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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商为什么优秀
宿春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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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内容为王（出版）授权掌阅科技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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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不仅出老板，还是一个出经验、产模式的地方，这源于温州人天性爱冒险，从来就有“
敢为天下先”的超凡勇气和决心，因此温州人创下了很多让人感叹的“全国第一”。
首开“包产到户”之先河
自家的田，70岁的老太也会出来除雪的
改革开放之初，一大批温州的创业者是由于天不怕、地不怕的“无知之勇”而走向成功的，
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很多时候能给温州人这种“无知之勇”提供舞台，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是走在时代前面的探险者所必备的一种气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于全国农民来说，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新事物，可对于温州老百姓，它却早已是个老话题。
1956年，中国农村集体化改造的运动势头正猛，各地纷纷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接着又是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狂热过后，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脱离了生产力发展实际，是一种空想。
有一批富有远见卓识的人认识到，没有经过资本积累过程的社会主义经济是难以取得长足进展的，体制的僵化将仍然可以使年轻的社会主义丧失活力。这一现象最突出地表现在农村：
社员磨洋工，受穷吃不饱；虽然吃不饱，仍旧磨洋工。
1956年的春天，正值全国农村进入合作化运动的高潮，隶属温州专署的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与县农工部干事戴洁天下基层考察。在一块合作社的菜地里，发现厚厚的冬雪压住了油菜，白茫茫的一片，可是为何没有社员出来除雪呢？李云河纳闷地望着戴洁天。这时旁边的一位老大爷叹口气道：“唉！大雪天，人们都在家里陪老婆孩子烤火呢，可要是自家的田，管保连70岁的老太也会出来除雪的。”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这年的9月份，李云河就在该县燎原合作社悄悄开始了从生产队以下实行“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和“产量责任制到户”为主要内容的试验，这可以说是最早的“
联产承包责任制”。
形势好不好，肚皮是记号
从开始实验的短短十个月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工的人数不但多了，而且质量好了。人家说不要问哪一块土地是燎原的，你只要到田野里走一走、看一看，哪里的庄稼长得好，哪里的农民干劲大，肯定就是燎原社的。
包产到户试点很快收到成效，9月，戴洁天写出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并上报县委、
地委。不久，燎原社的经验便如星星之火般迅速燎原开来，到1957年春，温州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有1000多个。
在温州农村进行这场包产到户试验的时候，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正进入第三个年头，农村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在这种情况下，温州人的包产到户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冒险，还是一次思想冒险，而其倡导者更是冒着断送其一生政治生涯的危险。但李云河没有畏惧，他一直抵制着四面八方涌起的一片反对和讨伐声浪，坚决推行包产到户。
1956年11月19日，当时的中共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的文章，指责燎原社包产到户是倒退到小农经济的单干去了。李云河对此很不理解，于是在1957年1月27日，他根据燎原社的实践撰写了长文《“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理直气壮地向省委、华东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陈词，坚持说自己的主张和实践对农民有利。6月，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发动起来以后，从高层到地方，批判李云河与包产到户的文章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1957年10月13日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评永嘉县搞包产到户。
正所谓枪打出头鸟，处在浪尖上的李云河很快就被打杀在“左”的风潮中。后来李云河不仅被冠以“右派”，同时，还被撤销党内的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由行政15级降为19级，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
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温州人很务实，他们不怕批判、不怕死，就相信吃饱饭才是真理。于是，在永嘉，人们仍在偷偷地实行“单干”，明“纠”暗“包”。在许多地方，精明的温州人搞起了两本账，同那些前来纠正包产到户的干部玩起了“捉迷藏”。就是在大跃进时期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仍有许多的地方在实行着“单干”。到1975、1976年，温州的永嘉县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竟占77%，有三分之一的山场也包产到户。这就是大胆的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
直到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温州人的包产到户才算是正大光明起来，历史才给了李云河一个公正的决断，1979年5月，李云河被摘掉了“右派”
的帽子，落实了政策。回首这段沧桑的历史，李云河从来不为自己所做过的尝试感到后悔，
因为他知道自己作为一名党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使农民经济上翻身、过上好日子。
在1982年的一次农业系统的会议上，李云河听到仍有人在会上抨击农民的“单干风”，他霍地站起来，慷慨陈词：“形势好不好，肚皮是记号，评论责任制，产量是标准。农民吃尽了错误路线的苦头……为什么不能单独种几亩责任田呢？”这就是一身是胆的李云河，一心只装着百姓。有人问，是谁给了他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他说了两个字——农民。
毫无疑问，“包产到户”不仅是当代温州经济实践的发端，而且它也印证了温州人的不畏上、不畏书，只唯实的品质以及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冒险精神。这一点李云河、戴洁天可以证明，所有的温州人可以证明。
第一次尝试“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没钱照样办大事
在温州，龙港镇的缔造者——陈定模的事迹已经成为一则传奇，他用智慧和坚韧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温州人的创业神话。
1984年5月的一天清晨，陈定模来到了当时的县长家，主动请缨担任龙港镇的镇委书记。他直截了当地对县长说：“我不要钱，但要给我权……”就这样，6月3日他来到了龙港，镇里的文书问他：“同志你找谁？”他说：“我是来镇里工作的……”
当时，一片荒滩的龙港镇才6000多人，比一个乡还小，镇里只有一架电话机还要转接，甚至连一家理发店也没有。而陈定模原来所在的钱库区拥有9个乡、141个村、17万人口。
此时陈定模手中没钱又没人，最后他向河底高村借了3000块钱，与其他8位干部一起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城市化建设事业。
在世人的眼中，8个人、3000块钱要建一座农民城，简直是天方夜谭，可是陈定模硬是凭借自己的大智大勇做到了。
面对着当时的龙港镇：一条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老街，街两旁是破旧不堪的农舍，再往前就是一大片滩涂和一条汩汩流过的鳌江。陈定模的心中升腾着一股创业的豪情，他在心中构思着这座未来的农民城，竟然忘记了自己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
于是，他像一个陀螺一样，立马开始了行动。他通过走访调查，亲自绘制了一张详细的地图。但图纸只是图纸，画在纸上的城市再美好，毕竟是画在纸上的东西，要把它建起来才算。
可是怎么建它呢？
龙港镇要建城，仅造路、供水、排污等三项公共设施就要500万元，更不用说那些画在纸上的建筑了！向驻地村民集资？且不论村民愿意不愿意，即使他们愿意也无能为力。在当时，别说是龙港，整个温州都是穷得丁当响；指望政府拨款？别说政府计划中没这么笔庞大开支，就是政府肯出钱也说不准是猴年马月了。
对此，陈定模想出一个没钱也能办大事的锦囊妙计，那就是“借鸡生蛋”。
官有两个口，一个介绍经验，一个做检讨
1984年，一则《龙港镇对外开放的决定》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出来了，旁边就是陈定模绘就的那张规划图。公布的优惠政策有八条，提出“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建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的口号。陈定模带着7个干部组成4个宣传队，带上图纸，分赴全县12个区镇不断宣传。很快借助宣传攻势造就出了一个龙港热，许多商户纷纷趁着这股热潮来了。到当年8月底，在一个月内申请到龙港镇落户的农民就达2000余户，陈定模的手头上很快就聚集了农民们作为集资款交上来的1.2亿元资金，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也梦幻般地开始从温州大地上崛起了。而作为回报，陈定模则给予到来的商户地皮使用权。
凭一张图纸就集得1.2亿元，这样的事情听来是令人欣赏的，但在当时却潜伏着令人生畏的政治风险：按照国家法律，所有土地一律不准买卖。于是，有不少人在心里嘀咕：陈定模卖图纸集资造城，这不是公开出卖国有土地吗？陈定模不就是违法了吗？接着，调查工作组就进了镇子，然后就是上级领导的召见、谈话、严厉的批评、限令改正等。
但是，陈定模没有被吓着，他凭感觉龙港的路子是行得通的。一方面，他翻阅马列经典，想给自己的集资建城找个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他有自己的谋略和智慧来应对一切的压力和诘难。他曾说过：“官有两个口，别人一个口工作，一个口吃东西；我两个口，一个口介绍经验，一个口做‘检讨’。”面对一次次的质问和调查，陈定模申辩无效，论理无功，他违心地检讨自己：“土地是国宝，是很严肃的政策问题。我们把握不严，一定改正……”而与此同时，在龙港却还是春笋般地冒出高楼大厦。他以农民特有的“狡黠”的“怠工”心理始终如一地干他的事。
在今天，集资兴建开发区已经是一种普通的发展模式，但在20年前的温州，这种做法却带着极大的风险性，因为当时政策统得还比较死，人们的脑子也没转过这个弯儿来。
陈定模是最早转过这个弯儿来的人。多年后，他总结自己那时的做法时说，中国探索集镇化建设路子的阻力主要来自传统观念，一旦你铺开了，就比想像中的要容易得多了。
不管怎么说，农民城毕竟是建起来了，而且它就矗立在人们的眼前，一直到今天。事实胜于雄辩，当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工业园区取代了当年破落沉寂的江村之时，一切都无需再争论了，因为先进与落后的对比本身就有着强大的说服力。为此，今天人们由衷地感慨：当年的陈定模玩的这一手“空城计”实在绝，像魔术师一样，原本手上空空，虚空一晃，结果手中什么都有了。殊不知，当时的陈定模为了建造这个“中国第一座农民城”要承受多大的政治压力，那需要一种敢于抗拒权威、无所畏惧的超凡勇气。总结那段历史，陈定模一语惊人：
“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怪不得，有人评价陈定模是非常之人，因为只有非常之人才有非常之举，才成非常之事。
“胆大包天”之第一人
大巴能包，飞机为何不能包？
众人皆知，温州人不仅财大气粗，而且胆子极大。他们好像什么都敢包，有包地的，有包海的，有包油井的，甚至有人胆大到敢“包天”。胆大“包天”的这个人就是中国均瑶集团总裁王均瑶。
1989年的春节，忙于生意的王均瑶耽误了购买回家的火车票，为了能够过个团圆年，王均瑶和老乡商量了一下，决定包一辆大巴。但是通往温州的山路非常难行，大巴一路颠簸，行驶缓慢，心急的王均瑶随口说了一句：“车太慢了。”谁知一位同乡却挖苦他说：“嫌慢，你包飞机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王均瑶真的思考起了这个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这个小小打工仔看来，包飞机并不是一件不可行的事情，既然土地能包、大巴能包，飞机为何不能包呢？而且那时温州已经有机场了。既然事情可行，那就可以一步步地做起。接下来王均瑶想的是：首先，温州机场是不是太小；其次，要向长沙机场问一问飞机能不能“包”，假如能包，新修的温州机场会不会存在无法降落的问题。王均瑶回到温州之后，这一连串的“问题”成为春节聚餐中的热门话题。
论证既毕，王均瑶春节过后便赶往长沙，开始了落实、谈判和签约的工作。但是在那个年代，民航实行的还是半军事化管理，乘飞机还有行政级别限制，民营资本要想渗透进去谈何容易。“我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的湖南民航局运输处处长周纪恒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那时王均瑶一脸认真地说找他有急事，“但万万没想到这个年轻人说的急事，居然是要承包飞机”。他当时真的吓了一跳。
当时他告诉王均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有很大的风险，搞不好一年要亏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王均瑶说，我知道包机是有很大风险，但是相信包机可以给老乡创造方便，亏一点也没有关系。周纪恒被他的胆识和热诚打动，经过几次远赴温州的认真调查，王均瑶终于如愿以偿与湖南民航局签订了承包飞机合同。
1991年7月28日，一架从湘江畔飞来的“安—24”银鹰，稳稳降落在温州永强机场。这一天对王均瑶来说，是一个万分激动的日子，对中国民航事业的改革来说，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我的眼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自从王均瑶顺利承包开通了长沙至温州的包机航线之后，便以“胆大包天”名扬天下。但是，王均瑶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他一直在自己的事业上积极进取，凭借一种敏锐的观察力和聪颖的悟性，以及一种超人的胆略，王均瑶又创下了一个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奇迹。
1992年，王均瑶的温州天龙包机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金60万元。关于天龙包机公司的名字还是周纪恒给取的，那时他对王均瑶说：“你是个胆大包天的人，气势如虹就取天龙吧。”
王均瑶后来的发展的确应了周纪恒的这句话，“胆大包天”的王均瑶在事业上真的是气势如虹。
据王均瑶的好友陈志浩描述，王均瑶总有很好的经营理念，堪称商界奇才。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衣食住行是人生的大事，一个企业如能抓住其中的两个就发达了。可以说，王均瑶已经完成了三个，有飞机和出租车的行，有牛奶的吃，有房地产的住。
20世纪90年代中期，王均瑶选择投资乳业。1994年，王均瑶乳品公司成立，他不仅在全国建立乳业生产基地，销售网络遍及全国，“均瑶牛奶”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品牌。1995年，他整合了民营企业很少涉足的航空、乳业，成立了均瑶集团公司，走出了作坊式的家族经营模式，开始了比较规范的现代公司化运作，为以后企业做大做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世纪之交，王均瑶来到了上海发展，斥资3.5亿在浦东征地270亩，建立均瑶集团总部。2002年，对王均瑶来说又是一个辉煌的年份，他不仅投资5.5亿元兴建顶级物业大厦“均瑶国际广场”，入驻上海房地产，而且均瑶集团又入股武汉航空公司，参与投资组建东方航空武汉股份有限公司。民企首次参股国有航空，“胆大包天”的王均瑶又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对此，王均瑶颇有感慨地说：“我在民航业中从事包机业务，跌打滚爬了11年，可那都是在民航外围转，只有这一次，才真正进入航空核心，这对我个人和我的公司都是一次大的飞跃。参股民航是中国民企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要做就做第一个。我并不是想赚多少钱，而是为了一种新的尝试。”
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温州企业家的形象。当今天的人们惊叹王均瑶这一系列辉煌的业绩之时，相信很多的人应该知道王均瑶的这一句经典的话语：“在我的眼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这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王均瑶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中国货，美国卖
有人说，温州的农民是强大的，强大到了美国。此话不假，因为中国第一家私人跨国农业公司就出现在温州，而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就是温州辞官下海之第一人——叶康松。
叶康松出生在永嘉一个农民的家庭，曾经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从农家子弟到军人、镇委书记、改革家、跨国企业总裁，这是他的人生轨迹；从这条人生轨迹，甚至可以观照一个变革中的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具有温州人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典型性格，就因为敢为人先，所以才会有当年辞官归田投身农林综合开发和后来闯荡美国大展宏图的壮举。
1986年7月，胸怀大志的叶康松不安于平淡的生活，毅然辞去上塘镇委书记的职务创办瓯北水果试验场，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叶康松在下海时有个心愿：若事业有成，不仅要当企业家，还要成为社会活动家和对社会作更多贡献的慈善家。
他辞官后先做了两件事：一是在瓯北承包300亩山场，创办瓯北水果场；二是在市区创办康松农业开发公司，搞农产品的收购、加工和销售。任何一个人的创业之路都充满了坎坷和挫折，就在1989年中秋前夕，叶康松在苍南马站区的对虾养殖场被潮水冲毁，20多万元付之东流。遭受重创的叶康松因一个偶然机会开始了到美国创办农业开发公司的努力。
1990年，叶康松以企业家的身份去洛杉矶考察。他突发奇想：温州的小商品生产那么兴旺，正需要拓展海外市场，为什么不在温州与洛杉矶之间架一条“商桥”？经过市场调查和周密的盘算，他的一个计划成熟了——“温州货，美国卖”。
1991年1月8日，历经一番艰辛的努力，国家经贸部批准，终于同意他在美国洛杉矶成立美国康龙实业有限公司。这是中国农民在美国成立的首家私营企业，也是中国第一个农民办的跨国农业公司。这之后，叶康松从打火机等温州小商品入手，敲开了美国市场的大门。
在他之前，日本人和韩国人几乎包揽了美国的打火机市场。叶康松想到，温州打火机样子好、质量不比日韩的差，价格却要低很多，为什么就不能占有相应的市场份额？他不信这个邪，于是他想方设法，组织了首批上百万只打火机进入美国，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叶康松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打火机进口商，每年进口500万只；从1992年至1996年，在美国销售温州货总额达2000万美元。康龙公司也一跃成了“康龙集团”，成为一家融生产、贸易、
投资、国际交流、旅游、咨询服务为一体的多功能的跨国企业。
美国货，中国卖
然而好景不长，叶康松红火的生意很快就经历了一个大的挫折，可谓是成也打火机，败也打火机。
1994年6月美国实施了CR法规，温州打火机经销商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拼命进货。叶康松的康龙集团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先后吃进600万只打火机。但不久之后，市场上积压的打火机越来越多，有的销售商甚至低于温州的出口价进行大甩卖……
这一次大失误，使得叶康松一下子亏了4000万元人民币。温州的国际长途一个接一个，都是催讨货款的电话，这时的叶康松也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叶康松是一个不会轻易认输的人。
他经过一番冷静的思考，想到一个变通之策，既然“中国货美国卖”行不通，那就来个“美国货中国卖”，卖什么呢？经过对国内市场的仔细考察，叶康松最终选定了美国威州的西洋参.
美国的威州（威斯康星州）是花旗参的原产地。一百多年前，这里的参农用野参种籽人工栽培出了世界最佳品种的花旗参。叶康松看中了这一深受中国人喜爱的名贵补药，他的康龙集团向美国联邦农业部提出申请获得许可，取得了美国西洋参的出口经营权。与此同时，康龙集团还加入了威州参农总会。该总会审批会员条件很严，在洛杉矶经营西洋参的上百家商店中仅有三家获准为会员，而他们不仅批准康龙集团成为正式会员，还特别向它颁发了标有“老鹰头”的真参徽章标志。
就这样，1995年4月1日，叶康松的康龙集团的第一家威州花旗参专卖店——美国康松西洋参专卖店在温州开业。不到一年，康松牌西洋参专卖店就在浙南地区发展到了78家。至1997年，康龙集团已成为内地最大的花旗参进口商，其连锁专卖店达到了105家，大有星火燎原燃遍中国之势。
在引进威州花旗参的同时，康龙集团还引进了美国名牌化妆品“康蕾尔”系列，以温州为根据地，以杭州为销售中心，推向全国各大城市，同样也取得了成功。
由于康龙公司对美国经济的突出贡献，美国总统克林顿、布什先后接见了叶康松。曾经有人这样评价叶康松：“他是个富有远大理想、不竭生命力和旺盛斗志的人，一旦认准了道路，
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也要披荆斩棘走到底。”
其实，从叶康松的身上，可以看到当代温州人的总体特征。他以自己十多年来的奋斗历程，
诠释了什么是可怕、可敬的“温州精神”。
从医院的小职员到一鸣惊人的钱庄庄主
有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温州是一个出故事的地方。温州经济一直是中国市场改革的排头兵，特别是温州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不仅让温州的民营企业及产品遍及全世界，而且也开始让大量的财富与资本向温州地区集聚。可以说，温州在打造出一个个惊天动地的财富故事之时，也在咄咄直逼中国投融资改革。
首开先河之人就是有“中国金融改革先驱”之称，创办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方培林。
1978年以后，苍南钱库的经济发展很快，一些家庭工厂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鉴于这种情况，1984年，在苍南一家国营医院收发室当工人的青年人方培林，从《温州日报》刊登的《市区可办信用社融通资金》一文中受到启发，决定创办钱庄。经过市场调查，他确信办钱庄能弥补信用社的不足之处。同年9月29日，他挂出了“方兴钱庄”的招牌。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
对于钱庄开办的原因，方培林大致讲了两点：一是他对于时事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那时在医院收发室工作的方培林，经常趁工作之便，浏览报纸，他敏锐地意识到那场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必将对中国经济体制会有重大影响。此时他恰巧又看到了《温州日报》上刊载的那篇《市区可办信用社融通资金》的文章，这可以称其为创办私人钱庄的主观原因。
此外，方兴钱庄的创办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那时方培林所在的钱库已成为温州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之一，那里的副食品、烟酒、针织品批发覆盖了温州市区、瑞安、平阳、闽北等广大地区。小商品批发业兴起产生的巨大资金需求，使得民间借贷在钱库这个商业重镇变得异常活跃。钱库民间借贷自古以来就大量存在，生活于这样的大、小环境之中，
不安于当个小医院收发员的方培林自然就动起了办钱庄的心思。
长期存款：月息1.2%，3个月以上结算。
临时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
贷出款项：月息2%，视情况而定。
当时银行、信用社的月息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
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5%。方兴钱庄的活期存款月息1%；3个月以上为1.2%；贷款利率为2%。这“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
此外，为了使钱庄有更加长远的发展，方培林还在经营管理中采取了当时十分罕见的“董事会制”。钱庄采取投股集资，每股金额1000元，个人入股不限，总股为100股，计10万元。
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和董事长，由董事长委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年终结算，由董事会研究做出合理分红。他还采取财产法人承保制，凡将现金存入钱庄，借贷双方都要有法人资格，严格借贷手续，到期不能偿还者，按政府有关条例处理。
虽然，经过了这一系列的改革，而且钱庄的存在的确是给温州的商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可以弥补银行的运营体制上各种严格的制约，但是私人钱庄的存在却违背了国家金融管理的有关条例。因此，在开业的第二天，市农业银行就上门抗议，于是，方培林不得不摘牌，新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钱庄被迫转入地下。
迫使人民银行第一次实施浮动利率的改革
这很大方面是由于方兴钱庄的运作效率非常高，比如说银行、信用社的服务时间是法定的8个小时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钱庄是24小时的服务，贷、存款随时可办，钱庄因此生意兴隆。有时，手头现金不足，他就凭自己在当地的信誉临时向社会调剂，或不惜以高利向民间借贷。同时他又专门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根据信用社存一贷三的规定，如一旦需要时，就有15万现金可解燃眉之急。他经常不停地奔走于各大户之间，了解各家进货和售出情况及手头现金的余缺。有时一天之内1万块钱可以转3次，既给用户解了燃眉之急，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利润。
此外，钱庄的运营也得到了周方权、刘晓骅、市委书记董朝才等县、市领导的大力支持。钱庄开业不久曾因合法性问题而一度停业。这时，方培林就给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写信，反映县工商局和县人行不给办执照的问题。董朝才就让自己管辖的工商部门批，并给方培林手写了批条，“违规”发展民间金融。
对此，方培林回忆说，现在想起来这些领导真了不起！在国家政治形势十分复杂、温州“姓资姓社”争论不休的情况下，这是要担很大政治风险的。
其实，金融系统对于方兴钱庄一直很关注，考虑到方兴钱庄在当地的影响，如予以强制手段取缔，肯定会造成客户的损失而产生社会的混乱。人民银行自身实行改革，特许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也实行利率浮动，改变了以往的服务方式，为此，钱库镇成为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在全国率先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地区，红火一时的方兴钱庄就是在这种竞争环境中于1989年被迫关门了。
重出江湖，银监发慌
有人以为，从此之后方培林可能就“老实”了。的确，1991年之后，有资料说，方培林举家迁往温州市区，从此不再抛头露面。但是一直对金融有着浓厚兴趣的方培林，一方面加紧学习金融知识，一方面密切关注着金融界的变化。
从1995年国家出台了新的《担保法》（2000年又出台《担保法》司法解释）之后，方培林又开始蠢蠢欲动，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他终于在2000年重出江湖，他又在温州创办了第一家担保公司（现为温州方兴担保公司），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对于他最近推出的“房地产抵押履约担保”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温州市银监部门有些顾虑。为此，在2006年1月9日，一份温州市银监分局的《特急：第三次转发银监局监管调查的通知》在温州市商业银行内部转发。
但是，金融界的有关人士对此很是欣赏，认为这种做法将闲置的不动产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促进社会资金的活跃。对银行而言，由于有房地产抵押和存单质押，所有的过程都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风险都是被覆盖的；对存单持有人而言，他为借款人质押，有一定的付出，因此他也获得一定的回报（银行之外的利息收入）。对于担保公司而言，牵线搭桥，并承担了一定的风险，因此也获得了佣金。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是金融业的一个创新之举。没有想到，十几年之后，敢于在金融界吃第一只螃蟹的仍然是当年那个胆大惊人的方培林。这让世人又一次见识了温州人惊人的能量！
和香港联手建设金温铁路
不建金温铁路，死不瞑目
有人说：“走遍天下路，难过温州渡。”温州三面是山，一面是水，自古以来，就是水路一条。这“水路一条”，用温州话来说就是“死路一条”。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温州人从来就不会屈服于这种困境，缺桥就要建桥，无路就要修路。金温铁路的兴建，是温州人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铁路建造史上的一大创举。
多少年来，温州人想要建造一条铁路简直都要想疯了。
说起来，首先提议要兴建金温铁路的是孙中山先生，早在他的《建国方略》就已经提出了要兴建温辰（今湖南辰溪县）铁路的宏伟构想，就是要沟通闽、浙、赣、川等省腹地。但是在旧中国那种动荡的格局中，虽然也曾先后倡修七次，工程几上几下，可惜均未成功，而主要问题在于缺少资金。
其实，这也正是困扰金温铁路修建的症结所在。有的文章介绍说，新中国成立以后，金温铁路建设又经历了两上两下的艰难历程：1958年，10万铁道兵和数万民工在金温铁路全线拉开筑路战场。然而，由于国家遇上经济困难，金温铁路匆匆下马，留下了几公里长的路基和三座已动工的大桥。到了1984年，金温铁路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浙江省专门成立了金温铁路建设指挥部，完成了全线勘测工程和从金华到丽水的施工图纸设计，但是再次因为资金问题，又被搁置起来。
面对着金温铁路迟迟建不起来的状况，浙江人民心急如焚。在1989年4月的省人大七届二次会议上，一位温州老作家的大会发言《浙西南1300万人民的迫切愿望》，先后5次被代表们热烈的掌声打断。“不建金温铁路，死不瞑目！”人大代表道出了广大群众的心声。省委书记李泽民也多次主持会议，讨论金温铁路建设问题。省委、省政府历任领导对金温铁路建设表现出极大热忱，他们表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大交通不行！”“这条铁路是浙西南经济发展的钢铁脊梁，砸锅卖铁也要上！”
然而，省里的资金有限，一下子要拿出那么多钱，也确实有困难。这时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铁路毫无疑问一定要修建，但是造路的钱从哪里来？这时精明的温州人率先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能不能广泛发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包括借鉴中外合资办厂的经验，
到海外筹资？这个想法一提出，立即得到了省领导的肯定和支持。
就在这时，人们想起了一个重要的人物，也许得到他的资助，有可能筹到金温铁路的建设资金，他就是祖籍温州乐清的、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南先生素来对家乡有深厚的感情，而且一向热心于内地的慈善事业。于是，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刘锡荣就开始动起了请国学大师出山的脑筋。
大打亲情牌，大师来修路
世人皆知温州人的人情攻略之厉害，堪称口中吐“火”。温州人做生意，先是热热乎乎拉关系，关系有了，人心动了，事情就好办了，这可是温州人的一大生意经。但是，要想请出享誉海内外的一代国学大师南怀瑾，温州人还真得动一番心思，下一番工夫。让人叫绝的是，温州人还真就打赢了这场人情战，南怀瑾先生不仅被家乡人感动得落泪而且还差点想要跪下……就这样，建设铁路的一大笔资金顺利搞定，终于圆了温州人近百年来的铁路梦。
事情的原委还得从南怀瑾先生的籍贯说起。
南怀瑾先生1917年生于浙江温州乐清。自幼饱读诗书，尤其精于儒释道等传统文化，一生致力于弘扬华夏人文精神，堪称一代国学大师。自从1949年离开大陆到台湾之后，一住就是40年，直到1988年春，迁居香港。但是因为政治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始终迟迟不得回归大陆，家中尚有老母和结发妻子多年不曾联系，思念之心时时流露在其诗文之中。
为了探探老先生的意思，当时温州市的领导们先是在1988年借到香港公干的时机，顺便拜访了南怀瑾先生，其实那也是温州领导们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在闲聊家乡变化的话题中，温州的领导很快就切入到主题，提出了关于建造金温铁路一事，当然也提到了面临的资金短缺的问题。没想到，老先生对家乡建设事业相当关切，尤其是修建铁路正是一件报效家乡、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老先生有些动心了，而且老先生在言谈之中无意间流露出对老母和发妻的多年来的思念之情。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正好给了温州人一个施展人情策略的机会。
于是，从香港返回之后，温州市的领导们就开始积极地为老先生的心愿忙碌、奔走。当时温州市委书记刘锡荣亲自办理这件事，在1988年的除夕，亲自跑到市邮电局坐镇，一定要开通南宅老家到香港的直拨电话。终于在岁末时分，让南怀瑾先生第一次听到了分别40多年的发妻的声音，先生感动地说：“我随口说了一句话，可家乡的人民却专程为我架通了一条热线，了却了我40年来的夙愿。”
这件事情已经让南怀瑾先生难以忘怀，但是刘市长得知先生不仅对发妻情深意长，而且是一个有名的孝子，于是为了彻底征服先生的心，刘市长亮出了温州人的“绝活”，即“发绣”，专程打电话找到著名的发绣大师魏敬先，由他亲自为南怀瑾的母亲绣像。可惜的是当时南老夫人已经过世，刘锡荣等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从南怀瑾的发妻那里找到了老夫人的灰白头发，原来这是她为婆婆梳头时有心留下的，因此才有《南太夫人》一像。
据魏先生说，当时刘锡荣市长事先不曾告诉南怀瑾先生要绣制其母之像，而是在见面之后，
找准时机、出其不意地献出了这份“厚礼”。先生开启红绸一看，精美的镜框之中镶嵌的竟是母亲的肖像，更没有想到那居然是由老母的头发绣制而成，一时之间激动得双膝跪地，泪流满面，当即表示一定要为家乡人民做些好事。这之后，南怀瑾先生总投资30亿元，金温铁路得以顺利筹资，而且在他的亲自牵头组织下，金温铁路在1992年获邓小平批示开工建设，
历时6年，终于在1998年的6月11日，实现全线运营，从此，中国有了第一条股份制铁路，也结束了温州多年来没有铁路的历史。
回首金温铁路的建设历程，首先想到的是南怀瑾先生，但是请大师出山的那种人情战术，一方面表明了温州人的重情重义，另一方面也显出了温州人在处事上特有的智慧和谋略。
搞股份合作制，玩的就是心跳
不问姓资姓社，发展才是硬道理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温州涌现了大量的股份合作企业，它主要是在家庭个体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相当发达，在经历了几年的初发展之后，这些小的家庭作坊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于是就想进一步地扩大规模。
在这种情形之下，两个或多个家庭工业进行联合发展，就能够更新设备、扩大生产规模，使它们的经营更上一层楼。这种联合充分展现了温州人的创造性，他们以资本入股的方式进行组合，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制度。这种组织制度，兼有股份和合作的双重因素，在当时“姓资姓社”的政治背景下，股份合作制由于带有“合作”成分，在政治和经济的边缘打了一个擦边球，最终得以归入到公有制范畴，逐渐为社会广泛接受。像任何新事物的出现一样，股份合作制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坎坷的历程。
瓯海登山鞋厂就是在温州出现的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1985年春，以李岩寿为代表的十几位农村家庭企业主为股东一方，最早从外贸单位“下海”有着丰富外贸经验的张庆勇作为股东的另一方，双方资本入股组合成瓯海登山鞋厂。这一举措使得此厂迅速发展，很快成为当时温州最大的出口民营企业，从而使这家企业成为温州早期最有影响的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
事实胜于雄辩，温州人不管姓资姓社，只要企业能够壮大发展，只要是自己诚实劳动所得，
他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胆地发展下去。于是，随着瓯海登山鞋厂联合后的巨大的发展，到1986年，温州市一共有10413家股份合作企业，年产值13.61亿元，上交税利达9124万元。但是这种民间新事物的迅猛发展，必将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关注，因为当时的国家法律规定，只有国家、集体、个人三种企业性质，那么，这种民间的个人联合或合伙经营到底算什么？这种新型的经济形态不仅被指责为“非驴非马”，而且有的人还为此遭受牢狱之灾。
有文献记载，在1985年的柳市就发生了这样一件经济案件：“红帽子企业”柳市物资储运服务站的两个合伙人分掉了8万元利润，第二年6月，他们为此被刑事拘留，后又以贪污罪判刑。此事在温州形同大地震，因为在当时的温州像这样戴“红帽子”挂户经营的企业约有10万户。这些挂户经营者惊慌了：“名为集体，实为合伙”，到底按名算，还是按实算？很显然，温州农民的“企业制度创新”已超越了法律的范畴。
面对这种情况，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董朝才在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后明确表态：不能把个人合伙企业当作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处理。于是，法院很快宣告这两个农民无罪。这一判决就相当于给了新生的股份合作经济一个合法性的地位。
县委书记不敢听、不敢说、不敢看
1986年，温州诞生了第一家规范化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但据该厂的创始人回忆说，当时的县委书记周方权对这家企业是持三不敢的态度：一是不敢听，二是不敢说，三是不敢看。
但实际上他对这个厂子是相当的关心，换句话说，也是非常担心这个厂的发展和命运。20世纪80年代的桥墩可是有名的穷地方，工业相当不发达，人们感到生活没有出路，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着落。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急切地想找寻一条出路，于是想到了办家工厂，
这就是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最初兴建时的动机。实际上这家厂子在1985年就已经开始筹集资金、准备建厂了。
温州人就是这种态度，认准了一件事说干就干。于是，为了筹集这个3000吨级的小厂预算的38万元，桥墩人分了80股，每股5000元，共40万。但是在1985年，对贫困的桥墩人来说，5000元也是相当可观的，一般的人家一下子是拿不出5000元的，因此，半股也有，3人凑一股也有，终于凑足了近40万。可是开工基建时又在资金上出现了很大缺口，实际上建成此厂需要120万，这80万的资金从哪里来？用厂长的话来说，这些钱与其说是借来的，不如说是“骗”来的，娶媳妇的钱也“骗”来，建新房的钱也“骗”来，这样子才有这家啤酒厂。
这件事情在县委书记的心中一直沉甸甸地装着，他不敢听，就是因为在当地那么差的经济条件下，一下子从老百姓那里筹集得了一百多万的钱，一旦有个闪失，那可真的承受不了，于是他不敢听汇报。
不敢说，是因为当时的啤酒产业结构已经趋于饱和，不想让他们办厂，但是他们迫于现实的生活需要，又需要建个厂，而且大家的热情很高。
不敢看，是因为一到现场就要表态，但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还是不敢轻易表态的。
但是，谁也想不到，就这样一家让县委书记望而却步的厂子，竟然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和温州人特有的团结生存了下来。截至1988年，全县三家股份啤酒厂，藻溪的不景气，龙港的破产，只有桥墩还在坚持发展。于是这年的8月份，县委书记周方权率领的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工作组进驻桥墩门啤酒厂，从此，该厂就成为了中国股份合作制的一个试点企业。该厂的董事长吴祖忠曾对记者说过：“工作组用近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三大任务：一是完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组织机构，进一步明确职责、权利和义务。二是根据合作企业特点和原有的我厂的规章制度，结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编纂了第一部股份合作企业规范章程。该章程共七章二十七条，1990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的14号令是以我们的这一章程为蓝本的。三是评估资产、清资定股、明晰产权，发入股证书。”从这时起，该企业成为了我国第一个规范化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温州市的领导们为了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早在1987年就由温州市政府颁发了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但是此法规对温州的民营企业没有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于是在1988年，温州市又派出了这个专门的工作组，来到苍南桥墩门啤酒厂考察调研，力求在协助该厂进一步规范“
股份合作制”经营的基础上，形成一部参考性、实用性更强的股份合作制的企业章程。这个任务是由时任苍南县县委办调研室副主任的黄正瑞同志负责的，正是由他设计起草了中国第一部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为此，黄正瑞解释说，这是温州市领导们为了掩护温州经济的发展，而制定的一部理论法规，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适应生存和发展的策略。
在今天，回首温州首先提出“股份合作”这一新型经济模式及其最终被确立合法地位的过程中，可圈可点的事情真的不少。譬如说，在1986年11月1日，温州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股份合作制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它是由以杨嘉兴为首的8人集资31.8万元创办的，第二年所创的利润达到一百多万，占到1987年全省城市信用社利润的四分之一。而且有数据统计说，截止到1993年，温州的股份合作企业已达到36887家，其速度发展之快，效益之惊人，无不证明股份合作制是适合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途径。
对此，不少的经济学家都在感慨温州经济的发展，证明了民间力量的强大和可畏。
包下朝鲜最大的商场
“进攻”朝鲜，蓄谋已久
2004年，有一个温州商人成功地跨越鸭绿江，以温州人特有的抢占市场先机的本能一举承包了平壤第一百货大楼10年的租赁权。据悉，平壤第一百货大楼位于平壤市中心黄金地段，
营业面积3.6万平方米，该商人将要投资5000万元对大楼进行整体的改建装修，并计划在2004年底正式营业。
温州人会做生意世人皆知，但是作为这些年以来第一个敲开朝鲜大门做贸易的温州商人自然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他就是现任沈阳中旭集团董事长——曾昌飚。
据他描述，自己一直盯着朝鲜市场长达七年了，可谓蓄谋已久。从1997年起，曾昌飚就打起了“进攻”朝鲜的主意。那时，在商海中跌打翻滚多年的曾昌飚已经成功地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而且又集合沈阳的温州商人进一步投资建立东北服装材料城，短短几年，就将其发展成为横贯东三省的服装面料的集散地，不仅吸引了东北商人，而且还有俄罗斯、韩国、朝鲜商人也来此进货。
这时，精明的曾昌飚就开始琢磨，何不把生意做到国外去？后来经过一番仔细的调查和分析，认为俄罗斯经商没有人身保障，经营环境不太好；而韩国市场已经具有成熟的规模，短时间打入有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最终选择了朝鲜。
从1997年开始，曾昌飚就开始了和朝鲜之间的贸易往来，只不过那时受政策的限制，大宗的货物贸易还是由政府出面来完成。但是相比较于和其他外贸企业做生意，曾昌飚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贸易形式还是相当吸引朝鲜的贸易官员的，另外，曾昌飚的货源价格也比较便宜。
这七年（1997~2004）来，曾昌飚为了打开朝鲜市场，一面大搞人情外交，一面实地调研，这两手都很硬。前者主要是指这些年来，他一直跟朝鲜的许多重量级人物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包括朝鲜驻沈阳领馆、朝鲜部、省级等领导。每一次朝鲜领导人到中国来，他都用最高的待遇、最真诚的态度接待他们，让他们住最好的宾馆，回去的时候，还会特地赠送对方一些铅笔、笔记本等生活用品。正是这些人让曾昌飚更好地了解了朝鲜，也为他计划的顺利实施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这又展示了温州人善拉关系的一大特征。后者主要是指曾昌飚每年都要去朝鲜很多次，目的就是考察朝鲜国家政策的变化。对此，他说：“我要了解这个国家，到底今年和去年有什么区别，政策又有什么调整。”
就像一只勇猛的豹子时刻盯住自己的猎物，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伺机而动，一下子扑向自己的猎物。2003年，曾昌飚苦苦等待的时机终于来到了，这一年的10月，朝鲜国家最高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据曾昌飚介绍说，其实从2002年开始，朝鲜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有了一些松动，这主要表现在：“大幅度、全面提高了物价和职工工资，
同时推出了允许个体经营、商店租赁和土地承包，设立了经济开发区，企业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了。对外商投资也有相应的政策及配套措施。对老百姓而言，过去有点积蓄没地方用，现在的余钱更多了，他们迫切需要消费，提高生活质量。”这一切充分说明“进攻”
朝鲜的最佳时机来临了，在曾昌飚的眼中，朝鲜就是一块闪着金灿灿光芒的处女地，可供挖掘的商机实在太多了。
曾昌飚曾经说过，即使在国内的积压商品一过鸭绿江就成了紧俏货。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朝鲜最需要的是生活用品和日常用品，像牙膏、牙刷，包括小工具、小电器等，可以说朝鲜老百姓有钱也买不到。这其中的利润空间能大到5至10倍。曾昌飚以打火机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一个普通的打火机，在温州只卖5毛钱，在朝鲜可以卖到3至5元，这样的买卖如果不做，在曾昌飚看来简直是白痴。
我会改变你们国家的经济
有人说，温州人财大气粗，但无数的温州人创造的一个个惊人的奇迹，无不说明他们的确是一个非常优秀和独特的群落。曾昌飚曾经对一位朝鲜的领导人说：“我会改变你们国家的经济。”一语惊人，立刻使得那位领导瞪大了眼看着曾昌飚，一脸的惊诧和质疑。
其实，这并不是曾昌飚在说大话、吓唬人。事实上，朝鲜政府这一次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给予曾昌飚的两大优惠政策也说明了他们改革的决心和诚意。这两大优惠策略：一是只征收两种税，即5%的进口关税和5%的所得税；二是朝鲜政府废止了以前使用的外币兑换券，官方汇率也由过去的1美元兑2.15朝元调整到1美元兑换150朝元，这个政策使得中国企业能够以公平合理的汇率与朝方进行货币结算。这些在曾昌飚已经是相当的优惠了。
这是朝鲜方面为曾昌飚创造的政策上的便利。此外，这一次开拓朝鲜市场，曾昌飚也不再单枪匹马一人上阵，他要率领300多个温州商人一起进驻朝鲜，典型的“抱团”打天下、有钱大家赚的温州人的经营理念。这件事情其实曾昌飚早就在着手准备了。早在2001年，中旭集团就在辽宁朝阳市建了一个当地最大的华隆商业广场，其中的温州商人占了绝大多数。几年来，这个商业广场成为了一个主要面向朝鲜的重要出口基地。而且这些跟随曾昌飚入住平壤的温州商人，除了签证费外，别的费用一概不收，曾昌飚说，这样可以最大化地保证他们有利可图。营业员也是雇佣当地人，每月工资大概只需70元人民币左右，成本相当低。很显然，这一次曾昌飚进入朝鲜，不仅是带去大量的资金，而且还要带去温州人特有的经商理念和思想。
对此，曾有人评论说：“温州商人会做生意，早已不是新闻，但此番进入朝鲜，意义就非同一般了。一个国家经济开放的成果，总是先从与老百姓切身利益有关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开始体现出来。平壤第一百货大楼租给中国商人经营，就等于获得了一个通向世界的窗口，它的象征意义和示范作用不可低估。而温州商人此次跨过鸭绿江跟比非洲商人更陌生的朝鲜商人做生意，其勇气、其魄力、其眼光，对于包括上海民营企业家在内的生意人而言，又有何种启示呢？”
其实，所谓的启示还是要追溯到曾昌飚这个杰出温州商人的身世上。1969年出生在温州永嘉桥头镇的曾昌飚很小就得了小儿麻痹症，造成了身体残疾，到现在这位叱咤商场的英豪还是跛着一条腿。但是正应了那句话“自古英才多磨难”，身体上的残疾并没有使年少的曾昌飚消沉和失落，他选择了奋起和拼搏。于是，凭着一种坚忍的毅力成就了曾昌飚人生的辉煌。
温州人的经商意识好像是渗透在骨子里的，在家里曾昌飚是老大，刚上小学时他已经开始边读书边做纽扣生意。1990年，高中毕业后，曾昌飚来到北京，做了一年的商场管理员。勤奋好学的他白天上班，晚上到北京图书馆翻阅有关商场管理的书籍，这种知识上的积累对其日后的事业帮助很大。后来他来到沈阳，花30万元买下了一个连年亏损的经销服装衬里布的经营部，开始迈上了独立打拼天下的历程。
这之后，通过加强与客户的沟通和联系，曾昌飚主要改善了货源和销售两方面，凭借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思路建起了自己良好的经营信誉，买卖很快就扭亏为盈了。从此，曾昌飚的生意如日中天，不仅建成了东三省最大的服装材料城，而且在1999年，成立了中旭集团，经营范围迅速扩展到房地产开发、金融投资、国际贸易等大型的项目。这一系列辉煌的战绩足以证明这个看似“口出狂言”的温州人，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在朝鲜大干一场，能够活跃和改变朝鲜的经济也绝不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