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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党和政府通过《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文章庄严宣告：
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结束，今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从此，全党和全国人民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上来，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新中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事业之中。
第一个五年计划最终编制完成是在1955年，而“一五”计划的开始时间却是1953年，这在当时是有特殊原因的。
原来，在我们这样的大国，初次编制五年计划，缺乏必要的经验，地质资源情况也掌握不清，国民经济中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更增加了计划工作的复杂性。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只能一面建设，一面编制计划。
在一五建设中，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苏联的帮助时分不开的。
早在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苏方就提出帮助中国的意愿。
当时，斯大林就曾主动询问毛泽东：“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哲理和幽默，回答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其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毅然决定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样，中苏关系进一步加强了，斯大林再次主动提出要给中国以物质的援助。
1952年8月20日，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这也是中方代表团访苏后的第一次中苏正式会谈。
会谈开始后，斯大林首先表达了苏方对中国的感谢，斯大林认真地说：“我们应当感谢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正义斗争，对中国方面的巨大援助还在于中国向我们提供了橡胶。所以，我们要感谢中国。”
周恩来谦虚地说：“很遗憾，中国对苏联的援助是不够的。”
斯大林接着说：“你们取得政权晚了，晚了30多年。”
随后，周恩来就151个工业企业的设计与施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苏联专家，苏联培养中国经济、技术、科研等部门所需人才等事项，向斯大林提出了请求。
周恩来说：“以前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培养中国工人干部和专家方面。”
为此，周恩来请求苏联扩大人才方面的援助，请求苏方，挖掘潜力再向中国派800名苏联专家，并允许中国政府派中国青年前往苏联学校学习，派中国实习生前往苏联工业企业实习。
周恩来还请求通过提供技术资料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援助。
斯大林听后，很爽快地答应了满足中方提出的这些请求。
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人才一事，斯大林强调指出：“此事至关重要。如果中国有了自己的人才，中国就将站住脚。”
在会谈中，当谈及有关五年国防计划的问题时，周恩来说：他在准备材料，并将送交有关这一问题的书面报告。同时，周恩来还表示希望得到军事装备。
斯大林问周恩来：“是指提供现成的武器，还是军工厂设备？”
周恩来回答：“现在是指提供现成的武器。”
同时，周恩来还提出：关于60个师的装备已有协定，还想讨论海军方面的供应问题，并询问能不能得到飞机方面的什么援助？
斯大林听后，很感兴趣地问道：“中国政府是不是打算建立飞机厂？”
周恩来想了想，谨慎地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很难办成这件事，尤其是在制造喷气式飞机方面。要掌握飞机生产技术最早也得5年以后，而要掌握发动机制造技术也得3年以后。”
斯大林听了周恩来的解释后，提议说：“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飞机发动机和其他配件，而中国可自行筹建这种飞机装配厂，人才可从中得到培养。然后可把飞机装配厂改造成飞机制造厂。我们走过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子。中国的同志也适合选择这样一条路。应当先建一、两座发动机组装厂，我们可以提供飞机发动机等配件。飞机在中国装配。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就是这样做的。应当筹办这件事。装配厂建成后，过3年可再建飞机制造厂。这是一条最便捷、最正确的途径。”
9月3号，周恩来和斯大林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这次会谈还涉及借助苏联方面的财政、技术援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企业问题。
在会谈中，周恩来说：“初步拟定建设151个工厂，而航空工业企业、坦克制造和船舶制造企业除外。现在已将151个工厂压缩为147个工厂。虽说这些企业不仅为民用，而且也为军需服务，但不是军工企业。”
斯大林略微沉思了一下，说：“通常我们很少建新企业，而是竭力扩建老企业。这比较经济。战争时期我们把飞机修理厂改造成飞机制造厂，把汽车制造厂改造成坦克制造厂。我们扩大了企业的业务范围——由各企业制造零部件，然后组装。这种办法中国应当试试。这比建专业工厂容易。”
在谈到中国偿还在中苏贸易中，中国方面欠下苏联方面的债务问题时，周恩来说：“偿还债务有3种办法：扩大中国对苏联的出口；用外币清偿债务；接受苏联新贷款。”
周恩来问斯大林：“上述弥补中苏贸易差额的办法中哪种最可取？”
斯大林听后哈哈大笑，并爽快地回答：“也许3种办法均可以采用。”
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说：“美元最好，因为英镑流通范围有限，关于港元，我必须征询苏联财政部的意见。”
斯大林又说：“苏联非常需要铅、钨、锡、锑。希望增加这方面的供应。我们还可以购买苏联能在别国购买的柠檬、橙子、菠萝。”
周恩来随后提出苏联新贷款问题。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得到40亿卢布的苏联贷款，其中8亿卢布用于偿付提供的工业设备，1亿卢布用于安排天然橡胶的生产，而其余的贷款打算用于偿付中国人民解放军60个师的装备和海军的供货。
斯大林说：“款是要贷的，但究竟贷多少，要经过计算。我们不可能贷40亿。”
周恩来说：“购买飞机的钱并未计算在内，买飞机以现金支付。”
斯大林说：“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数字，而在于我们能不能生产出这么多装备。这一情况要弄清楚。为此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周恩来讲起关于向中国增派各类苏联专家的请求。
周恩来说：从1953年起中国大约需要750位新派的专家，其中417位军事专家，190位财经问题专家，140位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类学校教师和其他中国机关工作人员。
此外，周恩来请求苏方能够多派些派军事工业方面的专家。
斯大林回答道：“派是要派，但派多少，很难说。”
斯大林当时关心地问：苏联驻华专家是不是带来了好处。
周恩来保证说：“带来了很大好处”。
1952年10月5日，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了苏共的这次大会。
苏共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特别是苏联制定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大事。同时，这次大会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我们请苏联援助项目的提出，也提供了重要依据。
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结束后，我国代表团就开始积极紧张地准备着谈判事宜。
当时，由于每天都要研究和讨论我方代表团提出的项目，所以代表团成员几乎把要谈的项目都背下来了。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突患脑溢血逝世。
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使我国代表团感到十分震惊，不知道接下来的谈判会不会收到影响。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党政组织进行了很大的改组，苏联的政局也开始动荡。
1953年4月初，中苏双方正式进入关键性的谈判阶段。在此之前，我们同苏联方面也不断接触，就一些具体项目进行商谈，但是还处于零星、个别的项目谈判阶段。
到4月中旬，各方面的谈判都已进行的差不多了。我方原来的计划设想是委托苏联帮助我们设计150个新项目，其中约有60项苏联没有接受。
这时候，李富春派宋邵文回国向中央汇报。
4月17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政治局专门听取了宋邵文同志的汇报。
在会上，宋邵文汇报了与苏联新议定的91项新设计项目和原已决定的50个项目，一共是141项的情况。
对苏联的同意建设和答应援助中国的项目，以及苏联希望中国向他们出口一些稀有金属，当时他们提出的主要是钨、锡、锑、钥、汞，这些事项，毛泽东基本上表示赞同。
听到宋邵文关于萨布罗夫的建议的报告后，周恩来讲，苏联国家计委给你们讲课的记录很好，应该印发到省委去学习。
对于苏联提出我们的铁路计划太庞大的意见，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我们的铁路太少，尽可能还是要多修些。
同时，中央还赞同苏联国家计委提出的我国应在国外设立经济参赞处的建议。要求经济参赞处负责五件事：项目设计、成套设备引进、聘请专家、交流技术资料、派遣实习生等。
宋邵文从北京返回莫斯科以后，苏联方面已经答应我方提出要求设计的项目清单，并提出了他们认为应削掉的项目清单和要求中国出口物资的清单。
5月15日，中苏双方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
在正式签定的协定中，明确了苏联帮助中国设计并援助建设的项目为141项。其中，在我们去苏联谈判之前就已议定的项目50项，赴苏联谈判过程中新确定的项目91项。
后来，苏联方面又同意追加了15项涉及军事工业方面的项目，使总项目数增加到156项。这就是156项的由来。
协定正式签定后，我方代表团都开始整理资料，做好善后工作，准备回国。其他未了事宜则交大使馆办理。
我方代表团于5月24日下午乘上火车，经过整整9个昼夜的颠簸才回到北京。
至此，历时近10个月的苏联谈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又达成《对于1953年5月15日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的议定书》。其中苏联政府同意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12个企业和改建一个滚珠轴承工厂。
至1954年底被确定为156项建设项目。这也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建设重点。这些项目确定以后又有所调整。
在“156项”中，实际实施了150项。这其中包括：长春一汽、鞍钢、玉门等很多大的工程。“156项”工程，为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在立项所用的5年左右时间中，中国与苏联、东欧等友好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通过平等互利的贸易协议获得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设备。
在利用苏方资金、技术和设备的过程中，强调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在中国进行设计，要加快消化吸收、尽快培养中国自己的设计技术人才。
陈云曾说：
对于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援助，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给的，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给的，中国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
“156项”建设是新中国首次通过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开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在工业基础极端薄弱、建设经验近乎空白的条件下，中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开展了建设项目的立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