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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在北京召开。
根据10月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要求，此次会议被定为“紧急”会议。但是，为了保密，以免引起恐慌，这次会议对外未用“紧急”二字。
在会上，陈云作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报告。
在报告中，陈云首先向大家说明了当前在粮食问题上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及粮食问题涉及的4种关系。即：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和地方与地方的关系。
然后，陈云指出：
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如果不实行，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子，甚至出大乱子。我们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而且，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
接着，陈云明确地对大家说：“要处理好这4种关系，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
对此，有些同志表达了担心：“这样的办法太激烈了，征购这个名词听起来也很吓人，如果能通过自由购买买到粮食，最好不用这个办法。”
面对同志们的担心，陈云坦率地说：“400亿斤粮食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说，如果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能够买到这些粮食的话，我是求之不得的。”
停顿了一下，陈云又接着说：“我这个人属于温和派，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
听到此，很多与会代表都为陈云的幽默说法所打动，顿时，会场响起了一片笑声。
但是，陈云并没有笑，反而显得脸色凝重，他继续说道：“所以，如果采取自由收购的办法，能够买到的话，我是求之不得的。但问题是买不到的。如果今天说可以买到，到时候买不到，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陈云的坦率赢得了大家的理解，为了解决问题，有同志又问：“别的办法还有没有？是不是还可以想一想别的办法。”
对此，陈云耐心地回答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我想过了，开始从改良主义想起，想了好久改良主义的办法，最后还是想到了这个最彻底的办法。”
对于决定实行的最后一个粮食统购统销方案，陈云也是有顾虑的。他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家伙。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20多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城市里的人都要配给，农村里的人都要征购，所以，这件事情跟每一个中国的老百姓都有关系。财经会议刚开过，如果这个事情出了毛病，翻了车，比新税制翻车要厉害得多。”
当然有些同志担心，统购统销这个办法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担心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会挨农民的扁担。
对此，最后陈云痛心地地说：“回过头来想一想，不这样做怎么办？如果不这样做，那我们就要恢复到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个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向美国、向加拿大、向澳洲买粮食、买麦子。一年进口300万吨。我们的外汇有多少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向香港出口的青菜、猪鬃、大豆，加上侨汇，总计不过3亿美金，大概能买300万吨粮食。”
陈云扫视了一下会场，接着说：“如果把这些买了粮食，那我们就不要建设了，机器也不要搞了，工业也不要搞了。那时也有一种后果，我们也要挨东西，挨什么呢？挨飞机炸弹，挨大炮，还要加上挨扁担。你搞得不好，帝国主义打来了，农民扁担还会打你。农民会说：‘请你走吧，不要你在北京了。’”
陈云讲话之后，邓小平作了补充发言，他说：“农村征购、城镇配给、严格管制市场和集中统一管理的4项政策，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只有坚决实行这些办法，才能真正巩固工农联盟，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保障国家建设计划的实施。
全国各大区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在听取陈云的意见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他们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一致认为实行征购和配给，是调剂粮食产需矛盾的最佳方案。
得到各大区的支持以后，对粮食实行征购和配给的办法就基本上确定下来了。
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给的名称不好听，他说：“‘征购、配售’的名称可否改变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个名称有些吓人的。”
当时的粮食部长章乃器想了一个名称，他说：“把在农村实行征购叫‘计划收购’，怎么样？”
大家觉得这个名称比较好，于是征购被定名为“计划收购”，配售也相应地被称为“计划供应”。两者简称“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了经全国粮食会议讨论、并由邓小平同志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等文件。
同日，中央还发出《关于粮食统购宣传要点》。
11月19日，政务院第一九四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并于11月23日发布。
《决议》指出统购统销包括：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的政策4项内容。
针对4项内容，《决议》指出：
“上述4项政策是互相关联的，缺一不可的。只实行计划收购，不实行计划供应，就不能控制市场销量；只实行计划供应，不实行计划收购，就无法取得足够的商品粮食。而如果不由国家严格地控制粮食市场，和由中央实行统一管理，就不可能对付自由市场和投机商人，且将由于人为的粮食山头的相互对立，给投机商人以更多的捣乱机会，结果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亦将无法实现。”
对这4项政策的关系，邓小平曾经用一句四川土话来表述它们的关系：4项政策“只能穿一条连裆裤”。
邓小平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山头很多，粮食问题又出了几千万个山头。如不强调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就会出乱子。”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关系着5亿农民和8000万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事关重大。
为此，中共中央的《决议》强调必须“全党动手，全力以赴”。
1953年11月24日，陈云致信周恩来，提出：
《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中不准私商“自由经营”，以改为不准私商“私自经营”为好。计划价格前面应加上“今年秋粮”几个字，因为明年小麦收购价格可能降低。明年公布时，要在报纸上发个消息，说明有些地区并不实行，这样新疆、西藏等地商人就不会恐慌了。
次日，陈云在签发中财委致各大区财委并各省市财委并报中央电中，通报了北京、天津两市粮食统销的工作情况，总结了京津两市面粉统销工作的初步经验。
接到中央的《决议》和国务院的《命令》后，全国除西藏和台湾外，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均根据上述决议和命令，从1953年11月底和12月初即开始，在农村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于是，一场包括计划收购政策、计划供应政策、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的政策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政策4项内容的粮食统购统销战役在全国经济战线打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