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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略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中国绍兴山阴人，原籍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
1883年中秀才，1889、1892年相继中举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翰林院编修。中日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并学习外语，在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中，同情维新派，尤其佩服激进的改良主义者谭嗣同。他认为维新派失败是因为没有培养革新人才，决心兴办教育，一度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1901年到上海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
1902年参与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并创立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作为培养革命人才、进行秘密活动的机关。
1903年创办《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
1904年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11月，将暗杀团改组扩大，修订章程，创立东南地区反清革命斗争的重要组织——光复会。
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上海分会会长。
1906年春应聘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理。
1907年6月赴德，在中国驻德使馆工作。次年秋入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学等学科。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宣布废除忠君、尊孔、读经，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实行小学男女同校，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
1912年7月，因不满袁世凯擅权而辞职。不久旅居欧洲，从事著述。旅法期间曾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
1916年11月回国，1917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五四运动前后，他站在维护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礼教；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军阀政客的巧取豪夺，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监察委员。
1926年北伐兴师后，他在江浙一带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策动自治运动。次年2月北伐军攻占杭州，蔡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一度代理主席。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后，与国民党右派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参加清党反共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
1928年8月，因不愿与蒋介石集团为伍，辞去所兼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定居上海，致力于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
10月，国民政府设立五院，任命其为监察院院长，他坚辞不就。
1932年，同宋庆龄、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为争取民主、保障人权、营救政治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抗日战争爆发后移居香港。
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
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蔡元培毕生从事民主革命和现代教育事业，为之做出了重大贡献，被中国共产党誉为“现代知识界的卓越前驱”。其博学多识，对哲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均有研究和建树，论著约300万字，都收入《蔡元培全集》。
变革
1917年1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北大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气息十分浓厚的学府。当时有“两院一堂”（参议院众议院和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之称，京师大学堂的师生和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多出入八大胡同，私生活荒唐，打麻将，吸大烟，吃花酒，捧名角。有钱的学生随身带着听差，学生上课时，听差要呼“请大人上课”。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职的第一天，校役们在门口排好队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脱下礼帽，规规矩矩地向校役们鞠了一躬，这打破了历任校长不理睬校役的惯例，让校役和学生都感到非常惊讶。此后，蔡元培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这种做法是发自内心地对校役校警尊重，并将之视为与大学教授平等。
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就职演讲，他向北大一千多名学生提出三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突出强调：大学乃研究学问高深之地，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问为天职，不应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是从请人入手的，他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王世杰等文科方面；李四光、翁文灏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学界新秀；同时又保留或聘请了一批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针对有人批评他任用辜鸿铭、刘师培这样的守旧人物，他这样反驳：辜鸿铭、刘师培，他们的学问可以做你的老师，我们尊重的是讲学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刘师培在北大不是来讲他的复辟思想，他是来教国学的；而辜鸿铭教的是英国诗歌。所以，希望你们学生学的是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而不是要你们和他们一样去拥护复辟或者君主立宪。为了请到陈独秀，他还曾经“三顾茅庐”。当时正好陈独秀到了北京，住在一个旅馆里，蔡元培登门拜访，正式邀请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要这位没有学位头衔的《新青年》主编来主持中国最高学府的文科。之后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要拜访陈，有时来得早，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而他自己找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当时和陈独秀住在一起的出版家汪孟邹后来将这些事讲给侄儿汪原放等人听，他们说：“这很像三顾茅庐嘛！”在用人上“兼容并包”后，蔡元培又在领导体制上大胆创新，开始推行教授治校，由教授自己来管理学校，这在北大包括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当时蔡元培在北大设立了一个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这个评议会的成员都是学校的教授，是由教授自己选举产生的，任期为一年，年满可以连选连任。而各个系里面的教授会也是这样，由教授之间互选产生一名主任。学校的教学、教务工作，都是由评议会、教授会来决定的，不是校长说了算。校长其实是起后勤保障作用的，是给教授们服务的。蔡元培的到来，使北京大学风气一变，他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为北大带来自由与平等、民主与科学。
壮怀
1919年5月3日凌晨，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专程前往位于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家中，告知了蔡元培正在巴黎参加和谈的中国使团已奉命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的消息。蔡元培听后大为震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只有把挽救国家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爱国学生身上。当天上午，蔡元培召集罗家伦、傅斯年等部分学生代表到自己家里，通告情况，并立即召开全校教职员会议讨论形势。同时又以北京欧美同学会总干事的身份，与副总干事王宠惠、叶景莘联名致电中国使团首席代表陆征祥，劝其不要签字。与此同时，各校学生代表也召开了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必须马上采取行动。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5月4日下午，数千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并与不断加入的市民、工人、商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上街游行。蔡元培坐守家中，接到政府方面要求他召回学生的电话，他回答道：“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对于让他立即前往教育部商量善后办法的要求也不予理会。示威队伍冲破军警阻拦，行至卖国贼曹汝祥的住地赵家楼，火烧曹宅。赶来弹压的军警逮捕了32名学生，其中有北大的20人。蔡元培冒着危险多方营救，使被捕学生于5月7日全部获释。蔡元培率全校教职员及学生在北大红楼前面的广场上迎接。此后，反动政府撤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并欲解散北京大学、惩治进步学生。为保全学校，保护学生，蔡元培毅然决定出走。北大及各校师生组织请愿，并罢课、游行，强烈要求蔡元培回任，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一时间学潮汹涌。6月28曰，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9月12曰，病后初愈的蔡元培回到北京；9月20日，北京大学三千余人在法科大礼堂召开欢迎蔡元培返校的大会，盛况前所未有，演绎一段“校长救学生，学生留校长”的千古佳话。
1935年，蔡元培到南京，当时还是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请他吃晚餐。蔡元培苦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立场，铁心抗日。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言犹未毕，蔡元培的眼泪脱眶而出，滴到了酒杯中，他旋即端起那杯掺泪的酒，一饮而尽。听其言而观其行，举座动容，无不肃然起敬，汪精卫则如坐针毡，神情尴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蔡元培隐居香港，心系天下，时刻关注战争局势。
1938年12月，蔡元培为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题词，有“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敬以是为祝”之语。可惜蔡元培过早地病逝香港，未能于“河山还我”之后，再访他曾倾注了满腔心血的北京大学。蔡元培生前曾为友人之父题照，写了“家祭毋忘”四字。也许他预感到自己不能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了。面对神州陆沉，山河破碎的局面，晚年蔡元培又重拾早前参加革命时的金戈铁马的英雄气概。这种情感在他的诗作中有强烈表现。他写给陆丹林的红叶诗其三云：“枫叶荻花瑟瑟秋，江州司马感牢愁。而今痛苦何时已，白骨皑皑战血流。”他为张一麟《八一三纪事诗》题诗：“世号诗史杜工部，亘古男儿陆渭南。不作楚囚相对态，时闻谔谔展雄谈。”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最能反映蔡元培民族情感的诗词，莫过于他的《满江红》。
1939年7月，蔡元培被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推为第二届名誉主席，他为该会所作的会歌《满江红》铿锵有力，铮铮有声：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歌曲，显成绩！
慈师
曾经有一位北大学生对成功充满着渴望和憧憬，可他在生活中却屡屡碰壁，鲜有所获。沮丧的他便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得到指点。蔡元培在百忙中回了信，并约了一个时间让那位学生到办公室面谈。学生激动地来到校长的办公室。没等他开口，蔡元培就笑着招呼道：“来，快坐下，我给你泡杯茶。”说完便起身，从抽屉中拿出茶叶，放进杯子里，倒上开水，放到学生面前的桌子上。“这可是极品的绿茶哟，是朋友特地从南京给我带过来的，你也尝尝。”蔡元培和蔼地说道。受宠若惊的学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几片茶叶稀疏地漂浮在水面上，水也是惨白惨白的，没有一点绿色，喝到口中也像白开水似的，没有一点茶的味道。学生的眉头不禁一皱。蔡元培好像并没有注意到学生的表情，依旧东拉西扯地谈一些漫无边际的话题，似乎完全忘记了学生来的目的。学生极不自然地听了很久，好不容易等到蔡元培稍稍停顿一下，忙找了个理由告辞。蔡元培眯着眼若有所思地微笑道：“急什么，把茶喝了再走，这可是一杯极品的绿茶。千万别浪费了。”学生无奈地又端起了茶杯，礼节性地喝了一口。就在这时，他感觉一股清香浓郁的味道沁入心脾！学生愣住了，诧异地打量着茶杯：茶叶已经沉浸入杯底，杯中的水已是一片碧绿，像翡翠般灿烂夺目。不仅如此，整个办公室里也可以闻到一种清新的香气！蔡元培似笑非笑地望着他，满含深意地问道：“你明白了吗？”学生恍然大悟，惊喜地喊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想追求成功就要像这绿茶一样，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凡事都要静下心来，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沉浸下去。”
蔡元培有一次在北京大学给学生上课时，突然问学生：“5加5是多少？”学生以为校长所问必有奥妙，都不敢作答。好一会儿，才有一学生率直地说：“5加5等于10！”“对！对！”蔡元培笑着鼓励说：“青年们切记不要崇拜偶像。”蔡元培晚年为人写推荐信，每日总有几封，多则十余封，几乎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抗战初期，蔡元培因病滞留香港，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从重庆寄来快信，自称是北大的毕业生，在重庆穷困潦倒，无以为生，请求蔡元培伸出援手，将他推荐给用人单位。蔡元培当即致函某机关负责人，称那位青年学有所成，这封推荐信不久即发生效力。然而那位青年到差时，所出示的毕业证书并非北大签发。某机关负责人赶紧写信询问蔡元培，是否真的了解那位青年的底细。蔡回复对方：不必在意那位青年是不是北大生，只要看他是不是人才。如果他徒有北大毕业证书而不是人才，断不可用；如果他没有北大毕业证书而是人才，仍当录用。你有用人之权，我尽介绍之责，请自行斟酌。结果那位青年得到了这份差事，来信向蔡元培道歉，感谢蔡的再造之恩。蔡元培回信时，没有只字片言责备对方蒙骗欺罔，反而勉励对方努力服务于社会。从这件事情，我们不仅能见识蔡元培恢弘的器局，也能见识他善良的心地。
婚姻
蔡元培一生先后有过三个妻子，但他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从来没有纳妾，也从来没有停妻再娶过，更没有嫖娼的恶习，在读书人中有口皆碑。蔡元培的原配夫人叫王昭，他俩的结合是旧式婚姻，1900年夏，王昭病逝时，蔡元培只有33岁，又身为翰林，这使得为他提亲的媒人多得踏破了门槛。蔡元培不胜其烦，磨浓墨，铺素笺，挥羊毫，亲手书写了5条择偶标准，贴在书房的墙壁上：第一、须不缠足的；第二、须识字的；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约束；第四、丈夫死后可以改嫁；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这其中，不缠足、可以再嫁、可以离婚这三条在旧礼教盛行的晚清是惊世骇俗的，消息传开来，街头巷尾的议论沸沸扬扬，给他提亲的人望而却步，甚至还有老夫子坐了轿子来找他辩论。有一天，蔡元培偶然在朋友家里看到一幅很纤秀的工笔画，字也写得很好，得知是一位不缠足、读过书、能书善画的未婚女性的作品后，他就请朋友撮合。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与书香门第出身的黄仲玉举行了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并独出心裁地以演说会的形式代替了闹洞房。不幸的是，1921年1月蔡元培由巴黎到瑞士考察时，夫人黄仲玉不幸病逝。蔡元培挥泪写下著名的祭文《悼亡妻黄仲玉》：“呜呼黄仲玉，竟舍我而先去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能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蔡元培55岁任北大校长时决定再娶，对于第三次娶妻，蔡元培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原有相当认识；第二、年龄略大；第三、懂英文能帮助他的人。原来他心目中已经有人选——周峻。周峻是蔡元培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名学生，她对蔡元培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这个标准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
1923年7月10日，他们的婚礼在苏州留园隆重举行。蔡元培用诗记下了他的第三次婚姻：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蝶泳鹣飞常互且，相期各自有千秋。
轶闻
某次，北大名流雅集，钱玄同冒失地问道：“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先生不慌不忙，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黄山谷即北宋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他的字体不循常轨，张扬个性，如铁干铜枝，似高峰奇石，以刚劲奇崛著称。蔡元培的急中生智既见出他的涵养，也见出他的幽默，满座闻之，皆忍俊不禁。教育家马相伯回忆，1901年蔡元培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期间，曾与张元济、汪康年一道拜他为师，学习拉丁文。每天早晨，蔡元培从徐家汇步行四五里路到土山湾马相伯家上课。由于求学心切，头一次，蔡元培去得太早，5点多钟，天边刚有一丝曙色，他在楼下低声呼唤“相伯，相伯”。马相伯感到惊奇，大清早的，谁来喊魂？打开窗子望去，来人是蔡元培。马相伯名士派头足，急忙摇手，对蔡元培说：“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虽然有点败兴，蔡元培并没有感到不悦，三个钟头后，他又回来了。这一年，蔡元培34岁，仍有程门立雪的虔诚劲头。在北大，蔡元培的权威也曾受到过挑战。当年，北大学生不肯交纳讲义费，为此包围红楼。面对气势汹汹的数百学生，蔡挺身而出，厉声质问道：“你们闹什么？”为首的学生讲明来由：“沈士远（北大庶务部主任）主张征收讲义费，我们来找他理论！”蔡元培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这时，学生中有人恶语相向：“你倚老卖老！”蔡元培毫无惧色，挥拳作势，公开叫阵：“我是从明枪暗箭中历练出来的，你们若有手枪炸弹，只管拿来对付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我跟你们决斗！”当时，观者如堵，听闻先生此言，无不面面相觑。50岁的老校长摇身一变成了拼命三郎，大家都傻了眼。蔡元培的可畏之处在此，可敬之处在此，可爱之处也在此。学生自觉理亏，敌意受此激荡，霍然消解。大家哪儿来哪儿去，讲义费呢？当然照缴不误。辜鸿铭一向狂傲，但他特别服膺蔡元培。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宣讲：“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因为蔡元培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校长蔡元培，大家轮番讲话。辜鸿铭也登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他的理由却与众不同“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好在大家的意见一致，才没人与他抬杠。
评誉
冯友兰说：“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陈独秀说：“一般地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地坚持着，不能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柳亚子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鲁迅兄弟的业师寿洙邻说蔡元培：“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说：“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梁漱溟深有感慨地说：“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黄炎培则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罗家伦赞誉蔡元培说：“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蒋梦麟说：“蔡先生的三大精神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学问来的。蔡先生具中国最好之精神——温良恭俭让。蔡先生具希腊最好之精神——重美感。蔡先生具希伯来最好之精神——平民生活。”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名言
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中国人是富于美感的民族。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地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损，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美以普通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美者，循超逸之快感，为普遍之断定，无鹄的而有则，无概念而必然者也。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然所谓困苦者，乃锻炼之谓，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
名联
各勉日新志；共证岁寒心。——赠北大毕业生都无作官意；惟有读书声。——题寓所尽善尽美武韶异；此心此理古今同。——赠画家陶冷月其人如春风冬日；尽瘁于文字语言。——挽刘半农谟议轩昂开日月；文章浩渺足波澜。——自题技进乎道，庶几不惑；名副其实，何虑无闻。——贺刘海粟四十寿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挽梁启超巾帼拜英雄，求仁得仁又何怨；亭台悲风雨，虽死不死终自由。——挽秋瑾著作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犹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挽鲁迅贫贱何伤，只要把物与民胞安排下去；精神能固，却须从冰天雪地磨炼过来。——赠叶翰后太冲、炎武已二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与曲园、仲容兼师友风仪，甄微广学，自成一家。——挽章炳麟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挽孙中山言语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挽徐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