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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知道温州人会做生意，小到五岁孩童，上至六旬老太都会做生意，可谓是“全民皆商”。更有人这样描述温州人：他们口中吐火，擅长人情攻略；他们眼里有针，总能发现商机；他们脑中有鬼，总在琢磨赚钱。这就是被称为“中国犹太人”的温州人的可怕之处。
目不识丁的老太太也出来做生意
改革开放之初的温州，大多数人的生活相当的贫困，一度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加上那时国家对于温州的投入很少，在《其实你不懂温州人》一书中，作者曾这样写道：“根据权威部门统计，从建国后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国家对温州的投入累计只有5.95亿元，平均每年1983万元。温州有人口七百多万（当然解放初期没有这么多人，但从1953年到1962年十年时间，台州与丽水两个地区的大部分县属温州，
所以仍按七百万人来计算），也就是说每年每人能摊到2.83元人民币！”
就是在这种先天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后天的政策等方面的不利条件下，温州人怎么活？温州怎么发展？看到今天的温州，才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温州不仅成了中国最富裕、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且产生了“德力西”、“正泰”、“康奈”、“奥康”、“红蜻蜓”等一系列中国名牌。有人粗略地统计过，在今天的每10个地球人中，就有1人穿着温州人制造的真皮皮鞋；在每10元国内服装的产值中，就有1元是温州服装创造的。每年，温州有5~6亿只打火机走下装配线，并占领着世界70%的打火机市场；每天，温州有100万副太阳镜销往世界各地……
温州人成功了，温州人富了，于是不少人在问，温州人为什么能赚钱？
其实，温州人不是神，他们也是父母生、父母养的肉体凡胎，只不过温州人能吃苦。
为了生存、为了赚钱，他们要背井离乡走南闯北，外出经商，这在温州人看来是一种传统，
也是一种光荣。相反，若是哪个小伙子长年待在家里，便会被视为窝囊废、没出息。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我国计划经济刚刚松动之时，大胆的温州人利用传统手艺，家家户户从事起各种家庭手工艺的制作。同时，还有千千万万的温州人背起行囊走四方，从事着诸如修鞋、理发、弹棉花、卖眼镜、卖服装，这些在外人看来不起眼的小买卖。其实，正是他们的走南闯北带动了市场，也带来了今天温州的富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温州人经商的才能得到很好的施展和印证，为此，他们被称为中国最会赚钱的群体，即“中国犹太人”。
也许，你听说过许多温州人经商的故事，但是在温州广泛流传着两个目不识丁的老太太也出来做生意的故事，一定让你很感慨“中国犹太人”的厉害。
20世纪的80年代，温州平阳的一位老太太，看到家乡人外出收购兔毛能赚钱，她也坐不住了，于是走出了家门。但是她一不识字，二不会说普通话，于是，聪明的老太太想出了一个主意。她请人写了两个纸条，一张上写：“我是温州平阳人，请帮我买车票。”另一张上写着：“我要收购兔毛，每斤多少钱？”分别装在左右两个口袋中，就是凭着这两张纸条，这个老太太竟然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成了当地收购兔毛发家的万元户。
还有一个老太太同样也不识字，也不会讲普通话，但是她却敢于闯进城市大大小小的机关单位推销自家作坊生产的小商品。她成功的法宝就是她的左右手，每到一处，她总是先伸出右手，只见掌心上写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引起别人兴趣的同时，又亮出左手，上面写着：“买我的产品，给你20%的回扣。”凭借这神奇的左右手，老太太成功地推销出自己的产品，拿到了一张张让人眼红的订单。
六岁孩童卖石头标价1万元
温州人生来对钱就有着强烈的欲望。对此，在法国开店的温州人张利曾说过：“从小就知道赚钱，做生意，这是我们温州人的一种传统。”的确，许多的温州人从小就对赚钱有着强烈的兴趣，有时他们对于对经商的那种热情是很多人都无法相信和理解的。对于这一点，曾经兵败首都北京，而后又辗转到加拿大东山再起，最后又轰轰烈烈地杀回祖国发展的温州人方德华非常具有代表性。
我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
生于温州市的方德华，年仅5岁时就已经对做生意表现出了超常的热情。对于小德华来说，
世界上最好玩的游戏不是摆弄布娃娃和玩具火车，也不是捉迷藏、过家家，而是做买卖。他经常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标上价格，卖给邻居和邻居家的孩子。有的东西价格难以确定，他就把凭想像决定的价格标上。可更为离谱的是，他6岁时竟将自己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标价为1万元。姐姐认为值不了这么多钱，他的回答是：“这么漂亮的东西别人都没有，我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这种强烈的金钱意识和经商才能使他姐姐当时大吃一惊。
童年的方德华对经商表现出的激情和迷恋，影响了他今后的人生历程。
上中学后，从作业本、乒乓球到自行车，方德华什么都卖。“客户对象”自然是自己的同学们。老师认为他学习不认真，责备他在班上做生意，结果他反倒说服了老师，把一台收音机推销给了老师。老师兴致勃勃地抱着收音机回家听去了。
考上杭州师范后，方德华还是盘算着自己的生意经。和经商比起来，上学读书反倒像是一个副业。方德华在校园里摆小摊卖书，卖文具，卖邮票，为同学联系家教收取中介费。1984年，他在宿舍里不小心撞翻了热水瓶，瓶胆碎了。看着漂亮的热水瓶外壳，方德华突然来了经商的灵感：学校里撞翻热水瓶的事儿太常见了，那么多的热水瓶撞翻了，同学们只好把好端端的外壳扔掉。因为校里校外没有一家商店专门卖瓶胆，都只卖整个儿的热水瓶。如果能弄来瓶胆卖给打翻热水瓶的同学们，肯定会受大家的欢迎。方德华立刻就在附近一家商店订购了50个热水瓶胆，带进了校园。白天上完课他在食堂门口摆摊，晚上就在宿舍里等“客户”上门，当天就把50个瓶胆卖光了。
接下来的两年里，方德华找上大商店，按期大量订购热水瓶胆，然后跑遍整个杭州所有的大中专院校，委托学生代理销售瓶胆。在促销尚未被人们所认识的20世纪80年代，方德华还想到一种当时比较超前的促销手段：他向买瓶胆的学生保证，两天之内如果瓶胆又碎了，他可以免费给换一个。自然，热水瓶胆两天就碎的可能性太小了，谁也犯不着为一只瓶胆耍赖使刁。这一条对方德华来说有和没有区别不大，但对学生来说可就不同了，他们觉得在买热水瓶胆的同时带回去了一个保证，还有着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他们觉得很新鲜、很放心。在校期间，方德华还成立了一个家教中心，贴出海报宣传，将宿舍作为基地，自己就做中介，为校外请家教的人找家教，为同学们找活儿干，业务繁忙。
1986年，方德华毕业了，此时他的存款已超过了1万元。别的同学都在为毕业后的出路牵肠挂肚，方德华却忧烦俱无。他觉得自己也算是有点资本了，不如索性下海去实现自己发财的梦想。
在加拿大当老板
然而商海风高浪大，毕业后他来到北京开了一家文化公司，不到一个月就倒闭了。可是方德华并不死心，经过一番冷静的思考和自己的调研之后，他又将发展的方向定在了大众消费品的批发零售业务上。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到了1994年，他苦心经营的公司又一次破产。
这时的方德华一咬牙，去了加拿大。踏上陌生土地的第二天，方德华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来到了一个大超市，对他们的主管说：“我来给你当工人，不要报酬，什么都不要。
只学英文。”就这样，方德华在加拿大当起了打工仔。半年之后，他已熟练掌握了市场交易的日常用语，于是果断离开了那家超市。
这之后的一年中，方德华先后在各个场所打工，继续学习英语，了解风俗人情，找寻机会。
经历了一番磨炼和精心准备之后，方德华觉得到了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1996年，他终于在加拿大办起了自己的公司，当上了老板。因为经营得法，方德华在1997年又连续在蒙特利尔开了三家分店，两年之后，在加拿大事业基础比较坚实的情况下，方德华决定“杀”回大陆。
在2000年，方德华以加拿大一家食品机构公司和美国的一家百货公司在中国的总代理身份来到了北京，先后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掀起了“一级代理”大风暴。不久之后，方德华就收购了大众百货公司，重新命名为大众百货。这使方德华的事业又一次攀上了新的高峰，这就是当年那个一块石头就标价10000元的6岁孩童的人生，他一波三折，但最终铸就了自己事业的辉煌。
谈及自己的成功，在《中国犹太人：海外温州商人成功纪实》一书中，方德华是这样描述的：
“就经商而言，在天赋和能力上，上天给了我很多。而在性格上，我还远远不够优秀。我最佩服李嘉诚，李嘉诚是商业上当之无愧的奇才……作为商人，虽然不能太投机取巧，但也不能过于谨小慎微，那样就不可能成为大企业家。做企业必须有胆量，也就是说在深思熟虑之后要敢于行动。自信心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否则什么都无从谈起。”
朱镕基总理曾经这样盛赞温州人：“既能睡地板，又能当老板。”的确，很少有哪个成功的温州老板不曾经历过艰苦的创业生涯。
现在的威力打火机有限公司拥有上亿元资产，但老总徐勇水当初在外做生意时，天天吃冷馒头，睡车站码头。在东北做废弃边角铝片生意时，自己装车、押运，手和脚都磨出了血泡，
衣服从没干过，老远就能闻到汗臭味。
还有虎牌打火机的创始人周大虎，为了创业，一家人在没有厕所、没有厨房、没有窗户、没有空调的小阁楼里住了五年。
现任武汉温州商会副会长、武汉万家隆超市有限公司董事长罗云远可谓功成名就，但当初16岁的他开始创业时，身上只有几十元钱，曾经因为走投无路而在武汉街头饿了三天三夜。而现在，他参与投资创建了占地1000多亩的武汉温州工业园，首期投资就接近两个亿。正所谓能吃大苦，才能发大财，罗云远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87年的一天，16岁的罗云远随身携带了一百多块钱走出了家门，出来闯荡了。可是到达武汉后不久，他身上只剩下几十元钱了。那个时候，他开始担忧起自己的生计来，于是只能去吃最便宜的清汤面，接连几天后，连吃面的钱也没了，只好挨了三天的饿。
后来，走投无路的他只好向老乡和朋友求助，借了钱租了一个门面，又四处找人，从老乡那里借了一部分货物，一间很简陋的小店面开张了。开始几年，生意勉强能糊口。
但他觉得做这行不是发财之道，不久又转入五金行业。这次，他有了货源优势：家乡温州龙湾区是生产五金电料的大基地，亲戚朋友很多做这行。1993年，罗云远在清芬路以1000元/月的价格租下一间30平方米的门面，他从朋友那里赊货出来做批发。
凭着“亏本买卖”的生意经进的货以低于进价卖，引得客户纷至沓来，销售增长很快。一年过去，高进低出也只亏了两三万元，但厂家“借”给他的货源达到几十万元。罗云远用这些铺货借鸡生蛋，如卖出货款20万元，再进回100万元的货，就这样生意越做越大。
就在1995年的一天，罗云远和一帮朋友吃饭，他随便问一位在电力系统工作的朋友，下一步有什么动作，对方透露：湖北省电网马上要开始改造。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罗云远凭着一种商人的特有敏感，觉察到了这里面的大商机。他想到：一旦改造电网，肯定需要大量的电表、电线、电缆之类的东西。如果每家每户都需要一块电表，那将是一个多大的市场！
于是，罗云远为了抢占这个商机，第一时间赶赴浙江，找到一家中外合资的五金厂，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得到了该厂电表的湖北地区独家代理权。而那时的湖北市场上，符合国家标准的电表还不多。就这样，湖北的电网改造历时五年，手握大量优质产品的罗云远一下子就获得了两三千万元的销售额。
但是，这时的罗云远越来越不满足于五金电料市场中那点微薄的利润。他在寻求着更大的商机。后来，在一次世界温州人联谊会上，罗云远得知飞利浦国际照明集团想与国内商家合作建厂，开发中国市场，这令罗云远十分心动。于是，通过一个在法国的温州华人牵线搭桥，
他和飞利浦签下了合同。
接下来，罗云远来到广东中山古镇这个世界最大的灯饰市场，斥资1000万元，兼并了当地的一家工厂，凭着当地在原材料、贴近市场等各种有利的资源建起了自己的企业。该企业投入生产后，一年就实现产值两千万元。
现在的罗云远正在筹建一个千亩的温州商贸城，力求将温州模式直接带到武汉，这就是那个曾经吃过苦、挨过饿的温州人创下的辉煌。
中国另类的“游牧民族”
“中国犹太人”
温州人就如同一个游牧民族，为了赚钱，他们四处流浪，四海为家。过去人们常说：海水所及之处皆有华人。今天人们会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必定有温州人，有钱赚的地方，也必有温州人。“中国犹太人”已成为温州人的代称。
自古以来，温州人就有不断地向外迁徙的历史。温州是全国重点侨乡，有上千年移民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北宋。现今侨居海外及港澳台的温州人就有好几千万，分布在世界87个国家与地区，主要是在西欧与美国。
法国、意大利、美国是温州移民三大聚居国。然而作为“
中国犹太人”，温州人安家落户的身影在全世界五大洲都可以看到，甚至远至你根本没听说过的一些国家，比如布基纳法索——一个西非小国，比如苏里南——一个南美小国。
究其原因，就是温州人有着野草一样的生命力，无论走到什么样的地方，他们都会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凭的就是一种极强的适应力和强烈的赚钱欲望。
“温州人四海为家，哪里能赚钱，我们就到哪里。”现任泰州市浙江工商会会长的张连松说，泰州是一个新组建的地级市，处在“长江三角洲”与苏北地区结合部，城市不大，但发展空间和潜力却很大。这里的很多项目和市场还处于空白。另一方面，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已具备了大规模吸纳外来资本的能力。从市场进入的门槛、投资成本、经营风险等因素看，上海和苏南城市要比泰州高得多，而且那里的许多投资项目竞争已经饱和。想要再掘一桶金，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张连松认为，从真正意义上讲，温州的民间资本完成原始积累并具备向外扩张能力始于最近这两三年，而且这种扩张也只是一种中小规模的资本扩张。在这种情形下，只能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寻找适宜生长壮大的空间。可以这么说，只要有钱赚，温州人就会四处闯荡，
忍受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
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员流动，经商潮、打工潮一波接一波，但总体的趋势是内地往沿海跑，北方往南方跑。要打工，当然是工业发达地区好找活干；要经商，当然是生意繁荣之处有钱赚。但温州人却反其道而行，他们往内地跑，往北方跑，往落后的角落跑，有很多温州商人甚至一跑就跑到塞外边陲、穷乡僻壤。温州人到了落后地区，总是能在那里发现商机，找到财路。
这是温州人的特性使然，他们喜欢开创新路，不喜欢跟风。发达地区商业发达，新路子不多；落后地区相对闭塞，市场缺口大，更具发展潜力。温州人最早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总是能赶在开发潮流之前抵达落后地区。据统计，在西部大开发仅仅开始动议时，西部各省会城市中已充斥着大批温州商人，数量达30余万。其中以四川最多，有12万温州人；其次为云南、陕西、新疆等省区。成都、西安、昆明三大城市的温州商人均在4万以上。连最偏远的新疆和拉萨，也有成千上万的温州人在那里经商。
扎根新疆十年，成就棉花大王
新疆居于中国最边远的大西北，它的幅员辽阔、它的地广人稀、它丰富的物产却吸引了很多的温州人前来生存经营。现为永嘉在外商会会长中最年轻的会长李松才，就是一个自高中毕业就独身一人到新疆闯天下的温州人。经过十多年的拼搏、奋斗，现在的李松才在北疆地区已拥有6个轧花厂，年产值超过2亿元，成为了新疆地区赫赫有名的棉花大王。
1990年，李松才高中刚毕业，就凭着一种强烈的创业激情，只身一人来到地处边缘、幅员辽阔的新疆自治区。概括李松才在新疆的经历，大致有三个大的转折：
首先，第一个成功进驻“新百”之人。在那时的新疆，规模最大、品位最高、信誉最好的商厦就是当时的新疆百货大厦，李松才认准了“新百”的黄金地段柜台的承包权。于是，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他找到了“新百”的总经理，说明了自己的要求，也许是被面前这个温州青年的勇气所打动，从来没有私人承包柜台经营的“新百”居然为他破例了一次。此后，顺利租到柜台的李松才，在“新百”经营起了皮鞋和服装，当年就获利丰厚，为他在新疆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创办新疆地区第一家民营轧花厂。20世纪的90年代，新疆的棉花渐渐成为抢手货，于是，不少的温州人先后来到新疆通过收购或者贩卖棉花发了大财。商业嗅觉敏锐的李松才也不会放过这样的发财良机，于是，在1995年，凭借自己几年来在新疆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他率先在新疆盛产棉花的乌苏市头台乡创办第一家民营轧花厂，因为经营得当，又取得了圆满成功。就这样，李松才很快就成了当地的一个显赫人物。
最后，历经挫折，最终选定立足棉花，做大、做强。其实，很少有人在事业上会一帆风顺，李松才也不例外，从承包柜台到办轧花厂，李松才的事业一步步壮大起来。这时一心想要做大事的李松才要想扩大经营规模、拓宽经营范围，于是1998年他卖掉了轧花厂转向服装品牌连锁经营。也许是求胜心切，李松才的决策有些草率，管理上也存在问题，结果服装经营全面失败，血本无归。此时的李松才，开始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痛定思痛之后，决定重操旧业，将目标立足在棉花产业上。利用自己在新疆的资源优势，李松才重返江湖，2001年组建了新疆康瑞棉花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杀了一个漂亮的回马枪。
从此，李松才踏踏实实地将自己的产业定位在新疆的棉花上，希望在新疆自治区政府提出的发展“一黑（石油）一白（棉花）一红（西红柿）”产业王牌中，占据“一白”的独特优势，截止到2005年，李松才的康瑞棉花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在乌苏、博乐、精河等县市发展了6家轧花厂，业务遍及整个北疆地区。在今后的发展思路上，李松才说要咬定棉纺不放松，要在棉花产业里做大自己的企业。
李松才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提高，棉织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加之新疆政府的大力扶植，经营棉花必将拥有辉煌的前景。
这就是一个在新疆的温州人的创业故事。只要在商品流动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就有温州的市场。温州人这种为了生存，为了赚钱走四方的品格，改变了传统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性格，而且无数温州人成功的事实，印证了这样一句老话：树挪死，人移活。正是温州人这种为钱走四方的观念，使他们走出了封闭的家乡，来到了外面的大世界，挖取了属于自己的黄金宝藏，赢得了无数的财富。
行走在世界屋脊的温州人
众所周知，在拉萨，这个建在世界屋脊上、海拔3600多米的“日光城”，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强烈的高原反应：呼吸困难，头痛得厉害，连走路、说话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
就在这样的雪域高原，也活跃着温州人。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陆续来到这里安营扎寨，艰苦创业，抒写着一个个精彩的人生篇章。
郑月球是最早到拉萨创业的温州人之一。1980年，年仅20岁的他经过长途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目的地，高原反应又让他好几天起不了床，然而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
当时的拉萨，到处都是土房，到处都是垃圾堆，整个城市找不出几处像样的绿化带。“和温州比，这里简直落后了几十年”，郑月球笑着说，“不过，也幸亏这里穷，我们才有机会发展。”
当时有很多温州人为生计所困来到拉萨寻求发展空间。那时，在拉萨的温州人主要从事的行业有木匠、裁缝、油漆工、补鞋匠等。
“我刚来时也是做木匠，吃住都在藏民家里，而且一做就是5年。”郑月球说。可以想像一下，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到西藏华东水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这20多年间他要经历多少漫长的道路。
温州人真不愧是精明的商人，就是在木匠、油漆工这样毫不起眼的行业中，也能捕捉到发财的商机。
“这里比较落后，信息闭塞，资源又缺乏，所以只要我们能找到当地需要的东西，没有卖不掉的。”西藏华建水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晓飞对前去采访的《温州日报》的记者这样描绘当时的市场。于是，20世纪80年代末，拉萨大多数温州人开始转行，经营低压电器、服装等生意。
正是这种有利的时机使当时许多到拉萨淘金的温州人一下发达了起来。随着流动的滚滚财源，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呼朋唤友地来到拉萨。一时间，拉萨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看见温州人的身影。娘热路、青年路、林廓北路——拉萨最繁华的几条商业街上，温州人经营的店铺占80%。他们卖电器、卖服装、卖礼品、卖灯具、开娱乐场所、做工程——涉及的行业达数十个。
但是，在采访中也有不少的温州人道出了在拉萨创业的艰难，他们除了要忍受缺氧引起的高原反应，而且时常需要翻山越岭。
那简直是在玩命，不少的温州老板感慨说：“很多次，我们就是和鬼门关擦肩而过。尤其是冬天，漫山遍野是雪，车子在冰雪上滑行，经过狭窄而倾斜的山路时，身边就是悬崖绝壁，我们透过车窗，甚至可以看见山下许多事故车子的残骸。”
不过，再恶劣的环境也不能让温州人有丝毫退缩。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敢闯敢拼的精神，温州人终于在世界屋脊站稳脚跟。
今天的你，只要在拉萨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吃惊地发现，这里的低压电器被温州人垄断，这里的服装行业也被温州人占领半壁江山。更为惊人的是，温州人还在拉萨创下了许多个第一：世界海拔最高的小水电站是他们建造的，西藏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也是他们开发的，西藏最高档的娱乐场所也是他们开设的……这就是温州人，无论多么危险、多么偏僻的地方，他们凭借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汗水，耕耘出了一片片肥沃的土地，收获了累累的黄金。
抢滩商业制高点
脑中有“鬼”的温州人经商如作战。在军事上，据关守险，占据最高点，是获得胜利的一大因素；经商也是同理，如能抢占最好的商业区域，也是保证在激烈的商战中占据优势的一大法宝，天生的温商深谙此道。
在温州人看来，在一个地方做生意，一定会选择最有利的铺位：开工厂的，要选择交通便利、工业繁忙的地段；开商铺的，要选择人群集中、商业繁荣的地方。但要抢占市场的制高点，需要买下旺楼铺，得花大钱，而且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大本钱有大收益，舍不得投资怎能赚钱！因此，最有经商意识的温州人是舍得花大钱来抢占上海、北京等大都市的经商宝地的。无怪乎，无论上海的南京路还是北京的雅宝路都是温州商人竞相逐鹿的地方。
抢滩南京路
上海是我国人才、信息、资金等诸多生产要素的富集区。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商人就盯上了上海，大量的温州人通过联营合作或租赁摊位开设“窗口”的方式，在上海滩经营自己的事业。
今天，一些温州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自然而然会到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引进人才、信息、资金。有的企业甚至把生产、仓储等功能放在创业的“根据地”，而把上海作为研发、投资、决策的中心。
温州商人王均瑶曾说过：“我在温州有名气。可一到上海，太微不足道了。上海就像美国的纽约，它的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为此，他在上海投资数亿资金，购买了200亩地，建设自己的航空服务基地。
注册资金为1.3亿元的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认为，上海的人才优势无可比拟，民营企业对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仅2001年上半年，天正集团就在这里招了8个MBA，其中还有几个博士。
那么，哪里才是上海的温州人竞相争抢的商业宝地呢？很明显，早在20世纪初就名闻遐迩的南京路是这一宝地中的至宝，对商家来说是寸土寸金。能在南京路拥有一家店铺，不仅是商人的梦想，同样是生产厂家的追求，同时也是资格和品牌的需要。
2001年1月，温州日月集团斥资1.2亿元，在南京路建造了6个楼面、近1万平方米的上海明牌银楼。奥康集团的上海大型专卖店于同年3月开张。进入火红的5月，温岭“珍珠王”丁美富在南京路上创建了“珍珠城”。正如丁美富所言，到了上海，在南京路扎根，就是一个成功的佐证。为了进驻“中华第一商业街”，温州商人郑荣德的做法令人折服。
出身海岛渔家的郑荣德是一名早年闯荡上海的温州人，他创建的华东电器集团近年来在上海悄然崛起，越做越大，成为上海商界的一匹活力四射的黑马。同许多温州人一样，郑荣德也把进入南京路、取得商界名流资格、赢得更大效益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为此，2000年5月，他把公司总部迁到离南京路步行街仅有百米之遥的河南中路与天津路交叉口，在这里兴建了一幢颇具档次的6层办公大楼，楼面镶嵌的花岗岩使得整座大楼看上去华贵典雅。按理说，公司现处的地段也是上海商业的繁华区。但在郑荣德心里，这里并不是他理想的目标。作为一名追求完美的温州企业家，入驻南京路并不是一个面子的问题，而是他整体构建自己企业规划中的一个理想目标。
2001年夏天，机会终于来了，原来上海新世界集团在南京路上兴建的一幢9层大楼竣工，但该集团并不想自己经营，而打算整楼出让。在郑荣德听说这一消息之前，新世界集团的决策层刚刚透出的信息，便迅速传到了北京、广东等地，当即有人闻讯而至，与新世界集团交涉。由于新世界集团知道这幢9层大楼占据了南京路的要津，因而待价而沽，并不着急。郑荣德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与新世界集团决策层进行接触，而后召集自己公司的决策要员，共商购楼大计，并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拟出了几套预案。
郑荣德当然知道上海新世界集团的意图，也知道这幢9层大楼所具有的价值，因而舍得动真格，敢出别人不忍出的大价钱。根据郑荣德的请求，新世界集团同意与华东电器集团洽谈出让事宜，但他们准备不足，原想不过是双方熟悉一下，交换一下彼此的条件，以后的谈判还会旷日持久，同时他们也对成交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以往的谈判对手很难接受他们开出的价码。而在“华东电器”一方，郑荣德的购楼之意却是一腔至诚。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为了首场谈判便能成交，缩短交涉过程一锤定音，断了其他同样看中这幢大楼的竞争对手的念想，使这幢大楼自此成为华东电器集团所有，郑荣德早已从各方面将新世界集团开列的条件打听明白。为此当双方见面、坐下寒暄过后，郑荣德便开门见山地将一份条款十分详尽的购楼意向书交给对方，显示了自己的真诚。“新世界”没有想到郑荣德竟如此爽快，因而也爽快地公开了自己的售出底线，未经几番口舌，双方便在90分钟的谈判中结出正果：以3亿元的楼价签约成交。
郑荣德终于花大价钱进驻南京路，虽然3亿元对一个民营企业来说不是小数目，但在郑荣德看来，南京路本身就是一个名牌，能在这里经营自己的公司和产品，对于打出自己品牌就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这就是精明的温州人的大手笔。
现在，一拨又一拨的温州企业还在继续入驻上海南京路。2003年，乐清华东电器集团投资3亿元购并1.5万平方米的商厦，准备建7层楼的大型商场；温州华通机电集团斥资3.5亿元在南京路建设一个温州商城。无怪乎，南京东路工商所所长阎保章感慨地说：“照此下去，闻名全国的南京路将成为温州人的天下。”
雅宝路的生意都被温州人抢走了
其实，眼界开阔的温州人不仅将目光聚焦在上海，素有“中国心脏”之称的首都北京也是温州人抢夺的风水宝地。像上海一样，温州人咬住“南京路”不放，在北京，温州人也是抓住大名鼎鼎的“雅宝路”不放。
雅宝路地处北京使馆区，起初只是一条自发的商业街，只有几个小商小贩在经营，主要向老外卖些工艺品和服装。小贩会抬价，老外喜欢中国这些小玩意，又不大会砍价，因而小贩们也就特别赚钱。许多老外来北京，雅宝路成了必去之地，非买一些东西带回去不可。老外来做生意，也由“小倒爷”变成“大倒爷”。
在雅宝路做生意最多的，是一些温州人。尤其是温州人经销的服装、皮鞋之类商品，最受老外们欢迎。闯荡北京多年的温州老板，脑子特别精，哪能放过这些送上门的洋客户，也就在雅宝路租下店面迎接这些外来客，甚至还从老家组织大量货源，并提供所需要的配套服务。看到客商纷至沓来，精明的温州人又灵机一动，租路旁宾馆的标准房，在客房里挂上商品式样，专供老外们选购。一人包一间，一间就是一个公司。雅宝路一带的5个宾馆，雅宝大厦、
吉利大厦、金盛鑫商厦、北斗星大厦和国兴大厦，全都给他们包光了。雅宝大厦有100多个房间，房客里十有八九是温州人。难怪，北京人都说雅宝路的生意被温州人抢走了。
说到雅宝路市场，温州人王伟坚是值得一提的人物。1994年，王伟坚以50万元现金，买下北京木樨园附近的北京水产实业公司大楼，并创下以800根链条锁住800个摊位的出租神话之后，又将目光瞄准了俄罗斯的贸易市场。王伟坚在北京雅宝路以大价钱买下了占地一千多平方米的北斗星大厦写字楼，并马上对大厦进行改造，然后将一个个房间出租，没几天，共40多个房间被抢租一空。因此，王伟坚被称为雅宝路市场的开创者。此外，金盛鑫大厦的老板金玉森，1991年来到了雅宝路行商，1997年，在雅宝路3号建立了金盛鑫商厦，面积2000多平方米，专营外贸服装批发，因地理位置极佳，前来租用的商人应接不暇。不出半年，全部投资就已回笼，而且净赚了800万元。
这就是温州人精彩的大手笔，为了不断地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市场，温州人就是这样以商业英雄的豪气，以巨额资金为武器，占领了一个个“制高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商业奇迹。
火眼金睛识商机
对于温州人的赚钱，世人有着各种夸张的说法。有人说，温州人往大街上一站，用鼻子闻一闻，就能嗅出哪儿有赚钱的机会；也有人说，他们的眼里有“针”，无论盯着什么，温州人都能从中找出商机，赚到白花花的银子。也许，谁也很难想象一个从温州滨海走出的穷汉子会借助羊毛衫引爆昆明这个春城的流行风；也许，谁也无法想象一个只带着自己车票钱的温州人一到上海的街头就发现机会，一下子净赚六万元，这些真实的故事都活生生地表明了温州人的确是练就了一双双识别商机的火眼金睛。
引爆春城流行风
很少有人知道现在名震昆明服装业的要振兴，曾经只是一个来自温州滨海的穷汉子。早年的丁振兴来到昆明时，只一个穷得丁当响的小商贩。虽然没有什么钱，丁振兴却有着一颗上进的心，他知道要想创造出过人的财富，必须从眼前做起，一块钱一块钱地去挣，有了一定的积累，才能去干一番大事业。在昆明青年路服装市场租到一个15平方米的小店之后，他兢兢业业、辛勤经营，一面从温州服装厂的亲戚处赊货卖，一面寻找着商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9年正是全国大兴“农贸市场”的时期，昆明也一样有了大动作——当地的螺蛳湾农贸市场要被改造成为具有强大辐射力的综合批发市场。逢此良机，温州同乡决定进驻其中。此举刺激了丁振兴，他也加入到了这个市场。当时，由于市场刚刚改造不久，
知名度并不高，市场里商户的生意不温不火，很多店铺惨淡经营。丁振兴的日子当然也并不好过，但他坚信这个市场终会红火起来。
此后不久，丁振兴发现羊毛衫在北方城市风靡紧俏，他由此有了想法：羊毛衫在四季如春的昆明会不会找到自己的消费者呢？凭着对市场的把握，丁振兴开始大量购进羊毛衫。此冒险之举在春城昆明可是一件从未有过的事情，亲朋好友因而一致反对丁振兴冒险尝试。羊毛衫到货，看着满仓库的货物，他也有些担心万一不赚钱怎么办。可丁振兴坚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断，只有冒险才有成功的机会。
第二天，丁振兴将羊毛衫上柜，果然很快便引起了客户的注意，大家挤满了丁振兴的店子。
望着火爆的场面，丁振兴开心地笑了。
正是凭借着独到的眼光，丁振兴果断地在春都昆明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流行季风。成功的商业运作使丁振兴赚得钵满盆盈，完成了必要的资本积累，成为当地商界实力派中的风云人物。
发现上海街头有怪，一下净赚六万元
温州人总有奇事、怪事，与丁振兴大胆购进羊毛衫，引爆昆明流行风相比，一位姓周的温州人行走在上海的街头，都能发现一些怪事。于是乎，生出钱道，立返温州，一下子净赚了6万元。
20世纪80年代，一位姓周的温州人只身来到上海，同许多温州人一样，他只带了来时的车票——据温州人说，他们外出求生从不带返程票，这足以说明他们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勇气。他在上海街头发现一个怪现象：大街上许多人拎着或抱着大捆大捆的文件夹、财务册等行色匆匆。这么多的上海人带着这么多的文件夹、财务册干什么呢？他打听得知，上海正在全面开展企业整顿，企业原有表格、账册全部更新。但商店里的表格账表是统一印制的，买回去还得重新编制，财务人员为此很是烦恼。
这个温州人一拍自己的脑门：这不就是商机吗？于是，周姓温州人急急赶回温州，抓紧时间设计、印刷，又按照《上海市工业企业名录大全》上提供的地址、单位名称写信寄样稿、寄订单，当年净赚6万元人民币。
可贵的是，这个周姓温州人并没就此停住，而是利用这些资本办起了文教用品厂，继续发展自己。请看他的下列业绩：
1982年，他及时捕捉到上海企业开始评定“文明企业”的信息，推出了他独家制作的“文明企业验收台账”系列产品。
1983年，他抓住国家决定开展“国家一级”、“国家二级”企业考评、验收、授号的良机，又提供了系列用品。
1992年，他抓住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条例下达前的时机，及时向上海国有企业送来了据称与“国际接轨”的企业管理账册……
短短十年间，周姓温州人在上海好戏连台，赚了700余万人民币。
由此可见，温州人能够赚钱的秘诀之一就是善于发现市场需求，捕捉商机。可以说，大千世界，市场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生财机会可谓多矣，关键的还是要看你能否练就一双敏锐的“市场眼”和具备观察市场、分析市场的能力，是否能够像温州人一样一旦发现机会，
立马付诸行动，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成功。
善于借势的温州人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聪明的温州商人都知道“借势”的妙处。如果认准了大势，但自身的力量太单薄，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势”。
温州人都非常懂得借势的道理。温州的许多企业，都是先替别人加工或是贴牌生产，等到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才开始打造自己的品牌，继而慢慢地做大做强。这其中就包括现在的上海奔腾企业集团以及温州双星皮鞋有限公司，前者是借“美的”东风，由销售名牌到生产型转轨，实现了自己企业的飞速发展；后者则是打起了鞋业老大——双星的主意，找准老大的空缺，集中自己的优势，走上壮大之路的。
借“美的”的东风
成立于2001年的上海奔腾企业集团原本只是一个小家电企业，仅仅三四年的时间，在2004年却已实现销售额近5亿元。对于这匹迅速成长的行业黑马，许多人都想知道它成功的秘诀。
其实，上海奔腾企业集团的前身只是温州一个小型的音响和空调代理商，名叫“长江实业”。和许多温州民营企业一样，“长江实业”在起步阶段，走的就是依托名牌，借船出海，迅速发展壮大的路子。
早在1993年的时候，“长江实业”的老板刘建国就开始琢磨企业如何做大的问题，那时的企业虽然经过几年的自我积累有所发展，但是刘建国感觉单纯依靠自身有些势单力薄。于是，他想到了借助或依靠大型的名牌空调机制造商的力量，做一个专业制冷行业的代理商。
那时的“长江实业”的现状是：一没有实力，二没有关系，三没有队伍，四没有网络。无奈之余，刘建国只好把眼光转向了那些当时还没成为名牌的“潜在大款”——美的和格力。
为了“靠”上这两棵可能成为“大款”的树，刘建国给出的承诺是：第一年的年销售额比前一年的翻一倍，第二年再翻一倍，第三年就成为区域市场占有率第一。
真是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经过多次的“死缠烂打”，长江终于靠上了“潜在大款”，成为美的和格力的温州独家代理商。
刘建国实现了诺言，在1993年就把美的空调由原来每年500多万的销售额做到了5000多万。之后的三四年中，长江的销售代理业务发展的越来越好，已成为浙南地区空调销售的龙头，年销售额达到了1个多亿，而美的也自然成为了温州地区甚至浙南地区的龙头老大。
1997年，长江实业更名为奔腾后，又想进一步拓展业务，又想降低风险，怎么办？它开始从为美的生产空调中一个简单的部件——空调连接管，一步步地实现由销售向生产转型。长江实业从这条工贸结合的新路子上，逐步创办了自己的工厂，也就是后来的长江空调配件厂。
2000年9月，长江家电有限公司与长江空调配件厂合并，组建为浙江长江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接着，刘建国又招兵买马，短短4个月间，自主开发成功新型智能豆浆机，新厂房一落成，马上投入生产，利用“美的”遍布全球的销售网络，迅速将产品推向市场。
2003年伊始，刘建国在“借牌”上又有新举措。他想借大上海这块金字招牌。在上海成立了奔腾实业有限公司，借助大上海这个风水宝地，使自己的事业再上了一层楼。
借地大发西瓜财
众所周知，温州三山一水，地少人多，而且土地贫瘠。于是，为了生存，大量的温州人纷纷走出温州，寻求广袤的土地资源。在温州乐清市就曾有这样的一位年轻人，他擅长种西瓜，从1999年起走出家乡温州，来到广东省租地种瓜。仅用了五六年的时间，这个温州青年就已经能够一年出售西瓜8000吨，产值近4000多万元。小小的西瓜被他做成了近亿元的大产业，他就是温州有名的西瓜大王牟帮贵，也确确实实是一个“借地生财”的高手。
出生在温州乐清市仙溪镇大岭头村的牟帮贵，自来喜爱种西瓜。从1996年开始他到附近的温岭市种瓜，那时的他创业初仅投入了5万元，此后到全国各地进行考察，发现广东、海南等地气候温和，自然条件好，适宜种西瓜。于是在他的带动下，光大岭头村就有100多户200多人在外种瓜，而在广东省种瓜的人也大多是乐清市仙溪镇和福溪镇人。
牟帮贵第一年在广东省海丰市仅种了220亩，到现在该公司在广东省雷州市的生产基地已达1260亩，全部采用机械化，施肥、浇水都用喷灌设备，一天只需6个人就能全部完成。牟帮贵说，乐清人在广东种瓜站得住脚，是因为技术好，成本低。别人一亩瓜园投入4万多元，他们只需7800元，种出的瓜则一点不比别人差，还打入了要求严格的香港市场。人家0.5公斤哈密瓜成本要3元，他们只要1元钱，因而在市场竞争中大占优势。据不完全统计，乐清瓜农去年为当地贡献了120万元的瓜税。
在多年的种瓜过程中，牟帮贵善于思考问题、总结西瓜种植的经验，在西瓜的种植上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土专家”，一般人种西瓜一年只有三个月百来天，收个一两茬，而牟帮贵可以从今年的8月份种到来年的6月份，收成高达五到十几茬。同时精明的他针对市场的需求，不断变化种瓜的品种，新疆“金凤凰”哈密瓜、日本的“西薄洛托”甜瓜、“早春红玉”西瓜、台湾“特小凤”西瓜、“新优3号”大西瓜，市场什么卖得火就种什么，主要供应浙江、北京、天津、香港和东北三省等地。大批瓜直接进入超市，光北京就有45个定点超市。
现在的牟帮贵还以技术和销售网络入股扩大生产基地，到2002年，他的瓜园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000亩，资产超过了700万元。他又有了一个新想法——到海南去借地种西瓜。他毅然地卖掉了在乐清的果园，在海口美兰区租下了1600亩地，建起了西瓜种植大棚。
由于当地劳动力价格较高，2002年9月初，他来到广西，和100多名农民签订了用工合同。
2003年1月，牟帮贵的西瓜获得了丰收。由于克服了裂果现象，平均每亩3000多公斤，总产量达到了5000吨。
现在，作为乐清市牟氏果蔬有限公司总经理牟帮贵正忙着办理护照，准备去香港、新加坡看看市场，为自己种的西瓜开辟更为便捷的绿色通道。这就是一个温州农民的壮举，借助广东、海南这些丰富的土地资源，利用一个个小小的西瓜，竟然成了远近闻名身价上亿的“西瓜大王”，温州人之善于借势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