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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是春秋末年著名的军事家，对于伍子胥的死，后世有着诸多争议，屈原曾赋诗咏叹道：“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孔子的学生子贡也说：“胥执忠信，死贵於生。”然而到了宋代，儒学家魏了翁却指责伍子胥“叛国”，称他为“逆臣”。此后，关于伍子胥的争议之言不绝于耳，对于他的评判也是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伍子胥的自杀与吴王夫差不纳忠言，阻塞他进谏之路有关。伍子胥的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他的离去是多方作用的结果，是当时的形势造就了伍子胥的冤案。
一、国仇家恨，怀志出逃
伍子胥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期楚国人。他的父亲伍奢是当时楚国的大夫。伍子胥少年时就好文习武，才艺过人，性格勇敢，足智多谋。伍子胥的先祖曾经因为向楚庄王直言进谏而闻名国内，因此伍子胥的家族在楚国相当有名。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在当时担任楚国太子建的老师，太子建的身边还有一名少傅叫做费无忌。费无忌为了受宠于楚平王，曾想着离开太子到楚平王的身边。于是他四处诋毁太子，还在楚平王面前说太子的坏话。伍奢知道费无忌想要谗毁太子，劝楚平王不要听信小人之言而伤害了骨肉之情。平王一气之下，就把伍奢关押起来，并且派人召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员入宫，并且声称如果他们不去，就把伍奢杀死。
伍奢的大儿子伍尚听说了之后，就准备入楚都。临行前，他对弟弟伍子胥说：“我知道这一走会有去无回，但是如果我不去，我们兄弟会遭到天下人的耻笑。你有能力报仇，因此你可以逃走，我去送死。”于是伍子胥出逃，伍尚到了楚都，和父亲一起被杀害。
伍子胥出逃后，在宋国和太子建会合，此后一直在各个小国之间辗转。一心想回国夺政的太子建在一次政权斗争中被杀，伍子胥无奈之下，只能带着太子建的儿子胜逃往吴国。
可是当时要去吴国，就必须经过吴楚两国交界的韶关。而楚平王早就下令在楚国各地悬赏捉拿伍子胥，因此各地盘查得都十分严格。伍子胥和公子胜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才逃出了韶关。
关于伍子胥逃脱追捕一事，民间流传的另一种说法是：伍子胥在当时严格的盘查下不敢过关，只好带着公子胜四处躲藏，到处避难。伍子胥当时背负着深重的国仇家恨，心绪难平，眼见投奔吴国报仇的计划难以实施，竟然一夜之间愁白了头。
幸运的是，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一个名叫东皋公的隐士帮助了伍子胥。他让一个相貌酷似伍子胥的朋友假扮成伍子胥出关，而把真正的伍子胥化装成一个砍柴的老人，乘机逃出了韶关。
《史记》记载：伍子胥逃出韶关后，楚国的追兵已经赶来。这时，江上一个渔翁见到情况危急，于是送伍子胥过江，帮助他摆脱了追兵。伍子胥很感谢渔翁，于是将自己佩戴的价值百两黄金的宝剑送给渔翁作为谢礼，但是渔翁却拒绝说：“楚国的法令之中，抓到您可以赏粟五万石，爵拜执珪（楚国最高爵位，又称上执珪），哪里是您这把价值百两黄金的宝剑可以相比的呢？”可见在当时的楚国，伍子胥是很得人心的。
伍子胥出逃之后，还没有到吴国就生了病，一路上靠乞讨才到了吴国。伍子胥怀着对楚平王的愤恨，隐忍保身，为日后复仇做好了铺垫。
二、韬光养晦，静待时变
伍子胥投奔吴国时，吴国的实力还很弱小。当时是吴王僚当政，公子光为将。伍子胥通过和公子光结识，借用公子光的关系得以与吴王见面，后吴王任用他为大夫。
后来，楚国的边邑小国钟离和吴国边邑的卑梁氏之间产生了矛盾，楚平王派兵伐吴。吴国也不甘示弱，派出了公子光讨伐楚国，结果攻克了楚国的两个地方。然而当伍子胥劝公子光乘胜进军，攻破楚国时，却遭到了公子光的反对。公子光私下里对吴王说：“伍子胥的父兄都被楚王杀害了，他是想趁此机会报私仇。我们如果因为这件事而进攻楚国，是不会成功的。”吴王僚听从了公子光的话，就此罢兵。
据此，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想要自立为王，为了避免卷入这场吴国宫廷内部斗争，他向公子光请求和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退居乡野。公子光希望他帮助自己夺取吴王之位，伍子胥自然不会同意。于是，伍子胥向公子光推荐了专诸，自己退到了幕后。
这对伍子胥来说，是个一箭双雕的计策。一方面，他自己可以在安全的幕后观察时局的变化；另一方面，他又可以通过自己的朋友，来了解宫廷内的动向。这样，伍子胥表面上退出了宫廷，实际上却时刻关注着形势的变化，等待着大展宏图的机会。
三、振兴吴国，能力尽显
伍子胥很快就等到了绝好的时机。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去世，太子轸即位，即楚昭王。吴国想乘楚国内部更替、政权不稳的时机派兵去攻打楚国。可是战争并没有像吴国想像得那样顺利，吴军被楚军截断了后路，被围困在楚国境内。公子光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就和专诸商议乘国内军力空虚的时候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吴王僚，自己取而代之。最终公子光借着一次酒宴的机会刺杀了吴王僚，成功地夺取了吴国的王位，即吴王阖闾。
由于专诸在刺杀吴王僚的行动中身亡，阖闾又把隐居的伍子胥召回了朝廷，并且让他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而在这时，楚昭王杀了大臣伯州犁，他的孙子伯嚭逃到了吴国，吴王把他用做大夫。从此，吴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吴王阖闾是一位很有政治远见的政治家。他一上台，就意识到吴国要强盛就必须改革，而改革就要用人。他首先启用伍子胥，让伍子胥参与国家政事。《吴越春秋·吴王僚使公子公传》在评价伍子胥在吴国的贡献时说：“为人少好于文，长习于武，文治邦国，武定天下，执纲守戾，蒙垢受耻，虽宽不争，能成大事。”不仅如此，伍子胥还善于发现和推选人才。公元前512年，伍子胥七次向吴王阖闾推荐孙武，使吴国又多了一位武将。
伍子胥在阖闾做了吴王之后，很快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和见识，吴王对他十分看重。阖闾在与伍子胥谈论安邦定国、兴霸王业的改革纲领与目标时，伍子胥提出了“凡欲安君治民，兴霸王业，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斯则其术也”的具体改革方略。对于伍子胥的这一方略，吴王十分赞赏，并加以实施。这一改革方略总概起来，不外乎三个方面：
在政治上，选贤任能，内修法制，强化奴隶制政权。要强化统治秩序，就要修改和完善法制法令。伍子胥具体修改了哪些法制法令，已经无据可查，但根据史书的记载，他修改法制是相当成功的。《吕氏春秋·本味》说：“子胥乃修法制”，所以老百姓能“行其令”，“明于法禁”。
在经济上，伍子胥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为吴国日后争霸天下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作为一个军事家，伍子胥深知粮食之于战争的重要意义。正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没有丰足的粮草作为保障，吴国争霸天下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他强调发展生产，主张扩大耕地面积，动员吴国人民从事农业，增加粮食产量。经过几年的努力，“城郭成，仓廪实”，完成了广积粮的工作。
在军事上，伍子胥主张高筑城墙，增强吴国的防御能力；提高军队素质。吴国想要争霸，最直接的竞争对象首先是楚、越。因此，为了防备楚和越的进攻，吴国在城防的建筑上，针对这两国做了精心的准备。“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之阊门以通天气，因复名之破楚门”，“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立蛇门。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反羽为两鲵，以象龙角”。在城防的建设上，吴国采用了大城套小城的总体规划与建筑模式。伍子胥以象天之八风，建了八个陆城门，以象地之八卦，建了八个水城门。《吴都赋》记载说：“通门二八，水道陆衢。”《吴地记》也有着同样的记载：“八门皆通水陆”。同时，伍子胥还在城中纵横间挖掘了许多叫做“百尺渎”的小河，相互通连，江海相接，成为当时吴国运送粮食和装备的主要运输通道。此外，吴都的双层结构，也加强了吴国的防御力量。吴小城，周长6公里，是吴王及吴国贵族们的居住地。吴大城，周长近25公里，城内驻有军士，设有兵营和仓库，水陆相通，进可攻，退可守。同时，大城还是吴国手工业和商业的聚集区，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在提高军队素质上，吴国做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是“选练士习战斗”，主要“习术战，骑射御之巧”。伍子胥把孙武推荐给吴王阖闾之后，孙武就成为了当时吴国军队的训练总指挥，“威行于众，严行于吏，三军信其将畏（威）者”，大大提高了吴军的战斗力和军队素质；二是铸造精良兵器，主要用于装备步军与水军。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经过伍子胥改革，吴国的冶铁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吴军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
伍子胥在吴国进行的社会改革，使得吴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增，成为了当时割据一方的大国。吴王阖闾也开始积极准备对各国发动战争，吴国的争霸之路就此拉开了帷幕。
四、大仇得报，鞭尸疑云
在伍子胥社会改革的推动下，吴国很快就成为了雄踞东南的一方强国，国力日盛。吴王阖闾也开始了他天下争雄的霸业。阖闾即位不久，就连连对楚、越两地用兵，并且连续攻克了楚国的舒地、六蚕以及居巢。其间，伍子胥还曾在豫章大败楚昭王，粉碎了楚国的反击。
对楚国战争的节节胜利，让吴王阖闾灭楚的决心更加坚定。到了第九年，吴王阖闾向伍子胥和孙武询问，伐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两人建议吴王与唐国和蔡国合作，联合伐楚。阖闾听从了他们的计谋，准备攻打楚国。
公元前506年，吴国联合蔡国大举进攻楚国。这场战争的艰苦程度远远超过了双方军事家的估计。双方经过多次交战，伤亡惨重，最终吴国接连五战都获得胜利，一直打到楚国的都城郢，楚昭王仓皇出逃，吴王遂入主郢都。至此，吴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次胜利对于伍子胥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终于可以一偿心愿，大仇得报了。吴军进入郢都后，伍子胥四处搜寻楚昭王的下落，但是都没有找到。盛怒之下，他挖开了楚平王的坟墓，鞭尸三百下，以消除自己的心头之恨。这件事引起了楚人申包胥的不满，他向秦哀公去求救。秦哀公被申包胥的忠义所感动，于是派了五百辆兵车救援楚国，并且击败了吴国。吴王阖闾撤兵回国，楚昭王也得以回到郢都。
此后，吴王阖闾更加重用伍子胥，在伍子胥与孙武的辅佐下，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国势极为强盛，威震天下。
然而伐楚的战争，也成为了后人对伍子胥个人评价的分水岭。东汉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一书中，还提到了伍子胥“令阖闾妻昭王夫人，伍子胥、孙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东周列国志》则声称昭王夫人后因不堪其辱而自杀。对伍子胥“倒行逆施”的谴责之声也由此开始。
但对于《吴越春秋》中的这个记载，也有很多学者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以伍子胥当时的身份，“妻子常、司马成之妻”还有可能，但怎么能“令阖闾妻昭王夫人”呢？这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逻辑。
此外，关于伍子胥鞭尸的故事，中间还有一个插曲。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申包胥和伍子胥原本是一对好友。伍子胥从楚国逃亡的时候，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灭掉楚国。”申包胥则表示自己一定会保卫楚国。伍子胥回到楚国后，申包胥看到伍子胥为报私仇而带领大军灭了楚国，甚至还要鞭笞死人来出气，就派人对伍子胥说：“你的报仇未免太过分了！我听人说，人多可胜天，但天道也能破人谋。你从前是平王臣子，现在却侮辱他，难道这不是丧尽天良的极致吗？”伍子胥对来人回复说：“我老了，日子有限，已经像快要落山的太阳，但路途仍然遥远，我急于报仇，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做这样违背常理的事情！”
这就是成语“倒行逆施”的由来。其实，关于伍子胥鞭尸的故事，古代文献中一直存在着“鞭尸”和“鞭坟”两种不同的记载，而近年来，学者们甚至又提出了一种完全否定“鞭尸”和“鞭坟”的第三种意见。
其一，鞭尸说。“鞭尸”的说法最为普遍，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伍子胥鞭尸的这段经历也做了记载。《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史记·伍子胥列传》则更为详尽：“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可见，此事应当是有一定根据的。西汉另一位学者杨雄的《法言·重黎》也采用了这种说法，并且还批评伍子胥“鞭尸籍棺，皆不由德”。到了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除记有“掘墓鞭尸”的情节外，更增加了“左足践腹，右手扶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的细节。照此看来，伍子胥掘墓鞭尸的说法，至少在汉代的时候得到了更多学者肯定的。
其二，鞭坟说。这种说法首见于《吕氏春秋·首时》，书中记载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而《彀梁传·定公四年》中的说法是“挞平王之墓”。如果从文献的时间上来推断其真实性，由于《吕氏春秋》相传是战国时的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门下门客编撰而成，成书早于《史记》一百多年，所言楚国史事在可信度上应该较《史记》更高。按照其中的说法，伍子胥只是鞭坟三百，而并没有掘墓鞭尸。这种说法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道理，但也未可全信。因为仅从时间上判断史料的真实性，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其三，否定说。《武汉大学学报》在1985年第三期上曾刊载过《伍子胥何曾掘墓鞭尸》一文，此文完全推翻了“鞭尸”和“鞭坟”的两种说法。文章提出的观点是，伍子胥不但没有掘墓鞭尸，更没有鞭坟泄愤，甚至都未曾参加攻破郢都的战争。其主要理由是：
第一，《春秋》等记载史事最早且最有权威的典籍中都没有半点笔墨提到过这件事情，而《左传》更是仅仅用谴责的笔调记载了楚平王杀伍奢一家的事，对伍子胥的遭遇表示了同情。同时，楚国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也称赞并自拟伍子胥，这说明伍子胥的确是忠于楚国的。
第二，吴国军队攻入楚国郢都的时候，正是孔子在世的时代。孔子的儒家学说最容不得乱臣贼子，如果伍子胥真的引吴入楚，并且掘墓鞭尸，那在当时可谓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但是孔子的言论中对此却只字未提。
第三，《公羊传·定公四年》明确记载了伍子胥忠君、不报私仇的思想：“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下为也。”这说明他主观上也不愿做掘墓鞭尸之事。
第四，吴国伐楚时，以伍子胥当时在吴国的地位和能力来看，如果他真的对楚平王恨之入骨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在伐楚战争中自告奋勇、一马当先，然而吴国伐楚的前线总指挥却是伍子胥推荐的孙武，这就不能不让人疑惑。
这个说法同样存在着一定的道理，但是遗憾的是缺乏最直接有力的证据。伍子胥的“鞭尸”引来了后世的纷纷议论，究竟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只能由读者自己去判断了。
五、谏不能用，含恨而终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兴兵攻打越国，结果被越王勾践击败，并因此受伤，随后身亡。
之后，其子夫差继承了吴王之位，继续重用伍子胥，并且提拔伯嚭做丞相。夫差谨记杀父之仇，加紧操练兵马，于两年之后打败越军。此时，越王勾践眼见形势不妙，就率众表示愿意向吴王臣服。伍子胥知道勾践野心很大，不可能真心归降，于是向夫差劝谏说：“越王勾践能够忍辱吃苦，如果你不趁现在消灭他的话，以后一定会后悔。”结果夫差不听从劝告，与越国和谈。伍子胥私下和其他人说：“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国宫室将废毁为沼池了。”
伍子胥像
过了五年，夫差听说齐景公死了，国家政权十分混乱，便率领大军北伐。这时勾践在越国休养生息、卧薪尝胆，一心想要消灭吴国，吴国已经危在旦夕。伍子胥敏锐地感觉到祸事近在眼前，于是数次进谏说：“勾践吃东西根本不讲究味道，衣食都很简便。而且经常安慰死者，探访病患。这个人不死，一定会成为吴国的大患，现在越国在我们旁边，就好像人的心腹疾病一般，而大王您舍越国而去讨伐齐国，这不是舍本而求末吗？”夫差不听，照样率兵攻齐，结果大胜而还，并且威震邹国和鲁国。夫差从此不再重视伍子胥，对他的建议嗤之以鼻。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再次北伐齐国，越王勾践采取了子贡的建议，集结了自己的军队帮助吴国作战，并且用厚礼贿赂了夫差的宠臣太宰伯嚭。伯嚭从越国那里得到了好处，自然对越国很是喜欢，日夜替其说好话。伍子胥看透了越王勾践的险恶用心，于是劝谏道：“越国是我们的心腹大患，现在大王相信他们的花言巧语贪图攻齐，而齐国好比石田，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况且盘庚诰训中说：‘有不恭顺臣服的，要彻底毁灭，不留下后代，也别让他们有地方耕种。’这就是商兴起的原因。希望大王放弃攻打齐国而先攻击越国。如果不这样，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但吴王还是不听，反而改派伍子胥出使齐国。
伍子胥从齐国回吴之前对他的儿子说：“我多次劝谏大王，但是大王不采纳我的意见，眼见吴就要灭亡，你不必与吴同存亡。”于是把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牧，自己回到了吴国。太宰伯嚭因为素来与伍子胥不和，便向夫差进谗言道：“伍子胥为人刚愎，善于猜忌，对大王您有一股怨气。如果不想办法对付，恐怕会酿成大祸事。前些日子大王攻齐，伍子胥认为不可，结果大王大胜而归，他因为感到羞惭而怨恨大王。现在大王要攻齐，伍子胥又自负地强做谗毁，希望吴国兵败以夸耀他的计谋。现在大王欲自己带领全国之兵攻齐，伍子胥因意见不受采纳而装病不上朝，也不跟大王同行，这样会引起动乱。而且臣下派人暗中观察，伍子胥在出使时将其儿子交付给齐国鲍氏。做臣子的，国内不得意便在外依靠诸侯，又自认是前朝重臣，现不受重视而心生不快，还望大王多注意。”夫差说：“我也早就注意到了！”
于是夫差派人赐剑给伍子胥，令其自杀。伍子胥叹道：“唉！谗臣伯嚭作乱，大王反要杀我。想当年，我帮助先王成就了霸业，当时你尚未被立为太子。后来争立诸君，我在先王面前力保你继位。而今你做王，本来打算分封吴国的一些土地给我，但我并不需要你报答，可现在你竟听信奸臣的谗言来杀害长者。”伍子胥又对他的食客们说：“一定要在我墓前种梓树，让它长大做棺材用。挖出我的眼睛挂在东门，让我亲眼看着越寇灭吴。”说完便自杀了。吴王听其言后大怒，令人将伍子胥的尸首装进马革漂在江上。吴国人民感到不舍，就替他在江边建祠堂，并且将当地改名为胥山。
吴王杀了伍子胥之后，便开始猛力攻打齐国，但是最终失败而归。两年后，吴王召鲁、卫两国于橐皋集会，隔年在黄池大会诸侯，甚而号令周天子。越王勾践却在此时攻破姑苏城，杀吴太子友，攻破吴国。吴王欲以重礼求和，但越国不允许。夫差羞愧交集，说道：“吾无颜见子胥也。”说罢，蒙面自杀。最终，越王勾践灭了吴国，伍子胥的预言成为了现实。可见，伍子胥的确是一个拥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六、千古冤案，死亡真相
关于伍子胥的死，历史上有过众多的评价，但几乎所有的学者和专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伍子胥的死是一个冤案。但是冤案的背后总会隐藏着深层原因。一个效力吴国的三朝元老，为何会沦落到最终自刎而死的悲惨结局呢？
1.伍子胥和夫差
伍子胥和夫差的关系，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根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上的记载，阖闾曾经向伍子胥询问过太子的人选，伍子胥说：“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波秦之子夫差。”并且他声称“夫差信以爱人，端于守节，敦于礼义。父死子代，经之明文”。结果阖闾欣然听从了伍子胥的建议。因此可以说，夫差是伍子胥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当阖闾身遭不幸而黯然去世之时，登上吴王之位的夫差对伍子胥仍然是倾心相重。
但是夫差和伍子胥之间的矛盾，很快便暴露了出来。实际上，从夫差开始登上王位之时，他就在想方设法地削弱伍子胥在吴国的权力和地位。最能表现双方矛盾的，就是伯嚭的升迁。《史记·伍子胥列传》中记载，“夫差既立为王，以伯嚭为太宰，习战射。”伯嚭从大夫升为太宰，并且掌管了训练吴国军队的权力，就有了和相国伍子胥并肩的地位和权力，这就等于将伍子胥的相权一分为二，也就分化了伍子胥作为相国的权力。
那夫差为何要分化使他登上王位的“恩人”伍子胥的权力呢？这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
春秋时期的大环境，使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天下共主”已经是有名无实，再不具备控制地方诸侯的力量，由此也开始了一个列国纷争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各国实力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甚至具备了和中央相抗衡的实力。但同时这些国家之间也因为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出现了清晰的强弱分化。于是，诸侯国之间互相兼并，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诸侯林立的情况，一方面严重束缚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各国的兼并与争霸又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诸侯吞并的非常时期，成为这个动荡天下的霸主，是所有割据一方的诸侯们共同的渴望。因此，他们为了达到这个愿望，不得不拉拢和网罗众多的人才，以壮大自己的力量。而当这些人才在国家中取得一定成就的时候，其必然会掌握更多的权力。当这些权力被过分地下放到官僚手中时，诸侯王权的行使，实际上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如果诸侯想要将王权收回手中，一个切实有效的办法，就是对这些实际掌握权力的官僚进行打压和排挤。因此，伍子胥和夫差之间的矛盾，是在夫差登上王位时就已经注定的。换而言之，伍子胥和夫差之间视同水火的原因，就在于奴隶制社会中王权和相权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在阖闾时代，由于吴国的实力仍然很弱小，吴王为了励精图治，不得不将手中的权力放手交由伍子胥等人，这是为了发展壮大；而当夫差继位时，吴国的实力已经相当强大，夫差自然不可能再听凭伍子胥的指手画脚了，他首要的目标不是攘外，而是安内。因此，他对伍子胥的建议充耳不闻，并且通过提拔伯嚭的办法，在无形中将伍子胥的相权置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如果说在登上王位之初，他还对三朝元老的伍子胥心存一定的安抚和尊重的话，那么等到他不听伍子胥的劝告而伐齐、大胜而归的时候，他已经“益疏子胥之谋”了。
夫差疏远伍子胥，渐渐将他的权力架空，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伍子胥有功高盖主的嫌疑。伍子胥死后，吴国的百姓都自发地为他祭祀，甚至在江浙一带，还保留着端午节祭奠他的传统。可见，伍子胥在吴国是很得人心的。对于一个如此得民心的人，夫差怎么能够不忌惮、不怀疑呢？
也有学者认为，夫差之所以疏远伍子胥并最终将其赐死，是因为伍子胥在伐楚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残暴和凶恶的一面，这让夫差不得不防着他有朝一日对自己下手。但这个观点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疑点。
首先，伍子胥究竟有没有参加伐楚战争仍然存疑，而且从后世的评价来看，伍子胥忠于吴国，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夫差没有必要自断其臂。
其次，根据《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吴军进入楚国后，“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如果相信这段记载，那么“鞭尸”的就不只是伍子胥一个人，还有夫差继位后被扶为太宰的伯嚭。若是伍子胥因为伐楚时的暴行而遭到夫差的算计，那么为什么犯下同样错误的伯嚭却能够逍遥自在呢？
2.伍子胥和伯嚭
众所周知，伍子胥之死的直接原因是伯嚭向夫差进谗。这就有了疑问：伯嚭和伍子胥同为楚国旧臣，同为吴国新相，甚至伯嚭还是伍子胥向吴王阖闾推荐的。那么伯嚭为什么要害伍子胥呢？
理由很简单：这是宫廷权力争斗的结果。根据史书记载，伯嚭本是楚国名臣伯州犁之孙，为人好大喜功，贪财好色，是个纨绔子弟。伯嚭的父亲伯郄宛，是当时的楚王左尹（即左丞相），因受到了少傅费无忌的嫉恨进谗，被贪得无厌的楚令尹（即国相）子常所杀，并被株连全族。
伯嚭很幸运地逃了出来，并且在伍子胥的引见下，见到了当时的吴王阖闾。这个时候的伯嚭，上无片瓦之地以安身，下无尺寸之地以立足，对伍子胥恭敬相从，自然也不会引起伍子胥的猜疑。
然而真正看透了伯嚭的是吴国的大夫被离。他曾询问伍子胥说：“您认为伯嚭可以信任吗？”伍子胥回答说：“我与伯嚭有相同的怨仇。您没听过《河上歌》所唱的‘同病相怜，同忧相救’么？就好比惊飞的鸟儿追逐着，聚集到一块，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胡马望北风而立，越燕向南日而熙，谁能不爱其所近，而不悲其所思呢？”
被离对此不以为然。他提醒伍子胥道：“您只看见了他的表面，没有看到其内心。伯嚭这个人，鹰视虎步，本性贪佞，专功而擅杀。如果重用他，恐怕您日后定会受到牵累。”伍子胥不信。当时他也不可能会想到被离的话会在日后应验。
等到阖闾去世、夫差即位的时候，伯嚭已经位居太宰。太宰掌管吴王内外事务，与王室联系紧密，因此很容易接近夫差。久居伍子胥之下的伯嚭，自然不会放过这样提升权力的好机会。伍子胥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曾经和自己同甘共苦的同乡，转眼之间已成为了自己的敌人。
伯嚭陷害伍子胥，一方面，是因为他希望在权力的争夺中获得胜利，取代伍子胥在吴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伍子胥屡次劝谏吴王除掉勾践和越国，阻挡了他的财路。所以他必然要除掉这个挡住他荣华富贵的拦路石，以便获得更多的利益。
因此，伯嚭陷害伍子胥，是因为自身的利益使然，他的贪婪让他不能忍受伍子胥的做派。只有借吴王之手除掉伍子胥，他才能够获得更多的财物和美女，才能够成为吴王之下的第一人。这一点，被离看到了，可惜的是，伍子胥却没有察觉。
七、性格剖析，成败有凭
伍子胥的自刎，是夫差和伯嚭联手导演的一幕残害忠良的戏剧，然而这出戏的背后，伍子胥自己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说伍子胥的性格，是他最终遭受迫害的原因之一。
史书上对于伍子胥的性格评价是“性刚强，勇而多谋”。司马迁更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称赞他“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这些性格成就了伍子胥，使他成为了春秋末期有名的军事家，但也毁灭了伍子胥，使他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1.性格刚强的反面——刚愎自用
性格刚强，是正面的说法。如果换一种角度，刚愎自用同样是对这种性格的解读。早年家族遭受的不幸，让伍子胥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也促使他的性格变得刚强。正是这种刚强，使得他不懂得如何谏言，致使他和夫差之间的矛盾逐渐深化，最终变得不可调和。
齐景公死后，夫差想要讨伐齐国。伍子胥知道了这件事，向吴王进谏说：“臣听说兴数万之兵，出师数千里攻打别的国家，每天都要耗费大量钱财，这些钱财出之于国家，其实是百姓的血汗啊。大王不念百姓死活，只是为了享受暂时的胜利所带来的享受，臣以为这非常有害于我国。况且让勾践帮助大王，而不知道他给大王所带来的威胁，您现在还要攻打齐国，跟齐国结怨，这就相当于放弃生死之症而不治，专去治对身体没什么大碍的肌肤小病啊！现在齐国离我国有数千里，攻打齐国更要经过楚国和赵国，齐就相当于肌肤小病，而越国才是心腹大患啊。不打齐国，我们还有生存的希望，如果攻打的话，大王必败。希望大王平定越国再商图齐国吧！这些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啊。我现在已经老了，眼睛耳朵都有问题，也力不从心，对国家不能做什么了，只能帮您测测吉凶，但我观看天象，现在出师，对我国不利。”吴王夫差问道：“这是为什么呢？”伍子胥说：“今年的七月，辛日和亥日都很好，大王在这个时候出师，辛指岁位，亥是指阴前的时候，合起来就是壬子前合。这个时间比较适合出师，攻打能够胜利。但是合斗击丑，丑是辛的根本。大吉大利的时候是白虎遇见辛，如果在这个时候出师的话，先前可能有点小胜，但是最后必败，大王的祸患就不远了。”但是吴王不听伍子胥的劝谏，继续进攻齐国，结果凯旋而回。
吴王班师回朝后，便对伍子胥说：“先王履德施明于上天。先王就像农夫用艾铲除农田的蓬蒿一样，这样才让先王蛮声荆楚，这也有你的功劳。现在你年老糊涂，乱生狂言，阻止我国出师。我国出师的时候你又恶语相加，破坏法度，更是用妖言蛊惑军心。幸亏上天宠幸于我国，才使得齐国向我们臣服。我不敢把这功劳归功于我一个人，这是先王遗德的恩惠啊。现在的你，对吴国有什么功劳啊？”
伍子胥十分生气，握着剑对吴王说：“先王在时，我虽是不庭之臣，但能帮助先王出谋划策，所以不至于使吴国有什么大难。现在大王嫌弃我，不知道吴国的心腹之患在哪，这不是王者所该做的事。现在上天虽然没有唾弃我国，让你有点小胜，但大患就在眼前了。如果大王能够觉醒的话，吴国能世世存在；如果大王仍然不能觉醒，那是吴国命短，就要灭国了。”吴王最终未听伍子胥的劝谏。
又有一天，吴王坐在殿上时，看到有四个人背靠着背坐着，吴王很奇怪。伍子胥问吴王说：“大王看到了什么？”吴王说：“我看到四个人背靠背地坐着，听人说这是各奔东西的预兆。”伍子胥便对吴王说：“就像大王所说的，大王要失去人心了。”吴王十分生气，训斥伍子胥说：“你竟敢出言不逊！”伍子胥说：“不是我出言不逊，大王也会丧命的！”
又过了几天，吴王坐在大殿上，又看见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坐在南面的人追杀坐在北面的人。吴王说：“大家能看到吗？”大臣都说看不见。伍子胥问吴王说：“大王看见了什么？”吴王说：“前几天我看到了四个人，今天又看到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坐在南面的人用刀杀坐在北面的人。”伍子胥说：“我听说，四个人走表示背叛，坐在南面的人杀坐在北面的人是指大臣杀他的君王。”夫差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通过这些事情不难看出，伍子胥的死，有自己性格上的深层原因。自古以来，几乎没有几个君主，能够忍受自己的下属直言相谏、公然顶撞。凡是这样性格刚强的臣子，往往都不会得到好的下场。
有学者提出猜测性意见，认为伍子胥贵为吴国的三朝元老，曾经帮助吴王阖闾一手使吴国由弱小变得强大，而且更是向阖闾推荐了后来的吴王夫差作为太子，继承了阖闾的事业，在吴国的地位可谓无人能出其右。因此到了晚年，可能是有点倚老卖老、标榜功绩的意思。这就引起了夫差的反感和愤恨，也导致他最终的悲惨结局。
2.善于隐忍的极端——奸佞不除
伍子胥在临死之前悲愤地说，现在的吴国奸佞当道，自己却被吴王赐死，吴国距离灭亡不远了。这又有了问题。
第一，伍子胥所谓的奸佞，就是太宰伯嚭。那么伯嚭这个奸佞小人是谁介绍到吴王身边的呢？是他伍子胥自己。被离认为伯嚭“本性贪佞，专功而擅杀”，他不仅不信，反而继续信任和任用伯嚭，等到局面已经不可逆转，无法再挽回的时候，才哀叹奸佞不除，有什么用呢？
第二，既然伍子胥在临死前有这样一番感慨，也就证明了他知道伯嚭是个小人，那为什么他不想办法将其除掉呢？
有学者指出，实际上，这也是伍子胥性格当中的一个弱点。他早年经历了父兄被杀的变故，并且被楚军追杀，甚至沦落到行乞街头。这种朝不保夕、提心吊胆的生活，让他的性格变得谨慎，甚至有些神经质。只要是他认为仍然存在变数，或是不能确定能够成功的事情，他宁肯隐忍下来静观形势的变化，也不愿意铤而走险。因此，他没有在最初的时候杀了伯嚭，是他这种隐忍性格在作祟。可以说，伍子胥的死与他的性格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他被赐死之时痛骂伯嚭下流卑鄙，祸国殃民。言外之意，自己显然是君子，有品性、尊君、爱国。在辅佐治国方面，伍子胥一直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古代有武死战、文死谏的传统，因为伍子胥忠心耿耿、为人耿直，不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只知道直谏，不知道“曲谏”，或许他不明白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并不是直线，或许他也以为，只要忠心耿耿、无二心，就会得到吴王夫差的垂青和信任，更何况自己于夫差有功，又是三朝重臣。伍子胥成就了自己的一世英明，也成就了其“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歌英雄的形象。只不过，年迈垂老的伍子胥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因为忠诚直谏而被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八、“叛国”疑案，正说英雄
如果仅仅看伍子胥对于吴国的功绩，那么他无疑是一个英雄和忠诚之士。但是，在对待楚国的问题上又怎样呢？
宋人魏了翁主要根据伍子胥“挟吴败楚，几墟其国”的事实，将其定义为“叛国”、“逆臣”，提出了对伍子胥完全否定的看法。此种论点只对了一半，而另一半则是冤枉伍子胥的。伍子胥帮助吴国击败楚国是事实，但说吴败楚是伍子胥挟持吴国，这就把伍子胥抬得太高了，好像伍子胥的地位比吴王都高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吴国攻打楚国是由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决定的。当时诸侯争霸，吴王为了显示自己国家的实力，将强大而又接壤的楚国作为了目标。如果吴王不想争霸，不想当霸主，就会守着他那“一亩三分地”优哉游哉地过他国王的生活，怎么肯因为伍子胥个人的私仇而与强大的楚国为敌呢？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古今中外还没有这样“打抱不平”的君王。现在我们将魏了翁的观点“胥挟吴败楚，几墟其国”作具体分析。
1.伍子胥逃离楚国投奔吴国不是为了灭楚，而是覆楚
公元前522年，楚平王听信费无忌的谗言，要杀害伍子胥父子三人。伍子胥的父兄都被楚王杀害，而他逃离楚国投奔了吴国。如果伍子胥也一死了之，既“尽忠”，又“尽孝”，得以“忠孝两全”，完全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正因为伍子胥以报仇之心而奔吴，所以才落下了“叛国”、“逆臣”的罪名，如果他像兄长伍尚一样随父而死，又会落得了个怎样的评价呢？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说：“向令伍子胥从父俱死，何异蝼蚁？”显然司马迁认可伍子胥的“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行为，对他的评价远远高于其兄伍尚。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伍子胥列于中上，而将伍奢、申包胥列在中中。也显然，班固对伍子胥的评价高于其父伍奢、其友申包胥。由此可见，当时的史学家，起码汉朝时的史学家都还认可伍子胥弃楚奔吴的行为，不主张伍子胥从父俱死。
伍子胥弃楚奔吴，有他自己的理论根据和行为准则。在逃奔吴国的途中遇见好友申包胥，伍子胥对他说：“……吾闻父母之仇，不与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与同域接壤；朋友之仇，不与邻乡共里。今吾将覆楚辜，以雪父兄之耻。”伍子胥所说的覆楚，是推翻楚平王的统治，而不是将楚国灭亡。我们从他出逃时的情况来看，伍子胥得知太子建在宋国，就来到宋国，后来他们来到郑国、晋国。太子建和晋密谋袭郑，事泄被杀。太子建的儿子叫胜，“子胥背胜俱奔吴”。在伍子胥看来，太子建和其子胜是楚国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并不像其他叛国者那样仇恨自己国家所有的人。即使后来吴国大败楚军，进入楚国都城郢后，只是对楚平王鞭尸三百，以报父兄被杀之仇，并没有其他政治目的。司马迁对伍子胥的复仇之心与行为非常同情与支持，在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说：“王者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而作为楚国这一方的人申包胥也没有给他扣上“叛国”、“国贼”、“逆臣”的大帽子，而只是说“今谬至于死人，此岂无天道之极乎！”
2.并不是只有伍子胥一人助其所在国败楚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为了争霸，为了生存，都不分国籍地广揽人才。而当时有才能的人为了高官厚禄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都向各国推荐自己。儒家创始人孔子也曾经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主张。可见，当时“楚材晋用”、“朝秦暮楚”是常有的事，并不存在道义上的谴责。晋楚争霸的时候，“楚材晋用”的现象非常普遍，楚国来到晋国的多是亡臣。其中包括著名的析公、庸子、巫臣等人。这些人帮助晋国攻打楚国，先后帮助晋国取得了针对楚国的绕角之役、彭城之役、鄢陵之役的胜利。伯嚭也是楚国亡臣，来到吴国后也带兵攻楚。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帮助秦始皇灭掉了楚国。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楚人来吴助吴败楚者有之，楚人去晋助晋败楚者有之，楚人奔秦助秦灭楚者也有之，而魏了翁只单单指责伍子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3.吴败楚并非伍子胥“叛国”所致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采用伍子胥、孙武的计谋，经过五次大的战役后占领了楚国的都城郢。这里面虽然有伍子胥的因素，但并不都是魏了翁所说的“是由于伍子胥叛国”所致，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诸侯争霸的结果。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处于分裂之中，但最终要归于统一。中国虽经历了几次分裂，但最终都要走向统一，而诸侯争霸是统一中国的必然趋势。屈原也认为诸侯争霸是完成统一的手段，但他主张要由自己的国家楚国来完成统一，而不是由秦国来统一。最后，秦始皇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虽然他也有残暴的一方面，但并不能掩盖他统一中国的巨大功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因此，在那个诸侯互相征伐的春秋战国时期，爱国主义是指促成中华民族的统一，反之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魏了翁指责伍子胥伐楚的行为，没有看到这有利于中国的重新统一，因此是不正确的。
伍子胥在吴国先后辅助阖闾、夫差治理国事30多年，政绩卓著。他不但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军事指挥家。孙武死后，伍子胥指挥吴国军队攻楚国，打越国，都获得了胜利，可见在军事上，他是有着相当卓越的才能的。
谈起兵法，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马上想到《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却很少人能知道伍子胥所著的兵法。1983年12月，中国文物部门在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第二四七号汉墓中，发现了二千一百多年前伍子胥的兵法著作《盖庐》。书是由竹简刻成，共有二千多字，但由于年代太过久远，又没能保存好，致使很多文字已经难以辨认，兼且此书文意古奥，所以直到最近才将其完整地整理出来。
《盖庐》讲述的是伍子胥的治国理论和兵法理论，每篇的表述形式都是阖闾提问，伍子胥回答。从中可以看出伍子胥的用兵思想主要是强调以德治国，不主张穷兵黩武，他认为使用武力只能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而一旦双方交战，应以惰敌士气、逗敌躁气、避敌锐气、弱敌志气、诱敌深入、击敌半归、攻敌无备作为指导思想。
伍子胥和孙武两人有着很深的渊源，他们一个是吴国宰相，造筑了历史上著名的“阖闾大城”；一个是为躲避战乱而逃到吴国，写出了惊世大作——《孙子兵法》。伍子胥出生世家，家里几代都做过大官，伍子胥自少就好文习武，文韬武略都高人一等。在春秋末年，吴国在伍子胥与孙武的辅佐下，征服了楚国，大败越国，威震中原。当年吴王阖闾励精图治，欲征服天下，为此伍子胥推荐孙武做吴国的将领。公元前506年，孙武与伍子胥两位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军事天才共同出征，仅率领吴国的三万兵马就大败近十倍于己的楚国二十万大军，由此可见两人的军事才能有多么出色。
伍子胥兵法不但与《孙子兵法》有非常多的相通甚至相同之处，比如说他们都不支持穷兵黩武，而是主张以民为本，都提出攻敌不备、避强攻弱等，而且在伍子胥的兵法中还有许多《孙子兵法》中没有的却又非常经典的理论。再加上孙武是受伍子胥推荐才得到重用，据此许多专家都认为孙武是受伍子胥引导而走上战争理论舞台的，所以《孙子兵法》中有很多都是伍子胥军事思想的体现。
在历史上，伍子胥完全可以和孙武齐名，但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都非常推崇孙武，而故意贬低伍子胥，应该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缘故。伍子胥本是楚国人，之所以转投吴国，是为报杀父之仇，这在儒家思想中被认为是背叛君主，而且他后来率军攻打楚国，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出卖了，还挖了君王的坟墓，开棺鞭尸，这“罪孽”已经可以说是滔天了，想那些在儒家思想熏陶下的封建君主又怎么能接受伍子胥呢？所以伍子胥一直被说成是个反面人物，其实历史应该给伍子胥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