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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科学：吹响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号角
王金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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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大华文苑授权掌阅科技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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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
毛泽东幽默地说：要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
周恩来同志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化科学进军。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聂荣臻说：“五院、二机部、中国科学院，三家要扭成一股绳，共同完成国防尖端任务”。
1956年1月14日，在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正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正在召开。
这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279人。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毛泽东说：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技术革命……就是要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
后来，“技术革命”一度成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流行口号。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会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中，详细地论述了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方针政策，希望知识分子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和马列主义理论学习，逐步地成长为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
《报告》指出：
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
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化科学进军。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为了最迅速最有效地实现科学规划，使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周恩来还提出要采取的措施。
同时，周恩来还明确批评了忽视科学理论研究的错误倾向，并总结了我国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经验。
《报告》最后提出了制定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的任务，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
这次会议，激发了中国科学家献身中国科学事业的热情，也宣告了中国科学事业新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始全面展开。此时，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再次呈现出迅猛的势头，新技术、新工艺层出不穷。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建设的逐步开展，知识分子日益显示其不可估量的作用。许多知识分子怀着报效祖国的热忱，投入到了国家建设中。但党内也存在着忽视知识分子作用的倾向。
1954年，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要把文教、科技方面的统战工作也列为统战部门的工作重点。
1955年底，当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进入关键性的第四年的时候，各种建设人才匮乏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和尖锐。
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开会议讨论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周恩来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应该先在党内很好讨论，然后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会议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决定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同时要求成立知识分子问题10人领导小组，专门为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做准备工作。
10人领导小组由周恩来负总责，彭真、陈毅、李维汉、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等共同参与。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会议还指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及有关部门，先期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中共中央。
此后周恩来起草《知识分子问题》提纲等文件，召开各种会议征求意见。民盟中央费孝通等人将通过调查了解到知识分子问题，向中央统战部做了反映。
中央统战部参照有关材料，综合编写了《高级知识分子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报送了中共中央。这份材料集中反映了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当时我们党的干部，大多刚从农村转人城市，忙于政权建设和国民经济及其他事业的恢复。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或者无暇顾及，重视不够，或者对科技人才和科技力量的重要性缺乏认识。
有的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在政治上歧视他们，看不到他们的进步和重要作用。有的单位对教授、科学家不够信任，不尊重他们的职权。
党内决定的事项，群众已经听了传达，可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专家还不知道，使他们难于开展工作。
一位从事真菌名录研究工作的科学家，需要查阅全国植物病虫害分布情况等方面的资料，农业部门却不肯提供。
一位擅长水墨花鸟画教学的著名画家、教授，美术学院却不让他开课，而派他到图书馆写书签，到陶瓷科画瓷碗，后来于脆由工会派他给教职员工买戏票。
上海第一重工业局业务处有23名工程师，其中16人安排做行政工作。一位学术上有建树的自体化学家，却分配他做应用化学方面的工作，使他有“硬逼木匠去种田”之感。
有些科学家、教授社会活动过多，如钱三强当时很少有时间从事科研工作，内心十分苦闷；协和医学院妇产科教授林巧稚校外兼职多达13项，严重影响她的医疗、教学和研究工作。
这些现象尽管不是普遍的，但在一些部门和单位中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中央统战部的这份综合调查材料，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经过10人领导小组一个多月的调查和筹备，全国知识分子大会得以顺利召开。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
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会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议认真讨论了周恩来作的《报告》，一致赞同这个报告。
听了周总理的报告，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又在旧社会做过工作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写文章或发表讲话。
这些知识分子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讲到，解放后党和政府给予他们许多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他们决心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教授说，周总理的报告说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指出了他们今后应当遵循的方向。
广大知识分子今后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加强自我改造，积极进行科学技术和理论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最大的力量。
青年数学家谷超豪表示，一定不辜负党所赋予的艰巨使命，在苏步青教授的指导下，发挥集体的力量，开辟新课题的研究，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做出成绩。
著名哲学史专家冯友兰表示，他拥护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愿意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添一份力量，并提出了给知识分子创造有利条件的建议。
会议期间，张稼夫、武衡代表中国科学院在会上发言。大会一直进行到20日才结束。
广大知识分子对这次会议的召开和周恩来的报告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欢呼：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
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知识分子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1956年1月2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率领各学部负责人向参加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干部作了科学报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李富春、邓小平等也出席报告会。
竺可桢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今天大会极为庄严，料不到人民政府对科学如此重要。
会后，数学家华罗庚说，科学家在台上讲，主席在台下听，这实在是给科学家的莫大光荣。
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将讲稿转发至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军委总政。
通过讲稿，使许多党的干部了解到世界和中国科学发展的简要状况，以及中国科学工作当前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195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因为这次全国知识分子大会的召开，许多人把1956年称为知识分子的春天。
一些关于正确对待和使用知识分子的具体措施推出并得以落实，一级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的工资得到大幅度提高。
一年后，中国科学院颁发了1956年度科学奖金。华罗庚、钱学森、吴文俊的论文获得一等奖，每人得到一万元奖金，对于平均工资只有几十元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数目。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成了当时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科学成为人们心中最神圣的字眼。
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胜利召开，为新中国全面建设注入了活力，在党中央领导下，无数科学家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
第2章周恩来确立科技发展思想
1963年1月，在中国的东部城市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正在隆重召开。上海市许多著名科学家都参加了这次大会。
周恩来在这次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
中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
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在这里，周恩来再次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思想。
自从建国以后，周恩来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一直十分关注。在组织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周恩来对科学的认识也得到不断加深。
周恩来曾在不同时间和地点论述了有关中国科学的几大问题。
对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科技状况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问题，对中国实现科技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与迫切性问题，以及对实现科技现代化的方针、途径、措施问题等，周恩来都曾有许多精辟论述。
早在50年代中期，周恩来就十分敏锐地看到了世界上科技突飞猛进的趋势，他指出：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
生产过程正在逐步地实现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
周恩来还认为，原子能、电子学等科学上的最新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
同时，周恩来十分清醒地看到了中国在科技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他指出：“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状况仍然是很落后的。”
不但在世界科学的很多最新成就，中国没有能够掌握和利用，就是中国建设中的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我国当时也还不能独立解决。周恩来说：
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
周恩来的结论是：
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
周恩来强调，“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中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在60年代初，周恩来科学分析了中国实现科技现代化的有利条件。
这些有利条件就是，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有广大的人力和丰富的资源做基础，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证，有了一支不小的技术力量和一批科学研究机构，有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由于中国是一个基础差、底子薄、人口多的大国，周恩来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不能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周恩来说：
应该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重要方面的问题，防止百废俱兴，平均使用力量的偏向。
这里说的解决重要方面的问题，就是指重点抓原子、电子和导弹、航空、人造卫星等尖端科技。
为了突破尖端科技，周恩来提出了抓好基础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
1956年1月，周恩来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指出中国“技术科学上的落后同理论科学基础的薄弱是分不开的。”
为了突破尖端科技，周恩来特别强调了大力协同、集智攻关的指导思想。
1957年6月，周恩来指出：
为了有效地发展中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各有关部门必须协调地进行工作。
这样才能为国家节约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才能加速科技工作的开展。
为了使科研工作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周恩来提出了“领导、专家、职工群众”相结合，“使用、生产、科研”相结合以及“科研、教学、生产”相结合的原则。
为了早日实现科技现代化，周恩来特别尊重人才，强调培养和依靠科技人才的重要性。
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时，周恩来就指出：“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1959年12月，周恩来又说：
掌握尖端技术，关键在于人才。
在周恩来的关心和过问下，一批海外科学家回到了祖国，中国一些重点大学办起了相关的系部和专业，对培养中国各种科技人才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了早日实现中国科技现代化，周恩来还直接领导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也就是著名的“十二年科学规划”。
这一规划提前5年，于1962年基本上完成了，从而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3章毛泽东号召制定科学规划
1956年8月下旬，北京的天气依然非常炎热。“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也接近尾声。
在陈毅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
会议中通过了《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从而完成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任务。
“十二年规划”从13个领域提出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并从其中提炼出更带有关键意义的12个科学研究重点：
1、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2、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
3、喷气技术；
4、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
5、石油及其他特别缺乏的资源的勘探，矿物原料基地的探寻和确定；
6、结合我国资源情况建立合金系统并寻求新的冶金过程；
7、综合利用燃料，发展有机合成；
8、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
9、黄河、长江综合开发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10、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的重大科学问题；
11、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
12、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是科学家们响应党中央以及毛泽东向科学进军号召的结果。
建国后，党中央明确了这样一个思想，“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依靠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
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很快在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1956年1月30日，在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提出“向现代科学大进军”。
周恩来号召并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在4月份以前，制定出《1956到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对这个规划的总的方针和要求，周恩来作了明确指示，他说：
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充起来。
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这是制定“12年科学规划”的总的指导思想和依据。
中央对规划的制定非常重视，决定由周恩来亲自抓，还决定由陈毅、李富春具体组织领导。
1956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制定《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专门会议。对制定这个规划的意义、方针、基本内容和要求，以及如何进行规划等问题，进行了深人地研究。
从这次会议开始，《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已经由酝酿阶段开始进入到实际工作阶段了。
为了加强领导，国务院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成立由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主持和领导规划的制定工作。
领导小组首先研究了方针、原则问题。当时提出了两条不同的方针。
一条是一切都靠我们自己从头摸索前进。另一条是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先学会世界上已有的科学成就，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在讨论过程中，大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第一条路比较长，比较曲折，究竟怎么搞，也很难具体设想；而第二条路则比较短，也比较直，不仅有世界先进科学成就可资借鉴，而且可以争取当时对我们友好的国家给以帮助。
经过讨论，大家同意了第二条道路。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追赶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符合多快好省精神的正确方针。
关于规划的原则，各方面的意见分歧也较大，主要是两种意见，一种是按任务来规划，另一种是按学科来规划。
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小组确定了按任务带学科作为这次规划的基本原则。
同时，大家还认为，除基本原则外，也不排除一些探索性、理论性的课题可以按学科和已有的研究机构来规划。事实上，当时中国科学院的不少课题就是按学科来规划的。
但这样还是引起当时一部分科学家的思想波动，以为这是对理论的轻视。
后来在周恩来指示下，在《科学技术规划》中加了一章“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在这一章中，对基础学科的研究工作做了比较恰当的安排，还把它列为重点之一，这场争论才平静下来。
经过大家认真负责的讨论，制定规划的方针、原则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另一个争论的问题是规划的“重点”问题。
有的同志不同意将“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与“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这两项列入重点。聂荣臻说：
有几种疾病，如血吸虫病，严重地危害着几千万人民的生命与健康，不是件小事，应该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
最终，大多数同志同意了将“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列为重点的意见。
制定这样一个规划，是一项非常艰巨、非常细致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和步骤，不会事半功倍。为此，领导小组花费了不少精力。
最后领导小组决定，先由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和国防部门分别制定出各自的规划。
然后交国务院汇总，由集中起来的一批专家，对各部门的规划初稿进行审查综合和汇编。
当时集中了600多名国内各方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住在北京专门进行这项工作，前后持续了四五个月。
这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为了科学规划，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另外，领导小组还邀请了一些苏联专家当顾问，帮助拟订和审议规划。首先来的是10个人的科学家小组。科学家小组走后，又来了苏联专家组负责人马里采夫和拉扎连柯。
当时到中国来的专家，非常热情认真，在制定规划规定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制定这样一个全国性的长远科学规划，核心的问题是怎样引导我国的科学技术更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领导小组根据周恩来确定的总的指导思想，又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最后确定了几个重要方面：
1、必须建立世界上已有的，又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所必需的尖端学科，如喷气技术、计算技术、原子能和无线电电子技术等。
2、基于我国的特点，需要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大问题，如长江、黄河的综合治理、综合开发等。
3、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和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急需研究的关键问题，如农业、冶金的综合开发等。
4、各业务部门在当前和不久的将来在实际生产中和基本建设中需要解决的较大的科学技术问题。
除此以外，还制定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和设置科学机构的规划。同时，对科技发展的进度，科学机构的布局和分工配合等一系列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就这样，经过600多名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些苏联专家约半年的讨论，这部《1956~1967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终于完成了。
规划中还有一部分国际科技合作的项目，如派留学生、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出国学习、考察，请一些外国科学家来华讲学、提供咨询意见，与苏联、东欧国家建立科学联系和共同进行某些研究项目等。
在这次制定科学规划过程中，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也作了很多工作。中国科学院领导张稼夫为科学规划呕心沥血，在身体情况不好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到规划的完成。
1954年，国家计划委员会颁发了“编制十五年国家经济长远规划”的要求。1954年6月间，张稼夫就委托学术秘书处讨论科学规划的事。
学术秘书处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颁发的“编制十五年国家经济长远规划”的要求，分别召集院内外科学家，对数理、生物、地学、技术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规划问题进行了座谈。
1954年10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苏联专家柯夫达来到北京。张稼夫经常和柯夫达研讨科学院的长远规划问题。
1955年1月柯夫达提出了《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的一些办法的建议》。张稼夫把建议提交党组研究。
1955年2月12日，张稼夫又把柯夫达的建议上报给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陈毅。
1956年1月5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遵照毛泽东“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指示，给张稼夫写来一封信。
在信中，李富春谈到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方针、方法和内容，要求科学院主要做重点学科的发展规划。
李富春在信中指出：
这个规划必须是向科学和技术进军的规划，必须是迎头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规划。
张稼夫接到信后，于同月7日召开了中国科学院党组会议。确定按照来信的要求，如期提出科学院的十二年科学规划。
规划的重点，主要是重要学科的发展计划和重要专题的研究项目。中国科学院党组要把制定这一规划作为科学院工作的中心环节，组织力量大力进行。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正是严冬，离新年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张稼夫参加了这次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刚刚开完，张稼夫就投入到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工作上来。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青年时期曾患过肺病，并多次发作，一个肺已经萎缩，走起路来身体有点倾斜。
在科学院，张稼夫白天忙于开会，找人谈话，拜访科学家。往往要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腾出时间批阅文件，处理公文。所以，张稼夫每天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能上床休息。
党组会议，多半是在晚上召开，而且开得很晚才能散会，而他的饮食又很简朴，喜欢吃家乡的粗茶便饭。每天下来，十分疲劳。
正当科学战线紧张地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时候，由于健康原因，深感力不从心，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调动工作的请求。张稼夫向陈毅副总理谈了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请求掉换工作的想法，并书面提出了接替他的工作的具体人选的建议。
中共中央考虑到张稼夫的身体情况，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调他到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任副主任，由原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张劲夫接替他的职务，二办副主任范长江抓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
1956年3月15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由陈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为副主任。张稼夫是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和副秘书长，继续参与制订科学规划工作。
在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之前，科学院党组书记新旧交替期间，张稼夫于1956年3月10日以科学院党组名义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报告中讲了中国科学院在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第一阶段进行工作的情况，并提出了他对当前科学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看法和对今后工作的具体意见，以供中央参考。
在第二阶段制订规划的过程中，张稼夫常去西郊宾馆参加制订规划的工作会议，范长江、张劲夫对张稼夫提出的有关规划的意见十分尊重。
在张劲夫到科学院正式接任党组书记之前，张稼夫仍和苏联顾问拉扎连科保持工作联系，拉扎连科自始至终参加了制定规划的工作，而且出了许多好主意。
1956年5月间，科学规划的主要项目基本上定了下来，在这一任务快要完成的时候，张稼夫才正式离开科学院，到国务院二办赴任。
1957年3月18日，中国科学院制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科学院1958—1962年计划纲要草案》。
中国科学院第二个五年计划，对实现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至为重要。
该《纲要》在自然科学方面，就建立与发展新技术的研究、国家经济建设中重大的科学任务以及基本科学理论和科学情报的研究提出了具体要求。
1960年4月19日至26日，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委员会议在上海召开。聂荣臻在第三次学部会议上要求在技术和理论方面不断有新的创造，他在报告中指出：
基础科学的理论能否领先，是攀登现代科学高峰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三次学部会议动员广大科学工作者以更高的速度发展中国科学事业。
会议还受国家科委委托，讨论了由科学院草拟的全国《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三年规划纲要和八年设想（草案）》。
这个规划比起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在基础研究方面又有新的补充，特别是与尖端技术关系密切的基础研究受到特别重视。
到1966年2月，大家感到科技发展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军工产品的型号，无论在国外国内，改进更新都很快，不加强计划性和预见性，就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聂荣臻等领导又提出了“科研三步棋”的口号。
号召科研部门同时要有三个层次的型号，一个是现在正在试验、试制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一个是要探索研究的更新型号。至少要看三步棋。
这个口号一提出，当即得到中央的支持，得到科研部门各级领导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热烈拥护。
大家都说，这样，眼界就开阔了，工作就更有计划性、目的性了。
科学规划的制定，科学政策的落实，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安排了详细具体的计划，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为开创中国科学新局面做好了准备。
第4章科学院提出科学十四条
1961年初，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要求各条战线总结出方针政策性的条条来。
据此，全国第一个出现的政策性文件是《农业六十条》，第二个就是《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
《科学十四条》的起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出于中国科学院内部政策调整的需要；第二阶段则是在聂荣臻直接领导下作为全国性的科技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起步时，中国科学院院党组决定此事由杜润生负责组织，汪志华，吴明瑜、朱琴珊等同志参加文件的起草工作。
为了起草这个文件，杜润生等同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同时还吸取了上海神仙会众多科学家的意见。
1961年2月，杜润生等同志提出了当时工作的若干条意见。
1961年2月底，中国科学院召开研究所领导参加的党组扩大会议，集体讨论杜润生等提出的若干条意见，后经大家共同修改为“十四条”。
1961年3月，中国科学院院党组决定由党组成员率队到化学所和微生物所进行整风试点。
杜润生被分到化学所蹲点。一到化学所，他就开展了地毯式的调查研究。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杜润生又对“十四条”作了修改补充。
1961年4月，中国科学院将拟好的草稿呈送聂荣臻。聂荣臻认为这“十四条”很好，建议面向全国。
文件草稿改用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联署上报。文件名称改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稿）》。
同时，还起草了一份以聂荣臻的名义给中央的报告。这份报告对“十四条”中的最重要的几项政策规定作了详细阐述。
1961年4月下旬，在江南名城杭州，由聂荣臻直接领导，韩光、范长江、于光远、张劲夫、杜润生等负责同志又共同进行了讨论。
此后回到北京，他们又讨论过一次。
4月至5月间，张劲夫、杜润生先后两次到上海，征求上海市委和上海分院领导关于“十四条”的意见。
杜润生等负责同志还专门在北京召开了科学家座谈会，听取科学家们的修改意见。
科学院的汪志华、吴明瑜，科委的甘子玉，中宣部的龚育之等，参加了这些讨论，并在杜润生组织下，进行了具体的文件修改工作，最后由聂荣臻定稿。
1961年6月，聂荣臻《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被一起上报给了中央。
1961年7月6日，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聂荣臻的报告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聂荣臻对科学“十四条”产生的过程和内容做了说明。张劲夫则补充介绍了科学“十四条”在科学院试点的情况和反映。
邓小平在讨论发言中认为这个文件很好。他说：
是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很有必要。试行后在实践中加以修订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
邓小平还对有关党的工作部分提出了补充修改意见。提出“党怎样工作？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出科学成果。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科学家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
周恩来也讲了自己的想法。他说：
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
1961年7月19日，《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获一致通过。经中央正式批准下发，对全国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十四条”被誉为“科学宪法”，其内容主要有：
1、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简称“出成果、出人才”；
2、保持科研工作相对稳定；
3、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4、计划的制定和检查要从实际出发，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
5、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简称“三敢三严”；
6、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
7、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
8、加强协作、发展交流；
9、勤俭办科学；
10、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1、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
1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3、大兴调查研究；
14、健全领导制度。
中央认为这个文件不仅适用于科学院，也适用于一切有知识分子的地方，所以下发的范围较广，被誉为“科研机构的宪法”。
科学院为了贯彻“十四条”，又进一步制定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暂行条例》，简称《七十二条》。并于1961年9月15日颁发院属各所。
科学“十四条”为科学工作者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保证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提前完成，以及向科学进军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