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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与资产阶级人士进行沟通
1953年9月7日，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十九次常委会即将在北京举行。
与往常一样，古朴的勤政殿内，明窗几净，庄严肃穆。准备出席会议的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章伯钧、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一行10人，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参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座谈会。
座谈会开始后，毛泽东与大家寒暄之后，便开始了此次座谈的议题。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轻轻地吸了一口，笑着对大家说：“过去3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对工商业的事用力不多，从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
接着，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他说：“有了3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方法。”
毛泽东又说：“《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的方针，现在应该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
接着，毛泽东对刚才的话又作了简单的解释。
他说：
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要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毛泽东看了大家一眼，略有感慨地道：“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
座谈中，毛泽东着重向陈叔通等人阐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逐步改造”，进入社会主义是“逐步过渡”。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的更清楚，毛泽东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社会主义改造好比是一条河。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时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好比从汉口过长江到武昌，逐步地过渡。
看了大家一眼，毛泽东接着说：
从木船——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登上洋船，即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地渡过河去。既不是一下子过去，也不是停滞不前。逐步过渡并不痛苦，当然也不是不知不觉，困难还是会有的，但总的要求是和平地渡过河去。到了码头，也就是完成过渡了。
毛泽东的这段话表达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即对私人资本主义从“一举消灭”改变为“逐步改造”。
对于工商界人士来讲，“逐步改造”完全是一个新的问题。毛泽东对他们解释说：
我们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就是指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要受到限制，利润不能全归他，但仍然承认他的私有制。逐步过渡就是逐步改造。
毛泽东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说道：
现在所说的改造，是指在承认资本家受限制，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地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也就是在人民政府营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
毛泽东又进一步补充道：
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当时，资本家普遍关心的是自己的利润问题，这在座谈会上也有反映。
盛丕华说：“据我了解，工商界是会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但也会有波动。他们担心公私合营后赚了钱分不到，有的人怕合营后没有权。”
毛泽东听后，微笑了一下，耐心地向大家算了一笔帐。他说：“最近，我找做工会工作的同志和做大城市工作的同志一起研究了一下。一个工业企业，除去成本、税收等等后，所得利润比较合理的分配比例应当是这样：所得税占34.5%，福利费占15%，扩大再生产的公积金占30%，资方红利占20.5%，就是1/5多一点。如果更合理一些，应该是以25%上下作为资方红利，剩下的25%用来扩大再生产。这样做对国家有利，对工人、对资本家也有好处。”
听了毛泽东的话，与会人员心情顿时轻松了起来，都点头认同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利润分配比例。
傅作义更是高兴地说：“将私人资本主义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对资本家是非常有利的，一方面保证资本家在企业盈利的情况下有1/4的利润，同时又有3/4的利润是为人民，他的工作是很光荣的。”
座谈会一直在活跃的气氛中进行。
毛泽东接着大家的话题说：
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先在我们领导人物头脑中明确起来，不然一下子宣传会引起误会。要说清楚，我们是逐步改造，现在做的工作是用三、五年时间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要使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自然而然地，有领导、有计划地去做。
毛泽东还把目前的工作比做挖渠。他说：
如果不用人力，不用领导，不是有计划地来挖渠，让黄河决了口，就会泛滥、内涝，那不行！我们挖好渠，使水自然地放下来，引导着水向有利于进行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现在的工作都是为了水到渠成。
在谈到对待资本家的问题时，毛泽东以他惯有的风趣说道：
除了仍然走帝国义、走蒋介石那一条路的应该打击，受到管制之外，对愿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资本家，不能把他们赶到黄河里去。商业也是一样，也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走向社会主义。这方经验较少，大家可以研究。
最后，毛泽东说道：
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还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而有些工人又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们应对这两类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思想行为逐步地符合国家的方针政策。为了做好资本家的教育工作，要注意在资本家中培养典型，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在毛泽东这次谈话的第二天，第一届全国政协第四十九次常委会召开。
在此次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与会委员们经过充分的讨论，加深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解。
在此之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
第6章大力宣传改造政策
1953年9月8日至11日，政协全国常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部分工商界代表人士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周恩来针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疑虑，系统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前途等问题。
周恩来指出：
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取消资本主义所有制，工商业者只要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不投机、不垄断，以企业产品用于满足人民的需要。企业利润有3/4满足国家、工人福利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他们的任务就是光荣的。
资本家只要尽职尽力，不是唯利是图，政府和工人阶级就应使资本家有职有权、有利可得。
对于资本家提出的前途问题和如何实现国有化的问题，周恩来指出：
只要引导上国家资本主义，就可以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将来在实行国有化的时候，可以不流血，可以和平地自然地进入社会主义。
周恩来又进一步解释说：
当然，少数人反抗会有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越好，反抗的人就会越少。总之，人们在过渡时期对国家尽了力，将来就会得到应有的报酬。这种过渡，会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的。
周恩来在此次政协会议上的表述，其目的实际上是在向当时的资产阶级，宣传人民政府改造工商业的政策。
其实，早在6月的那次的政治局会议之后，对资产阶级的宣传攻势就开始有步骤地展开了。
变革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引起资产阶级的各种疑虑和抵触，少数人必然要以各种不同方式进行反抗。
当时，广大工商业者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提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普遍感到震动和不安。
一部分人出于阶级本能，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并惊呼“上了贼船”。有的大财团资本家在大势所趋下，为保持其资本主义阵地，宁愿拿出一个企业抵债，而不愿实行合营，说“宁砍一指，勿伤九指”。
党中央深刻地分析了这一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决定自上而下地、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宣传。
10月至11月，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华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会上，统战部长李维汉再次阐述了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这一政策的内容、意义和步骤。
毛泽东肯定了会议是成功的，并说要使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有意识地懂得，半年之内是大喊大叫的半年。
根据这一意见，会后，全党又在工商界中间，开展了一次有领导、有准备、大张旗鼓地对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宣传教育。
此次宣传的重镇，当然是拥有工商业最多的上海。
早在10月6日至12日，华东局统战部与上海市委统战部就邀请了工商界与民主党派代表人士举行座谈会，会议上陈毅做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传达报告。
11月，又有多次的市委举办的总路线报告会，这一系列的报告会，明确指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还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前途，告诉资本家只要尽职尽力不是唯利是图，政府和工人阶级就会使资本家有职有权、有利可得，这种过渡会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的。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上海市举行了全市性的宣传总路线的报告会就有19次，分别由陈毅、谭震林、潘汉年等领导同志主讲。
各阶层有百万人次听了报告。
自1953年11月至1954年初，上海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总路线的报告会达90次，参加者8万余人。
同时，上海还组织了座谈讨论会，资产阶级中的部分代表人物，还参加了比较长期的系统学习。
这一段时期对总路线的宣传、学习教育，使改造政策做到了家喻户晓、深人人心。在全国其他地方，尤其是资本主义公私合营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也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宣传活动。
半年以后，经过全国规模的教育和工作，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的疑虑大大减少，大多数人受到深刻的教育，提高了认识，基本上接受了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
许多资产阶级感到：“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
有的则提出要：“积极经营，争取利用，不犯五毒，接受限制，加强学习，欢迎改造”。
对于个人前途问题，资产阶级开始认识到：只要遵循国家的总路线，将来可以稳步进入社会主义。
有个工商业者更是形象地说：“在对工商业的改造中，我们‘产业界’人士要像剃头一样，只要不乱动，就不会流血。”
这样一来，完成改造后，不但将来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从而大大解除了他们的最大顾虑。
许多人的情绪由原来的疑惧、怕挨整而转变为开朗了起来。
于是，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在接受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道路等根本问题上，同中国共产党达到了基本的一致。
经过对总路线的宣传，资产阶级中间还涌现出一批拥护总路线的进步骨干，并且在以后的几年中数量日益增多。他们在工商界中现身说法，带头合营，努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成为协助我们党顺利推进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总路线的成功宣传，为即将在全国开展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铺平了道路。
第7章中央加强对改造的领导
1953年11月，中央在中央财经委员会设立了第六办公室，以协调全国改造工作。中财委的第六办公室被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
新的国务院第八办公室由李维汉担任主任，许涤新任副主任，协助周恩来、陈云主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的工作。
1953年12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了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
会前，李维汉草拟了向中央的汇报的提纲《关于将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的意见》。
“意见”提出：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对雇佣10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完成公私合营的初步设想，并对1954年的工作方针和有关政策问题提出意见。
“意见”提出的基本设想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赎买和改造，为国有化准备条件。国有化的时机一般可能在1962年前成熟。在这10年内，国家只需投入少量而必要的资金和干部，公股不必多，25%、20%，甚至再少些都可以。有了赎买和教育，又有大势所趋，实行国有化时，不需从股权比重上做文章。
看到这个计划后，毛泽东表示基本上赞成。他说：
10年内搞掉10个工人以上的私营企业，没有什么急躁冒进。已过4年，天下小变，再过4年，将天下大变。10人以上的企业改造，可能不要10年，也许7年就可以了。
接着，毛泽东又风趣地说：“明年一定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批泡秋，即指游泳，淹不死人’。”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这次会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上，经过讨论，最后形成了《中财委关干有步骤地将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意见”指出：
将私营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条件正在成熟，国家的任务是要在今后的若干年内积极而又稳步地将国家需要的、有改造条件的、10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
1954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总结了几年来公私合营中的政策和经验，制定了《公私合营工业暂行条例》。
“条例”规定：
公私合营企业不是普通的合股企业，他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直接合作的半社会主义企业。在企业中公方居于领导地位，私方接受公方的领导。
私方代表应在公方领导下合理地行使其职权，守职尽责。公方代表应重视私方代表的职责，积极地耐心地帮助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并使他们在思想上、作风上逐步得到改造。私方代表如有合公营私和其他违法行为，应进行必要的斗争，并依法处理。
合营企业的董事会是公私双方的协商议事机关，应定期举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盈余分配及有关公私关系等主要事宜进行协商。
公私合营企业是社会主义成分占领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企业内部合作，今后还要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企业利润分配方面，“条例”还没有提出定息的办法，仍然是“四马分肥”原则。
“条例”通过法律形式，使公私合营的政策原则更加明确和完备了，从而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
在颁布法律性文件的同时，为了有计划推进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中央决定各级党委要加强统一领导。
从此，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工作，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得到了加强，更加有系统地展开了。
第8章全国展开对工商业改造
1954年初，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在全国展开。
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全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我国很大一部分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集中在这里。因此，上海成了这次改造运动的排头兵，上海队资产阶级的改造的工作也在很早就开始了。
一天，上海工商局长来到市委汇报说：“陈总，资本家上门请我们吃饭了，你能不能去？”陈毅正在主持会议，听了很感兴趣：“怎么回事？你详细说说。”
“今天荣毅仁和刘靖基两个人跑来找我，说想请你和几个领导干部上他家里吃便饭。他们说，晓得共产党是很干净，怕直接来这请，会挨骂碰钉子，知道我这个人不容易发脾气，所以先找我来传个话，试探试探。”
“你怎么回他们话的？”陈毅问道。
“我客客气气对他们说，你们的好意很感谢。但这事我决定不了，要请示一下。”
陈毅摇着手中的大蒲扇，只是长长地“哦”了一声，没有马上表态，他把目光转向其他在座干部：“大家民主讨论吧！”
当时多数人主张不去，并明确表示要“划不清界限”，何况谁知道这是不是一颗“糖衣炮弹”呢！
听到大家的表态，陈毅笑了：“你们过去搞过地下工作，什么都不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现在倒怕几个资本家借题发挥？我看还是怕犯错误，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呢！至于工人嘛，我们要说服教育。我们这是去做资产阶级工作，吃饭也是做工作嘛！”
听了陈毅的一席话，大家哈哈大笑，同志们也都被陈毅说服了。
于是，赴宴的不但有陈毅，还有上海市的刘晓、夏衍等其他领导。陈毅还动员了不爱交际的夫人张茜，带上两个“光头”儿子。
因为刘靖基家的房子格局较小，宴席设在荣毅仁家。在荣家楼前碧绿的草坪上，一张大圆桌安在枫树浓荫下。
荣毅仁今天准备了一桌丰盛而清口的淮扬菜。吃饭的时间很长，从19时吃到22时过后。
席间谈的都是家常话，并没有谈政治，谈公事，也没有提要求，说困难，可是预期目的达到了。
陈毅知道荣毅仁他们有很大的困难，只因交往不深，不好随便开口。他们从泛泛交谈到彼此能讲心里话，确实还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只有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实现。
荣毅仁近来简直感到走投无路。最头痛的是两大问题：劳资纠纷和资金匮乏。这两大矛盾都不好开口。劳资纠纷能找共产党吗？
不过，荣毅仁从宴席间市长谈笑风生，毫不见外的态度，感到了一种真正朋友才会有的坦诚态度。
当时，荣毅仁也曾彷徨：“我很苦闷，究竟什么是工商业者的道路呢？我们的前途如何呢？”
陈毅为此专门开导他说：
共产党眼浅皮薄，看到你那些就想搞你？贪你那些？共产党气魄大得很，共产党是看到你们一批人还有用，欢迎你们来参加，这是真话。
终于，荣毅仁开始了积极地配合工作。1953年，1954年，荣氏门下纺织厂竞相宣布参与公私合营。在陈毅的带领下，上海对工商业改造在稳步前进。
与此同时，全国的改造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年改造政策采取的吃是“苹果”，即逐个企业合营的方式进行。
仅1954年，全国合营了793户规模较大的，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当年产值达25亿元，超过了过去几年全部公私合营企业的总产值，从而加强了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
1954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合作社和公私合营企业产值达到75.1%，私营工业只占24.9%。
在此期间，一大批民族工业都加入公私合营，包括北京的同仁堂、六必居、丰泽园、全聚德，上海的申新九厂等等。
在扩展合营工作中，多数人注意贯彻党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
在清产定股、人事安排、利润分配等方面适当照顾了私股的合法权益，使合营企业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发挥了明显的优越性。
促使更多的资本家要求公私合营，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