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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之趣
郑振铎
虽然是冬天，天气却并不怎么冷，雨点淅淅沥沥的滴个不已，灰色云是弥漫着；火炉的火是熄下了，在这样的秋天似的天气中，生了火炉未免是过于燠暖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们都出外“应酬”去了。独自在这样的房里坐着，读书的兴趣也引不起，偶然的把早晨的日报翻着，翻着，看看它的广告，忽然想起去看《Merry Widow》吧。于是独自的上了电车，到派克路跳下了。
在黑漆的影戏院中，乐队悠扬的奏着乐，白幕上的黑影，坐着，立着，追着，哭着，笑着，愁着，怒着，恋着，失望着，决斗着，那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写了又写，演了又演的那一套故事。
但至少，我是把一句话记住在心上了：
“有多少次，我是饿着肚子从晚餐席上跑开了。”
这是一句隽妙无比的名句；借来形容我们宴会无虚日的交际社会，真是很确切的。
每一个商人、每一个官僚，每一个略略交际广了些的人，差不多他们的每一个黄昏，都是消磨在酒楼菜馆之中的。有的时候，一个黄昏要赶着去赴三四处的宴会；这些忙碌的交际者真是妓女一样，在这里坐一坐；就走开了，又赶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在那一个地方又只略坐一坐，又赶到再一个地方去了。他们的肚子定是不会饱的，我想。有几个这样的交际者，当酒阑灯榭，应酬完毕之后，定是回到家中，叫底下人烧了稀饭来堆补空肠的。
我们在广漠繁华的上海，简直是一个村气十足的“乡下人”；我们住的是乡下，到“上海”去一趟是不容易的，我们过的是乡间的生活，一月中难得有几个黄昏是在“应酬”场中度过的。有许多人也许要说我们是“孤介”，那是很清高的一个名辞。但我们实在不是如此，我们不过是不惯征逐于酒肉之场，始终保持着不大见世面的“乡下人”的色彩而已。
“偶然的有几次，承一二个朋友的好意，邀请我们去赴宴。在座的至多只有三四个熟人，那一半生客，还要主人介绍或自己去请教尊姓大名，或交换名片，把应有的初见面的应酬的话讷讷的说完了之后，便默默的相对无言了。说的话都不是有着落，都不是从心里发出的；泛泛的，是几个音声，由喉咙头溜到口外的而已。过后自己想起那样的敷衍的对话，未免要为之失笑。如此的，说是一个黄昏在繁灯絮语之宴席上度过了，然而那是如何没有生趣的一个黄昏呀？”
有几次，席上的生客太多了，除了主人之外，没有一个是认识的；请教了姓名之后，也随即忘记了。除了和主人说几句话之外，简直的无从和他们谈起。不晓得他们是什么行业，不晓得他们是什么性质的人，有话在口头也不敢随意的高谈起来。那一席宴，真是如坐针毡；精美的羹菜，一碗碗的捧上来，也不知是什么味儿。终于忍不住了，只好向主人撤一个谎，说身体不大好过，或说是还有应酬，一定要去的。——如果在谣言很多的这几天当然是更好托辞了，说我怕戒严提早，要被留在华界之外——虽然这是礼貌的，不大应该的，虽然主人是照例的殷勤的留着，然而我却不顾一切的不得不走了。这个黄昏实在是太难挨得过去了！回到家里以后，买了一碗稀饭，即使只有一小盏萝卜干下稀饭，反而觉得舒畅，有意味。
如果有什么友人做喜事，或寿事，在某某花园，某某旅社的大厅里，大张旗鼓的宴客，不幸我们是被邀请了，更不幸我们是太熟的友人，不能不到，也不能道完了喜或拜完了寿，立刻就托辞溜走的，于是这又是一个可怕的黄昏。常常的张大了两眼，在寻找熟人，好容易找到了，一定要紧紧的和他们挤在一起，不敢失散。到了坐席时，便至少有两三人在一块儿可以谈谈了，不至于一个人独自的局促在一群生面孔的人当中，惶恐而且空虚。当我们两三个人在津津的淡着自己的事时，偶然抬起眼来看着对面的一个坐客，他是凄然无侣的坐着；大家酒杯举了，他也举着；菜来了，一个人说：“请，请。”同时把牙箸伸到盘边，他也说，“请，请。”也同样的把牙箸伸出。除了吃菜之外，他没有目的，菜完了，他便局促的独坐着。我们见了他，总要代他难过，然而他终于能够终了席方才起身离座。
宴会之趣味如果仅是这样的，那末，我们将咒诅那第一个发明请客的人；喝酒的趣味如果仅是这样的，那末，我们也将打倒杜康与狄奥尼修士了。
然而又有的宴会却幸而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也还有别的可以引起喝酒的趣味的环境。
独酌，据说，那是很有意思的。我少时，常见祖父一个人执了一把锡的酒壶，把黄色的酒倒在白磁小杯里，举了杯独酌着；喝了一小口，真正一小口，便放下了，又拿起筷子来夹菜。因此，他食得很慢，大家的饭碗和碗都已放下了，且已离座了，而他却还在举着酒杯，不匆不忙的喝着。他的吃饭，尚在再一个半点钟之后呢。而他喝着酒，颜徽酡着，常常叫道：“孩子，来。”而我们便到了他的跟前。他夹了一块只有他独享着的菜蔬放在我们口中，问道“好吃么？”我们往往以点点头答之，在孙男与孙女中，他特别的喜欢我，叫我前去的时候尤多。常常的，他把有了短髻的嘴吻着我的面颊，徽徽有些刺痛，而他的酒气从他的口鼻中直喷出来。这是使我很难受的。
这样的，他消磨过了一个中午和一个黄昏。天天都是如此。我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乐趣。然而回想起来，似乎他那时是非常的高兴，他是陶醉着，为快乐的雾所围着，似乎他的沉重的忧郁都从心上移开了，这里便是他的全个世界，而全个世界也便是他的。
别一个宴之趣，是我们近几年所常常领略到的，那就是集合了好几个无所不谈的朋友，全座没有一个生面孔，在随意的喝着酒，吃着菜，上天下地的谈着。有时说着很轻妙的话，说着很可发笑的话，有时是如火如剑的激动的话，有时是深切的论学谈艺的话，有时是随意的取笑着，有时是面红耳热的争辩着，有时是高妙的理想在我们的谈锋上触着，有时是恋爱的遇合与家庭的与个人的身世使我们谈个不休。每个人都把他的心胸赤裸裸的袒开了，每个人都把他的向来不肯给人看的面孔显露出来了；每个人都谈着，谈着，谈着，只有更兴奋的谈着，毫不觉得“疲倦”是怎么一个样子。酒是喝得干了，菜是已经没有了，而他们却还是谈着，谈着，谈着。那个地方，即使是很喧闹的，很湫狭的，向来所不愿意多坐的，而这时大家却都忘记了这些事，只是谈着，谈着，谈着，没有一个人愿意先说起告别的话。要不是为了戒严或家庭的命令，竟不会有人想走开的。虽然这些闲谈都是琐屑之至的，都是无意味的，而我们却已在其间得到宴之趣了；——其实在这些闲谈中，我们是时时可发现许多珠宝的；大家都互相的受着影响，大家都更进一步了解他的同伴，大家都可以从那里得到些教益与利益。
“再喝一杯，只要一杯，一杯。”
“不，不能喝了，实在的。”
不会喝酒的人每每这样的被强迫着而喝了过量的酒。面部红红的，映在灯光之下，是向来所未有的壮美的丰采。
“圣陶，干一杯，干一杯。”我往往的举起杯来对着他说，我是很喜欢一口一杯的喝酒的。
“慢慢的，不要这样快，喝酒的趣味，在于一小口一小口的喝，不在于‘干杯’。”圣陶反抗似的说，然而终于他是一口干了，一杯又是一杯。
连不会喝酒的愈之、雁冰，有时，竟也被我们强迫的干了一杯。于是大家哄然的大笑，是发出于心之绝底的笑。
再有，佳年好节，合家团团的坐在一桌上，放了十几双的红漆筷子，连不在家中的人也都放着一双筷子，都排着一个座位。小孩子笑孜孜的闹着吵着，母亲和祖母温和的笑着，妻子忙碌着，指挥着厨房中厅堂中仆人们的做菜，端菜，那也是特有一种融融泄泄的乐趣，为孤独者所妒羡不止的，虽然并没有和同伴们同在时那样的宴之趣。
还有，一对恋人独自在酒店的密室中晚餐；还有，从戏院中偕了妻子出来，同登酒楼喝一二杯酒；还有，伴着祖母或母亲在熊熊的炉火旁边，放了几盏小菜，闲吃着宵夜的酒，那都是使身临其境的人心醉神怡的。
宴之趣是如此的不同呀！
人物介绍
郑振铎（1898—1958），现代诗人，著名学者。笔名有西谛、郭源新等。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于浙江省永嘉县。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五四”时期在北京参加学生运动。1921年与沈雁冰、叶圣陶等组织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周报》。1922年创办中国最早的儿童读物《儿童世界》周刊。1923年后长期主编《小说月报》。1927年5月旅居巴黎。1929年回国之后，先后在北平、上海各大学任教，致力于学术研究，编辑文学刊物，曾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抗日战争期间留在上海，坚持进步文化工作，曾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1945年后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的民主运动，曾创办《民主周刊》。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出国访问阿富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中途飞机失事逝世。著有《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取火者的逮捕》等，并有文学翻译多种，1959年和1963年出版了《郑振铎文集》。
野店
臧克家
饭店，旅社，这样的名词一提上口，立刻涌上心来的是新式的华贵，如果换个野店，便另是一种情趣被唤起来了。像山村老翁头上的发辫，像被潮流冲空的石岸，时代至今还把野店留个残败的影子。
虽然说是野店，它所依傍的却是大道。几间茅草小屋，炕占去了每间的大半，留下火镰宽的一点空隙好预备你上下，这儿是大同世界，不问山南的海北的都挤在一堆，各人向着同伴谈论着，说笑着，没有“莫谈国事”的禁条贴在头上，他们可以随便放浪地吐泄，东家的鸡西邻的狗是要谈的，日本鬼子也是一个题目，因为他们中间就有许多是从东三省被迫回来的，一个小被卷是财产的全部。
房间少了，得想个法安插客人，吊铺像都市的楼房便悬起半空了，在上面睡的人钱可以略省一点。照例，店里得有马棚，大门口竖一两根柱子，等到轿车、两把手车或小车，载着什么人从这处奔来，——前面打着红布帘的是新嫁娘，不就是青春的妇女走亲戚的；痴胖可笑油光照人的是买卖家。店家小伙计见车子近了，像熟主顾似的几步抢上前去替人家卸牲口，把它们——毛驴，或是骡马牵到马棚里去，它们一点不认生地随着他，用尾巴打打后身，哙哙几声表示疲倦。
这是上等客，如果是住宿的话，单间屋得给他们特别预备。客人刚把个倦极的身子投到炕上，小伙计肩上搭一块破黑烂布便进来了，要是擦脸，他立刻便把一小泥盆水打到你脸前，要肥皂，要一条白手巾是太奢望。
“先生们做个什么饭吃？”这回该他问你了。
“有什么？”
“有大饼，有猪肉炒白菜，有熟鸡子。”如果你接着再问一句：“还有什么？”那小伙计一定会闭起嘴来。愿意喝好茶的话得特别声明，不然一个大子的茶叶末喝过几十个人以后，还会再冲上一点白开水给送过来。所谓好茶也不过是几个铜板一两的“大红袍”，一毛一两的贡尖这儿不下货。
等茶喝你得要有耐性。白水有大铁锅煮，冲茶可不行。一根一根的草对准一把洋铁壶底挑着燎，你如果不是一个趣味主义者，时节再是炎夏，你一定等得舌尖上生刺，跑到外面去避一避辣眼的浓烟。
晚上，任你一落太阳就躺下，敢保你不会一沾席就如愿的变成一块泥。夏天的蚊子、臭虫；冬天的虱子和跳蚤最喜欢和客人开玩笑。哼哼着叫你清醒的享受一个客夜，身上留点伤痕做一个追忆的记号。还有马棚的牲口也怕主人误了行程，半夜里叫一阵，用蹄子打地咚咚的一阵。当睡梦将要占有了你的临明的那一刻，店门唿隆一声。接着小伙计的脚步动静了，一睁眼，微白的曙色使你再也朦胧不得了。套上车子，披一身星光，冒着晨风，朝曦把人引上了征途。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回头望望这一副大红门联。意味够多长呢。
门口一个破席凉棚撑着夏天的太阳，为着什么东西奔跑的行人走在这串着天涯和故乡的热土的道上，望着这凉棚像沙漠中的人望见了绿洲。三步并成一步赶上来，卸下身上的负担，扪下沾着汗水的檐溜般的布眼罩，坐在一条长凳上用草帽或是手巾扇风。几碗半冷的残色的茶水浇下去，汗马上从身上涌出来，各人身上背着一身花疏的阴凉。设若有一个像蒲留仙一样的人物，夹在这杂色的队伍里，每个人你借给他一把蕉叶，那么一部《聊斋》会很快地集起来。
这些人，像“未有哇”（蝉之一种，在树上只有片刻的居留）一般，在这儿留一个脚印，便飞鸿似的去了，没有留恋，没有感伤，在未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想到会在这儿挂这一翅膀。水不是白喝，临走总得留下几个钱，百儿八十是他，三百二百也是他，主人不会嫌太少，伙计也不会说一声谢谢。但当你起身以后，“再来！”这一句淡淡的话，每回是不会忽疏的。
野店的常主顾是车伙子。他们到远一点的地方去运货贩卖，去的时候带着本乡的土产。这些车子往往成群成帮，队伍展得老长，道上的一帆尘土是他们的旗号。一走近了店口，把车子一插，用披布擦去了脸上的汗，弓弓着腰很自然地踏入了店门。因为太熟，照例有称号，姓王的是王大哥，姓李的是李二哥。小伙计牵牲口倒水忙乱一起，住一会儿，叫一袋旱烟把粗气压下，饭上来了。半斤一张的大饼，包着大块肥肉的包子，再要几头大蒜，一块还没腌变色的老白菜帮子。吃起来有点可怕。不，不能说吃，应是说吞。看那个劲，饼如果是铁的，肚子一定变成熔炉。饭后为了消暑，走到水瓮边去，捧着大瓢的生水往下灌，声音咚咚的可以听好几步远。“掌柜的算账！”这是一闭眼的午睡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外边算盘珠一阵响，几吊几百几十几，小伙计一口喊出来，接着是查铜子的声音，一把掌钱接到手里，含着笑走到财神位前，不远不近向大粗竹筒内一掷，哗……啦啦……果真是钱龙汇海了。
这些老主顾来到店里若是逢着佳节——端阳，中秋，元宵，不用开口，半壶白干，四样小菜碟便送到眼前了。喝了不够，还可以再开一回口。不打钱，这算主人的一点小意思，不要看这是小节，主人的大量或吝啬往往作为客人去留的关键。谁不愿用百年不遇的一壶酒去做招徕的幌子？
秋天，连绵的阴雨把一个远道的客人困在野店里，白天黑夜分不开界限。闷闷地用睡眠用烟打发日子。风挟着雨丝打进纸窗来，卧着，从眼缝里闪进来一片阴暗，粗人就算是不善于愁，一只孤鸿也难免于凄凉。等着，胸中灼火地等着，等到雨丝一断，也是第一个把脚印印在泥上的人。野店被撇在身后像撇了一个无情的女人。
时间把什么都变了。有了汽车转眼可以百里，“古道西风瘦马”的趣味算完了，有钱的人谁也不愿再受轿车的折磨，野店的客人因此稀少了。加以年头不对，关东客全成了穷鬼，向四方逃难的倒很多，然而他们走店来顶好不过喝一壶白开。野店是诗意的，然而今日的野店成了时代头顶残留的一条辫子了。
七月六日于潍县一小旅舍中
人物介绍
臧克家（1905—2004），汉族。山东潍坊市诸城人，1923年夏，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1925年首次在全国性刊物《语丝》上发表作品，署名少全。1927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曾经参加北伐战争。1930年，考入国立山东大学，得到闻一多、王统照的热情教诲与精心帮助。从1932年开始发表新作，以一篇《老马》成名。1933年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出版，1934年，诗集《罪恶的黑手》问世，从此蜚声诗坛。1934年至1937年在山东省立临清中学任教，创作了散文集《乱莠集》。1936年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至1941年夏初，任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宣传科教官、司令长官部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三十军参议。1941年秋，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参议、三一出版社副社长、代理社长，筹备出版了进步刊物《大地文丛》，创刊后，被当局查禁。1942年7月，他愤而辞职，徒步赴重庆。1943年4月，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届年会上当选为候补理事。同年夏，任赈济委员会专员并负责编辑《难童教养》杂志至1945年秋。1948年12月，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被迫前往香港。1949年3月，由中共党组织安排来到北平。历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文学创作研究室研究员，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编审，《新华月报》编委，主编《新华月报》文艺栏。1956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57年至1965年任《诗刊》主编。1957年，他和周振甫合著的《毛主席诗词讲解》，对毛泽东诗词的传播和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迫停止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2004年2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后被家人安葬在诸城，长眠于故乡地下。
野店
李广田
太阳下山了，又是一日之程，步行人，也觉得有点疲劳了。
你走进一个荒僻的小村落——这村落对你很生疏。然而又好像熟悉，因为你走过许多这样的小村落了。看看有些人家的大门已经闭起，有些也许还在半掩，有几个人正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后面跟着狗或牛羊，有的女人正站在门口张望，或用了柔缓的声音在招呼谁来晚餐，也许，又听到几处闭门声音了，“如果能到哪家门里去息下呀”，这时候你会这样想吧。但走不多远，你便会发现一座小店待在路旁，或十字路口，虽然明早还须赶路，而当晚你总能做得好梦了。“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风霜起要迟”，这样的对联会发现在一座宽大而破陋的店门上，有意无意地，总会叫旅人感到心暖吧。在这儿你会受到殷勤的招待，你们遇到一对很朴野，很温良的店主夫妇，他们的颜色和语气，会使你发生回到了老家的感觉。但有时，你也会遇着一个刁狡的村少，他会告诉你到前面的村镇还有多远，而实在并不那么远；他也会向你讨多少脚驴钱，而实在也并不值那么多。然而，他的刁狡，你也许并未看出刁狡得讨厌，他们也只是有点拙笨罢了。什么又不是拙笨的呢。一个青生铁的洗脸盆，像一口锅，那会是用过几世的了；一把黑泥的宜兴茶壶，尽够一个人喝半天，也许有人会说是非常古雅呢。饭菜呢，则只在分量上打算，“总得够吃，千里有缘的，无论如何，总不能亏心哪。”店主人会对了每个客人这样说。
在这样地方，你很少感到寂寞的。因为既已疲劳了，你需要休息，不然，也总有些伙伴谈天儿。“四海之内皆兄弟呀。”你会听到这样有人大声笑着，喊：“啊，你不是从山北的下洼来的吗？那也就算是邻舍人了。”常听到这样的招呼。从山里来卖山果的，渡了河来卖鱼的，推车的、挑担的、卖皮鞭的、卖泥人的，拿破绳子换洋火的……也许还有一个老学究先生，现在却做着走方郎中了，这些人，都会偶然地成为一家了。他们总能说慷慨义气话，总是那样亲切而温厚地相照应，他们都很重视这些机缘，总以为这也有神的意思，说不定是为了将来的什么大患难，或什么大前程，而才有了这样一夕呢。如果是在冬天，便会有大方的店主抱了松枝或干柴来给煨火，这只算主人的款待，并不另取火钱。在和平与温暖中，于是一伙陌路人都来烘火而话家常了。
直到现在，虽然交通是比较便利了，但像这样的僻野地方，依然少有人知道所谓报纸新闻之类的东西。但这些地方并非完全无新闻，那就专靠这些挑担推车的人们了。他们走过了多少地方，他们同许多异地人相遇，一到了这样场合，便都争先恐后地倾吐他们听见所闻的一切。某个村子里出了什么人命盗案，或是某个县城里正在哄传着一个什么阴谋的谣言，以及各地的货物行情等，他们都很熟悉。这类新闻，一经在小店里谈论之后，一到天明，也就会传遍了全村，也许又有许多街头人在那里议论纷纭，借题发挥起来呢。说是新闻，其实也并不完全新，也许已经是多年前的故事了，传说过多少次，忘了，又提起来了，鬼怪的，狐仙的，吊颈女人的，马贩子的艳遇，尼姑的犯规……都重在这里开演了。有的人要唱一支山歌，唱一阵南腔北调了。他们有时也谈一些国家大事，譬如战争灾异之类，然而这也只是些故事，像讲《封神演义》那样子讲讲罢了。火熄了，店主人早已去了，有些人也已经打合铺，睡了，也许还有两个人正谈得很密切。譬如有两个比较年轻的人，这时候他们之中的一个也许会告诉，说是因为在故乡曾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大罪过，他逃出来了，逃了这么远，几百里，几千里还不知道，而且也逃出了这许多年了。
“我呢……”另一个也许说，“——我是为了要追寻一个潜逃的老婆，为了她，我便做了这小小生意了。”他们也许会谈了很久，谈了整夜，而且竟订下了很好的交情。“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窗上发白，街上已经有人在走动着了，水筒的声音，辘轳的声音，仿佛是很远，很远，已经又要到赶路的时候了。
呼唤声、呵欠声、马蹄声……这时候忙乱的又是店主人。他又要向每个客人打招呼，问每个客人：盘费可还足吗？不曾丢了什么东西吗？如不是急于赶路，真应当用了早餐再走呢，等等。于是一伙路人，又各自拾起了各人的路，各向不同的方向跋涉去了。“几时再见呢？”“谁知道，一切都没准呢！”有人这样说，也许还有人多谈几句，也许还听到几声叹息，也许说：“我们这些浪荡货，一夕相聚又散了。散了，永不再见了，话谈得真投心，真投心呢！”
真是的，在这些场合中，纵然一个老江湖，也不能不有些惘然之情吧。更有趣的是在这样野店的墙上，偶尔你也会读到用小刀或瓦砾写下来的句子，如某县某某人在此一宿之类。有时，会读到些诗样的韵语。虽然都鄙俚不堪，而这些陌路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陌路的相遇又相知，他们一时高兴了，忘情一切了，或是想起一切了，便会毫不计较地把真情流露了出来，于是你就会感到一种特别的人间味。就如古人所歌咏的：
君乘车，我戴笠，
他日相逢下车揖；
君担簦，我跨马，
他日相逢为君下。
——这样的歌子，大概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的吧。
一九三六。
人物介绍
李广田（1906—1968），山东邹平人。1923年考入济南第一师范，1929年入北大外语系预科，并与同学卞之琳、何其芳出版三人诗合集《汉园集》，被人称为“汉园三诗人”。1935年北大毕业，回济南教书，1941年秋至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抗战胜利后，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建国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1952年调任云南大学副校长、校长。是中国现代优秀的散文作家之一，先后结集的有《画廊集》、《银狐集》、《雀蓑集》、《圈外》、《回声》、《日边随笔》等。
乌篷船
周作人
子荣君：
接到手书，知道你要到我的故乡去，叫我给你一点什么指导。老实说，我的故乡，真正觉得可怀恋的地方，并不是那里，但是因为在那里生长，住过十多年，究竟知道一点情形，所以写这一封信告诉你。
我所要告诉你的，并不是那里的风土人情，那是写不尽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会明白的，不必罗唆地多讲。我要说的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这便是船。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但在我的故乡那里这些都没有，除了在城内或山上是用轿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两种，普通坐的都是“乌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别的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所以我也就可以不说了。乌篷船大的为“四明瓦”（Symenngoa），小的为脚划船（划读如uoa）亦称小船。但是最适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圆形的，用竹片编成，中央竹箬，上涂黑油；在两扇“定篷”之间放着一扇遮阳，也是半圆的，木作格子，嵌著一片片的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这就称为明瓦。三明瓦者，谓其中舱有两道，后舱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橹，大抵两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头着眉日，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则无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约可以使你直立，舱宽可放下一顶方桌，四个人坐着打马将——这个恐怕你也已学会了吧？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舷上，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风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水乡的一种特色。不过你总可以不必去坐，最好还是坐那三道船吧。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立刻盼望走至。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来日总要预备一天。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柏，河边的红寥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偏门外的鉴湖一带，贺家池，壶觞左近，我都是喜欢的，或者往娄公埠骑驴去游兰亭（但我劝你还是步行，骑驴或者于你我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苍然的时候进城上都挂着薜荔的东门来，倒是颇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静，你往杭州去时可下午开船，黄昏时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这一带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只可惜讲维新以来这些演剧与迎会都已禁止，中产阶级的低能人别在“布业会馆”等处建起“海式”的戏场来，请大家买票看上海的猫儿戏。这些地方你千万不要去。——你到我那故乡，恐怕没有一个人认得，我又因为在教书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谈闲天，实在抱歉而且惆怅。川岛君夫妇现在偁山下，本来可以给你绍介，但是你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恐怕已经离开故乡了。初寒，善自珍重，不尽。
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夜，于北京
村里的戏班子
周作人
去不去到里赵看戏文？七斤老捏住了照例的那四尺长的毛竹旱烟管站起来说。
好吧。我踌躇了一会才回答，晚饭后舅母叫表姐妹们都去做什么事去了，反正差不成马将。
我们出门往东走，面前的石板路朦胧地发白，河水黑黝黝的，隔河小屋里“哦”的叹了一声，知道劣秀才家的黄牛正在休息。再走上去就是外赵，走过外赵才是里赵，从名字上可以知道这是赵氏聚族而居的两个村子。
戏台搭在五十叔的稻地上，台屁股在半河里，泊着班船，让戏子可以上下，台前站着五六十个看客，左边有两间露天看台，是赵氏搭了请客人坐的。我因了五十婶的招待坐了上去，台上都是些堂客，老是嗑着瓜子，鼻子里闻着猛烈的头油气，戏台上点了两盏乌默默的发烟的洋油灯，传傍傍地打着破锣，不一会儿有人出台来了，大家举眼一看，乃是多福纲司，镇塘殿的疍船里的一位老大，头戴一顶灶司帽，大约是扮着什么朝代的皇帝。他在正面半桌背后坐了一分钟之后，出来踱了一趟，随即有一个赤背赤脚，单系一条牛头水裤的汉子，手拿两张破旧的令旗，夹住了皇帝的腰胯，把他一直送进后台去了。接着出来两三个一样赤着背，挽着纽纠头的人，起首乱跌，将他们的背脊向台板乱撞乱磕，碰得板都发跳，烟尘陡乱，据说是在“跌鲫鱼爆”，后来知道在旧戏的术语里叫作摔壳子。这一摔花了不少工夫，我渐渐有点忧虑，假如不是谁的脊梁或是台板摔断一块，大约这场跌打不会中止。好容易这两三个人都平安地进了台房，破锣又侉侉地开始敲打起来，加上了斗鼓的格答格答的声响，仿佛表示要有重要的事件出现了。忽然从后台唱起“呀”的一声，一位穿黄袍，手拿象鼻刀的人站在台口，台下起了喊声，似乎以小孩的呼笑为多：
“弯老，猪头多少钱一斤？……”
“阿九阿九，桥头吊酒……”
我认识这是桥头卖猪肉的阿九。他拿了象鼻刀在台上摆出好些架势，把眼睛轮来轮去的，可是在小孩们看了似乎很是好玩，呼号得更起劲了，其中夹着一两个大人的声音道：
“阿九，多卖点力气。”
一个穿白袍的撅着一枝两头枪奔出来，和阿九遇见就打，大家知道这是打更的长明，不过谁也和他不打招呼。
女客嗑着瓜子，头油气一阵阵地熏过来。七斤老靠了看台站着，打了两个呵欠，抬起头来对我说道，到那边去看看吧。
我也不知道那边是什么，就爬下台来，跟着他走。到神桌跟前，看见桌上供着五个纸牌位，其中一张绿的知道照例是火神菩萨。再往前走进了两扇大板门，即是五十叔的家里。堂前一顶八仙桌，四角点了洋蜡烛，在差马将，四个人差不多都是认识的。我受了“麦镬烧”的供应，七斤老在抽他的旱烟——“湾奇”，站在人家背后看得有点入迷。胡里胡涂地过了好些时光，很有点儿倦怠，我催道，再到戏文台下溜一溜吧。
嗡，七斤老含着旱烟管的咬嘴答应。眼睛仍望着人家的牌，用力地喝了几口，把烟蒂头磕在地上，别转头往外走，我拉着他的烟必子，一起走到稻地上来。
戏台上乌黪黪的台亮还是发着烟，堂客和野小孩都已不见了，台下还有些看客，零零落落地大约有十来个人。一个穿黑衣的人在台上踱着。原来这还是他阿九，头戴毗卢帽，手执仙帚，小丑似的把脚一伸一伸地走路，恐怕是《合钵》里的法海和尚吧。
站了一会儿，阿九老是踱着，拂着仙帚。我觉得烟必子在动，便也跟了移动，渐渐往外赵方面去，戏台留在后边了。
忽然听得远远地破锣侉侉地响，心想阿九这一出戏大约已做完了吧。路上记起儿童的一首俗歌来，觉得写得很好：
台上紫云班，台下都走散。
连连关庙门，东边墙壁都爬坍。
连连扯得住，只剩一担馄饨担。
十九年六月
（1930年6月作，选白《看云集》）
人物介绍
周作人（1885—1967），祖籍浙江绍兴。
年秋考入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赴日本，先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1911年返回绍兴，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第五中学英语教员。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兼国史编译处纂辑员。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起草宣言。1922年7月起兼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1923年第一部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问世。1924年11月发起组织语丝社，并成为《语丝》的实际主编。这时期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为《雨天的书》、《泽泻集》、《谈虎集》、《谈龙集》等。
年任北平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及日本文学系主任。1930年与冯文炳等合办文艺周刊《骆驼草》，创作了大量专注于草木虫鱼的文章和读书笔记，创作风格愈加走向闲适。此时结集的有《永日集》、《看云集》、《苦茶随笔》、《夜读抄》、《瓜豆集》等。
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他留在北平。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及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有期徒刑10年。1949年1月保释出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居北京，先后写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知堂回想录》，还翻译了一些日本、希腊文学名著。
故乡的新年
苏雪林
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对于过年过节，特别起劲，这也无怪，我们“七日来复”的制度已全付遗忘，更谈不上什么“周末”，一年到头忙碌劳苦，逢着年节，当然要痛快地过一阵，藉此休息筋骨并调剂精神。
我的故乡是在安徽省太平县一个僻处万山之中的乡村，风俗与江南各省大同小异。自离大陆，忽忽十年，初则飘泊海外，继则执教台湾，由于年龄老大，且客中心绪欠佳，每逢年节，不过敷衍一下聊以应景而已，从前那股蓬勃的兴趣再也没有了。现特从记忆里将我乡过年情节搜索一点出来，就算回乡一次呢。
我家在太平乡间也算是个乡绅之家，经济虽不富裕，勉强也可度日，因之一切场面均须维持一个乡绅体统。我们又是一个大家庭，平时气氛已不寂寞，到了过年时候当然更形热闹。大概一到腊月，即一年最后一个月，我们便步入了“过年”的阶段，全家上下为这件事忙碌起来。
家乡做衣裳都是先上城上镇选购了衣料，然后请裁缝来家缝制的。全家大小每人都要缝件新衣过年。大陆冬季气候，不比台湾或南洋，冬衣是棉袄、皮裘一类。皮毛可由旧物翻新，棉则非新不可。讲究点则用丝绵，既轻且暖，穿在身上十分舒适。这类材料，配个粗布面子，你想适合么，当然非绸缎不行，于是一家为了做新衣服，先要大大支出一笔。
乡间家家养猪，并养鸡鸭。祖宗原是我们唯一宗教信仰的对象。到了冬至那一天，从猪栏里牵出一只又大又肥的猪，雇屠夫来杀。杀剥后架上木架，连同预先备下的十几色祭品，抬到祠堂祭祀祖宗——祖祭是由拈阄决定，并非每家每年都要当值。
祭祖毕，将猪抬回家分割。至亲之家要送新鲜猪肉一二斤不等，余者则腌成腊肉，或切碎成肉丁和五香灌制香肠。一头猪的肠不够，要预先到肉铺添购几副，才能做成许多串肠子供大家庭食用。腌鸡、腌鸭、腌各色鱼也于此时动手。猪头必须保持完整，头部只留毛一撮，以备将来应用时编成小辫，上插红纸花。同时腌下首尾留毛羽的大公鸡，长二尺以上的大鲤鱼各一，称为“三牲”，留作除夕“谢年”之用。以后又翻黄历，在腊月里，挑选一个吉日，做年糕米贝果等类。材料是糯粳米各半，水磨成粉，搓半干，揿入枣木制的模型中，那些模型虽比不上《红楼梦》什么“莲叶羹”的银制模型精致，花色却颇繁多，有“福禄寿三星”，有“刘海戏金蟾”，有“黄金万两”、“步步平安”，还有“财神送宝”、“观音送子”等，无非是取个好兆头罢了。糕饼制成后，入大蒸笼蒸熟摊冷，用新泉浸于大缸，新年里随意取若干枚，或炒或煮，用以招待亲朋，一直要吃到元宵以后。做妥年糕米贝果，接着送黄豆到豆腐作坊换取豆腐。换来后，切块，煎以香油，渍以青盐，盛于瓦钵，供正月里佐膳之用。因为新年里有好多天买不到豆腐。
孩子们最欢喜的莫如“做糖”了。先预备了炒微焦的芝麻、爆米，用溶化的麦芽糖在热锅里将这些材料混合，起锅趁热搓成长条，拍得方整，利刀切片。纯粹的黑白芝麻糖，顶香、顶好吃；单是爆米的则为次等货。花生米、蚕豆、豌豆、葵子，逢到新年，消耗量数可观，所以也要大事预备。
送灶，各地皆在腊月廿四，我乡为了廿四接祖，故改在廿三，香烟纸马外供品里必不可少的是麦芽糖和糯米圆子二色。因为灶君上天，将在玉皇大帝前报告我们一家这一年里所行各事。人们行事总是恶多善少，老头儿据实上陈，我们尚感吃不住，倘若他一时高兴，加些油盐酱醋，那岂不更糟。麦芽糖和糯米团最富黏性，黏住灶公牙齿，他上天奏事的时候，说话含糊不清，玉帝心烦，挥手令退，他老人家自己也内愧于心，及时住口了。愚弄鬼神一事，我们中国人可算聪明第一：宋代便有“醉司命”，用酒糟敷满神龛，使得灶公醉醺醺地上天无法播弄是非。独怪灶公年年上当永不觉悟，这种颟顸老子，真只配一辈子坐在厨房里，火烈烟薰！
前面说过祖宗崇拜是我们家乡唯一宗教。祖宗不唯在全村第一宏丽的家祠里接受阖族祭祀，还要回到各个家庭，和子孙一起过年。腊月廿四日，乃祖宗“下驾”之日，各家先数日收拾正厅，洒扫至洁，从全家最高处的阁楼，将祖宗遗容请出，一幅幅挂起。祖宗服装，从明朝的纱帽玉带直到清代的翎顶朝珠，将来当然还要加上民国的燕尾服，大礼帽，不过在我这一代还没有看见，想必将来祖宗喜神仅用照片，不必绘画了，那个正厅，上挂红纱宫灯，下铺红毯，供桌和坐椅一律系上红呢帷幕，案上红烛高烧，朱盘高供，满眼只觉红光晃漾，喜气洋洋！
“接祖”的一桌供品，丰盛自不必说。礼毕，只留干果素肴，荤菜则由家人享受。
到了除夕，又须大祭祖宗一次。又向天摆出猪头等三牲，名曰“谢年”，并将灶公接回凡间。而后阖家老幼，团聚吃“年饭”，饭毕，长辈互相用喜庆话道贺，晚辈则向长辈磕头辞岁，大人则每人赏以红包，名曰“压岁钱”。以前每人不过青蚨一百，渐变为银洋一元，恐小孩无知，说出不吉利的话，预先用粗草纸将各孩子嘴巴一擦，并贴出一张字条，大书“童言无忌”，则可逢凶化吉。
吃年饭的时候，照例要在中堂置一大火盆炽满兽炭，火光熊熊，愈旺愈好，象征一年的好运。
有守岁者，或摸着小牌，或磕着瓜子闲谈，开始精神颇旺，似乎可以熬个通宵，晨鸡初唱，便觉呵欠连连，不由沉入睡乡。不过元旦总该早起，打开大门，放一串鞭炮，以迎东来之喜气。
除夕前春联喜帖早已贴就，红纸条由正房、正厅直贴到猪栏、鸡栅，甚至扫帚上也贴，粪勺把儿上也贴。纸条上所写的无非是吉利话。
新正三日是我们中国人绝对休息的日子，读书人不开书卷，不拈笔墨，女人不引线穿针，磕得满地瓜子壳，抛得满地纸屑，只有由它。第二日，实在看不过了，才略略扫向屋角，说这些是“财气”，保留屋中才是聚财之道。直到第三日，室中垃圾，始用畚箕之类扫除出去。
元旦一早，凡家中男子都衣冠整肃，到宗祠向祖宗贺年，女子则没有这项权利，这是旧时代“重男轻女”习惯所酿成的现象。距宗祠过远者，只在家里拜拜了事。
拜祖后，大家开始互相登门贺岁，到处是恭喜声，断续鞭炮声，孩子掷“落地金钱”的劈拍声，家庭里则纸牌声、麻将声，连续七日。到了“上七”，又要办供品祭祖，自己也享受一顿。
每逢新年，人们个个放松自己，尽量休息，我们的肠胃则恰得其反，不但不能罢工，还要负起两三倍劳动责任。大概自腊月廿四祖宗下驾日吃起，直吃到上七，天天肥鱼大肉，糖饼干果，一张嘴没有片刻之闲。顶苦的是到人家贺年一定要“端元宝”。所谓元宝便是茶叶鸡蛋。你到了人家当然要坐下款语片刻，主人端出盛满各色糖果的“传盒”，你拈起一粒糖莲子，或几颗瓜子尚不算费事，等他捧出内盛“元宝”两枚的一只盖碗，无论如何，非端不可，一家两只元宝，十家便是廿只，你便有布袋和尚的大肚皮，想也盛不下，只有向主人说“元宝存库”，明年再来“端”吧。但也有许多主人，不肯负保管责任，非要你当场“端”去不可，那才叫你发窘。我想中国人很多患胃扩张症，又多患消化不良，也许与过年过节之际，痴吃蛮胀有关。
过了上七必须忙元宵的灯会，青年们兴高采烈，扎出各色灯采，又要预备舞狮子、玩龙灯，过了元宵，年事才算完结，大家收拾起一个多月以来松懈、散漫的生活，又来干各人正当生活了。
人物介绍
苏雪林（1897—1999），著名作家。生于浙江省瑞安县。曾被阿英称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其散文除若干写景外，多为记人叙事抒怀的随笔小品。其文语言明快，文白夹杂而多见理趣。
除夕杂碎
叶灵凤
卖懒卖懒，卖到年三十晚，人懒我啥懒？
据说这是从前年三十晚，广州的孩子们提着灯笼上街去“卖懒”时所喊的词句。
每逢到了所谓年三十晚，像我们这样的人，一年四季执着笔，要懒也没有机会可懒。在这年三十晚，若是有人“卖懒”，真想买他一天来享受一下。
孩子们除夕卖懒的风俗，不仅广州有，就是江浙也有。苏州人名“卖懒”为“卖痴”，所唱的词句是：“卖懒卖痴，人痴我不痴”。可是屈大均却说广州人年终以火照路，名曰卖冷，未知是另一种风俗，还是他将“懒”和“冷”记错了。
卖懒和“出卖重伤风，一见就成功”一样，能令听者掩耳疾走。但在除夕却另有一种卖声为人所欢迎的，那便是小贩卖“发财大蚬”了。我不知本地人在过年要买蚬，而且以蚬为发财象征的原因所在。也许是由于乡下人认为蚬是丰年的产品，蚬多则年丰，螺多则年凶，所以要在岁尾年头买蚬取吉兆吧。
蚬有多种，有白蚬、黑蚬，生在沙里的色黄，名黄沙大蚬，过年所卖的就是这一种。蚬容易传染肠热症，在平时本是很少人随街大声叫卖的。但一到年三十晚和大年初一，小贩却在木盆里摔着红纸高叫“发财大蚬”，也很少有人来干涉了。
除夕晚上的那一餐饭，本地人名为“团年”，上海人则称为“吃年夜饭”，其实是年终请客的变相，往往事先邀了许多朋友亲戚来参加，而且不一定要在除夕。从送灶以后，随时都可以“吃年夜饭”，这真如鲁迅先生所说，实在“洋场气十足”。
过年当然有喜有愁，但无论怎样困难的情形，若是能挨过除夕晚上，则明天早上任何人见了，都要“恭喜恭喜”，一切都可以暂时放下不提。因为按照本地的过年规矩，虽然年三十晚可以提了灯笼来收账，但一过午夜，吃了团年饭以后，见了面只“恭喜恭喜”，其他一切暂时免开尊口了。
人物介绍
叶灵凤（1905—1975），原名叶蕴璞。江苏南京人。少年时曾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习。1925年加入创造社，开始文学创作。曾主编过《洪水》半月刊，是创造社后期的重要成员。1926年与潘汉年主编《幻洲》半月刊。1928年主编《现代小说》和《现代文艺》。1934年与穆时英合编《文艺画报》。1938年去香港，在港30多年一直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还编过《立报·言林》、《万人周刊》。
他早期小说具有浪漫主义倾向。代表作为《女娟氏之遗孽》。还有短篇《菊子夫人》，长篇《红的天使》、《未完成的仟悔录》等。他的散文小品都写得平淡而意味隽永，如《香港方物志》等。
年味忆燕都
张恨水
旧历年快到了，让人想起燕都的过年风味，悠然神往。我上次曾说过，北平令人留恋之处，就在那壮丽的建筑，和那历史悠久的安逸习惯。西人一年的趣味中心在圣诞，中国人的一年趣味中心，却在过年。而北平人士之过年，尤其有味。有钱的主儿，自然有各种办法，而穷人买他一二斤羊肉，包上一顿白菜馅饺子，全家闹他一个饱，也可以把忧愁丢开，至少快活二十四小时。人生这样子过去是对的，我就乐意永远在北平过年的。
我先提一件事，以见北平人过年趣味之浓。远在阴历七八月，小住家儿的就开始“打蜜供”了。蜜供是一种油炸白面条，外涂蜜糖的食物。这糖面条儿堆架起来，像一座宝塔，塔顶上插上一面小红纸旗儿。塔有大有小，大的高二三尺，小的高六七寸，重由二三斤到几两。到了大年三十夜，看人家的经济情形怎样。在祖先佛爷供桌上，或供五尊，或供三尊，在蜜供上加一个打字云者，乃打会转出来的名词。就是有专门做这生意的小贩，在七八月间起，向小住家儿的，按月份收定钱，到年终拿满价额交货。这么一点小事交秋就注意，可见他们年味之浓了。因此，一跨进十二月的门，廊房头条的绢灯铺，花儿市扎年花儿的，开始悬出他们的货。天津杨柳青出品的年画儿，也就有人整大批的运到北平来。假如大街上哪里有一堵空墙，或者有一段空走廊，卖年画儿的，就在哪里开着画展。东西南城的各处庙会，每到会期也更形热闹。由城市里人需要的东西，到市郊乡下的需要的东西，全换了个样，全换着与过年有关的。由腊八吃腊八粥起，小市民的趣味，就完全寄托在过年上。日子越近年，街上的年景也越浓厚。十五以后，全市纸张店里，悬出了红纸桃符，写春联的落拓文人，也在避风的街檐下，摆出了写字摊子。送灶的关东糖瓜大筐子陈列出来，跟着干果子铺、糕饼铺，在玻璃门里大篮、小篓陈列上中下三等的杂拌儿。打糖锣儿的，来得更起劲。他的担子上，换了适合小孩子抢着过年的口味，冲天子儿、炮打灯、麻雷子、空竹、花刀花枪，挑着四处串胡同。小孩一听锣声，便包围了那担子。所以无论在新来或久住的人，只要在街上一转，就会觉到年又快过完了。
北平是容纳着任何一省籍贯人民的都市。真正的宛平、大兴两县人，那百分比是微小得可怜的。但这些市民，在北平只要住上三年，就会传染了许多迎时过节的嗜好，而且越久传染越深。我在北平约摸过了十六七个年，因之尽管忧患余生，冲淡不了我对北平年味的回忆。自然，现在的北平小市民，已不能有百分之几的年味存在，而这也就越让我回忆着了。
市声拾趣
张恨水
我也走过不少的南北码头，所听到的小贩吆唤声，没有任何一地能赛过北平的。北平小贩的吆唤声，复杂而谐和，无论其是昼是夜，是寒是暑，都能给予听者一种深刻的印象。虽然这里面有部分是极简单的，如“羊头肉”，“肥卤鸡”之类。可是他们能在声调上，助字句之不足。至于字句多的，那一份优美，就举不胜举，有的简直是一首歌谣，例如夏天卖冰酪的，他在胡同的绿槐荫下，歇着红木漆的担子，手扶了扁担，吆唤着道：“冰琪林，雪花酪，桂花糖，搁的多，又甜又凉又解渴。”这就让人听着感到趣味了。又像秋冬卖大花生的，他喊着：“落花生，香来个脆啦，芝麻酱的味儿啦。”这就含有一种幽默感了。
也许是我们有点主观，我们在北平住久了的人，总觉得北平小贩的吆唤声，很能和环境适合，情调非常之美。如现在是冬天，我们就说冬季了，当早上的时候，黄黄的太阳，穿过院树落叶的枯条，晒在人家的粉墙上，胡同的犄角儿上，兀自堆着大大小小的残雪。这里很少行人，两三个小学生背着书包上学，于是有辆平头车子，推着一个木火桶，上面烤了大大小小二三十个白薯，歇在胡同中间。小贩穿了件老羊毛背心儿，腰上来了条板带，两手插在背心里，喷着两条如云的白气，站在车把里叫道：“噢……热啦……烤白薯啦……又甜又粉，栗子味。”当你早上在大门外一站，感到又冷又饿的时候，你就会因这种引诱，要买他几大枚白薯吃。
在北平住家稍久的人，都有这么一种感觉，卖硬面饽饽的人极为可怜，因为他总是在深夜里出来的。当那万籁俱寂、漫天风雪的时候，屋子外的寒气，像尖刀那般割人。这位小贩，却在胡同遥远的深处，发出那漫长的声音：“硬面……饽饽哟……”我们在暖温的屋子里，听了这声音，觉得既凄凉，又惨厉，像深夜钟声那样动人，你不能不对穷苦者给予一个充分的同情。
其实，市声的大部分，都是给人一种喜悦的，不然，它也就不能吸引人了。例如：炎夏日子，卖甜瓜的，他这样一串的吆唤着：“哦！吃啦甜来一个脆，又香又凉冰琪林的味儿。吃啦，嫩藕似的苹果青脆甜瓜啦！”在碧槐高处一蝉吟的当儿，这吆唤是够刺激人的。因此，市声刺激，北平人是有着趣味的存在，小孩子就喜欢学，甚至借此凑出许多趣话。例如卖馄饨的，他吆喝着第一句是“馄饨开锅”。声音宏亮，极像大花脸喝倒板，于是他们就用纯土音编了一篇戏词来唱：“馄饨开锅……自己称面自己和，自己剁馅自己包，虾米香菜又白饶。吆唤了半天，一个子儿没卖着，没留神罗去了我两把勺。”因此，也可以想到北平人对于小贩吆唤声的趣味之浓了。
人物介绍
张恨水（1895—1967），现代作家。祖籍安徽潜山，生于江西广信。
年任芜湖《皖江日报》编辑，开始写作生涯。1919年赴北京，任《益报》校对、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编辑、北京世界通讯社编辑。1924年主编《世界晚报》副刊《夜光》，1935年在上海编辑《立报》副刊《花果山》。次年往南京与张友鸾创办《南京人报》，编辑副刊《南华经》。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重庆，任《新民报》主笔，并主编副刊。1946年任北平《新民报》总经理，编辑副刊《北海》。1948年辞去《新民报》职务。此后任文化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张恨水一生写了约3000万字的作品，中长篇小说达100余部。他是由深受鸳鸯蝴蝶派影响的旧派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的代表性作家。主要作品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纸醉金迷》、《魍魉世界》等，还著有古典文学论集《水浒人物论赞》、散文集《山窗小品》，以及大量杂文和诗词等。
过节和观灯
沈从文
端午给我的特别印象
说起过节和观灯，每人都有一份不同的经验。
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大国，地面广、人口多、历史长、分布全国，各民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又不一样，所以一年四季就有许多种节日，使用不同方式，分别在山上、水边、乡村、城镇举行。属于个人的且家家有份。这些节日影响到衣食住行各方面，丰富人民生活的内容，扩大历史文化的面貌，也加深了民族团结的感情。一般吃的如年糕、粽子、月饼、腊八粥，玩的如花炮、焰火、秋千、风筝、灯彩、陀螺、兔儿爷、胖阿福，穿戴的如虎头帽、猫猫鞋、做闹龙舟和百子观灯图的衣裙、坎肩、涎围和围裙……就无一不和节令密切相关。较古节日已延长了两三千年，后起的也有千把年历史，经史等古籍中曾提起它种种来历和举行的仪式。大多数节日常和农事生产相关，小部分则由名人故事或神话传说而来，因此有的虽具全国性，依旧会留下些区域特征。比如为纪念屈原的五月端阳，包粽子，悬蒲艾，戴石榴花，虽然已成全国习惯，但南方的龙舟竞渡，给青年、妇女及小孩子带来的兴奋和快乐，就决不是生长在北方平原的人所能想象的！
大江以南，凡是有河流可通船舶处，无论大城小市，端午必照例举行赛船。这些特制龙船多窄而长，有的且分五色，头尾高张，转动十分灵便。平时搁在岸上，节日来临前，才由二三十个特选少壮青年，在鞭炮轰响、欢笑呼喊中送请下水。初五叫小端阳，十五叫大端阳，正式比赛或由初三到初五，或由初五到十五。沅水流域的渔家子弟，白天玩不尽兴，晚上犹继续进行，三更半夜后，住在河边的人从睡梦中醒来时，还可听到水面飘来嘭嘭当当的锣鼓声。近年来我的记忆力日益衰退，可是四十多年前在一条六百里长的沅水和五个支流一些大城小镇度过的端阳节，由于乡情风俗热烈活泼，将近半个世纪，种种景象在记忆中还明朗清楚，不褪色，不走样。
因此还可联想起许多用“闹龙舟”做题材的艺术品。较早出现的龙舟，似应数敦煌壁画，东王公坐在上面去会西王母，云游远方，象征“驾六龙以驭天”。画虽成于北朝人手，最先稿本或可早到汉代。其次是《洛神赋图卷》，也有个相似而不同的龙舟，仿佛“驾玉虬而偕逝”情形，作为曹植对洛神的眷恋悬想。虽历来当做晋代大画家顾恺之手笔，产生时代又可能较晚些。还有个长及数丈元明人传摹唐李昭道《阿房宫图卷》，也有几只装饰华美的龙凤舟，在一派清波中从容荡漾，和结构宏伟建筑群相呼应。只是这些龙舟有的近于在水云中游行的无轮车子，有的又和五月端阳少直接关系。由宋到清，比较著名的画还有张择端《金明争标图》、宋人《龙渡图》、元人王振鹏《龙舟竞渡图》、宋人《西湖竞渡图》、明人《龙舟竞渡图》……画幅虽不大，却相当生动美丽，反映出部分历史真实。故宫收藏清初十二月令画轴《五月端阳龙舟图》，且画得格外华美热闹。
此外明清工人用象牙、竹木和剔红雕填漆做的龙船，也有工艺精巧绝伦的。至于应用到生活服用方面，实无过西南各省民间挑花刺绣：被面、帐檐、门帘、枕帕、围裙、手巾、头巾和小孩穿的坎肩、涎围，戴的花帽，经常都把“闹龙舟”作主题，加以各种不同艺术表现，做得异常精美出色。当地妇女制作这些刺绣时，照例必把个人节日欢乐的回忆，做新嫁娘做母亲对于家庭的幸福愿望，对于儿女的热爱关心，连同彩色丝线交织在图案中。闹龙舟的五彩版画，也特别受农村中和长年寄居在渔船上、货船上的妇孺欢迎，能引起他们种种欢乐回忆和联想。
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
还有特具地方性的跑马节，是在云南昆明附近乡下跑马山下举行的。这种聚集了近百里内四乡群众的盛会，到时百货云集，百艺毕呈，对于外乡人更加开眼。不仅引人兴趣，也能长人见闻。来自四乡载运烧酒的马驮子，多把酒坛连驮架就地卸下，站在一旁招徕主顾，并且用小竹筒不住舀酒请人品尝。有些上点年纪的人，阅兵点将一般，到处走去，点点头又摇摇头，平时若酒量不大，绕场一周，也就不免给那喷鼻浓香酒味熏得摇摇晃晃有个三分醉意了。各种酸甜苦辣吃食摊子，也都富有云南地方特色，为外地所少见。妇女们高兴的事情，是城乡第一流银匠到时都带了各种新样首饰，选平敞地搭个小小布棚，展开全部场面，就地开业，煮、炸、捶、錾、吹、镀、嵌、接，显得十分热闹。卖土布鞋面枕帕的，卖花边阑干、五色丝线和胭脂水粉香胰子的，都是专为女主顾而准备。文具摊上经常还可发现木刻《百家姓》和其他老式启蒙读物。
大家主要兴趣自然在跑马，特别关心本村的胜败，和划龙船情形相差不多。我对于赛马兴趣并不大。云南马骨架多比较矮小，近于古人说的“果下马”，平时当坐骑，爬山越岭腰力还不坏，走夜路又不轻易失蹄。在平川地作小跑，钻子步走来匀称稳当，也显得蛮有精神。可是当时我实另有会心，只希望从那些装备不同的马背上，发现一点“秘密”。因为我对于工艺美术有点常识，漆器加工历史有许多问题还未得解决。读唐宋人笔记，多以为“犀皮漆”做法来自西南，是由马鞍鞯涂漆久经摩擦而成。“波罗漆”即犀皮中一种，“波罗”由樊绰《蛮书》得知即老虎别名，由此可知波罗漆得名便在南方。但是缺少从实物取证，承认或否认仍难肯定。我因久住昆明滇池边乡下，平时赶火车入城，即曾经从坐骑鞍桥上发现有各种彩色重叠的花斑，证明《因话录》等记载不是全无道理。所谓“秘密”，就是想趁机会在那些来自四乡装备不同的马背上，再仔细些探索一下究竟。结果明白不仅有犀皮漆云斑，还有五色相杂牛皮纹，正是宋代“绮纹刷丝漆”的做法。至于宋明铁错银马镫，更是随处可见。云南本出铜漆，又有个工艺传统，马具制作沿袭较古制度，本来极平常自然。可是这些小发现，对我说来却意义深长，因为明白“由物证史”的方法，此后应用到研究物质文化史和工艺图案发展史，都可得到不少新发现。当时在人马群中挤来钻去，十分满意，真正应合了古人说的，“相马于牝牡骊黄之外”。但过不多久，更新的发现，就把我引诱过去，认为从马背上研究老问题，不免近于卖呆，远不如从活人中听听生命的颂歌为有意思了。
原来跑马节还有许多精彩的活动，在另外一个斜坡边，比较僻静长满小小马尾松林子和荆条丛生的地区，那里到处有一簇簇年轻男女在对歌，也可说是“情绪跑马”，热烈程度绝不下于马背翻腾。云南本是个诗歌的家乡，路南和迤西歌舞早闻名全国。这一回却更加丰富了我的见闻。
这是种生面别开的场所，对调子的来自四方，各自蹲踞在松树林子和灌木丛沟凹处，彼此相去虽不多远，却互不见面。唱的多是情歌酬和，却有种种不同方式。或见景生情，即物起兴，用各种丰富譬喻，比赛机智才能。或用提问题方法，等待对方答解。或互嘲互赞，随事押韵，循环无端。也唱其他故事，贯穿古今，引经据典，当事人照例心中一本册，滚瓜熟，随口而出。在场的既多内行，开口即见高低，含糊不得。所以不是高手，也不敢轻易搭腔。那次听到一个年轻妇女一连唱败了三个对手，逼得对方哑口无言，于是轻轻地打了个吆喝，表示胜利结束，从荆条丛中站起身子，理理发，拍拍绣花围裙上的灰土，向大家笑笑，意思像是说：你们看，我唱赢了。显得轻松快乐，拉着同行女伴，走过江米酒担子边解口渴去了。
这种年轻女人在昆明附近村子中多得是。性情明朗活泼，劳动手脚勤快，生长得一张黑中透红枣子脸，满口白白的糯米牙，穿了身毛蓝布衣裤，腰间围个钉满小银片扣花葱绿布围裙，脚下穿双云南乡下特有的绣花透孔鞋，油光光辫发盘在头上。不仅唱歌十分在行，大年初一和同伴各个村子里去打秋千，用马皮做成三丈来长的秋千条，悬挂在路旁高树上，蹬个十来下就可平梁，还悠游自在若无其事！
在昆明乡下，一年四季早晚，本来都可以听到各种美妙有情的歌声。由呈贡赶火车进城，向例得骑一匹老马，慢吞吞地走十里路。有时赶车不及还得原骑退回。这条路得通过些果树林、柞木林、竹子林和几个有大半年开满杂花的小山坡。马上一面欣赏土坎边的粉蓝色报春花，在轻和微风里不住点头，总令人疑心那个蓝色竟像是有意模仿天空而成的。一面就听各种山鸟呼朋唤侣，和身边前后三三五五赶马女孩子唱的各种本地悦耳好听山歌。有时面前三五步路旁边，忽然出现个花茸茸的戴胜鸟，矗起头顶花冠，瞪着个油亮亮的眼睛，好像对于唱歌也发生了兴趣，征询我的意见，经赶马女孩子一喝，才扑着翅膀掠地飞去。这种鸟大白天照例十分沉默，可是每在晨光熹微中，却欢喜坐在人家屋脊上，“郭公郭公”反复叫个不停。最有意思的是云雀，时常从面前不远草丛中起飞，扶摇盘旋而上，一面不住唱歌，向碧蓝天空中钻去，仿佛要一直钻透蓝空。伏在草丛中的云雀群，却带点鼓励意思相互应和。直到穷目力看不见后，忽然又像个小流星一样，用极快速度下坠到草丛中，和其他同伴会合，于是另外几只云雀又接着起飞。赶马女孩子年纪多不过十四五岁，嗓子通常并没经过训练，有的还发哑带沙，可是在这种环境气氛里，出口自然，不论唱什么，都充满一种淳朴本色美。
大伙儿唱得最热闹的叫“金满斗会”。有一次由村子里人发起举行，到时候住处院子两楼和那道长长屋廊下，集合了附近几个乡村男女老幼百多人，六人围坐一桌，足足坐满了三十来张矮方桌，每桌各自轮流低声唱《十二月花》和其他本地好听曲子。声音虽极其轻柔，合起来却如一片松涛，在微风荡动中舒卷张弛不定，有点龙吟凤啸意味。仅是这个唱法就极其有意思。唱和相续，一连三天才散场。来会的妇女占多数，和逢年过节差不多，一身收拾得清洁利索，头上手中到处是银光闪闪，使人不敢认识。我以一个客人身份挨桌看去，很多人都像面善，可叫不出名字。随后才想起这个是村子口摆小摊卖酸泡梨的，那个是城门边挑水洗衣的，此外打铁箍桶的工匠，小杂货商店的管事，乡村土医生和阉鸡匠，更多的自然是赶马女孩子和不同年龄的农民和四处飘乡赶集卖针线花样的老太婆，原来熟人真不少！集会表面说避疫免灾，主要作用还是传歌。由老一代把记忆中充满智慧和热情的东西，全部传给下一辈。反复唱下去，到大家熟悉为止。因此在场年老人格外兴奋活跃，经常每桌轮流走动。主要作用既然在照规矩传歌，不问唱什么都不犯忌讳。就中最当行出色是一个吹鼓手，年纪已过七十，牙齿早脱光了，却能十分热情整本整套地唱下去。除爱情故事，此外嘲烟鬼，骂财主，样样在行，真像是一个“歌库”（这种人在我们家乡则叫做歌师傅）。小时候常听老太婆口头语：“十年难逢金满斗”，意思是盛会难逢，参加后才知道原来这种会，只有正当金星入斗那一年才举行的。
同是唱歌，另外有种抒情气氛，而且背景也格外明朗美好，即跑马节跑马山下举行的那种会歌。
西南原是诗歌的家乡，我住云南乡下整整八年，所听到的不过是极小范围内一部分而已。解放后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生活日益美好，心情也必然格外欢畅，新一代歌手，都一定比三五十年前更加活泼和热情。唱歌选手兼劳动模范，不是五朵金花，应当是万朵金花！
灯节的灯
元宵节主要在观灯。观灯成为一种制度，似乎《荆楚岁时记》中就提起过，比较正确的记载，实起始于唐初，发展于两宋，来源则出于汉代燃灯祀太乙。灯事迟早不一，有的由十四到十六，有的又由十五到十九。“灯市”得名并扩大，也是从宋代起始。论灯景壮丽，过去多以为无过唐宋。笔记小说记载，大都说宫廷中和贵族戚里灯彩奢侈华美的情况。
观灯有“灯市”，唐人笔记虽记载过，正式举行还是从北宋汴梁起始，南宋临安续有发展，明代则集中在北京东华门大街以东八面槽一带。从《东京梦华录》和其他记述，得知宋代灯市计五天，由十五到十九。事先必搭一座高达数丈的“鳌山灯棚”，上面布置各种灯彩，燃灯数万盏。皇帝到这一天，照例坐了一顶敞轿，由几个得力太监抬着，倒退行进，名叫“鹁鸽旋”，便于四面看人观灯。又或叫几个游人上前，打发一点酒食，旧戏中常用的“金杯赐酒”即由之而来。说的虽是“与民同乐”，事实上不过是这个皇帝久闭深宫，十分寂寞无聊，大臣们出些巧主意，哄着他开心遣闷而已。宋人笔记同时还记下许多灯彩名目，“琉璃灯”可说是新品种，不仅在富贵人家出现，商店中也起始用它来招引主顾，光如满月。“万眼罗”则用红白纱罗拼凑而成。至于灯棚和各种灯球的式样，有《宋人观灯图》和《宋人百子闹元宵图》，还为我们留下些形象材料。由此得知，明清以来反映到画幅上如《金瓶梅》、《宣和遗事》和《水浒传》等插图中种种灯景和其他工艺品——特别是保留到明清锦绣图案中，百十种极其精美好看旁缀珠玉流苏的多面球灯，基本上大都还是宋代传下来的式样。另外画幅上许多种鱼、龙、鹤、凤、巧作灯、儿童竹马灯、在地下旋转不停的滚灯，也由宋代传来。宋代“琉璃灯”和“万眼罗”，明代的“金鱼注水灯”，和用千百蛋壳做成的巧作灯，用冰琢成的冰灯，式样做法虽已难详悉，至于明代有代表性实用新品种，“明角灯”和“料丝灯”，实物还有遗存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又还有个明代宫中行乐图，画的是宫中过年情形，留下许多好看宫灯式样。上面还有个松柏枝扎成挂八仙庆寿的鳌山灯棚，及灯节中各种杂剧活动、焰火燃放情况，并且还有一个乐队，一个“百蛮进宝队”，几个骑竹马灯演《三战吕布》戏文故事场面，画出好些明代北京民间灯节风俗面貌。货郎担推的小车，还和宋元人画的货郎图差不多，车上满挂各种小玩具和灯彩，货郎作一般小商人装束。照明人笔记说，这种种却是专为宫廷娱乐仿照市面上风光预备的。
……
我生长的家乡是湘西边上一个居民不到一万户口的小县城，但是狮子龙灯焰火，半世纪前在湘西各县却极著名。逢年过节，各街坊多有自己的灯。由初一到十二叫“送灯”，只是全城敲锣打鼓各处玩去。白天多大锣大鼓在桥头上表演戏水，或在八九张方桌上盘旋上下。晚上则在灯火下玩蚌壳精，用细乐伴奏。十三到十五叫“烧灯”，主要比赛转到另一方面，看谁家焰火出众超群。我照例凭顽童资格，和百十个大小顽童，追随队伍城厢内外各处走去，和大伙在炮仗焰火中消磨。玩灯的不仅要气力，还得要勇敢，为表示英雄无畏，每当场坪中焰火上升时，白光直泻数丈，有的还大吼如雷，这些人却不管是“震天雷”还是“猛虎下山”，照例得赤膊上阵，迎面奋勇而前。我们年纪小，还无资格参与这种剧烈活动，只能趁热闹在旁呐喊助威。有时自告奋勇帮忙，许可拿个松明火炬或者背背鼓，已算是运气不坏。因为始终能跟随队伍走，马不离群，直到天快发白，大家都“烧”得个焦头烂额，筋疲力尽。队伍中附随着老渔翁和蚌壳精的，蚌壳精向例多选十二三岁面目俊秀姣好男孩子充当，老渔翁白须白发也做得俨然，这时节都现了原形，狼狈可笑。乐队鼓笛也常有气无力板眼散乱地随意敲打着。有时为振作大伙精神，乐队中忽然又悠悠扬扬吹起“踹八板”来，狮子耳朵只那么摇动几下，老渔翁和蚌壳精即或得应着鼓笛节奏，当街随意兜两个圈子，不到终曲照例就瘫下来，惹得大家好笑！最后集中到个会馆前点验家伙散场时，正街上江西人开的南货店、布店，福建人开的烟铺，已经放鞭炮烧开门纸迎财神，家住对河的年轻苗族女人，也挑着豆豉萝卜丝担子上街叫卖了。
有了这个玩灯烧灯经验底子，长大后读宋代咏灯节事的诗词，便觉得相当面熟，体会也比较深刻。例如吴文英作的《玉楼春》词上半阕：
茸茸狸帽遮梅额，金蝉罗剪胡衫窄。乘肩争看小腰身，倦态强随闲鼓拍。
写的虽是八百年前元夜所见，一个小小乐舞队年轻女子，在夜半灯火阑珊兴尽归来时的情形，和半世纪前我的见闻竟相差不太多。因为那八百年虽经过元明清三个朝代，只是政体转移，社会变化却不太大。至于建国后虽不过十多年，社会却已起了根本变化，我那点儿时经验，事实上便完全成了历史陈迹，一种过去社会的风俗画。边远小地方年轻人，或者还能有些相似而不同经验，可以印证，生长于大都市见多识广的年轻人，倒反而已不大容易想象种种情形了。
端午日
沈从文
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
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作起点，税关前作终点，作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划船的事各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拖下水去。每只船可坐十二个到十八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支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划动便即刻嘭嘭铛铛把锣鼓很单纯的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鹳河时水战擂鼓的种种情形。凡是把船划到前面一点的，必可在税关前领赏，一匹红布，一块小银牌，不拘缠挂到船上某一个人头上去，都显出这一船合作努力的光荣。好事的军人，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500响鞭炮。
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个节日的愉快起见，便派士兵把30只绿头长颈大雄鸭，颈脖上缚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泅水的军民人等，自由下水追赶鸭子。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水面各处是鸭子，同时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
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
人物介绍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928年起，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其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