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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全聚德与信托合营获新生
1952年5月，北京市商业局信托公司派人向全聚德全体27名职工宣布了实行公私合营的决定，并明确提出，仍有杨福来主管业务，要求工人尊重资方经理。
杨福来心里的一颗石头落下。为了表示庆贺，杨福来高兴地添置了设备和家具，并店内外粉饰一新。全聚德职工喜上眉梢，重开笑颜。
全聚德始建于清同治三年，创始人杨全仁，河北省冀县人。
杨全仁幼年逃荒来北京，以摆摊贩卖鸡鸭起家。1864年，他用所集资财买下前门外一家倒闭的干果铺，以重金聘请了原在清宫御膳房专事烤鸭的厨师，开设了全聚德烤鸭店。全聚德所制吊炉烤鸭，鸭味清香、外焦里嫩、滑而不腻。
全聚德由于烤鸭的独特技艺和热情周到的服务而闻名京师。
1890年，杨全仁逝世，全聚德由其二子杨庆茂继承掌管。
为发展父业，杨庆茂投资600银元，拆去旧店，在原址建起一座二层小楼，装饰典雅，门面清新。店门两旁设两块大铜牌，左边是“包办佰席，内有雅座”；右边是“应时小卖，随意使酌”；门上方砖刻“全聚德”三个大字，至今尚存。
杨庆茂志大而不善经营，于民国初年聘请了山东荣城人李子明担任掌柜。
李子明精明干练，任掌柜期间，全聚德店内一应事宜都由他独揽大权，股东只有分红权。全聚德营业日趋发展，逐步形成了独有的经营特色。
由于全聚德的经营特色，达官显贵、社会名流的光顾，声誉倍增。
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是全聚德的鼎盛时期，一年能获纯利3000银元，为全聚德的事业建立了丰厚的基础。
直至40年代末，全聚德开始走下坡路。
全聚德虽然门庭若市，但又备受干扰和摧残的境遇之中。“盟帮友军”、“败阵伤兵”的滋扰，拉夫、抽壮丁以及苛捐杂税的盘剥，加上急剧的通货膨胀和金元券的发行，使得全聚德元气大伤，业务到了勉强维持的地步。
北京解放之初，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医治战争创伤，制止通货膨胀，平抑物价，恢复生产。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人民群众思想意识和生活习俗的变化，也波及全聚德的经营方向，他必须适应在改造中求发展的客观趋势。
服务对象变化。解放后，党大力宣传劳动光荣，剥削可耻，倡导艰苦朴素之风。全聚德显得冷落了，即使是当时的有产阶级，对以往奢侈的生活方式也大加收敛，不能再做全聚德的常客。
全聚德业务萧条、收不抵支，已处于停业状态。
工人们不得已，卖炊具、钢锅、菊花锅、什锦锅、铜炒勺等铺底以维持生活。
经营者杨福来面对如此局面束手无策，愁肠百结，呆在西四羊肉胡同的住宅内，深居简出，深感山穷水尽，前途渺茫。
1952年上半年，全聚德工人发现，靠卖铺底维持生活不是长久之计。
工人经过商量之后，派出代表到杨福来家商讨对策。
杨福来沉吟良久，无可奈何地说；“反正买卖开不下去了，你们把房子和家具全部卖掉，各奔前程吧！”
工人代表不同意，对杨福来说：“全聚德有近百年的历史，闻名国内外，不能就这样完了。”
杨福来几经思索，想起一位朋友曾经启发过他，要相信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相信和依靠党和政府的话。
于是，杨福来决定找党的领导反映情况，请示办法。第二天，杨福来来到前门区委，找到区委书记李锐向他汇报了全聚德的困境。
李锐依据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和市委对北京有名气、有代表性、又为社会所需要的民族工商业要采取保护和扶植的精神，明确告诉杨福来说：“全聚德不能歇业”。
不久，李锐指示杨福来去市商业局信托公司洽谈全聚德的出路问题。
信托公司负责人刘仁龙告诉杨福来：“上级决定，由信托公司投资，与全聚德实行公私合营。同时拟进行合营的还有丰泽园、同和居两家知名度较高的老饭庄，因为他们也存在经营上的困难。”
1952年6月1日，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全聚德正式宣布公私合营。
全聚德合营后，通过发动职工，提合理化建议，改善经营管理，逐步改变了陈旧的经营方式。
合营前，工人吃住在店，没有上下班时间，直到顾客走净、没人再来为止。
合营后，工人提出实行8小时工作制，超过工时，合理付酬，实行了星期日休假制度和国家法定节假日制度，根据业务特点，进行轮休。
从1954年开始，企业利润分配从过去的“东六伙四”改为“四马分肥”，从奖励基金中留出一部分作为职工福利。
全聚德重新开业的第一天，店堂客满。
之后，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专家、外宾、华侨等中上层人士纷纷在此举办招待宴会，络绎不绝。
劳动人民由于生活条件日益提高，也成了全聚德的顾客。
全聚德昔日门庭若市的盛况重新出现了。
1953年，全聚德派出4名厨师去苏联参加了中国工农业展览会，展示烤鸭技艺，得到国外人士的赞赏。
1954年7月，在西长安街路南开设了分店，称全聚德西号，即现在的鸿宾楼，全部是政府投资。
合营后，全聚德营业逐步上升，1954年的营业额相当于合营前1951年的3倍。
到1954多，利润总额共7.5万元，提出的股息红利共2.24万元，私股分去8770元，占合营时私股资金的52%。
如今，在国内，包头、桂林、昆明、南宁、郑州等地也都设立了全聚德分号。
随着旅游事业和对外开放的发展，全聚德烤鸭店的声誉遍及世界各大洲，已分别在美国、日本、加拿大、泰国等10多个国家投资建店，传播我国独特技艺，为国家赚得了大量外汇。
第10章丰泽园合营后发挥鲁菜优势
1952年，在北京市军管会的大力支持下，丰泽园公私合营，这是北京第一家合营的饭庄。
1930年，名堂栾学堂、名厨陈焕章辞职离开了北京新丰楼饭庄，同时，他们还带走了20位师傅。
在同德银号老板姚泽圣，西单商场经理雍胜远出资5000大洋的扶持下，栾学堂、陈焕章选择前门外煤市街南口济南春饭庄原址，开办丰泽园饭庄。
开业前，姚泽圣召集古董们在中南海一所古代园林建筑“丰泽园”内共议开张事宜。西单商场经理雍胜远、书法家李琦也参加。
当讨论到给饭庄起什么名字的时候，各位股东相持不下。
这时李琦说：“居，轩，楼，斋都俗气了，我想就以咱们开会的地方‘丰泽园’最合适。取丰泽二字象征菜肴丰饶，味道润泽之意……”
“丰泽园”本是清代皇帝举行耕种仪式、祈祝丰年的场所。李琦取用丰泽园作饭庄的字号，意为菜肴丰饶，滋味润泽。
大家一致同意，并请李琦书写匾额。
1930年农历八月中秋节，饭庄正式开业。
当时，丰泽园饭庄属于高档饭庄，许多达官显贵都到丰泽园吃饭。
到上个世纪30年代末，丰泽园饭庄已经北平最大，名气最响的饭庄。
京剧界大师梅兰芳、马连良、谭富英等，著名电影名星胡蝶、周璇、周曼华等，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善子、齐白石等，著名中医师施今墨、肖龙友等，都曾是丰泽园的座上客。
由于生意红火，丰泽园相继在烟台，天津，上海，南京，开封等地开设分号。
丰泽园创始人栾学堂的山东老乡也以“丰泽”为名，在香港，巴黎等地开设饭庄，有的叫丰泽楼，有的就叫丰泽园。
一时间，丰泽园不仅誉满京华，而且名扬海外。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北京市军管会主任的叶剑英，曾指示有关部门资助丰泽园的经营，决定其业务上由国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直接领导，并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
1952年丰泽园公私合营后，其营业面积扩大了4倍，大小餐厅可同时接待500人就餐。
同时，丰泽园以著名的鲁菜和优质的服务，不仅成了名人聚餐的地方，而且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宴会活动得重要场所。
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彭真、陈毅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此宴请过宾客。
社会各界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民主人士李济深、陈叔通、张治中、邵力子等等，宗教界人士班禅，京剧界四大名旦、四小名旦等，中医界四大名医以及艺术家石挥、侯宝林等，都常来丰泽园作客。
此外，丰泽园还接待过许多外国友人，胡志明、西哈努克、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布什、基辛格、洛克菲勒等等都曾光临丰泽园。
现在的丰泽园，经过了几年的翻建改造后，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星级标准的多功能大饭店，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着来自国内外的宾客。
第11章瑞蚨祥合营后营造购物环境
1949年10月1日，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这面五星红旗，就是由周恩来指定瑞蚨祥提供的。
1893年，即清光绪十九年，洋布大量涌入我国，山东人孟洛川出资8万两银，在大栅栏买到铺面房，正式开办瑞蚨祥布店。
“瑞蚨”二字，是引用了“青蚨还钱”这一典故。“蚨”是远古时期的一种神虫，一母一子，孩子出门时，母亲将血抹在孩子身上，不管他飞到哪里都能飞回家，飞回母亲的怀抱。青蚨还代表古代的铜钱。
当年为店取名瑞蚨祥，就是希望借祥瑞的吉祥意味，加上能带来金钱的青蚨，瑞蚨祥能财源滚滚。
买卖开张后，生意确实很兴隆，发展很快。
1900年，八国联军攻侵北京，一把大火使大栅栏满目苍夷，瑞蚨祥也未能幸免。店内所有账目和物品化为灰烬。
在这场巨大的灾难面前，瑞蚨祥掌门人没有被这窒息的困境所摧倒，他毅然向社会郑重承诺：凡瑞蚨祥所欠客户的款项一律奉还；凡客户所欠瑞蚨祥的钱物一笔勾销。
瑞蚨祥这非凡的气魄和高尚的商业信誉，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一时传为佳话。
为了挽救瑞蚨祥的命运，瑞蚨祥找回失散的老店员，在大栅栏的废墟上摆起了地摊。
不久，瑞蚨祥商量决定重建新的瑞蚨祥。
瑞蚨祥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在大栅栏建造了一座豪华别致的大楼。
此后瑞蚨祥又在1903年、1906、1911年和1918年在大栅栏先后又开办了“东鸿记”、“西鸿记”茶庄，“鸿记皮货店”、“鸿记绸布店”四处新店，几乎占了大栅栏半条街。
到了民国初年，利用瑞蚨祥的盈利，在天津、青岛、烟台等地，开设了几号瑞蚨祥绸布店。
北京瑞蚨祥绸布店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华老字号，为旧京城“八大祥”之首。
北京城流传多年的歌谣“头顶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踩内联升”是对瑞蚨祥名满京城的生动写照。
1949年，历经沧桑的瑞蚨祥和大栅栏的许多老字号一样迎来了民主的曙光、北平的解放。
开国大典时，瑞蚨祥提供红绸制做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徐徐升起，瑞蚨祥更是名声大振。
从此，老字号瑞蚨祥从国民党统治的“每况愈下”中获得了新生。
1954年底，率先实现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工人积极性大为提高，工人们以“新主人”的身份，劳动积极性高涨，纷纷加班加点，使瑞蚨祥发展迅速。
瑞蚨祥在经营上坚持“至诚至上，货真价实，言无二价，童叟无欺”，从不迎合降价风，为顾客创造一个舒适温馨的购物环境。
现在北京瑞蚨祥绸布店基本保持了原来的建筑风貌，天井式的房屋结构，门面上的石雕、罩棚等仍保存完好。
近几年来，瑞蚨祥已有了自己的品牌，以神话中形似蝉蝗一对母子“蚨”为图案，申报注册了自己的标志，加工制作体现东方女性和中国丝绸特有风韵美的多款式的“瑞蚨祥”牌民族服装。
第12章同仁堂合营后营业额上升
1953年，北京市地方工业局选择了同仁堂首先进行公私合营，这对于同仁堂的经营者震动很大。
同仁堂始建于清朝康熙八年，即1669年。
1706年乐凤鸣在宫廷秘方、民间验方、祖传配方基础上，总结前人制药经验，完成了《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一书，该书序言明确提出“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训条，成为历代同仁堂人的制药原则。
1723年，由雍正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用药，独办官药，历经8代皇帝，长达188年之久。
多年来，同仁堂更是以“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经营宗旨，体现出其爱国爱人之心，仁药仁术之本，以及以义取利，以诚守信的精神之道。
“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平市面萧条，同仁堂的营业也日渐衰落，虽在中药行业中依然是头面店家，但当时国统区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法币”、“金圆券”相继急剧贬值，给同仁堂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北京的解放，给古老的同仁堂带来了新生。
早在北京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就通过关系，把党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的文件递送给同仁堂的负责人。
1949年3月在同仁堂建立了基层工会，以职工代表与资方谈判的形式，敦促资方尽快领导药店恢复生产、开始营业，并推举乐松生为同仁堂经理。
在同仁堂建立了基层工会，使乐松生初步体会到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是信实可靠，千真万确的。
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同仁堂有职工190多人。设备陈旧，管理落后。同仁堂不单设备陈旧，铺务管理陷入困境，已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
1949年北平解放后，同仁堂由乐氏十三世乐松生经营，他同时是天津达仁堂管理处总负责人。
建国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关心同仁堂的发展。
解放前，乐氏十世乐平泉的4个儿子共管时，每年在铺面上提取银子4万两，解放后四大房每年提取5万多元。
公私合营的消息传来时，对乐氏家族的震动很大。
他们对经营了几百年的老铺，将要失去所有权、经营统治权和企业利润分配，确实十分痛惜。
乐松生经过反复考虑，认识到：
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可违背，而且，公私合营后，自己仍任经理，生活待遇也不错。
乐松生最后决定，同仁堂带头公私合营。
1954年由乐松生带头，同仁堂乐氏资方向国家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
公私合营后，企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合营前，同仁堂虽然是个大药店，但以往的经营管理方式陈旧，存在生产计划性不强，物资储存分散，领取手续不清，库存积压产品过多等漏洞。
公私合营后，改善了经营管理，建立起各种规章制度。
增加设备，改进技术，自行设计了粉碎机、汽锅等，并改进了生产包装。于是，销售额也不断上升。
同仁堂门市部抓药从原来每天几十服，增加到现在每天200多服。
经理乐松生高兴地说：
别家的流水逐日下降，咱们的流水逐日上升。原来担心合营工作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么快，这下可放心了。
1955年初，彭真到同仁堂检查工作，并会见了乐松生，肯定了他在公私合营中的表现。
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乐松生。
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乐松生的生活、工作和同仁堂生产情况，勉励他为国家医药事业多做贡献。
周恩来转达了颖超对乐松生的问候。
邓颖超早年曾在天津达仁女子学校任教，而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是乐松生的伯父乐达仁。
同仁堂的合营，大大推动了北京市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