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第7章罗申提出引渡日本战俘
会谈中，罗申对毛泽东说：“日本战犯应该引渡到中国，由你们来审判和处理。”
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在接收过程中保证“一个不跑，一个不死”。
科雷阔夫少校对中方代表领导人说：“这些战犯，是一群恶棍，只有杀掉！”
1950年1月1日，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半个月之前来苏联访问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正在一边吸烟，一边观赏莫斯科郊外的风景。
一溜小车静静地停在别墅前。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在其司机的带领下，前来拜会毛泽东。
双方各致问候之后，便进入了正题。
会谈中，罗申对毛泽东说：“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并将一批日本战犯战俘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人押到了苏联。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这些战俘应该引渡到中国，由你们来审判和处理。”
毛泽东立即表态说：“中国迟早要将这批战犯接过来进行审判，只是目前还不是最好的时机。”
罗申问道：“我们愿听毛主席的安排，但不知目前办这件事，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回答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精力还集中在内战罪犯方面，估计审讯内战罪犯的时间最快也要到1951年才能结束。”
罗申仍然不解地问：“但不知您说的这件事与引渡日本战俘有什么关系？”
“如果先期审讯日满战犯，而不审讯内战罪犯，则有很多不足之处。”毛泽东向罗申详细说明了目前尚不能审讯日本战犯的理由。
考虑到毛泽东所说的具体情况，罗申随后又向毛泽东提议说：“苏联政府受到道义的约束，到1950年1月必须遣返全部日本战犯。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在形式上把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而在事实上暂时还把他们留在苏联国土上。”
毛泽东沉吟了一会说：“这件事我考虑一下，争取在我回国前，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来到莫斯科，毛泽东将“日本战犯”的具体情况交给了周恩来全权负责。
是年3月，周恩来在和毛泽东一起从莫斯科回北京前告诉罗申说，中国政府决定，在年内将战犯押回中国国内。
第8章周总理谈战犯的处理
周恩来回国后的一天，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司法部长史良前来中南海，走进周总理的办公室。
他们俩人是在前一天接到周总理的电话相邀而来的。
两人坐定后，周恩来便将苏联要移交日本战犯的事告诉了他们，请他们说说处理的办法。
史良说：“这些战犯还没有经过法庭的审判，如果现在由司法部管理不符合法律程序。”
周恩来点点头。
罗瑞卿说：“公安部门倒是可以先期进行罪犯的罪证搜集工作。”
周恩来赞许地说：“那么，公安部就将这项工作先接过来吧。”
他们经过商议决定，将日本战犯全部交给公安部，由公安机关负责调查罪犯的犯罪事实，搜集罪犯的作案证据。
罗瑞卿是个真诚、直率，爱憎分明的人，他非常希望能将这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战争罪犯，经过审判后量刑处置。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既大快人心，又可提高新中国的威望。
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周恩来，似乎看出了罗瑞卿的心思，他郑重地向罗瑞卿宣布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对战犯处理的政策。
周恩来说：“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一批战犯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毛主席指示说，要考虑一个不杀。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该忘的。可是今天，形势不同了。别说杀掉一个，一百个也容易得很嘛。我们要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完全有信心，我希望你们也能有信心把他们改造好。”
周恩来又从《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话讲起，对二人吩咐：“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自然包括这些战犯。我们的统战政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利于民族和人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旧中国的西太后、袁世凯以及蒋介石都不能容人，因为他们都是封建统治者，他们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所以不会‘大公无私’……”
罗瑞卿听了总理的指示，点头同意，他对周总理说道：“总理，我保证完成任务！”
周总理又指示说：“另外，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密，决定这件事先不对外公开，以防止我们在与苏方移交时发生意外。”
罗瑞卿郑重地回答：“放心吧，我们一定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第9章选址与维修抚顺管理所
1950年4月，根据党中央指示，罗瑞卿将押解和看押日本战犯的任务交给东北军区。
东北军区公安部部长汪金祥接到命令后，将组建战犯管理所的任务交给了公安部政保处执行科长董玉峰。
汪金祥要求董玉峰首先确定关押战犯地方。他说，要找个既不繁华、关押条件又较好的监狱作战犯管理所。
董玉峰接到任务，立即组织有关同志四处察看选择，他们到沈阳以及周围市县的监狱、看守所考察后，决定起用抚顺县城西关的抚顺监狱做为战犯管理所。
这座监狱位于新抚区宁远街，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东临县城几百米，距抚顺市区有一二华里；南面距村庄也有三四华里。原来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为了监禁日本犯人和朝鲜犯人于1936年建立的，原为“辽东第三监狱”。
监狱设施比较好，监房多为平房，共有7栋，面积为4700平方米，可收容1500名犯人。后来，日本鬼子扫荡抚松、通化、集安等地抗日联军后，把抗日联军战士关押在这所监狱，从此抚顺监狱变为收容政治犯监狱。
在这所监狱里，不知有多少抗日联军战士和爱国志士被严刑拷打致残或被杀，这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死亡之地。日本看守常常把那些被拷打折磨至死的政治犯埋在监狱内。解放后，当地人在整修监狱内花园时屡屡发现白骨。监狱内还有各种刑具、水牢和刑房等。
抗战胜利后，占领抚顺的国民党军，把监狱一半当做政治犯监狱，另一半充作马棚。1948年10月，解放军攻克抚顺后，这里成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司法部直属监狱。监狱驻地除有几十户居民外，没有其他机关学校。
董玉峰和几个同志经过商议，向汪金祥递交了战犯管理所的选择报告。汪金祥再通过罗瑞卿之手将报告一直递交到周总理的手里。
周总理对此事非常慎重，他亲自前往主席的办公室，和毛泽东一起商讨报告的结果。
几天后，中央领导人的批复终于下来了，他们指示：必须对监狱进行突击维修。
董玉峰接到命令后，立即组织相关人员采取行动。他们首先在监狱围墙四周建起了4个岗楼，又很快将院子里的垃圾清理了干净，并在院内栽上了一些花草树木。
董玉峰还吩咐人给监房安上了暖气，扩大了监狱的窗口，建立了监狱图书馆、礼堂、文化室、医院和浴池等娱乐机构，并把食堂设施重新装修了一次，使那里看上去非常清爽、干净。
虽然新中国财政紧张，但在改善监狱设施方面却花费了不少资金。维修后的战犯监狱，不仅便于警戒，能够保证安全，而且环境也非常幽静。
第10章组建战犯接收工作团
战犯们的管理监狱准备妥当后，汪金祥又开始挑选管理所的领导班子成员和监狱监管人员。
经过认真研究后，汪金祥决定调两个被称为“三八式”的抗战老政法干部为管理所所长和副所长，他们是抚顺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明斋和东北司法部处长曲初。
汪金祥还从东北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调配了监管科、教育科、总务科、卫生所等科级干部，调来东北公安部看守所所长、老红军詹华忠任监狱看守长。
此外，管理所还专门调来金源同志任日文翻译。
至此，接收战犯的一切准备工作大体就绪。
7月初，汪金祥又开始组建战犯接收工作团。经过挑选，确定调来操一口流利俄语的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长陆曦任团长，政治保卫处科长董玉峰任副团长，另配备数名公安干部、翻译及负责押送战犯的公安部第十八师第五十三团的部分同志。
战犯接收工作团组建完成后，汪金祥亲自向工作团的领导陆曦和董玉峰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接收日本战犯的指示：
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按党的政策处理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接收过程中保证“一个不跑，一个不死”。
为了能顺利地完成这次接收工作，汪金祥还给陆、董2人做了工作分工，要求由陆曦同志专门负责与苏军代表的交接，董玉峰科长则专门负责一切事情的监管。
两人接受任务后，首先派人到东北铁路局预订好运输战犯的专列火车，又尽快地通知哈尔滨市公安局预订好几千斤大面包和几百斤香肠。
这些事做完后，董玉峰和陆曦召集参加执行此次任务的公安、公安军干部开会，一起研究讨论有关事宜。
在会上，董玉峰向干部门指出总理的特别指示，要求在押解中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
同志们听了这个特别指示后，都感到压力很大，因为要在押解中做到“一个不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又要同时做到“一个不死”却很困难。这是因为，日本人长期受军国主义教育，讲“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他们一旦知道是被押运到中国就极有可能会选择自杀；而且，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14年，犯下了滔天大罪，如果此事一旦泄露出去，被当地的老百姓们发现，老百姓们肯定会守候在押解的路上，冲上来和这些战犯拼命。
几个重要干部认真地分析了押解的形势，对押解工作进行了细致地研究，制定了严密的执勤方案。为了防止战犯途中被发现，公安部五十三团团长徐其富建议将押解列车上的每个窗户拉下来插死，并用报纸糊上，防止战犯跳窗；规定战犯去厕所不准关门，由看守抓好把头；每个车厢有1名徒手的看守员值班，观察战犯动态；为方便哨兵处理情况，又将车门上的锁全部取掉，并从车头到车尾都架上电话，以便处理意外情况；为严格保密，这次任务的具体情况暂不向部队传达。
一切事情商议好后，为加强领导管理，徐其富团长要求亲自带队参加这次任务。
徐其富本来是不属于接收工作团的，经过他的诚恳申请，董玉峰和陆曦同意了他的要求。
会后，考虑到此事的重要性，徐团长经过反复研究，最后选定战斗力强、素质高的五十三团三营十一连的同志们担任这次押解任务。为确保万无一失，徐其富又从十连抽调出了几十名政治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的老战士配合十一连执行任务。
参加执行这次任务的干部、战士共230人，部队出发之前，徐其富给他们作了个简单地动员，他说：“我们这次是到我国北方执行一次特殊任务，什么任务呢？由于特殊原因现在还不能告诉大家，但有一点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任务很光荣，责任很重大，大家不要打听、不要猜疑，一切行动要听从我的指挥。”
公安部队以前执行任务，也有事先不告诉大家的时候，所以对徐其富的讲话，大家并没有放在心上。
7月16日晚，战犯接收工作团的同志们乘火车离开沈阳，列车一直向北开。途中列车除了加水几乎没有停过。列车大约快到长春时，徐其富把排以上干部叫到一个车厢里，向他们传达了这次千里押解日本战犯的特殊任务，他说：“我和大家一样，对日本战犯恨之入骨，恨不得杀了他们，但现在我们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上面要求我们这次押解要做到一个不能跑、一个不能死，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干部和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纪律，圆满完成任务。”
经过长途行驶，列车到达了黑龙江北部绥芬河车站，这也是此次列车的终点站。部队下车后，押解部队住进了车站上几间简陋的小平房里。
一切安排好后，徐其富主持召开了全体公安战士会议。在会上，徐其富向战士们传达了这次任务的真实情况，并讲明了这次押解的意义，要求在此期间不准外出，不准同外人接触，执行任务过程中不得借机发泄个人对战犯的私愤。
徐其富最后说：“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部队的荣誉，一定要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完成好上级交给的特殊而艰巨的任务。”
为了使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徐其富在传达完工作之后，又吩咐战士们以班为单位进行座谈讨论。有的战士家里亲人被日军杀害，在学习讨论中控制不住愤恨的心情，悲愤地哭了。但讨论会后，大家都表示以国家利益为重，决心把这次任务完成好。
安顿好战士们，董玉峰和陆曦又一同拜会了绥芬河县委的领导，提请他们一要绝对保密；二要维护好车站周围的治安；三请他们帮助找个饭店，订一桌比较丰盛的宴会用餐。
一切准备就绪，同志们耐心地等待着从苏方运来战犯的列车。
第11章边境接收与千里押运
7月19日下午，一列苏联宽轨火车，通过苏中边界的乌苏里斯克地区，驶入中国边境，停在了绥芬河车站上。绥芬河段在中东铁路干线上。
中东铁路干线由满洲里车站起始东行，经海拉尔、牙克石、龙江、齐齐哈尔、安达、肇东、哈尔滨、阿城、海林、牡丹江，一直到达东端中苏边境的终点站。它在中国境内横贯黑龙江、吉林两省，长达3000里。
由绥芬河这一境内始发站返程西行，一路经牡丹江、哈尔滨，然后转上支线向南，经扶余、德惠、长春、公主岭、四平、昌图、铁岭、沈阳，一直到达大连，长2000多里。此番押运，可谓路途漫长。
苏军列车到达绥芬河的当晚，战犯书面交接仪式在绥芬镇机关的会客室里举行。一边是苏军代表科雷阔夫少校，一边是中方代表陆曦和董玉峰。
仪式上，科雷阔夫少校对中方代表领导人说：“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顽固不化的坏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恶棍，只有杀掉！”
陆曦用俄语回答说：“此事已经由我国的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总指挥，他必定会把这件事处理妥当的。”
双方代表各自在中俄两种文字写成的移交书上签了字。两国工作人员，同时交接了战犯名单，以及长达5112页的个人档案。
在中方举行的答谢招待晚会上，双方代表为中苏两国领导人干杯。苏军官兵载歌载舞，洋溢着兄弟般的友好气氛。
第二天早上，战犯面对面移交程序在绥芬河车站举行。
站台上，除了公安局的外围警戒外，交接团同志们又在车站两旁面向沿线布好岗哨，一方面防止战犯逃跑，另一方面是防止老百姓对罪恶多端的战犯进行冲击报复。
6点左右，几名苏军士兵陪同苏军少将、少校指挥官走下首车，各厢哨兵一一下车向首车方向集中。
早已等候在此的战犯接收工作团领导陆曦等人向苏军方面靠近。双方互致问候、拥抱，简短磋商了约20分钟。
一位佩戴少将肩章的苏联军官，提高嗓音，面向着中方人员，向陆曦等同志说：“这些家伙过去对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我们的文件上已写得非常清楚，他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无法宽容的，我们今天正式地把他们移交给中国新政权的手中。”
陆曦用流利的俄语回答：“好的，少校先生，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少将微笑着点了点头，向身后的副手会意了一下。
副手走到囚车中央，用俄语向哨兵们发令：
“开门！”
“是！”哨兵们立刻敞开了铁门。
战犯一个接一个走下车来，战战兢兢地排队站在一边。他们面容憔悴，满脸胡须，浑身肮脏。下车后，他们东张西望，发出惊异的目光。
执勤哨兵威严地端着上好刺刀的枪，站在列车的周围。苏军一名校官拿着1本名册，用日语大声地喊道：
“武部六藏？”
“是！”
“古海忠之？”
“是！”
被呼点到的战犯，一个接一个应声向前走几步站好。
临来时，中央为接收团下达的任务是接收971名日本战犯，可接收时却少了2人。
苏方代表科富托夫中校向陆曦解释说：“按原来名单少了两人，其中病亡1人、病危1人，只能移交969人，其中将校级军官241人，另有969份审讯材料。”
中方接收人员接过苏方移交的名册，再次对战犯进行呼点，由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前面带领，顺着我哨兵组成的两道人墙中间通过，按顺序上车。
交接工作非常顺利，大约两个多小时就全部完成了。
上车后，执勤部队立即在每节车厢与车厢连接处设半个班的兵力进行看押，并通过翻译，向战犯宣布注意事项：
“在车内不允许随便走动。”
“不准打开车窗向外张望。”
“上厕所要经管教干部带领。”
“谁有事情举手报告。”
这些战士没有携带武器，表情也没有任何恶意。
战犯们从罐车转乘干净的客车，脸上也流露出满意的表情。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各车厢的执勤哨兵各就各位，机动分队按照预案分别坐在头尾两节车厢里，随时准备调用。
7月20日上午9点，押运日本战犯的专列由绥芬河市火车站正式起动，驶离绥芬河车站。
待战犯们坐在指定座席后，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挨着座席寻问有无病号。战犯们谁也不开口，都默默地坐着。
但医生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些患病的战犯，并给他们打针吃药进行简单治疗。
中午，工作团的负责同志给每个战犯发了1斤面包、2个咸鸭蛋等食品做为午餐，战犯们很快就吃了个净光。
日文翻译金源同志看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便随口问道：“你们一定很饿了吧！”
一名战犯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是我五年来第一次吃这样好的饭菜。”
日本战犯在苏联被收容的5年间，在建筑工地、伐木场和煤矿每天都要干10多个小时的重劳动，吃的是每天1斤黑面包和盐水汤。他们为了充饥，吃野菜，甚至吃老鼠和蛇。因此，今天给他们吃大米饭和炒猪肉，他们便发疯似的吞咽着。
工作团为战犯们准备的晚餐是每人1大碗大米饭以及炒猪肉和炒鸡蛋等菜食，再外加1碗汤。
送来饭菜的工作同志对战犯们说：“不够吃还可以再要！”于是，又有一多半的战犯先后多要了饭菜。
夜幕降临后，战犯们一个个疲惫得东倒西歪，年老体弱的战犯经看守员准许躺在座位底下睡着了。不一会，就发出了声响不同的鼾声。战犯睡觉了，但执勤哨兵却一点也不能懈怠，他们警惕地注视着战犯的一举一动。
为了避免在车站上同其他客车相会，尽量减少外界的影响，列车走走停停，直到21日凌晨3点才到达押解战犯的目的地，即抚顺车站。
时值深夜，抚顺车站车少人稀，但整个车站却戒备森严，制高点上架设了机枪，铁轨旁岗哨林立。列车停稳后，战犯们拿着自己的行李由看守人员带领下车。
从抚顺车站到战犯管理所距离3华里。将官以上战犯和患病战犯乘坐汽车，其他战犯则徒步经过一条两旁都布了哨兵的街道。
来到战犯管理所，押解人员引领战犯们跨进管理所大门，迈上跃层台阶，通过长长的水泥地面走廊，然后，等候在两侧并排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监房门前。
又一次点名开始了，969个人一一答应，对号入室。他们分别走进各自分住的监舍。
狱内共有7栋监房，其中第五、六栋监禁校级以上战犯；第七栋是患病的战犯，第三、四栋是其他战犯。第一、二栋留给即将引渡的伪满洲国战犯。管理所规定：校官以上战犯6人一间，尉官12人一间。
在这期间，战犯们表面上虽然是摆出一派“瘦驴不倒架”的气势，趾高气扬地走进战犯管理所的大门，用充满着血丝的眼睛仇视着管教人员。但在他们的内心，却时刻充满着恐惧。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背负着“曾经杀害中国人”的事实，现在却落在了“复仇人”的手里，怎能不让他们感到害怕呢？
战犯们带着这样的恐惧心理，住进了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