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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广东人什么东西都敢吃，温州人什么钱都敢赚。”温州人为了赚钱，跑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想千方百计，尝千辛万苦，挣千金万银；他们为了赚钱，可以四海为家；他们为了赚钱，“龙门能跳、狗洞能钻”；他们能吃别人吃不了的苦，能够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钱。因此，他们厕所里能淘金，泥土里能生财，世博会的钱可赚，奥运会的钱也可赚，甚至连美国警服的钱也让温州人赚了。
厕所里淘金
世人都知道温州人精明，但是在温州人看来，精明也是需要灵感和智慧的。在温州，有一个普通的陶瓷厂工人，因为厂子被兼并所以下岗了。但是，不久之后，这位下岗工人竟然成了“从厕所里淘出了黄金的人”，他就是研制出“洁厕精”与“塞通”两种专利产品的王麟权。
下岗后的王麟权，一时也不知道做什么，一个四十多岁的大男人就一直闲在家中，心里有些憋气。这一天，他一不小心堵了自家的坐便器，怎么也弄不通。心情本来有些烦的王麟权就和坐便器较上了劲，非要把它弄通了才罢休。开始时他乱捅一气，忙活半天也不见效。
这时，王麟权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想法，他开始琢磨：既然自己为坐便器阻塞所苦恼，说不定天下有多少人也和我有同样的烦恼，如果我能够鼓捣出个专门疏通坐便器堵塞的东西来，
岂不是方便了大家的生活，救了大家的急？
想到这里，王麟权立即意识到这里面有商机，于是他一下子兴奋起来，立马就开始动起手来。他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长期在陶瓷厂工作，天天和卫生洁具打交道，具有相关化学试剂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一种自立自强的精神激励着他锲而不舍。经过反复试验，他终于研制出了专门用于便池除垢、下水道疏通的化学制剂“洁厕精”与“塞通”两种产品，并双双获得国家的专利。
“洁厕精”和“塞通”研制成功后，王麟权一边挂出公司的牌子加紧生产，一边申报专利保护。由于产品对路，需求量大，很快销路大开。而当时还没有厂家生产同类产品，王麟权的产品迅速行销国内市场，尽管公司规模一再扩大，有时还是供不应求，订单堆满抽屉，都来不及生产。自强自立的精神使王麟权最终成为温州巨富。
不等、不靠、不要，立足于自身的努力，坚信创业是一种仰赖于个人奋斗的行为，这就是温州人的观念。如果说王麟权的厕所淘金已经够奇、够精，那温州人的“烂鱼塘中生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烂鱼塘中发财
温州人赚钱素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在世人眼中通常没有价值的东西，温州人总能慧眼识珠，从中找到其潜在价值，从而变废为金，狠狠地赚上一笔。王明就是一个这样的温州青年，他靠着灵敏的商业嗅觉，从烂鱼塘里赚了几十万元。
1986年，武汉的汉西二路，当时的村委会对村前一口四五亩的烂鱼塘非常头疼，一直想请人填埋，可是集体账上又拿不出钱来。这时在此地谋生的温州小伙子王明听到了这个消息，仔细考察调研后，他认为这个烂鱼塘还有点用处。于是就和村委会签订30年承包合同，合同期5年一定，前5年先每年交承包费2000元。当地的村民都以为他得了病，等着看他的笑话。
原来王明考察烂鱼塘周围的环境时，他发现烂鱼塘旁边开有一家废品收购站。因为他了解到，当时有关部门正为没有地方填埋垃圾而头疼。于是，他和废品收购站的老板签订合作协议：周先生负责联系，免费让有关部门在此填埋垃圾，而废品收购站老板则负责雇人挑拣垃圾，回收的废品所得双方五五分成。
为了吸引更多的废品货源，王明还给运送垃圾的司机按0.5元每车提成。结果，仅用了半年时间，他就将烂鱼塘填了起来，王明因此获利2万元。
烂鱼塘填起来后，精于商机的王明立即在填埋起来烂鱼塘上建起了小房子出租，并在房子周围种了很多树。几年之后，这个小鱼塘变成了环境优美的四合院。每年他靠房屋出租就收了上万元。后来，因为城市建设，他承包的土地被征用，仅土地转让金就获利50余万元。
正所谓“任何东西一互了商人的手中，也就变成了商品”，在温州人看来，世界上没有不值钱的东西，只要你善于挖掘，总能找到财富之源。
订单的信函寄到了中央
世人都知道温州人很能赚钱，但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温州人的赚钱很多时候是与政治、政策的变化息息相关的。据调查，91%的温州商人都关心政治。道理很简单，经济政策是受政治影响的，只要政策活了，商业就活了，商人也就活了。因此温州商人十分关心政治。
高考一恢复，财源滚滚来
有数据表明：66%的温州人关心政治，其中91%的商人关心政治。从性别角度来讲，男性为69%，女性为62%；从学历角度看，大专及以上学历为76%，高中及以下学历为59%。这样的结果或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在外人的眼里，温州人无非是一群精明的生意人，似乎与天下大事沾不着边儿。其实温州人关心政治要从怕政治说起，正因为温州人历史上受到过很多来自政治上的打击，所以他们才认识到充分了解政治，使自己“合理合法”的重要性——这当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诚然，温州人所关心的政治多是其外延，带有极强的功利和实用主义色彩，往往是从经济角度考虑政治。
正因为温州人有关心政治、了解政治的传统，因此他们在自身的商业活动中，往往以政治为准绳。调查显示，60%的温州经营者因为某项国家政策的出台或政策提示，放弃或更有信心地作某项投资。
可以这样说，温州人就如同一群紧盯着猎物的猎人，一旦政策发生变化，赚钱的机遇来临之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出击，总能在别人尚未涉足的领域，赚得盆满锅满。因为他们坚信，没人的地方，水草最丰美，回报最丰厚。这个规律显然适用于开采政治矿藏。
1977年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值得书写的一笔，因为就在这一年，国家正式恢复了高考。温州人也从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动起了赚钱的念头。温州金乡就有一位姓许的老汉率先从中发现了商机，他先在脑子里拨起了算盘珠子，很快就描绘出了一幅喜人的场景。
许老汉脑子里的算式是这样开列的：首次高招人数不会太多，但按全国招收40万学生计算，就是一项大生意，大得足以办起一个厂。一人一枚校徽，全国就要40万个，在校的教职工也有十多万。校徽加起来就是50万个，一个卖上两毛五，就有12.5万元的进项。12万元，在那个年头，对于一个家庭，可以说是一笔惊人的财富。蓝图虽大，还要靠一步步落实，但温州人从来都是想得到做得到的，许老汉也是说干就干。于是他揣了点盘缠就出了门，到全国各地高校招生办公室索要简章，还用照相机拍了各校的校牌，然后设计出了校徽图案，剩下的事便是向全国各大高校发出合作函。
虽然事情并不像许老汉想的那样简单，但他的收获也不少。据说当时杭州一所名牌高校的办公室主任正为几千枚新生的校徽发愁，恰巧就看到了来自温州金乡的信函，打开时看到的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校徽设计图。设计美观，设计稿上的校牌字体也无误，价格更是便宜，他没有理由拒绝，于是欣然回函，确定了此事。
美国海陆空三军的军徽也是温州制造
许老汉从新闻报纸中“嗅”出大生意，这一招教会了不少的父老乡亲。成功的尝试极大地鼓舞了温州人走出家门，开始了走南闯北的推销生涯。这些年来，无论是小平逝世、香港回归、
江泽民访美……大胆的温州人甚至把订制纪念章的业务信直接寄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外交部，而且温州金乡的徽章业务已经开展到了美国的海陆空三军，甚至到了联合国。
也许你不相信，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创造这一系列事迹的人就是“徽章大王”陈加枢。
1958年出生在温州金乡镇一个农民家里的陈加枢，因为家境贫寒，15岁时，高中没有毕业就不得不辍学，进了金乡镇一家五金厂做了名学徒工。1975年秋，陈加枢应征入伍，在铁道兵部队当了一名文艺兵。1980年，陈加枢退伍回家时，看到生产徽章的作坊比较多，便也打算去跑徽章业务。
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跑了趟山西，花了100来块钱，结果就接到了7000多元的订单。
这之后，陈加枢在家乡干起了用榔槌做校徽的活。干了几年的手工作坊之后，一心想要做大的陈加枢在1983年，和四个好友合股，办起了金乡徽章厂。
起初，陈加枢为了打开自己的销路，创出自己的牌子，就花大本钱，跑到大上海，在一家大酒店搞了一个“徽章秀”，吸引了众多媒体和厂家的关注。厂子的名声大振，订单也源源不断地从各地寄来，但是因为管理上的混乱，厂子不但没有盈利，反而还亏损了十几万元。
面对这种困境，股东们都坐不住了，开始打起了退堂鼓。这时，陈加枢站了出来，他对大家说：“你们都不要的话，我要，厂子亏的几十万债务都由我负责。”陈加枢一直相信：有风险才会有利润。就这样，陈加枢大胆地接管了整个金乡徽章厂。
从这之后，陈加枢通过加强管理、改善设备、提高技术、严把质量四大步骤，很快使厂子扭亏为盈，而且成了行业内的“领头羊”。但是，心怀大志的陈加枢并不满足于在国内的领先优势，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国外。1991年，他遇到了生命之中的一个“贵人”，他就是美国军需品公司的董事长巴力·丁斯坦先生。这一年的4月，陈加枢到上海徽章厂参观，恰巧遇见了正在该厂考察的巴力先生。
头脑灵光的陈加枢意识到这有可能是他打开国外市场的一个机遇，于是力邀巴力先生到他在上海的办事处参观。在那里，这个来自美国军需品行业的大老板竟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他实在不敢相信陈加枢展示的那些精美徽章竟是出自温州农民之手。
这之后，巴力先生又亲自来到陈加枢的徽章厂进行了多方的考察，最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那就是把美国陆海空三军军徽和警察警徽的所有生产合同交给了陈加枢。要求他每个月向美军提供5万枚景泰蓝徽章，陈加枢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但是第一次和外国人做生意，而且是美国三军的军徽，那可不是儿戏，陈加枢也意识到了其中的风险和难度。
但是，他还是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费心做出的第一批样品送到美国之后，老外不买账，
说产品不合格，钱也不能给。陈加枢仔细研究了产品的质量，发现光泽度不高，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对于每个产品的细节，陈加枢都是苛求到接近完美。一波三折后陈加枢最终顺利完成了这个订单。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一旦有了好的开头，事情就好办了。做完这批订单之后，他信心大增。不久，陈加枢又听说美国警署要为34万警察换服装，他马上办好手续飞到了美国，找到了警察总署署长，讲明了情况。不久，美国警察总署派两位专员到工厂考察，当他们看到陈加枢生产的徽章不仅质量好，而且价格只是美国军工厂的一半时，当场就与陈加枢签订了生产68万套徽章的协议。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温州农民大赚了美国人一笔之后，又和联合国做起了生意，先后接下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军徽业务，这其中也包括英国、俄罗斯、沙特、阿根廷、老挝等国家的徽章业务。陈加枢说，从1991年至今，他已经为世界上52个国家做过了徽章。
不过，最让陈加枢觉得自豪的还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驻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佩戴的军徽就是来自金乡徽章厂的。为了做好这批军徽，陈加枢在军委首长的建议下一次次地改善工艺、修改样品。直到1997年，一个让首长们满意的样品交到军委主席江泽民手上时，方案才最终确定下来。
精彩的故事还在继续演绎，1999年8月24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由温州市苍南县金乡徽章厂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制作的军徽，从温州启运赴京……有人问，现在的陈加枢又在忙什么？他说2008年的奥运会快要来到了，虽然不知道奥运会徽章的最终授权到底花落谁家，但是陈加枢仍在充满自信地积极准备着……
一下买断昆明世博会八项专利权
温州人做生意一向善于抢占先机，2002年12月3日，上海申办成功2010年世博会的消息刚一传出，12月6日《温州晚报》就登出了这样一则消息：“2010年世博会商机多，温州人快做准备。”
在该文中，记者以十分煽情的语气写道：“世博会商机多多，临近上海的温州，做好了淘金的准备没有？”该报还请专家对这次7年之后的世博会潜在的商机作了分析，尤其是从交通、旅游等方面，他们精确地计算出上海到温州仅500多公里的路程，坐飞机才45分钟，乘汽车7个小时，坐火车10个小时，加之现在“四小时交通圈”的建成，温州独有的名气，所以提醒“温州的旅游业应早做准备”。
回首1999年昆明世博会，出生在温州平阳的陈绍枢，首先抢到了世博会上的一个大商机，那时世博会正在筹备之初，当组委会正为商业化运作缺乏资金而一筹莫展时，一个温州人来到昆明组委会，毛遂自荐要花120万元买断八项纪念品的会徽、吉祥物专利使用权。面对第一个出资百万元以上购买专利的人，委员会的人又是高兴又是质疑，他能一下拿出那么多现金吗？不免有人以为他在吹牛，但当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温州人一百多万的资金实实在在地到位时，人们才不得不对这位温州人刮目相看。陈绍枢确实有眼光、有魄力，这批纪念品在世博会开幕前即被抢购一空，给华江公司带来不薄的利润。陈绍枢后来说：“我预感到并坚信世博会一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功。是世博会办得好，为我们提供了赢利的黄金机会。”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陈绍枢之所以敢在昆明世博会上大显身手，是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成功地承接了1996年的第三届亚洲冬运会、重庆直辖市成立、联合国倡导的“
第十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等国内外重大体育、文化和经济、政治活动的纪念品业务。仅就经验而论，在徽章、纪念品的制作工艺上，陈绍枢也是堪称一流了。1998年，为“第十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所制作的大会纪念金卡的A面为长城和人民大会堂，B面为江泽民主席题词和会徽，共发行1998枚。此后，大会组委会鉴于他的“突出贡献”，特地向他颁发了第十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贡献奖。
这之后，陈绍枢又为中国99世界集邮展制作了一款“紫金九龙壁”高档收藏纪念品。它是由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制造，北京市泉生集币公司与北京华江艺术品有限公司（即原重庆华江实业公司）联合发行，是一个集邮品、币品、艺术品于一体的纯金高档纪念品。它不仅赢得了业内人士的好评，而且还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精明的陈绍枢为了进一步地扩大自己的影响，还特意在1999年12月，在澳门回归前夕，通过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以港澳办的名义，将他主创发行的1999号“紫金九龙壁”作为礼品，转赠给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有人由衷地感叹说，这个温州人真厉害。事实上，就是这样一位叱咤商场的温州人，曾经在早年拉过“小套”，推过平板车，还走南闯北做过推销员，也曾经住不起宾馆就在火车站候车室过夜，也曾经三伏天买根冰棍都讨价还价……其创业之初的艰辛非常人可想像。然而，
正是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善识商机的慧眼，做校徽、搞推销起家的陈绍枢一步步走向成功，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商机的他，和那个连美国警服的钱都赚的陈加枢一样，也瞄准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希望可以在这个举世瞩目的体育盛会上大捞一把……
为国庆大典做“国服”
说到温州人会做生意，会赚钱，其实很多时候，他们靠的就是一双发现商机的慧眼以及敢想敢做的勇气。一个在服装业上地地道道的门外汉，经过十几年的打拼，一举获得了中国女装首块“中国名牌”，登上了中国女装行业的至高“王位”，这个温州人已经够让人感慨的了，但是他还有一件让人更吃惊的事情：在1999年的国庆大典之中，他所在的企业是惟一被指定为国庆大典做“国服”的人。他就是上海斯尔丽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邵联勤。
其实，邵联勤进入服装行业纯属偶然。1989年的一天，作为温州一家教学仪器厂的厂长，邵联勤在上海一家饭店开完订货会后，为了给朋友带两件衣服，他来到当时的南京路的一个服装店里。赶到那儿一看，服装店里火爆的场景让他大吃一惊。他排了1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两件衣服，不能多买，因为店里规定为了让更多的顾客买到衣服，一人只能买两件。
拎着那两件衣服，邵联勤忽然想到了既然衣服在上海这么有市场，何不放弃自己原先不好做的行业，索性来卖衣服算了。想到了就干，邵联勤没有一点犹豫。于是，邵联勤以一年12万元的租金租下了上海最中心的九江路西藏路路口一个仅有12平方米的小门面，做起了女装生意。
凭着一种特有的商业敏感，邵联勤在从业不久就注意到天气转暖，于是压缩了羊绒大衣的产量，推出了驼羊毛大衣。另外，他又到国外买了10万条水貂毛皮，做领口和袖子，
结果打了个漂亮的提前仗，掘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这笔钱为邵联勤在上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发展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1995年，注册“斯尔丽”商标，定位于生产女装大衣。
1997年，销量跃居上海第一。
1998年，登上全国“王位”，销售额从500万元猛增到1.9亿元，年销大衣61万件，占全国大衣市场12%，位居第一。
斯尔丽在民营企业中的排名是：
上海100强，位居40；
全国500强，位居137。
于是，有人就来向邵联勤请教成功的秘诀，对此，他很坦率地说出两字——“学习”。
的确，从一个服装行业的门外汉到今天女装业的领头羊，时时处处都离不开学习。从了解市场、吃透市场，最后到驾驭市场，邵联勤一直在不停地学习。他个人的宗旨是：“人家做得好的地方，我先是佩服人家，然后去接近人家、学习人家，但最后必须要超过他。现在我们斯尔丽公司在国内女大衣方面已连续两年全国销量第一，年销售额也已达4亿元之巨。”
这就是一个曾经对服装行业一无所知的温州人，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创新所取得骄人成绩。但对于邵联勤来说，最荣耀、最风光的动作，是在国庆50周年庆典仪式时，斯尔丽牌西服在天安门城楼国庆大典礼仪服饰的竞标中，从全国90多家服装厂脱颖而出，一举中标，被指定为国庆大典的“国服”。
谈及当时的情况，邵联勤还是很有感触。在那一年，当他从电视中得知国庆50周年盛典，天安门城楼上的工作人员要换制服这一消息时，已经有些晚了，全国已经有400多家企业报名了，但是邵联勤还是决定去争一争。
为了能够争取到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邵联勤看了很多有关国庆庆典的书和资料，也请教了一些礼仪行家和设计师，最后决定把参加招标的制服颜色定在深色系列，比如藏青、黑色、
灰色等，这样既不古板，又显得庄重。这一招使他在招标会上获得成功——因为不少企业都是浅色系列。就这样邵联勤拿下了这张光荣的大订单。
这件事让斯尔丽一下子名声大噪。
到2003年为止，斯尔丽已经有5家服装厂，在全国网点达1000多家，2002年的销售额达4亿多元。不但如此，斯尔丽还在东京开了分店。
现在邵联勤最大的目标，就是进军国际市场。“在国内当老大不是真本事，在国际上打出品牌才是真本事。”这才是一个“大衣王”的气魄和雄心。
巴塞罗那奥运会的钱，温州人也能赚
一个从小酷爱音乐的温州人，一个曾经在大学课堂上教过音乐的老师，在36岁那年踏上了去往西班牙的路途。经过十几年的风雨打拼，今天的他已经成为西班牙进口中国商品的主要合作伙伴，不仅如此，他还创办了一家中文报纸《欧华报》，并曾经取得了二十五届巴塞罗那奥运会头部以上用品全球特许经营权，他就是西班牙3E公司总裁王绍基。
曾经困苦与迷惘
在西班牙的华侨中，王绍基先生算是闯荡商海的佼佼者之一。但是当年踏入商海时，他也曾经历了种种的艰难、困惑、迷茫、无奈和抗争。
生于浙江温州的王绍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酷爱音乐，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他曾经插队到温州郊区的三溪曹棣，1970年，被抽调回城搞音乐创作。在1975年，他被保送上了大学，进入了他梦寐以求的音乐殿堂。这应该是王绍基命运的一个转折。毕业之后的他曾在杭州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先后深造，专攻指挥和管弦乐器。
1985年，36岁的他放弃了自己在国内的音乐生涯，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到马德里谋生。初到西班牙，身上只有20美元的王绍基做过中餐馆洗碗工、跑堂，还到邻国葡萄牙跑过小买卖。
他在一家小小的成衣加工厂里做熨衣工，度过了一生最困难的时期。
拥挤的车间非常简陋，白天他在这里做工，晚上就在车间里睡觉。没有床，就睡在从马路边捡来的破床垫上。马德里的夏天非常炎热，通风不良的车间气温有时高达40摄氏度以上。熨衣工手握滚烫的熨斗，更是热得难以忍受。王绍基负责熨烫裤子，半分钟必须熨烫好一条裤子.这在常人看来，是个又苦又热又累又紧张的工作。但王绍基坚持了下来，而且在工作之余到当地中国人办的西班牙语学校学习。在西班牙，语言不通是所有华侨都遇到过的一个难题。不通当地语言，就等于是个睁眼瞎，更谈不上有什么发展。西班牙语用途很广，但却非常难学，尤其是听和说方面。西班牙人语速极快，不经过多年的苦学是听不懂也说不出的。
经过苦学苦练，王绍基逐步掌握了西班牙语，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机遇总是光顾有准备的人
就在1987年，王绍基被推选为西班牙首家华商总会第一副会长。在处理两宗中国进口商品的退货事件中，他第一次显示了出色的公关策划能力。但小打小闹总满足不了王绍基的远大抱负，20世纪80年代末他来到了一家以提供瓦斯切割技术与工具而著称于世的大型专业公司—
—西班牙萨伊仕公司。
年迈的老总很欣赏王绍基这种敢作敢为的精神，于是，对其委以重任，让王绍基与他的儿子共同组建一家专营东方商品的贸易公司，并由王绍基出任东方部经理。凭着中国人特有的机智灵活和细致务实的作风，他迅速打开了贸易新局面，大批东方商品的输入也好，瓦斯切割工具的输出也罢，样样得心应手，王绍基意气风发。随着大量中国商品的源源流入，王绍基就在马德里市郊卫星城开设了首家华人百货商场，并设立了大西洋公司。就在这时，人生的又一次机遇到来了，王绍基很幸运地抓住了它。
在1991年初，王绍基就以特有的洞察力预感到了奥运会中的巨大商机，于是，他毫不犹豫以5600万西币的代价抢先取得了二十五届巴塞罗那奥运会头部以上用品全球特许经营权。经过近两年时间的精心策划、周密布置和协作经营，当三百万顶标有奥运标志的帽子，还有太阳镜、项链等产品源源不断流向世界各大洲时，“帽子王”的美称和滚滚的金钱使得王绍基一时声名远扬。从奥运会指定产品的生产销售中，他第一次品味到品牌的内涵，也使他在策划、计算和操作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尽管大西洋公司启动初期，他窘迫得只有一个公司的徽标，但卓越的理念、出色的运作，加上奥运会的知名度，使得这次风险创业所积累的无形资产，为王绍基今后的事业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奥运会之后，王绍基又碰到了一个大的商业机遇。西班牙一家最大的石油公司主动找上门来，请王绍基为两千多家公路加油站内的超市作商品总策划和总代理，经营范围从生活用品、
旅游用品、汽车专用品到相关产品。从此，王绍基赢得了一个固定而庞大的消费市场，他的事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20世纪90年代初，王绍基创办的3E公司的经营领域也从礼品扩展到机械、机电、家电、光学仪器、房地产、营销策划、仓储货运、投资服务等诸多行业，
3E国际集团正以雄厚的实力和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欧洲大地上。
如今，3E国际集团不仅是美国著名的商业集团威特公司在西班牙的总代理，而且已经成为西班牙进口中国商品的主要合作伙伴，并且从2003年12月起，王绍基又将经商的触角伸展到新闻媒体方面，创办了一家中文报纸《欧华报》，这使他的事业有了更大发展，人生也更加辉煌。
面对今天的巨大成就，王绍基信奉的人生哲学就是亚圣孟子的那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联想到当初王绍基来西班牙创业的那段艰辛的日子，不难理解他对这段话的深刻体会。
脚上的钱能赚，头上的钱也能赚
温州是著名的中国鞋都，在那里有奥康、康奈、红蜻蜓、吉尔达等中国鞋界的名牌，曾经有人说过，地球上每十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穿的是温州鞋，温州人可谓赚足了脚上的钱。
但是，在温州却有一个人从“头”上发了大财，他原本只是一个来自温州乐清农村的赤脚医生，但是现在他的产品已经行销五大洲，成了中国首屈一指的亿万富翁，而且中国天文馆发现的一颗小行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位充满着神奇色彩的、从“头”上发财的温州人究竟是谁？他就是中国“101毛发再生精”的创始人赵章光。
说起赵章光研制“毛发再生精”的经历，首先要从他的家乡说起。赵章光1943年出生在雁荡山下温州乐清县象东乡，在当时中国的南方，也包括赵章光的家乡一带有一种名为“斑秃”的怪病，俗称就是“鬼剃头”。许多人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突然发现一夜之间头发全部掉光！这种病自古难治，求医问药，既找不到原因，也找不到妙药，一辈子也治不好。
赵章光之所以会向这种顽疾宣战，是缘于一个患者带给他的强烈刺激和震撼。
1971年的一天，一位父亲带着自己的女儿，求治秃发症。这位姑娘已是18岁的妙龄，但头上却一根头发都没有。赵章光深知秃发对面前的这个少女意味着什么，但是那时的他确实没有治疗这种秃发的良方，赵章光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位姑娘流着眼泪绝望地离开。那一晚赵章光失眠了，他始终无法忘记那位姑娘离开时无奈而又绝望的眼神，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解救秃发患者的良方，给他们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
于是，赵章光开始了研制治疗秃发药的艰辛过程。虽然那时的赵章光从父亲——一位乡间的老中医那里获得了不少的采药、配药以及行医看病的经验，还从身为名医的岳父林光华那里获得了一种专治疑难疱癣的祖传秘方，但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乡间赤脚医生想攻克这个千百年来的医学难题，还是一件让人不太敢相信的事。
赵章光最终还是成功了，为此，他参考了岳父传授的诸多秘方，用遍了秘方中所开列的多种珍稀罕见的草药。为了寻找珍贵的草药，哪里山险他往哪里攀，哪里谷深他往哪里钻。被荆棘划破皮肉对他而言是常有的事，还有一次他从山上摔下来，摔得鲜血淋漓，险些丧了性命。为了筹集研制新药的资金，家里的三间房子卖了一间，而且能卖的财产都卖掉了，
夫妻俩只好打地铺。为了能够验证药的疗效，赵章光竟然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头脸肿了消、消了肿。正是因为赵章光付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和痛苦，经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试验，历经上百次的失败之后，1974年，历时6年的试验之后，一名前来求医的患者使用试剂后，头上终于生出了茸茸的新发，那一刻，赵章光和患者一起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赵章光终于研制出了治疗秃发的灵丹妙药，为了表示这是经历了上百次的失败才得来的成果，赵章光将这种神奇的药水命名为“101毛发再生精”。
赵章光历尽艰辛，终于得到了社会的巨大回报。1986年他的“101毛发再生精”正式通过了国家技术鉴定，同时在日本引起轰动，被媒体誉为“来自中国的神水”，一瓶“毛发再生精”在东京售价高达700美元。很快这种神奇的药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日内瓦、
巴黎、纽约，赵章光获得无数的奖章和金牌。不过，在这一系列耀眼夺目的荣誉中，让赵章光觉得最美的是中国天文馆为表彰他为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以“赵章光”
来命名。
目前，他的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并且行销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有“101”的代理商。“101毛发再生精”火了，这为赵章光带来滚滚的利润和财富，使他一举登上了福布斯亿万富翁的排行榜，1996年的美国财富杂志还把赵章光评选为中国50名富翁中的“红色大亨”。
赵章光喜欢别人称他为“红色大亨”。他说：“作为一个龙的传人，一个共产党员，被人称为‘红色大亨’是一种殊荣。在我们的领域里，‘101’堪称世界之最。在当代国际大竞争中，我们中国人理应当仁不让地摘取更多的世界之最！”这就是一个来自温州小山乡的赤脚医生的豪情壮志，真的让人由衷地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