中苏联合考察的中方科学家领导人是汪德昭，苏方科学家领导人是苏哈列夫斯基。但苏哈列夫斯基因故未来，由马捷波夫代理。
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这次水声考察非常重视，整个考察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聂荣臻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
科学院党组对创立我国国防水声非常重视，1958年就在中央批准科学院搞人造卫星的特别经费中，拿出专款用于国防水声研究。还特别决定由汪德昭主持水声工作。
不久，开始了南海水声站的建设。从选点到建设期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都给予很大支持。他曾两次和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谷羽坐飞机到现场，钢材不够，他从广州调拨。
在海军的积极支持下，在海南岛榆林港创建南海水声工作站作为海上考察的实验基地，将两艘军舰做适当改装后作为水声实验船，调集有关水声器材物资，为考察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
中苏联合水声考察于1960年1月16日开始，4月初结束。参加海上考察的人员中，苏方共派出专家24人，中方有来自全国有关科研单位。
高等院校和部队的科技人员共约120人。请当时正在苏联学习水声的杨士彻，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员参加考察队的领导工作，担任中方队长。
在考察期间，中苏科研人员互相配合，团结协作，关系融洽。苏方专家给我方人员系统讲授了水声基础课15次，每次3至4小时。
中方科研人员抓紧利用共同工作的机会，刻苦钻研学习。海南岛天气炎热，国内又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考察队中方人员的居住和食品供应条件很差。此外，由于实验船吨位小，南海风浪又大，出海晕船是经常的事。
但他们一直保持着生气勃勃的饱满情绪，为了开创中国水声科研事业，尽快地把苏联的经验学到手，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很快熟悉了实验技术，胜利完成了考察任务。
在考察过程中，从以苏方为主，逐步过渡到以中方人员为主进行操作。考察工作历时85天，主要在榆林港附近水深30至80米的海域进行，还冲破重重困难直达西沙群岛。
在此期间，考察小组先后出海74次，记录胶片、录音磁带及各种记录磁带长约32公里。
考察结束后，由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要求将32公里长的考察胶片带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汪德昭处变不乱，他派人带上这些胶片，来到北京全部拷贝了下来，为我国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海洋考察资料。
中苏联合水声科学考察，双方协定规定：中方提供考察船及后勤供应，苏方提供水声考察设备，共同分析使用考察资料。
1959年前，苏联专家开出需我方准备的仪器设备器材清单，汪德昭叫李允武负责而且指示他必须一件件亲自落实，否则就会耽误中苏联合考察，以后还多次检查，苏方一火车皮仪器自莫斯科运出后，鉴于在这之前观测日食的仪器曾运错地方的教训，汪德昭还交代李允武从满洲里或二连直接押运仪器到广州。
李允武奉命一直坐在铁道部的调度室里，直到仪器到了西直门车站，报告了汪德昭，他才放心。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就我国当时的物质条件而言，在一年内要完成考察准备是困难的。
但是，由于海军和中国科学院的重视和支持，经过各方面上下齐心协力，努力奋斗，终于如期完成。在建站方面，要选好站址，要落实建筑材料。
汪德昭等第一次去榆林选址，时值盛夏，骄阳似火，暑气蒸人。
在榆林基地的协助下，汪德昭等选定了基地内大东海以西的海边缓坡作为南海站的站址，又在大东海选定了建造专家招待所的地点。
紧接着是委托设计，以及开山修路、房屋施工等等。
可是当初建站时的生活十分艰苦，没有蔬菜，吃的一种蔬菜叫“无缝钢管”，就是空心菜，嚼不烂，更苦的是没有油。那是一个鲁滨逊式的地方，要买一个电阻也要跑到广州去。
南海站的人出海去做实验，大家劲头足极了，都带个脸盆去，这是在船上防呕吐用的，有的人一边呕吐一边继续做实验，有的把胆汁都吐出来还继续记录，十分感人！
1959年7月，苏联声学所水声负责人苏哈夫斯基带领9名科技人员达到广州进行水声仪器调试，试验中发现大功率发射机在高温高湿的气候条件下不能正常工作。
同志们急中生智，使用手榴弹作为非标准水下声源，在榆林海区进行了一次水声传播实验以检验其他电子仪器的使用情况。
这是前哨性的，只进行了几次，时间不太长。汪德昭因不慎把腿摔坏了，没有参加这一次考察。最后，双方商定，第二年正式开始中苏联合水声科学考察。
1959年12月下旬，24名苏联专家抵京，旋即赴海南岛与先期到达的中方科技人员一起，于1960年1月16日开始了历时85天的联合水声科学考察，这是正式的考察，地点仍然在榆林港的外海。
这次考察一共组织了几十次海上、岸边和码头实验。在最繁忙的2月份，几乎是每隔两天就有一次出海活动。
这一次汪德昭始终领导和参加了水声实验。他为了全面掌握考察的进程，除了在事先与苏方共同拟订考察计划之外，还要求各研究组每大都要填写“科学考察活动日志”。
汪德昭并不满足这些书面材料，每逢有重要的海上实验，他总是和年轻人一起上船出海，亲自考察实验进行的情况。
一次跟“声传播”课题组出海，遇到大风浪，600多吨的考察船在海上猛烈颠簸，船上的人晕船呕吐，他带头吃咸萝卜干以缓解呕吐，战胜困难，完成了考察任务。
在考察期间，汪德昭抓紧时间请苏联专家为我们的“青苗”讲课，并把讲课内容进行整理，编成讲义，供大家学习参考之用。
大约是3月初，汪德昭要随同“混响”课题组出海实验，就在考察船正要离开码头时，他看到从岸上向海边走过来几个人，其中就有当时的总理周恩来。
汪德昭快步跳上甲板，迎了上去。周恩来问考察情况，汪德昭向他做了简要的汇报。
周恩来心里明白，这将结束我国有海无防的历史，听了频频点头，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汪德昭亲自组织中苏联合南海水声考察，特别注意仪器、器材的准备，不顾腿伤担任考察队中方首席科学家，参加海上实验。
在看到苏联对我国的封锁后，便组织学生到保密室默记苏方的18篇报告，及时回京整理，内部出版。汪德昭还叫学生把数据记一份下来，自己整理。
后来汪德昭又嘱咐东海站，北海站在建站时打好基础，多做海上考察，每次考察做好计划和总结，并上报给他审阅。根据三站海上考察资料，开了“643会议”，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得到我国水声科学的第一批成果。
1960年10月开始，汪德昭组织这批青年科技人员花了半年时间，将这次考察记录整理出来，做了初步的分析，后来，编写了8大本水声考察报告。
汪德昭还根据这些资料，计算了我国几种主要声纳的最佳频率，提供海军设计使用；他还指出了我国南海海区若于特殊的水声情况；并指出在对敌作战时，我潜艇应采取的对策，供海军参考。
1964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了。汪德昭被任命为声学所第一任所长。
汪德昭提出了水声学的发展战略，即“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高到低，有合有分”。
这些思想为我国水声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此，我国水声学在向科学进军的道路上飞速的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