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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政务院发布扫盲指示
1950年6月1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要求以工厂企业的工人为对象，进行扫盲教育。
《指示》提出：
开展职工业余教育是提高广大职工群众政治觉悟、文化与技术水平的最重要方法之一。职工业余教育的内容以识字教育为重点，争取在三五年内做到职工现有文盲一般能识1000字上下，并具有阅读通俗书报能力。
为此，全国各地工矿企业，相继设立了工人文化补习班。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职工就业人数也明显增加，职工的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在此基础上，各地工会组织积极开展了文化技术教育和文娱体育活动。
在建国之初，工人普遍缺少文化，大多数职工识字不多，他们的技术水平很低。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工会在党的领导下，配合行政，举办了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和业余技术训练班。
同时，还通过推行师徒合同、技术研究会、技术互助合同，以及先进生产者表演等多种形式，开展群众性的扫盲活动。
工人扫盲主要是通过上业余学校的学习，使学员具备初步的阅读写作能力，能读报，能写四五百字的记叙文和二三百字的说明文，能写日常应用文。
这一活动的开展，使职工群众的文化技术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政务院发布《指示》之后，山东省发出《为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的指示》，规定要明确目前职工教育应以工厂、矿山等企业为主，掌握以发展普通班为重点的工作方针。
在公私营工厂、企业中要全面开展，争取绝大多数不识字和识字不多的工人都能参加学习；手工业工人、店员要有重点地逐步开展。
1950年9月20日至29日，教育部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
毛泽东、朱德、董必武、郭沫若等人，以及470名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会议强调，工农教育的实施对象，首先是工农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其次才是逐渐面向那些条件具备的广大工农群众。
根据教育对象不同，工农教育分为“工厂企业工人教育”、“干部教育”、“农民教育”三类。
“工人教育”、“干部教育”、“农民教育”分别由工会、文化部门和教育部门负责。各个部门都设立自己的专门学校。
工会有工人业余学校，文化部门有工农干部基础教育补习学校，教育部门有农民业余小学和中学等。
1950年，上海炼油厂进行职工政治与文化学习主要是识字扫盲，所使用的教材是《工人政治课本》和《国语课本》。
从当年的9月到11月，均以上大课方式进行，结束时多数人识字200个以上，其中部分职工学会写便条和建议。
1951年，为响应市总工会号召“提高工人文化素质”，厂工会负责组织工人文化班，在生活区搭了几间草棚，办班进行教学，其中设有扫盲班。
业余教师，是由厂里大学毕业生或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职工担任。
1952年初，上海炼油厂工会办文化班，收80人参加，采用速成识字法教学，每天业余学习1小时。9月增加1个班。
到1953年，有60余人参加初小文化学习，分为2个班，从识字开始，到年底已达小学三、四年级程度。
1954年12月，由文盲提高到小学三、四、五年级文化程度的累计有150余人。1955年就开办了6个扫盲班。
1951年3月1日，《学文化》杂志创刊。这是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的机关刊物，由教育部主编。它主要面向识字量不多的职工的阅读刊物。
在扫盲学习者还不很多的状况下，政府创办这样的杂志，这本身就说明了对扫盲教育的重视。这种重视并非只限于形式，而是真正地深入实际地去抓。
这在扫盲教育开始的初级阶段，对巩固扫盲成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11章祁建华创造速成识字法
1952年5月，中央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全国总工会也发出《关于在工人中推行“速成识字法”的通知》。
“速成识字法”是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在1951年创造的。
祁建华精心挑选1200个常用字，借助注音符号，作为辅助识字的工具，这是一种借助注音字母的辅助作用，利用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相同与相异的不同特点，来提高识字速度的方法。
这种方法正是毛泽东一直所关注的。早在1949年8月25日，华北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的坚决倡导者吴玉章，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
对吴玉章提出的建议，毛泽东极为重视。毛泽东随即把信批转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
在毛泽东的关心下，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祁建华创造的这种识字法，使工农业余教育在短期内，获得了大范围的快速进展。
祁建华在教解放军战士学文化时，摸索出一种简便快捷的教学方法，大体分为：
一是先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用注音字母作为辅助的工具。
二是大量突击生字，做到会读、初步会讲。
三是教、学识字课本，同时开展一定的阅读、写字、造句训练，巩固所认识的字。
1951年，西南军区在干部战士中，试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一般只要15天就能识字1500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课本3册，能写200至250字短稿。
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在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全军的文盲。然后，全国各地迅速办起了实验班。
1952年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行颁奖典礼，奖励发明者祁建华的杰出贡献。
4月3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责成各级工会组织展开“速成识字法”的重点实验工作，要在工农教育中推广速成识字法。
“速成识字法”满足了普及扫盲和短时见效的要求，是工农业余教育中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指出：
运用“速成识字法”，将使扫盲过程大大缩短。
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的工人农民中间普遍地推行速成识字法，有计划有步骤地扫除文盲，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此后，扫盲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
东北行政区在5月20日，召开东北三省推行“速成识字法”工作会议，对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工作作了进一步部署。
5月21日，教育部确定河北省为“速成识字法”实验区。
在同年的5月、6月，教育部连续发出通报，介绍山西、东北、天津等地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识字运动的情况。
6月5日，教育部公布常用字表，列出常用汉字。
6月9日至16日，西北区召开工农教育会议，决定在全区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
7月，西南军区在《人民战士报》上发表《“速成识字”教学讲话》，《人民日报》进行了转载。
这样，到8月时，推广“速成识字法”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热潮。
经过4个月的努力，在工人中实验推行“速成识字法”的活动，已在全国各厂矿企业内取得了显著成效。据东北、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山东、山西、察哈尔、石家庄等地不完全统计，工人实验班有4368个，参加学习的工人达到25.8万多人。
其中，已有很大一部分人经过课堂学习，能阅读通俗读物，会写简单文章。
1953年参加学习的工人、农民，其中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近700万人。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为主任委员，李昌、林汉达、祁建华为副主任委员。
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设办公厅、城市扫盲工作司、农村扫盲工作司、编审司。
到1954年，职工扫盲人数130余万，农村扫盲人数850多万，城市中各类劳动人民扫盲人数36万。
大规模地扫盲，使一些大城市的工厂职工中基本上消灭了文盲。
在农村中，也出现了一些“文化村”，农民扫除文盲后，精神面貌也为之改观。一些农村开始兴办图书馆、业余剧社等文化娱乐组织，不断地丰富充实农民的业余生活。
“速成识字法”还对以后成人教育和小学教学中运用拼音，加快识字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但推行“速成识字法”中也出现了采用突击的方式，过分强调“速成识字”的作用，方法上机械搬用公式，主观要求过高等问题。
1952年9月，全国扫除文盲座谈会提出要防止克服过急过躁、草率从事的偏向。
1953年春以后，扫盲工作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
“向工农开门”，大力发展工农教育，在方针和政策上为工农干部、工农青年及其子女提供入学受教育的机会，为更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兴办各种夜校，开展扫盲运动，这一切都构成了新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化建设。
第12章全国总工会发出指示
1952年9月6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在工人群众中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
同年的9月23日到27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座谈会。
会议讨论了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关于扫除文盲运动方针的报告。
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广大劳动人民及工农干部中扫除文盲，是我们国家实行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全国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
会议指出，开展扫除文盲运动是一项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应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的精神，来领导这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运动，并须定出计划，以期在今后5至10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文盲。
同时，会议还指出：为了防止与克服有些地方在推行“速成识字法”时，只注意快，不注意巩固，以致速而不成，造成“夹生”、“回生”现象以及过急过躁、草率从事等偏差，必须明确扫除文盲的标准，首先是使不识字者识字，然后求其巩固。
扫除文盲的标准，就是使文盲半文盲认识两千字左右，能够阅读通俗书报和写三五百字的短文。
王守凤是山东省文登县宋村乡妇联副主任、社扫盲协会委员。
1951年，王守凤高小毕业后，担任了生产社民师，后又当上文登县宋村乡妇联副主任。
在扫除文盲运动中，王守凤带领全乡妇女，完成了妇女扫盲任务，成为远近闻名的巾帼英雄。
此前，在一次研究扫盲工作的干部会议上，支部书记刘德永对王守凤说：“守凤，咱村妇女文盲这么多。这个扫盲任务可交给你了，你要拿出两手来看看。”
王守凤坚定地回答说：“看着吧，支书，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
回到家里，王守凤半宿没睡着，翻来覆去地想，是啊，不扫盲怎么能行呢？189名青壮年妇女，文盲就是114个。16个妇女队长，14个是文盲。
王守凤还清楚地记得，那年布置填一个积干菜的表，把鞠春兰难的满街转，后来截住个小学生，才把表填上了。
想到这里，王守凤感到自己有责任组织妇女同志们学习。她决心搞出个样子看看，决不辜负领导和群众的期望。
第二天天刚亮，王守凤就穿好衣服，把5个妇联委员找来了，商量组织妇女学习的事。
大家一致认为，妇联既要领导妇女生产，也要管妇女的学习。经支部同意，在扫盲协会中以妇联为主，又吸收了3名妇女队长和1名民师，组成一个“妇女学习领导小组”，委员们分片包干。
由于刚开始，大家都没经验，王守凤就又决定各个委员3天一碰头，及时听取反映，总结情况，以便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一天下午，王守凤找来100来个妇女开会。在会上，王守凤算了4笔账。
一算旧社会受苦的账。新中国成立前，他们村有40多条要饭棍，70多人在东北当苦力。妇女群众受着社会压迫和家庭的束缚，别说念书，连饭都吃不饱。
二算办社需要人才账。当时社里现有社委、生产队长9人，农业、水利、果业技术员1人，记账员26人，饲养员9人，托儿所教养员2人，总共77人。
这些人虽说是高小毕业以上的程度，可是够高小程度的仅18人，其余57人有的不足高小毕业程度，有的是文盲，因此严重影响了工作。这里面就包括很多妇女。
三算没文化的痛苦账。张英芝不识字，用豆粒记工账，半粒当半天，一粒当一天，包米粒当空日。年底算账差了15分，因此和小队长吵架，影响了生产情绪。
四算扫盲时间账。47岁的妇女王本滋，7个月扫除文盲，现在能记账写信。如果一天学8个字，半年多点时间，就都能像王本滋那样。
经过算账，好些人都表示愿意学习，但还有些人犹豫不定。
王守凤感到这样做，还不能全部入学。她又以24个积极分子为骨干，带动其他文盲入学。这些积极分子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个人思想进步，工作积极。
经过初步教育，她们都表示愿意带头学习，并愿意组织亲邻妇女学习。
会后，她们以串门访问的方法，组织妇女上学。不几天，董义芝组织了全队妇女；张英芝以“滚雪球”的方式，由3个人的组，扩大到4个组12个人。
这时，全村以积极分子为核心建立的5个组，扩大到24个组，文盲全部入学，甚至还有10个超龄妇女参加了学习。
学员有了，谁来教呢？全村仅有23个高小毕业生，这怎么够用？于是，王守凤就冒着风雪，跑到10公里路的完小去，找到了母校的王校长。
王校长很支持她，答应让在校的五、六年级学生回村帮助教学。从学校回来后，王守凤又找到村小学教师，动员了一部分四年级学生，帮助学员看孩子。
紧接着，王守凤又召开了高小毕业生、在校四五六年级学生会议，说明教人识字光荣的道理。于是，当场他们都报名参加扫盲队。姜桂欣等12人，会后还自动找到学员挂了钩，订立了包教保学合同。
王守凤根据他们的报名人数，编成了“检查队”，有7人；“教学队”，其中7人担任民师，24人担任小组民师；“保育队”有32人。
扫盲队员个个表示要用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任务。
在教学中，王守凤根据学员的条件和他们的要求，划分了班组。
每晚集中学习一个小时，白天带课本和小黑板在田间学习。在田间除了由小队配备的小先生辅导学习外，还提出“识十教九，先生跟着学生走”的口号，开展了互教互学的活动。
董义芝扫盲刚毕业，就积极辅导姜德金等两人复习功课。读第二册的康秀珍和念第三册的鞠学英开展了互学。
有一天，康秀珍高兴地告诉王守凤说：“今天在山里，我还教会俺老师识了个‘兽’字呢！”
为辅助学员学习，扫盲队员在街头巷尾和学员家里家具上，都写上了字，以便随时随地学习。
在各项工作就要走上正轨的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一天晚上，王守凤在一个组里看到除了三、四个学员外，满满的一炕孩子。
她问了一下，有的学员说：“人家小学生，忙着准备考试，不给看孩子了”。也有的说：“论理多的，谁还没有孩子，怎么好意思叫婆母看孩子？”丘夕水说：“俺婆母嫌腻歪，不愿给看了”。
经过了解，因孩子没处托付，影响到学习的有31人。
这时，王守凤一方面重新动员一部分学习不大吃力的在校学生，帮助看孩子。另一方面又召开40多人的婆母会，讲明了学习的道理，打通了婆母的思想。
丘夕水的婆母说：“是啊，过去都是当老的做得不够，其实媳妇识字，我看也不错。往后我一定给她看孩子，让她好好学习。”
董义芝的婆母，不但给看孩子，还拿出钱给孩子买了书。
表扬了这些婆母后，王守凤又和支部书记，联系动员了20多个男人，帮着妻子看孩子，学员学习又好起来了。
学习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曹宗英学不进去，愁得哭了；童来云学得劲头不大，对扫除文盲没有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王守凤就召开学员会，反复进行教育，又叫王本滋介绍了苦学苦练的经验。
会后，王守凤又深入到户去打通思想。在教育童来云时，她用童来云自己在战争时期，给部队争做被子衣服、抬担架的光荣事迹，启发她的荣誉感。
最后，童来云说：“那时俺能干，现时也不老，人家能学得好，我也决不落后，一定学习好就是了。”
春节前，有些学员忙着做衣服、推年磨，缺了课。这时，王守凤就组织全体民师和部分扫盲队员，帮学员推磨、压碾和干些零活。
通过干活，多做些宣传和教学工作，没干几次，学员便不好意思叫她们干了，缺课现象也随着没有了。原打算腊月二十三放假，这样就一直学到了腊月二十七。
王守凤很注意运用各种形式表扬新人新事，不埋没一点成绩，所以那些生龙活虎般的小伙子们都是干劲冲天。
扫盲队员孙永宝教的4个学员，有16个孩子。遇到雨天，孙永宝便挨家挨户去教。对接受能力差的学员，一天三上门地去教。
有的学员十分感动，说：“孙永宝，真是个好教师，跟他念书，还愁不识字吗？”
在苦学苦练中，也出现了不少优秀学员，如40多岁的王桂宾，做到了饭前学饭后学。苦学3个月，现在能记账和写个简单信了。
此外，还出现了妹妹教嫂子的姜守敏，夫教妻的刘玉元，全家人学文化的姜保安等典型事迹。
对此，王守凤运用了各种形式进行了表扬，对其他学员的影响很大。
经过民师学员和全体办学的人两个月的奋战，学习效果大有提高。每一个妇女学员认字率都在90%以上，并能听写70%以上。张英芝等不少学员，不但会写信，还能订个简单的家庭计划。
14名妇女队长文盲，不但填表格不发愁了，还能把会议布置的工作，记成简单的提纲。有16名扫盲毕业女学员，订了报纸。
她们都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可不是睁眼瞎子了。”
自从把妇女组织起来学习以后，王守凤就经常进行政治教育，通过经常教育，该村妇女工作真正变了样。过去参加劳动的妇女，只是几个青年。自此以来，经常有320多个妇女劳力参加生产；过去召开妇女会，去的少到的慢，现在一下通知就有170多人参加会；过去张建娥等五户家庭不团结，通过学习，明白了事理，现在都成了和睦家庭；过去王玉珍时常与街坊邻居打架斗殴，现在都变好了；过去布置个工作好几天完不成，现在一有了工作，就“四面开花”，很快就都完成了。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后，许多妇女和男同志一样，苦战了3昼夜，修整了大街，家家户户洗涮一新。
妇女干部都说：“自从学习开始，咱村的妇女工作真好做。”
大家也都说：“有王守凤这样的领导干部，谁能不愿意学呢？谁能学不会呢？以后什么工作咱也不怕。”
经过像王守凤这样的基层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农村扫盲运动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新气象。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成立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为主任委员，李昌、林汉达、祁建华为副主任委员。
1952年这一年，全国参加扫盲学习的职工有208.1万人，占全国参加学习职工总数的69.9%，扫除文盲12.56万人。
扫盲运动在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冒进偏向。
1953年1月13日到2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各大行政区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1953年文教工作的方针是：
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
同时指出：
扫盲工作1952年秋后有点冒进，原因有把扫盲看得太简单。扫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任务，不是三五年而是需要10多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
同年2月，全国扫盲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扫除文盲工作会议。
会议肯定了扫盲共作的成绩，但也指出：
总的说来领导上过分地强调“速成识字法”的作用，计划和摊子铺得过大，形成盲目冒进的偏向。
会议研究了“速成识字法”教学上的公式化和要求过高、过急的问题，认为“速成识字法”如果按照地方特点，根据一定条件，加以灵活运用，而不硬搬部队经验，还是可以获得较好效果的。
会议针对工作中的偏向，提出了“整顿巩固，稳步前进”的方针，要求将扫盲纳入正轨，正常开展扫盲工作。
1953年4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扫除文盲工作必须整顿》的社论。
6月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教育工作会议，张奚若部长作报告时指出：
工农业余教育应着重整顿巩固，一般地不作发展。
这样，各地积极采取了“速成识字法”的优点，改进了教学方法，边教边巩固，扫盲质量有所提高。
1953年的扫盲教育，取得的成绩更为显著。
1953年9月16日，郭沫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文教工作的报告》。
报告中肯定了1953年全国“常年参加学习的职工有304.8万人，占入学职工总数的54.9%。扫除文盲35.7万人。”
1953年11月24日，“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发布《关于扫盲标准、扫盲班毕业考试等的暂行办法的通知》对扫盲工作的指导更具体化了。
在这个《关于扫盲标准、扫盲班毕业考试等的暂行办法的通知》中，第一次将扫盲对象进行分类，根据对象不同，识字量的要求也加以区别。
例如，对干部和工厂的工人的要求是，识字量为2000字，能读懂一般性的书籍和报刊，并能写200至300字的应用文。
另外，城镇工人和市民的识字量要求在1500字，其他方面的标准与干部和工厂工人的标准相同。
在国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里，甘肃的江、彰两县的教育，也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过渡，绝大多数教师通过政治思想改造运动，成为了人民教师，学校的教学秩序得到了较好的维持，教育教学工作开展顺利。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苏联教育体制的引进和教学方式的推广，各类教育充满生机，教育事业在安定中稳步发展。
除基础教育外，江、彰两县城乡，分别在1950年、1953年，两次掀起扫盲教育和职工教育的高潮，有力的促进了工人文化水平的提高。
江苏省如皋县的教育，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和扶持下，由单一、低级基础教育的格局发展，成为基础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教育体系。
建国初期，如皋县政府认真贯彻党的“学校向广大工农群众打开大门”的总方针，一手抓中小学普及，一手抓“扫盲”。
至50年代末，幼儿教育、基础教育都有了较快的发展。50年代初，如皋商业系统和如皋城镇为提高本单位、本系统职工素质，还兴办了一些以培训职工为目的的职工学校。
在全国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职工的文化水平有的大幅度的提高，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第13章选拔培训扫盲教师
1952年，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决定在全国农村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加快农村青壮年的扫盲进度。
遵照中央、省、地委指示，河北省赤城县、龙关县安排在全县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先进行试点。
贯彻中央指示，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选拔能够运用“速成识字法”教学的“扫盲教师”。
1952年7月，蒲游江在县城的玉辉完全小学六年级毕业后，正赶上区公所奉令选调“扫盲教师”。
经小学老师推荐，区文教助理和区委同意，蒲游江于10月3日到县参加考试。
蒲游江说，考试由县师范校长阎尚谟和县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教务主任宋节文，出题并判卷。
各区参加考试的共有60余人，高小毕业当时算学历最高的，还有不少初小三、四年级的。
和蒲游江一起参加考试的同班同学有鞠孝忠、石明月、许善新，还有部队复员军人。
蒲游江说，当时的考题是：你对推广速成识字法意义的认识？判卷分数未公布。因按60分及格选不够人数，40分以上的都留下了，不足40分的就让回去了。
对录取的人，用20天时间，由县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高小班教师赵文魁，进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教学法的培训。怎样学注音字母，怎样运用象形字、同音字等帮助记忆，怎样学记工分、打欠条和收条、写书信等。教师先讲，然后让每个学员上讲台按教学要求，作示范实习。
培训结束后，县文教科安排全县9个区，先在城关、白草、龙门所、后城试点。
城关是重点试行区，开设扫盲班的村庄是东大村、东关村、南大村、兴仁堡、南庄子、双山寨、郭家屯、黄土岭、青羊沟9个村。
每村一个“扫盲教师”，也有两个人的，一人为教师，一个人为辅导员。
蒲游江被分配在青羊沟村教学。教室是戏楼旁边的下处，东房3间，外两间大炕作教室，里一间是蒲游江的宿舍。
为了加强对“扫盲班”的督促、指导，区公所还配备了专职扫盲干部，一区5个人。
区委、区公所还为此给各村发了通知，要求村党支部、村长全力支持，只许办好，不许办坏。
学员由个人报名，要求是：3个月内不请假、不出门、不旷课。报名后由党支部逐人审查，按“三不要求”确定入学资格。
尤其是青壮年农民，对学文化要求如饥似渴，报名要求学习的人很多。党支部批准了30个人，其余报名的作为第二批。
教学完全按照部队的作法，每天19时开始上课，学习2小时。一天也不准缺课，一分钟也不能迟到。
因为课程是县文教科统一排好的，7天教注音字母，7天教会拼音，然后以注音方式教认字，按照印好的课本往下教。
学员缺一天就隔过去了，跟不上，就得需要补课。否则，3个月就完不成扫盲任务。
蒲游江那时刚17岁，学员大多数是20多岁，还有30多岁的。只有少数几个，比蒲游江年龄小一点儿。但不论谁迟到了，蒲游江就要批评，还有的学生被罚站。
学员们为了学文化，尽快摆脱文盲状态，多数人不计较蒲游江的“死拗”，学得津津有味。只有少数学员受不了他的训斥或罚站，有意见。
在县文教科检查组去巡导时，有人提出蒲游江态度生硬，死板。结果，蒲游江受到了表扬和肯定，认为是严格执行了上级的教学规定。
由此可知，其他“扫盲试点村”也一定是这样，一区最好的村就是东大村。
扫盲班就这样严格地办了冬季3个月。春节放假时，第一期课程学完。经考试，及格的发给县文教科统一印制的“扫盲结业证书”。
第一批扫盲任务算完成了，效果还不错。当时农村办互助组、农业社，急需识字人记工分、记账、看农药说明。扫盲班结业的学员，基本上可以应对上述一些燃眉之急，也有的人当了农业社会计。扫盲教育成绩显著。
李佩英是山东省昌乐县平柳乡李家木庄村的民师，在扫除文盲运动中，她带领偏僻山庄的群众积极学习文化，将家乡变成了文化村。
李家木庄全村有98户人家，共有549人。解放前，村民在糠菜半年粮半年的贫苦生活中，识字的很少，仅有37个人识字。
新中国成立后，群众当了国家主人，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因而群众迫切地要求学文化。
1953年，在党的领导下。村里组织群众常年学习，至1957年冬季，扫除了文盲153名，加上其他识字的人，共有非文盲179人，占青年总数的98%。
社支书李湖原来是纯文盲，现在是业余高中生，社主任李栋是业余高小生，在工作中他们不用犯愁。
他们都高兴地说：“咱们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现在文化也翻了身！”
以前妇女们到合作社里分粮、分草，不是这个错就是那个闹，乱喳喳的，办事很困难，现在没有那些现象了。有了文化的妇女，接受党的教育格外快，在生产工作上个个争先恐后。人家外村都叫李家木庄村为“文化村”。
李佩英高小毕业后，党支部就动员她当民师。原来的民师对她说：“当民师可苦了！干一天活还得吃冷饭，我是不干啦！”
但是在党的教育下，李佩英没有动摇，当上了光荣的民师。
可是，学员们瞧不起她，她讲课的时候，学员就互相叽咕着说：“看！她个子还没有桌子高，就来给咱当老师哩！”
由于李佩英个子小，够不着，向黑板上写字只得搬上两摞砖头踩着写。她一块块地向教室里搬砖头，学员们哧哧地笑个不停。
第一天上课，有16个人，第二天就只剩了4个。学员走了后，李佩英独自一个人留在班里，担心不能完成党支部的任务，难为地哭了。
第三天，李佩英擦干眼泪，到那4个学员家里访问。他们说：“人家怕你教不了！”
李佩英说：“您别看我年龄小，识字比您多，只要您肯学习，我保证把你们教好。”
他们说：“俺不是不想学，以前的民师不到校，俺去叫他，他气恨恨地说：‘我累死了，你没看见？’”
李佩英马上回答：“我保证不嫌累，不用您叫，每天早到校，您叫我怎么教我就怎么教。”
他们这才说：“俺先帮你把那12个人叫来，试试看吧！”
从此，李佩英每天早到校半小时。没有书向学员收钱吧，怕收散了伙。回家要吧，怕爹娘吵。李佩英向姐姐家去要了钱，从坊子坐火车到50公里路远的昌乐去买书。买到书以后，往回走在城里的大街上，天色已经漆黑了。
后来没有粉笔，李佩英就用姐姐给她买袜子的钱，到平柳院去买粉笔，结果那里也没有。于是，她又跑到10公里远的坊子去买，来回20多公里路。
回来时怕耽误了晌午上班，她便脱下鞋，光着脚往家跑，没有顾得吃饭就上了学校。
哪知脚起了血泡，火辣辣的痛，她就趴在讲台的桌子上，两只脚轮流挨地。
感动得学员们说：“别看老师小，说话办真事。”从此，学员稳定了，村里有了常年民校。
后来，李佩英动员发展新学员，不到几天，学员就增加了近一倍。
可是，新的困难又来了，一个班的学员好几个进度。李佩英不会复式教学，学员在班上光说话，还有的带针线做活儿。
后来在小学老师的帮助下，李佩英画个教学路线图，谁该讲新课，谁该复习，早确定好。学员有了活儿干，班上就安定了。
学员逐渐增多起来，便男女分班。李佩英便把她家的南屋打扫干净，作为教室，让学员坐着那大瓮学习，结果坐破了两个。
李佩英晚上给男班上课，中午就给女班上课，一直教了一年半，才又培养了一个民师，两个人一起教学。
上课之前，李佩英总是仔细备课，在最农忙的季节里，教学也都充分的备课，备课时间主要是在田间。
每天下地干活，休息时，李佩英便坐在地上，腿膝当办公桌，集中思想备课。
夏天锄秫秫，钻在秫秫棵里，风丝不透，热得头昏、累得腰痛。休息时，人家去凉快，她仍然要完成备课任务。
李佩英的三爷爷说：“回家看书去吧，别不知道死活，当模范还真不容易呀！”
后来，实行“两早”、“两晚”。早晨早上坡，早回家，下午晚上坡，晚回家，保证了中午的教学时间和自由地支配了田间劳动与备课时间，并不误农活。
学员落下课，李佩英都是想办法给他们补上。有一天晚上，她跟3个学员约好要分别到她们家补课，就冒着雪去了。
雪越下越大，大风搅着大雪不住地往裤腿里灌，冻得她直打颤颤，但是李佩英仍然坚持按计划补完了课。
在深夜里回到家，鞋子里的雪已经和袜子冻结在一起，用火烤了才脱下来。
母亲心痛她，又埋怨她说：“谁家像你这么傻，白尽义务教民校，不怕冻死吗？”
李佩英安慰了母亲几句，接着说：“咱村有了文化，合作社就能办得更好，大家生活富裕了，咱的生活也就好了。”
就这样，李家木庄村的民校由1953年秋天的16人，增加到82人，男女青年和男壮年都上学了，是一处很巩固的常年民校，到1956年，大部分学员都毕业了。
1955年秋天，李佩英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大会，见到了毛泽东。从此，李佩英就下了决心，把家乡变成文化村。
后来，村支部书记带头上中学，李佩英教出来的民师也当了中学学员。
他们都说：“也教也学，越干越有劲！”
第14章教育部发出农民扫盲指示
1952年12月，中央教育部经政务院批准，发布《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
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农民业余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
这是当时我国文化建设上的重大任务之一。
《指示》认为，在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方面，成绩还不很大，农民业余教育亟应加强。
在农村，主要是学习老解放区的经验，开展冬学运动，利用冬季农闲之机，组织农民识字，学习政府文件、讨论发展生产的办法等项内容。
山东省各地的冬学，一般都是在结合生产实际中进行的。各个地方针对群众的思想情况，在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开展了生产教育、时事教育，比如土改的政策教育等，解除了群众的顾虑，使冬学顺利地进行。
益都县刘镇在刚开展冬学时，群众都不能接受，认为冬学仅仅是个形式，只能浪费大家的时间，不会学到多少东西，到头来还不如在家好好休息。
村干部得知这一情况后，对群众进行了耐心细致地讲解，并和老师联系，利用冬学进行土改教育，打通了群众的思想。
许多农民参加了冬学学习后，生产情绪稳定了，有的还说：“不上学咱们哪能知道这些啊，还是上冬学好啊。”
在一些先进分子的带动下，更多的群众参加到冬学中来，冬学开展得红红火火。很多地区的村干部带头参加冬学学习，一方面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利用这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有利于拉近与群众的关系。
在冬学的推动下，大家的文化水平不仅提高了，而且更有效地推动了其他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在冬学的教育推动下，渤海行政区的群众劳动情绪高涨，各个地区在各项工作中，都展开了友谊竞赛。在竞争中提高了生产质量和数量。
在征粮中，干部们发现了征粮积极分子，立刻在冬学的黑板报上进行了表扬，掀起了征粮的热潮，从而又快又好地完成了征粮任务。
璐县垠上村，将冬学与生产自救教育相结合，组织积极分子动员家长制定具体的节约办法，这种做法影响了全村。全村定出各种生产节约办法，如救灾、捣粪、积肥、拾粪、拉草等。
此外，村干部将全村人分为几个小组，开展小组与小组之间的竞赛，学员起带头作用，掀起了生产热潮。
在学员实际行动的影响下，全村有62户人家执行了节约号召，并发动了社会互济与自由借贷，又开展了副业与运输热潮。
这些工作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推进了整个生产的进行。
为了更进一步使农民业余学习趋向经常化，使这种季节性的业余学习，逐步转变为常年的业余学习。因而举办和坚持农民业余学校，辅以各种分散形式的和有专人领导的识字班或小组。
凡经过土改，或是农民生活初步改善的老区，首先推行识字运动，并配合时事、政策教育与生产、卫生教育。
教育对象首先着重村干部、积极分子及青年男女，逐步推广到一般农民。争取在三五年内使农村干部及青年积极分子学会常用字1000字以上，具有初步读写算的能力。
参加农民业余教育初级班或高级班学习，经考试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与初小、高小的毕业证书有同等效力。
扫盲运动是建国初，党领导的主要是面向社会下层的群众运动。其赖以发生的社会背景、当时的社会条件，以及它所面对的对象，决定了它具有统一而又灵活多样的特征。
在农村开展大扫盲，必须符合农业生产实际和农民生活需要。为此，各级政府根据农村实际，结合农民生活，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方法，进行成人大扫盲。
在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中，山东省福山县高瞳乡涌现出一位双目失明的好书记，他叫刘元林。
刘元林的家乡在山东省福山县高瞳乡爱国农业社，这是一个偏僻的山村，有389户人家，1676人，青壮年41人，其中文盲半文盲207人。
新中国成立后，该村陆续扫除文盲83人，百日奋战以后，又扫除文盲114人，非文盲已达531人，占青壮年总数的98.2%，基本上变成了无盲社。
这一切，无不浸透着党支部书记刘元林的心血。
刘元林小时候家里很穷，5口人只有九分地，父亲常年给地主家扛活，一家人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为了改变家庭的命运，父亲咬着牙让刘元林念了3年书，但贫困的家境最终没有圆了刘家的“文化梦”。
辍学后，刘元林像许多老辈人一样闯了关东。最初，他到大连的一家饭店里做工。1947年，刘元林响应党的号召，参军保家卫国，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1948年，在周村战役中，刘元林不幸负伤，双目失明。在部队首长的关心下，在1949年，刘元林光荣的复员，回到家乡。
1950年，村里改选村党支部，刘元林当选为支部组织委员。1952年，村支部书记调出工作，上级党委委任他担任党支部书记。担任党支部书记以后，刘元林就考虑怎样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
当时，上级号召办冬学，刘元林认为这是个好办法。组织群众学习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不用召集开会，通过民校组织，就可以贯彻生产工作和党的方针路线；二是通过学习，既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又能提高政治觉悟。
因此，刘元林就下定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把民校组织起来。
初成立时，因群众思想基础差，冬学不容易被他们所接受。经过刘元林的多次发动，只有70多人入了学，学习一周，学员就仅剩一半了。
刘元林根据实际情况分析，认为要想搞好民校，关键在于民师，因为他们是办好民校的主要力量，也是村干部的有力帮手。
所以，刘元林首先从加强民师的思想教育入手，对他们采取集中和个别相结合的教育方法，进行了思想教育，还经常在团员大会上讲解教人识字的光荣，使民师有了教书育人的自豪感。就这样，民师的思想有了提高。
在提高思想的基础上，刘元林又和民师研究具体分工，民师负责好好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他则负责保证出席人数，上政治课。
每天上课前，刘元林就来到民校，民师点完名后，他听到缺谁就去叫谁。连续叫了两个多周，人才逐步来齐了。
由于刘元林双目失明，去逐户叫学员时经常跌跤，有时把腿、头都碰破了。
有一次，在大风大雪的夜里，刘元林和民师研究工作到深夜，这时大雪已经铺满了道路。在回家的路上，刘元林迷失了方向，走着走着，走到村外去了。
他在村外雪地上摸索的时候，又跌进路旁约一米深的小沟里。他心里又急又躁，双手扒雪上来，出了满身的大汗。
刘元林在雪地里仔细地摸呀摸呀，终于摸到了村西头向南弯弯的大槐树，才辨明了方向，摸索着回到家里，手脚都冻麻木了。
邻居们看到他工作有困难，也都可怜他，婶子大妈们也常常劝他说：“元林啊！你在革命中是有功的人，上级还会饿着你吗？”但这些话，始终没有动摇他工作的决心。
由于刘元林经常的挨门逐户地动员，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后来，大家都能自觉地按时到校，有的不来，学员们也能主动去叫，并能自觉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有些学员常说：“你们不上学，叫一个瞎子满街叫，这是啥良心！”
刘元林用自己的毅力和真心感动了村民，从此民校便逐步地巩固下来了。
这位双目失明的退伍军人，以钢铁般的意志，克服无数困难，领导全村人民开展扫盲。他连续两次选为福山县扫盲积极分子代表，四次被选为山东省扫盲积极分子代表。
第15章扫盲配合合作化运动
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央对扫盲工作，制定了学习文化要为合作化服务的总体工作方针。
各级政府从本村、本乡的实际出发，经过和群众商量，制定出扫盲规划，力争把整个过程放在合作化的规程之中。
当时，各级地方统一安排生产、学习、开会的时间。有些地方规定，评分记工在地头做完，不占学习时间，学习文化课、政治课，以及何时召开党团会议，都作了具体的时间安排。
当时，尤其强调对农民识字课本的编写，比较流行的是“识字记工课本”，从农民自己的姓名学起，然后学土地的名称，各种农活、农具和牲畜的名称，以及记账格式。
由于学习贴近农民的日常生产，所以仅用两、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可以使农民初步掌握记账、记工的本领。
为统一领导扫盲工作，各地还成立了扫盲协会。
而“以民教民”的工作方法，则解决了扫盲运动的师资问题。
作为一场群众运动，单靠正式的教师和正常作息时间的教学，难以满足在短时间内，全部扫除文盲的艰巨任务。
组建一支扫盲教师队伍，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各级政府特别注重业余教师的培养，并整合了当时的教师资源。
当时的业余教师队伍中，有七、八百万是通过扫盲运动，已经识了字的农民，大批投入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此外，还有100多万农村小学教师。当时就是号召“发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使一切识字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市镇居民中识字的人，包括学校教员，高小以上学校的学生、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都加入到扫盲教师的队伍里。
同时，还注意解决业余教师生活和生产上的困难，教育他们认识到，教人读书识字是为人民服务的，是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因而是光荣的工作。
1951年7月，翁振华被派往常熟市大义区，担任农民业余教育专职教师。
1953年，翁振华被委任为大义区扫盲中心校长，并得到由县长签发的委任状。
翁振华说，扫盲中心校配备一名教导主任和几个专职教师。这所学校设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
翁振华回忆说：
当时正值土改以后，农民当家作主，在经济上、政治上翻了身。但农民百分之八、九十是文盲，让农民文化翻身便成为农村的一项重要工作。农民学文化积极性很高，所以办起了冬学民校。
冬学和民校主课就是识字课、政治课和唱歌课。虽然目的是扫盲，但必须上政治课。农民普遍喜欢唱歌课，没有唱歌课，冬学民校就办不起来。
翁振华说，因为没有教师，就提倡“一字先生”，识字多的教不识字的。
民校的教师统称群众教师，每年秋后，在大办冬学之前，区和县都要举行群众教师培训。
1953年，中央对扫盲工作提出了“紧紧跟随和密切地结合农村的合作化运动”。
翁振华回忆：
当时全国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在大义新义乡试点推广。它的特点是用拼音做拐棍，强调把课堂作战场，强调集中思想，像打仗一样，上好识字课。
县派驻了20来个专职人员组成的扫盲工作队，村村搞起了速成识字班。这期间确实摘掉了一批文盲。摘帽后的农民由扫盲中心校长颁发扫盲毕业证书。
1954年，我们在小义镇办起常熟第一所业余中学叫工农中学。桌凳是小义镇国墅街各界人民赞助的。请小义中心校长等人义务讲课，我上政治课。
以后文教局派了一名专职教师，但因学生参军外出就业等多种原因，学生减少，一年多时间就停办。
翁振华说：“1955年，中央制定农村发展纲要四十条，其中一条就是要扫除文盲。这样，扫盲工作得到了普遍重视。大义区在党委的重视下，提出4年完成扫盲。我们利用放映露天电影和开会前宣传扫盲重要性。农村墙头也写了不少有关扫盲的标语，扫盲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
同时，还利用白茆乡下放干部多的优势，请常熟县报编辑下放干部黄绳之，编写了一本“三字经”作为识字课本。这本“三字经”收集常用字1647个，读完“三字经”达到能读能写，就达到脱盲要求。
第16章北京开展扫盲教育
在全国各地纷纷进行成人大扫盲的形势下，北京也进行了轰轰烈烈地扫盲运动，纷纷举办扫盲班和业余学习班。
如北京市郊外的石景山区的扫盲教育，就是根据1952年全国推广的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开展的，扫盲教师主要是：
1、受过基础训练的成年人；2、小学教师；3、小学高年级学生；4、解放前毕业的大学生等。此外，还有请解放前的私塾先生为扫盲教师。
教师在进行识字教育前，接受政府组织的集中训练。在集训中，主要就扫盲教育的意义及其他注意事项进行教育。
然后，根据学生现有水平，编成不同水平的班级，即初级、中级、高级。
授课场地除了小学校的教室外，大一些的村子还利用村里的办公室。因为学校正好赶在冬季开学，所以人们将其称之为“冬学”。在第二年开春后又改为“民校”。晚上授课1至2个小时。
参加学习的学员，全部都是年龄在20至30岁的农民，女性所占的比率较大。
识字班的学员们经过3至4年的学习，高级班的毕业生并不很多，大多数都在初、中级水平。学习比较好的后来都成为农村干部。
他们中的年轻者，经过考试，有的从事出纳和会计工作，也有少数人继续学习，再升入高一级的学校进行深造。
姬风琴，当时只有20多岁。在解放前，她只上了半年学。
1951年，姬风琴参加了政府组织的扫盲班。姬风琴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在扫盲班学习一、两个小时，星期天全天都上课。
刚开始上课时，还没有教材，后来才用了课本。经过3年的学习，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都毕业了。
初级班和中级班的毕业考试，只考“阅读”和“听写”。高级班的考试是在考卷上作笔答。毕业后，在农业合作社里做信用社的会计工作。
刘玉田，当时27岁。在参加识字班之前，他斗大的字不识一个。1952年，刘玉田参加学习。冬天每天学习1至2个小时。
老师有40多岁，以前是农村的私塾先生。
初级班使用500个字编写的课本，中级班用1000字的课本，高级班的考试是有作文的考试，如写信等。
刘玉田在高级班毕业后，担任农业合作社的副主任。
后来，经过刘玉田的劝说，有个年轻人也参加了扫盲班的学习，毕业后升入初中，成了工厂里的一名工人。
王玉民，当时上学是有30多岁。解放前，王玉民根本没有上过学，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1952年，王玉民参加识字班，每天晚上学习1至2个小时。老师是村里小学的女教师。
当时，王玉民由于年龄较大，家里的活计又忙，经常缺席，因而初中没有考上。
扫盲班毕业后，多数人都告别了农民生活，去从事其他的工作，其中有很多是从事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因此，扫盲教育被人们普遍所接受，并产生了相当的效果。
理由是：
由于根据水平分班进行扫盲教育，并进行长达3至5年的时间学习，学习内容的加强巩固，必然要与其成果联系起来。
在当时有文化的绝对人数还很少，达到小学毕业程度水平的人，就可以成为干部、会计。因此，脱盲得到广泛地积极响应。
在全国各级政府的组织下，农民业余教育蓬勃地发展起来。
到1954年，参加业余学校学习的农民达到2330多万人。
此后，中央政府把扫盲工作，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并有组织地加强了领导工作。
第17章山东首创记工学习班
在全国兴起的一片扫盲的热潮中，许多地区都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逐步摸索出适合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学习形式。
而山东省宫南县高家柳沟村的扫盲实践经验，则引起了毛泽东，乃至全国的普遍关注。
1954年，山东省宫南县高家柳沟村，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的需要，办起了识字学习班。
识字班按记工需要进行教学，较好地解决了农业社记工员缺少的困难，开了全国扫盲运动的先河。
高家柳沟村是个有300多户人家的山村。过去，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使得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山村变得愈加贫困。
由于这里长期遭受经济上的压迫，造成文化上也很落后。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社内找不到记账员，团支部就从青年中挑选了7个识字的人，充当记账员。
由于他们识字太少，大多数人连社员所投资金、肥料、农具、出工干活的人名、地名、分工都写不出来，只好用画圆、画杠来代替。时间久了，就是圈、杠也无法分辨，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了一堆糊涂账。
根据这种情况，该社团支部向红旗合作社社务委员会，提出了组织青年学文化，解决社内记账员问题的建议。但是，开始并没有通过。
他们说：“现喂的鸡不下蛋，文化班白搭工夫、白熬油。”后来，在党支部的支持下，社委会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于是，青年团支部首先组织该社的26名团员青年，办起了农民夜校，创立了记工学习班。
记工学习班的学习形式，采取集中学和分散学相结合的方法。他们以生产队为单位，划分了学习小组，聘请了4名高小毕业生担任业校教员。
开课的时候，因为没有课本，团支部也不知道学什么好，就和教员商量，先学“今天晚上开学了”7个字，以后又连续学了“识字班”等几个字。
有一天晚上，记账员高维科说：“我上了几年冬学，不认识几个大字。这样学，什么时候能学会记账呢？”
团支部觉得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于是就召集教员和学员进行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把学习内容和当前合作社的记账需要结合起来。
因此，确定了先从社员的姓名学起，然后逐步的学到土地坐落、各种农活和农具的名称，再学各种数码和记账格式等。
在学习中，他们一直坚持学以致用，“做什么，学什么”。例如，初春的时候，各社正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习了“耕地”和“送粪”等字；当捕打红蜘蛛的时候，他们就学习了“红蜘蛛”等字；当社员深翻地的时候，教员就教“深翻地”3个字。
为了保证经常不断地进行学习，晚上学员集中起来由教员上课，每队有一个辅导员，白天就下地辅导。
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个青壮年，有19个能当记账员，有92个能记自己的工账，不能记账的只有4人。
高家柳沟团支部创办的记工学习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解决了社内缺少记账员的困难。因此，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得到了改善，以前那种夜里熬眼、账目紊乱的现象，基本上得到了改变。
许多家长看到学习管用，都积极动员自己的孩子参加，并给他们买石板、钢笔等学习用品。学习班也得到了合作社的积极支持。
学员王守经，用小车往地里送粪，车襟往脖子上刚一搭，忽然想起“车襟”两个字怎么写呢？就赶紧去问辅导员。
像这样，在生产过程中勤学勤问的例子，在学员中不胜枚举。
高家柳沟村团支部创办的记工学习班，大大鼓舞了该村未参加合作社的互助组和其他群众。
秋后，红旗社扩社时，有110户参加了合作社。
通过这次学习，迅速提高了青年社员的文化水平。参加学习的200多名青年中，有63人能当记账员，4人能担任会计助手。其他的学员，也基本上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1954年秋，《山东青年报》在第一版，登载了高家柳沟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事迹，并同时发表了大众言论。
1955年春，《人民日报》全面介绍了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并登载了他们自编的各种识字课本。
《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也都此进行了大力的宣传。
1955年秋，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对该村办学的经验拍制了新闻纪录片，放映后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1955年12月，毛泽东对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宫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写了按语。
按语说：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
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
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两种课本。
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用审查。
第二种课本也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
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
山东宫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作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
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进度是快的，两个半月就有100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200多字，能记自己的工账，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账员。
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当时，毛泽东的批示，迅速在全国传开，各地纷纷派人来高家柳沟村参观学习。
《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也对批示作了充分的宣传报道。
1955年以后，全国先后有29个省、市、自治区和若干县市派员，来高家柳沟村进行考察学习。
随后，各地纷纷仿效他们的做法，办起了各种农业夜校和工人夜校，这对促进全国人民的文化学习，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