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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传下命令，孩子们就此被屠戮。——传统颂歌
我们是否充分地注意到了基础教育教科书的重要性，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选择讨论一本高中生英语教材作为此次演讲的开场。我认为此书两位作者写作的本意并不是要造成破坏，而且我本该替他们或替出版商美言几句，感谢他们将这本书送给了我。但是我却无能为力。这真的是有些进退两难。一方面，我并不想当众嘲弄这两位尽心尽力而又谦恭的校长；另一方面，我却又无法对他们工作的实际导向保持沉默。所以我提议隐去他们的名字。我决定称这两位先生为盖尔斯和提图斯，并且把他们所写的那本书称为“绿皮书”。不过，我向你保证，的的确确有这样一本书存在——我的书架上就有一本。
在“绿皮书”的第二章，盖尔斯和提图斯引用了“瀑布前的柯勒律治”那个典故。你们一定记得，当时有两名游客，其中一个人说瀑布是“庄严的”，另一人说瀑布是“漂亮的”；柯勒律治赞许了前者的表述，而对后者嗤之以鼻。对此，盖尔斯和提图斯评论如下：“那个人说‘这是庄严的’时，他表面上是在对瀑布进行评论……实际上……他并非是在评论瀑布，而是在对自己的感觉进行评论。他所说的其实是，我感受到了一种情感，它是和‘庄严的’一词联系在一起的，简而言之，就是我有一种庄严的感觉。”在这里，有许多深刻的问题被他们以一种颇为简要概括的方式解决了。然而作者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们继续说：“这种混淆，在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中一直存在，并且延续至今。我们似乎想描述某些事物的重要特征，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说明我们自己的感觉。”
在谈论这个重要的小段落（还记得吗，这段文字是为了高中教学而撰写的）所引发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将盖尔斯和提图斯所陷入的纯粹的混乱去除。即使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根据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观点），那个人在瀑布面前说“这是庄严的”时也绝不是在说“我有庄严的感觉”。即使我们承认，诸如“庄严”这样的特质完全来自我们自身情感在物体上的投射，促使该投射发生的情感也是与被投射的特质相互关联的，并且由此呈现出几乎是对立的关系。使某人将一个客体称为“庄严的”，并不是他本人有庄严的感觉，而是感觉到崇敬。如果“这是庄严的”需要被完全简化成一句描述表达者感觉的陈述，那么就应该转译成“我有卑微的感觉”。倘若我们坚持贯彻盖尔斯和提图斯的观点，将会导致显而易见的荒谬。人们将不得不认为“你是卑鄙的”意味着“我有卑鄙的感觉”，人们也将不得不认为，“你的感觉是卑鄙的”实际上就是“我的感觉是卑鄙的”。不过，我们无需在这个驴桥问题上耽搁太久。假如我们一味地强调这两位先生由于疏忽而导致的错误，对于当事人来说也颇欠公平。
在“绿皮书”中读到那段文字的学生们会相信这样两个命题：首先，包含了某种价值判定的句子都是对表达者情感状态的陈述；其次，所有类似的陈述都是无足轻重的。事实上，尽管花了不少笔墨，作者却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两个命题中的任意一个。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把一个特定的价值判定（庄严）当做是描述表达者情感的语词。接下来就由学生们自己把这种处理方式复制到所有其他的价值判定上，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这样做。这样的举一反三，也许并非出自作者的本意。他们可能从未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严肃的思考，哪怕只是五分钟。我并不关心他们的意图是什么，我担心的是，这本“绿皮书”将不可避免地对学生的思维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同样地，那两位作者也从未说过价值判断是无足轻重的。他们是这样说的，我们“像是在说一些非常重要的话”，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谈论自己的感受”。没有一个学生可以抗拒由“只是”一词带来的暗示。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学生们会有意识地推断出这样一个普遍的哲学理论：所有的价值都是主观的、无足轻重的。盖尔斯和提图斯之所以有影响力正是仰赖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对付的是个孩子——一个认为自己正在“完成英语作业”的孩子。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伦理观、宗教观以及政治观正无一例外地受到威胁。掺入到他思维里的并非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假设；十年后，他将会忘记这个假设是从哪里来的。这假设会成为一种潜意识，使他支持争论中的一方而不是另一方，而他甚至从未认识到那是一场争论。我怀疑，连作者自己都不太清楚他们正在对孩子做些什么，而孩子也不可能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发生了什么。
在考虑盖尔斯和提图斯对于价值所持的立场有什么哲学依据之前，我想先说明这个立场在教育过程中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在那本书的第四章中，他们引用了一则愚蠢的游轮旅行广告，并试图向孩子们灌输，这样一种写作风格是不可取的。那条广告声称，购票的旅客将会：“穿越大西洋（德文郡的德雷克也曾远航至此）”，“向着印度群岛的宝藏进发”，并带着“美好时光与炫目色彩”的“宝藏”回家。当然，这是一段拙劣的文字，人们在拜访历史名胜时体会到的那种敬畏和喜悦的情感，沦为了唯利是图的、陈腐的广告推销工具。倘若盖尔斯和提图斯真的是做着自己的份内事，正如他们承诺的那样要把英语写作的艺术传授给读者，他们就应该将这则广告与伟大作家用来表达同样情感的优秀表达进行对比，好让大家看到两者的区别。
他们可以做的是，引用约翰逊在《西部群岛》中脍炙人口的那段文字：“如果一个人的爱国之情不会在马拉松平原上受到鼓舞，他的虔诚亦不会因爱奥纳之灭亡而变得热烈，那么，这个人也没什么好值得羡慕的。”他们也可以引用华兹华斯在《序曲》中的描述：伦敦的历史气息给诗人带来的初次心灵震撼使他“只感到重压与能量，能量随着重压而增强。”把这样的文学作品与那则广告进行对比，才能真正教人分辨良莠，这样的教诲才是值得传授的。这样的教诲将会提供生命的源液与动力，使智慧树和生命树获得滋养，并且共同成长。它还将会发挥出文学教育应有的作用——尽管文学正是盖尔斯和提图斯的课题，他们却异乎寻常地羞于提及这个主题。
实际上他们所做的是指出：这艘奢侈的内燃机船并不会真的在德雷克游经之处航行；游客不会有任何探险经历；他们带回家的财宝也只不过是比喻性的；还有，一次前往马盖特的旅行大概就可以提供乘客所寻求的“所有乐趣与休闲”。这些都没错，在才华上比盖尔斯和提图斯略逊一筹的人也完全可以发现这些事实。他们没有关注或根本不在意的是，还有另一种极为相似的处理方式，它被运用在许多处理了同类情感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从纯理性的角度来看，早期英国基督教的历史到底能够给十八世纪的宗教虔诚增添什么动力呢？为什么由于伦敦历史悠久，华兹华斯下榻的旅店就会更舒适，伦敦的空气就会更有益于健康呢？如果约翰逊和华兹华斯（以及兰姆、维吉尔、托马斯·布朗和德拉梅尔）的作品真的有办法可以抵御批评者的“揭露”（就像“绿皮书”揭穿那则广告一样），那么盖尔斯和提图斯也没有给寻找这种办法的学生读者们提供任何帮助。
从这段文字中，学生在文学方面将一无所获。他将迅速学会，并且就此留下一个可能无法磨灭的信念——所有触景而生的情感都是与理性对立的，是可鄙的。他不会了解人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免受这条广告的影响——对于水平高于和低于这条广告的两种人来说，它都会彻底失败。对于具有真正的鉴赏力的人，以及对只能把大西洋想象成几百万吨冰冷盐水的“穿裤子的猿人”来说，这条广告都不会达到预期效果。而对于另两种人来说，一篇关于爱国主义和荣誉感的虚伪社论亦不会起到任何影响：一是胆小鬼，二是光荣的爱国人士。学生无从知晓以上的内容。相反，他们被鼓励用一个非常危险的理由来抵制“大西洋”的诱惑：如果拒绝这种诱惑，就能证明自己是一个不会轻易掏钱的精明人。在学生成长到能够自主选择之前，盖尔斯和提图斯并没有将任何与文学相关的知识与见解传授给他，却已经从他的灵魂中“切除”了感受到一种特定经验的可能。这种经验，恰恰被那些更具威信的思想家们认为是内涵丰富、影响巨大并富有人文意义的。
然而，并不仅仅只有盖尔斯和提图斯在这样做。我发现在另一本小书中（我将作者称为奥比留），同样的手术和同样的全身麻醉手法也正被实施。奥比留选择了“揭穿”一段愚蠢的文字。这段文字中，马这种动物被赞颂为“心甘情愿侍奉”早期澳大利亚殖民者的“仆人”。而奥比留随之陷入了与盖尔斯、提图斯同样的陷阱。对于路客序、斯雷普尼尔、阿喀琉斯的哭泣的马儿以及《约伯记》中的战马，他无话可说；更不用说是兔子老弟、彼得兔，以及对“我们的公牛兄弟”的崇拜了。对于这些半拟人化的处理方式在人类历史和文学中有何意义，哪些文学作品中成功地使用了这种崇高或充满奇趣的表达方式，他都只字未提。甚至，对于存在于科学意义上的动物心理学问题，他也是避而不谈。他满足于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马对于殖民扩张一点也不感兴趣。这便是学生们从他这里获得的所有信息。为什么他们面前的这段文字是糟糕的作品，而可能遭受同样指责的其他作品却是好的呢？他们听不到答案。他们更是对这段文字所区分出的两种人（超越了这段文字之不良影响的人，以及水平尚不足以受其不良影响的人）知之甚少：前者是真正懂马的爱马之人，这种爱并非来自拟人化的幻觉，却是“有序的爱”；后者是城市中那些无可救药的榆木脑袋，对于他们来说，马只是一种老式的交通工具。这样做的结果是，学生们将失去与宠物相处时的欢乐，也将获得变得冷酷无情的动力，自以为是的乐趣将会进入他们的思维。这就是他们当天的英语课程。尽管，关于英语他们什么也没学到。在他们成长到足以理解这件事之前，另一小部分人类传统已被从他们身上悄悄夺走。
目前为止，我的假定是：像盖尔斯和提图斯这样的教师并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在做什么，这种行为将导致的深远影响也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考虑到他们对某一特定的传统价值体系的一致态度，“穿裤子的猿人”和“城市里的榆木脑袋”可能正是他们想要培养的。我和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根本性的。他们可能真的坚持认为正常人对于历史、动物或者瀑布的情感是可鄙的、违背理性的，并且应该根除。他们可能想要将传统价值观念清扫干净，然后从头开始。我们稍后会对这个想法进行讨论。如果这就是盖尔斯和提图斯持有的观点，那么我必须在此指出，这是一个哲学立场，而非文学立场。他们把这样的哲学观点塞进了教科书，这对于掏钱买教材的家长或者校长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原本期待的是一本专业性的语法书籍，得到的却只是业余哲学家的著作。如果一个人送儿子去看牙医，回来的时候孩子的牙齿纹丝未动，脑子里却被填满了牙医信口胡诌的金银复本位制或者培根理论，他一定会很恼火。
然而，盖尔斯和提图斯是否真的计划要以英语教学作为掩护来传播他们的哲学观，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我想，他们陷入困境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文学批评是有难度的，相比之下他们的所作所为却简单多了。要解释清楚为什么对于某些基本的人类情感所做的不良处理是“坏的文学”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将所有针对情感本身的“窃取论点”式的攻击排除在外的话。就算是理查兹博士，首位严肃对待“坏的文学”这一问题的学者，在我看来，也失败了。用老生常谈的理性主义来“揭穿”情感，几乎任何人都能做得到。其次，我认为盖尔斯和提图斯可能误解了当前迫切的教育需求。他们看到周围的世界正在被情绪化的宣传鼓动所左右。根据传统观点，年轻人是多愁善感的，于是他们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强化年轻人的心智以便抵御情感的冲击。而我个人的从教经验恰恰相反。如果有一个学生需要从微弱的情感过剩中得到保护，就同时会有三个学生需要从冷酷和庸俗中被唤醒。现代教育者的任务不是要在丛林中砍伐树木，而是要把雨水灌溉到沙漠中去。防御错误情感的正确方法是灌输合理的情感。让学生们的感性处于真空状态只会使他们更容易成为宣传鼓动者的猎物。因为，处于饥饿中的本性必将遭到报复，心肠即使冷酷也捍卫不了糊涂的脑袋。
不过，盖尔斯和提图斯采取这样的做法还有第三个理由，一个意义更为深远的理由。他们可能非常愿意承认：好的教育应该在毁掉一些情感的同时，建立另外一些情感。他们可能会费尽心思尝试去这样做，然而他们不可能成功。真这样做的话，他们的工作中只有嘲讽揭露的一面能起作用。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个必然性，我必须先离题一下，说明另外一个问题——盖尔斯和提图斯所面对的可以称为“教育的困境”的这个局面，与他们之前的教育者所面对的并不相同。
直至近现代，所有的教师乃至全人类都相信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对它所做出的特定情绪反应，对于其本身来说，不是合宜的就是不合宜的——人们相信，事实上，事物不仅接受我们的赞同或反对、敬畏或蔑视，也“应得”这些反应。柯勒律治赞同游客称大瀑布为“庄严的”、反对称之为“漂亮的”，一定是因为他相信，对于没有生命的自然物来说，某些言论可能比别的言论更为公正、正确或者合适。而且他（正确地）相信，游客们也如此认为。那个人称大瀑布为“庄严的”，并不只是想简单地描述自己对瀑布的感受，他同时也在宣布：瀑布这个物体“应得”那样的感情。然而对这样的主张本身，却没有什么好去反对或赞同的。如果“这是漂亮的”只是描述了说话女士的感受，那么对这句话持反对意见就是荒谬的。设想如果她说的是“我感觉身体不舒服”，那么柯勒律治的回答恐怕不会是：“不，不，我感觉很好。”雪莱在把人类的情感比喻成埃奥利亚的竖琴时说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人的情感拥有一种能力去做“内在的调节”，能使“琴弦适应弹奏的动作”。这里，他采用的是同一种理念。“如果不是公平地给予一切事物其应得的尊重，你能做到公正吗？”特拉赫恩问道，“世间万物都是属于你的，而你要根据它们各自的价值奖赏它们。”
奥古斯丁把德性定义为“爱而有序”——一种井然有序的情感状态，每一个对象所得到的爱的程度都是恰如其分的。亚里士多德说，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喜欢他应该喜欢的，而厌恶他所应该厌恶的。当反省的年岁到来之时，受过“有序的情感”或是“公正的情操”这样的良好道德教育的人，会很容易获得伦理学的第一原理，但是堕落之人既不能看见这些原理也没有能力在伦理学中取得进展。在此之前，柏拉图也这样说过。初生的孩子就像动物，并不是一开始就会做出正确的反应的。人必须受到训练以便享受和喜爱真正可爱和令人愉悦的东西，厌恶和痛恨真正可恶可恨的东西。在《理想国》中，他谈到，“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儿童，对于人工作品或自然物的缺点也最敏感，因而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对优美的东西会非常赞赏，感受其鼓舞，并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虽然他还年幼，还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等到长大成人，理智来临，他会似曾相识，向前欢迎，因为他所受的教养，使他同气相求，这是很自然的。”在早期的印度教中，可以称之为善的行为举止，乃是与某种理法保持一致，或者几乎参与到其中的。这种理法就是“梨多”——在宇宙秩序、道德德性和宗庙仪式中都得到揭示的自然理法和超自然理法。意味着正义、正确性和秩序的“梨多”，总是与“真谛”或真相保持一致，与现实相符。如柏拉图所说，善是“高于实在的”，华兹华斯说，群星因为德性而变得坚强；同样的，印度的先师们说，诸神由“梨多”而生并遵循着它。
中国文化中也有一种伟大的事物（最伟大的事物），被称为“道”。“道”是超越所有论断的真实，在造物主之前就存在的混沌。¬¬¬它是自然、方式和道路。“道”是宇宙运行的方式，是万物永恒而静默无声地出现于时空中的方式。它也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路径，以便效法宇宙和超宇宙的发展轨迹，顺应那伟大典范的一切活动。正如《论语》所说，“礼之用，和为贵”。古代犹太人同样也赞颂至上的律法为“真理”。
从现在起，这个概念，无论是在何种形式下：柏拉图式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斯多葛派的、基督教的，还是东方的，为简明起见，我都将简单地称之为“道”。以上我所引用的一些理论门派，可能对很多人来说，简直就是离奇的，甚至像巫术一样。但是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的共性却不容忽视。这就是关于客观价值的信念，相信在关于“宇宙为何物，我们又为何物”的观点中，有些观点是正确真实的，而另外一些确是谬误。那些了解“道”的人能够认识到：称孩子是“令人愉悦的”或称老人们是“令人尊敬的”并不仅仅是在记录我们此刻的爱子之情以及孝顺之情，而是在承认一种特质，一种要求我们做出某种反应的特质，不管事实上我们是否真的做出了这种反应。我本人并不喜欢和年幼的孩子相伴；但正因为我是藉着“道”来发表意见的，我认识到这是自己身上的一个缺陷——就像一个人可能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音盲或是色盲。我们的赞成与反对都是我们对于某一客观秩序的反应或对客观价值的承认，因此当我们喜欢理应被认可的事物之时，我们的情感状态与理性便可达到和谐；而当我们察觉到某个事物理应得到我们的喜爱却力不从心时，我们的情感状态和理性之间也就会失去和谐。就其本身而言，没有任何情感是一种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情感和情绪都是不以理性为依据的。但是按照它们是否符合理性，它们可以是合理的，也可以是不合理的。人心从来不能取代头脑，但是它可以，并且应当服从头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绿皮书”企图展现给我们的世界。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将情感符合理性的可能性排除在外，甚至也排除了其不合理的可能性。然而，只有当情感顺应或违背另一事物时，它才谈得上合理或是不合理。说“大瀑布是庄严的”就是在说“我们谦卑的情感是合理的或是符合现实的”，这就是在提及情感以外的事物，正如我们说一双鞋合脚时其实不仅仅是在说鞋子，也是在说脚。但是这种超越情感的对他物的参照却正是盖尔斯和提图斯从每一句含有价值判定的句子中排除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描述仅仅表述了情感。这样一来，情感就只能通过参照其自身进行自我考量，所以它既不可能与理性一致，也不可能与理性相左。它对理性的违背不同于谬论之违背理性，而是相当于物理事件之违背理性：它甚至不配被称为错误。依照这种观点，由事实构成的世界里找不到一丝价值的踪迹，而由情感构成的世界全无真实或错误、公平或不公，这两个世界相互对立，全无和解的可能。
如此一来，一个人立足于“道”内与“道”外，所面临的教育问题也就截然不同。对于立足于“道”内的人来说，教育的任务是要训练学生做出合理的反应（不论有没有人迫使他们这样做），这恰恰构成了人的本性。至于立足于“道”之外的那些人，如果他们遵循逻辑，则一定会认为：所有的情感都是非理性的，而情感纯粹只是我们和实际物体之间的一团迷雾罢了。结果，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从学生的心灵中尽可能地除去所有的情感，要么用一些与情感本身的“正确性”或“适当性”无关的理由来鼓励某些情感。后一种方式将使教育者卷入到一个可疑的过程中去：通过“建议”或反复灌输，他们给其他人创造出海市蜃楼般的幻境，而这种幻境在他们自己心中早已被理性驱散了。
也许举个具体的例子会更清楚一些。当一个罗马人告诉他的儿子“为国捐躯甜蜜而又理所应当”时，他本人对此话是深信不疑的。他传递给儿子的，是自己所怀有的爱国之情，他相信这种情感与他对“光荣献身”的价值判断是一致的。这位父亲将自己最好的东西传授给儿子，通过这种精神的授予使其通达人性，正如他曾经授之以身体发肤一样。但是盖尔斯和提图斯却无法相信在罗马人称这样一种死亡为甜蜜而又理所当然时，确实是在“就某些东西说某些有价值的话”。假如他们真的试图要这样相信，就会被自己的“揭露”方式大加鞭笞。死亡并不能食用，因此不能用“甜蜜”一词的本义来形容。而死亡之前的真实感觉甚至不太可能被描述为“甜蜜的”。至于“理所应当”这个词，是别人碰巧想到你的亡故时形容他们本人的感受的。这种情况不会经常发生，而且对你也没有用处。盖尔斯和提图斯所面对的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坚持彻底揭露这种情感，就像他们曾经揭露其他情感一样；要么着手从外部培养出一种他们相信对学生来说毫无价值，却可以使其献出生命的情感——因为让我们的年轻人感受到这样的情感对我们（这些幸存者）来说是有用的。如果他们致力于此，那么新旧两种教育的差异将变得尤为重要。以往的教育中“启蒙”的地方，新的教育却只是“决定”。以往的教育在对待学生时就像大鸟教小鸟飞翔，而新的教育对待学生却像家禽饲养员对待幼鸟，出于某种目的把它们培养成某种样子，这目的幼鸟却一无所知。简而言之，以往的教育是一种“传播”——把为人之道传授于人；而新的教育仅仅只是“宣传”。
值得表扬的是，盖尔斯和提图斯选择了第一个选项。“宣传”是他们所厌恶的，这并非因为他们自己的哲学观提供了谴责“宣传”（或其他事物）的依据，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堕落到要将自己所持的原则加以贯彻的地步。他们可能有些模糊的概念，认为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根据他们所谓的“理性的”“生物学的”或“现代的”立场来充分向学生们传授勇敢、信念和公正。我会在下一个讲座中谈到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他们把这件事撂在一边，继续进行他们的“揭露”事业。
尽管比起愤世嫉俗的“宣传”来，这一选项更加富有人文意义，其危害性却并不逊色。我们不妨假设，某些根基更坚实的道德真的能够从理论上得到证实，而不需求助客观价值的支持。但是，在理论上证实道德的合理性仍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有道德的人。倘若不借助训练有素的情感，人的理智是无力对抗动物性的机能的。我宁愿和一个对道德规范持怀疑态度但仍相信“绅士不会作弊”的人打牌，也不愿意和一个与骗徒一同长大，但理论上无可指摘的伦理学家打牌。战争中，能使人的神经和肌肉在连续三个小时的轰炸中还坚守阵地的并不是三段论法。对一面国旗、一个国家、或一支部队的最原始的感伤主义倒更有用些（尽管也许盖尔斯和提图斯会对这种鲁莽的感情用事嗤之以鼻）。很久之前，柏拉图就告诉过我们了，就像国王通过他的大臣来统治国家，理智必须通过“气魄”来统治他的欲望。脑袋通过胸膛统治肚子，这胸膛正是阿兰所说的“高尚”之宝座，也是训练有素的习惯所组成的稳定情感之宝座。心胸、高尚、情感，它们正是人的精神理智与肉体欲望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络者。我们甚至可以说，人之为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中间要素。因为，如果只有智识，人便只是精神；如果只有欲望，人便只是动物。
“绿皮书”之流所做的工作就是制造出一类可以被称为是“没有胸膛的”人。令人愤慨的是，这些人竟普遍地被称为知识分子。这让他们有机会宣称：谁攻击他们，就是攻击知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并不是因为在寻找真理方面拥有任何出众技能或追求真理时的一片赤诚而出类拔萃。要是他们真的在这方面出类拔萃倒真是稀奇。为真理所作的坚定不移的献身以及良好的智识荣誉感，倘若没有情感的支持，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盖尔斯和提图斯轻易地批判这种情感，正如他们轻视和批判其他任何情感一样。他们特出的地方并非思考过度，而是缺乏丰富和慷慨的情感。他们的头脑并不见得大于常人，是胸腔的发育不良让它们看起来额外发达。
一直以来，如同我们正在经历的悲喜剧一样，我们不停奋力呼吁的那些品质，恰恰正在被我们消除。翻开一本期刊，你几乎不可能跳过这样的论述：我们的文明需要的是更多的驱动力和活力，或是更多的自我牺牲以及更多的创造力。在一种骇人听闻的天真中，我们摘除了器官，却同时要求其功能。我们制造了“没有胸膛的人”，还期待他们拥有德性和进取心。我们嘲笑着荣誉感，却因叛国者出现在我们中间而大惊失色。我们把牲畜阉割了，却还指望它们多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