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蒋介石的螟蛉子，力行社中唯一的非黄埔生出身的高层，力行社中的理论家。蒋介石曾说：“刘健群比陈果夫兄弟要进步五年，比力行社其他的成员要进步十年。”受戴笠追杀，出家当过和尚。
小档案
姓名字号：刘健群，原名怀珍，字席儒
籍贯：贵州遵义，一说江西吉安
生卒年月：1902年—1972年，卒年70岁
最高职务：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中将主任
简历
1902年——出生于贵州。早年知遇于何应钦，曾任黔军军法处长、军需处长。
1923年——在黔军旅长何厚光部任军法处长，后升任军需处长。
1925年——任何应钦机要秘书。后投靠蒋介石，被视为心腹亲信。历任武汉行营、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军事委员会训政处长兼中央军官学校政治主任。
1930年——3月，他参加力行社。任军委会（总）政训处处长（原处长贺衷寒已调）。
1931年——组织蓝衣社。
1933年——到北平组织力行社。
1934年——南京力行社书记。
1935年——担任力行社的书记长。
1936年——调北平工作。
1943年——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三青团中央干事。
1947年——被聘为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
1948年——当选“立法院”副院长，一度代理院长职务。1949年以后，兵败赴台。
1950年——升任“立法院”院长，翌年10月辞职，仍任“立委”。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1972年——因心脏病卒于台北。终年70岁。
一、惊艳
贺衷寒激情飞扬，中国的希望与蓝图竟然生动起来。
蒋介石一站就是一个小时。
康泽静静听着，不敢发出一丝响动，格老子的，这家伙又出彩了。
邓文仪一眼不眨地看着贺衷寒脸上的红晕，不由叹服：“实力就是实力。”
“校长，我想推荐一个叫刘健群的人参加力行社。”桂永清鼓足了勇气，站了出来。
所有的目光写满惊诧，定格在桂永清的身上，不为他打断贺衷寒讲话的鲁莽，而是为他的不知分寸。
正在讨论中的力行社虽然还没有成立，但已经定格为极度严密的组织，“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的铁律，参加者仅仅局限于黄埔军校学生，目的只有一个，拼死效忠校长蒋介石。
刘健群，一个外人，凭什么参加力行社的高层？
桂永清认识刘健群只有几天，但他信心满棚：刘健群这样的人，绝对值得惊艳。
蒋介石的惊诧慢慢退去，如果是他，绝对可以。
刘健群是贵州遵义人，老家在新城石门坎，父亲是帽子铺的小老板。
1919年，17岁的刘健群考入贵州省立法政学校。“五四”风潮席卷全国，也波及贵州，刘健群阴差阳错的以学生身份加入了刚成立的“少年贵州会”。
“少年贵州会”汇集了贵州最优秀、最具现代气息的青年，其领导人包括后来名重一时的何应钦，以及“现代宪兵之父”谷正伦等民国要人。不久后，出于何应钦的赏识，刘健群出任《少年贵州报》主笔。
刘健群有罕见的演讲天才。他的一个朋友曾经谈道，“刘谈吐风趣，以擅长雄辩、演说驰名……事后听人说，中国的演讲，第一数孙中山先生，其次是汪精卫、黄郛，第四就要算刘健群了……”
从黄埔军校到一路北伐，再从北伐到武汉行营，刘健群一直紧跟何应钦的步伐。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何应钦主持南昌行营，刘健群以机要秘书的身份，兼任南昌行营办公室主任，军衔少将。他主要的工作，是负责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
何应钦到南昌是来“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吸取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成立地方整理委员会的办法，以澄清吏治，用政治配合军事。
吏治的事情何应钦一手交给了刘健群，这家伙想出不少的点子，比如说：一，以蒋介石和曾国藩为师，督促江西省政府进行户口登记、整顿保卫团，形成全面监视的大网；二，蠲免1930年的田赋、地契，规定土地、房屋各归原主，恢复地方秩序；三，保护佃农，尽可能地减轻佃农的负担，笼络人心。
更为重要的是，围剿失败以后，这家伙竟然开始思考国军在江西的得失、毛泽东在江西的如鱼得水。
这一年他的日记记载：“我们的党现在似乎对于群众的愿望变得毫无兴趣，党不仅变得远离群众，而且在许多地方，国民党简直被群众所痛恨”；“剿匪屡屡失败，地方整理遥遥无期……我们必须承认，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毫无建树，源于党的失败……”
强如蒋介石，在胡汉民事件以后也不得不暂避风头，下野归田。对于未来，对于国民党的失望，蒋介石有一种打破格局的欲望。
1931年间，不知有意无意，刘健群写了几篇文章。
“我们的党已经完全堕落了。现在，它仅仅是军阀、官僚和政客争权夺利的一个竞技场……”在《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的开篇，刘健群这么写道：“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党的各级书记长和党员的相互冷漠、相互利用。至于党员和各级书记长的关系，更是令人齿寒，这些所谓同志彼此间的热爱还比不上同乡或同学……”
刘健群写了一本名叫《改组国民党的刍议》的小册子，建议：“国民党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的组织，一切唯领袖之命是从，其组成人员，以着蓝衣为标志。”
二、螟蛉子
康泽走到洪武路，进了刘健群的住处。房间很简单朴素，也很整洁。
刘健群谈话很有条理，对当时的局势问题很有见地，康泽不打折扣地向蒋介石汇报了自己的欣赏。蒋介石亲自召见他，对他的印象也好，认为他是“可造之材”，于是命令康泽和桂永清两人介绍他参加力行社。
力行社的社员很少，据邓文仪说，只发展到七八十人时就停止吸收了。社员大多数都是黄埔各期学生，其中又以第一期的最多。力行社本身没有什么组织机构，社员分成小组，各人都能直接受到蒋介石的耳提面命。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同志会总会的领导骨干或省市分会负责人，省市分会书记只有极少数不是力行社的社员。
刘健群头脑清晰，和人交谈时谦虚平和，对别人提出的问题，能很快作出令人比较满意的答复，更善于倾听，对当时局势的分析很对蒋介石的胃口。
刘健群能说，理论也极为了得，写的文章很是对路。有一些话蒋介石自己想说却不能明说，刘健群都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
刘健群在其《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
此后一个多月，蒋介石连续十几次召见刘健群，并使他“一月两迁”。继任命他为中央军校政训处处长后，三月中旬，刘健群又成为军委会总政训处处长。有一次，蒋介石甚至对贺衷寒说：“刘健群比陈果夫兄弟要进步五年，比你们要进步十年。”
一时之间，南京官场无不笑谑刘健群为蒋介石的“螟蛉子”。
当刘健群向他建议筹办一个军委会下政训班时，蒋介石一口答应，并任命他兼任班主任。
军委会政训班招考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学生500人，予以六个月的训练，毕业后分派军队中政治工作，考试由刘健群主持。当时在力行社内，大家都对这个培训班十分重视，许多大专院校的毕业生都是辞了高薪的工作来报考的。
政训研究班正式开学的时候，蒋介石特意派人送来训词：“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
刘健群则是极力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辩护，并不遗余力地攻击共产党，说“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指挥，第三国际由苏联操纵，所以共产国际是苏联对外侵略的工具。”他还把“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作为政训研究班的训练纲领。
刘健群的政训研究班办得风生水起，几百名学生对他很是钦服。一切似乎都在刘健群的掌控中。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其实不是最凶险，最凶险的其实就是人心。
刘健群蹿得太快，从无名小子一下子就跻身于力行社的核心，对刘健群是好事，但对有些人而言，则未必是好事。
贺衷寒觉得刘健群抢了他的光彩。贺衷寒一向自称力行社的理论家，蒋介石的一句话将他的自信打到了第十八层，蒋介石当面夸刘健群：“刘健群比陈果夫兄弟要进步五年，比你们要进步十年。”贺衷寒不敢把蒋介石怎么的，耳光是老大打的不假，用的却是刘健群这只手。
康泽则是把手伸进了政训研究班，有饭大家吃，有粥一起喝，想拉起一标自己的人马。人强不如家伙强，问题是再强的家伙也得有人帮着使。
对于危机，刘健群或者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恃宠而骄。1933年1月，刘健群向几百名政训班学员下发了《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主要的内容是要把国民党起死回生，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织“蓝衣社”，一律着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限制党员的财产等等。
梁干乔的训育组发现后，报告总社，才制止他发。力行社一片哗然，这份文件的许多内容早已纳入力行社的《生活限制条例》中，而且违反了“保密”、“不得有小团体活动”两大铁律。
康泽要求对刘健群进行制裁，但贺衷寒对刘健群却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草草了事。
三千恩宠集于一身，贺衷寒不敢动，也不能动。
贺衷寒只能等，等刘健群的破绽。
贺衷寒等的时间不长，机会来了。机会是一本书带来的。
三、抗争
南京的市民人手一本书，书名《抗争》。
书是一本纪实性的自传体小说，作者是贵州卢葆华。
卢葆华极富才情，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学熏陶，更受到其父“人生第一要义是为国家社会努力”思想的深刻影响。
卢葆华更有个性。1917年她就读于遵义新城第二女校时，就表现出极强的叛逆性格。当时女生没有制服规定，无论是花衣，还是绣裳，只要自己喜欢就行。卢葆华却是蓝竹布长衫，黑缎背心，整一个男孩打扮。
1919年6月，年仅十六七岁的卢葆华正在遵义女子师范读书。“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遵义后，她拉了条板凳站在上面，向群众大声演讲，号召妇女们要跳出家庭，争取男女平等、社会公平、婚姻自主。卢葆华讲到激情之下，取下右指上金戒指作为救国的资金。
贺衷寒对于小说一向感兴趣，但对于《抗争》却是看了又看，甚至恨不得买上个百十本，每个有影响的官员送上一本。《抗争》故事其实很简单，不简单的是故事的男主人公，这才是贺衷寒特别感兴趣的。
1923年，女主人公江绯娜迫于父母之命，嫁给指腹为婚的表兄赵文特。表兄和江绯娜的志趣相去甚远，她既要恪守双亲“善事夫子”的教训，又不甘于“红袖添香伴读书”的生活，精神上十分痛苦。
1931，江绯娜终于不再痛苦，不顾父母要“断绝父女关系”的强烈反对，与丈夫离婚，然后与曾经追求她多年的同乡刘健群结婚。但婚后不久，江绯娜就发现刘健群并没有和他的妻子离婚。
卢葆华在回顾自己创作这部小说时说：“我借此以自诉，并为其他妇女代鸣不平。”
男主人公刘建群，则连姓名、官职也一字未改，直指出现在卢葆华生活中，欺骗她、并给她以极大伤害的“爱情的叛徒”、国民党政要刘健群其人。
小说刚开始为青岛《平民日报》转载，接着杭州《三江日报》也转载，天津《大公报》文副则撰文批评，更则引起沪杭各报之讨论……
贺衷寒很是欣喜，文中的男主人和自己力行社的同事刘健群就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作者没有在书上加上一句：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但在市井民间茶余饭后泡沫横飞间，刘健群名声扫地，“新派人士斥之为伪君子，旧派人物嗟叹人心不古、新进无德”。
贺衷寒知道自己得好好把握机会，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去游说蒋介石。
蒋介石免去了刘健群的本兼各职，“另有任用”；至于总政训处长职位，则由贺衷寒接任。
命令下达以后，贺衷寒却高兴不起来：一击不死，想再补上一刀，恐怕已没有更好的机会。蒋介石的刀高高举起，却是轻轻放下，“另有任用”为刘健群的复出埋下了伏笔。
蒋介石的伏笔有了分晓。热河失守以后，宋哲元等部队走向不明，蒋介石调任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刘健群灵机一动，向蒋介石献了一计：为使北方部队在思想上服从中央，防止日寇可能利用某一军阀搞割据，可将政训班毕业生500人改编为“抗日”宣传队，派赴北平，伺机宣传抗日，打通各部队关系，设法建立军队政工工作，防止割据动乱，坚定国家统一信心，树立服从中央概念。
蒋介石觉得此计甚好，既可以安抚华北，又能给刘健群东山再起的机会。蒋介石命令刘健群为“华北抗日宣传总队”总队长，并接替任职未久的郑介民，执掌起力行社华北分社。
四、有烟大家来相会
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到了北平，他们明确的任务是解释中央政府“安内攘外”的决定，联合军队和民众全心全意地抗敌，消灭日本情报机构及地下汉奸活动，确保华北和内蒙不受侵略而不致变成日本新近制造的“自治区”。
刘健群这次率宣传总队北上时，他把他所著的那一本小册子——《我对国民党的一点意见》印刷了一批。到达华北后，他到处散发。这本小册子的大意是说：国民党老大腐化了，应该挑选一批忠实的年轻的党员，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做一般人的表率，推动党的改造。这批人予以严密的组织，并规定一种蓝色的制服，以资识别，这个组织即可取名蓝衣社。
当时力行社正处于秘密阶段，刘健群散发小册子以后，社会上的人就认为在各地秘密活动的就是蓝衣社，刘健群就是蓝衣社的倡议人。力行社总社的人在南京知道了这种情形，颇表不满，认为刘健群这种行为是招摇。于是叫刘健群停止散发，并把已发出去的小册子收回。虽然作了这个决定，蓝衣社这个名字已越传越远了。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左右，宋哲元的部队在喜峰口与日军发生战事。蒋介石为了控制北方的军队，要刘健群主持北方军队的政训工作。
当时北方各军包括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等，对南京政府存在不信任感。如果稍有不慎重，一开始就遭一部分军队的拒绝接受，中央威信和军队感情都将蒙上阴影。刘健群就主张用最小的名义，做最大的工作。
刘健群在东北的时候，曾向队员宣布：“人家说我们的宣传工作是卖膏药。现在我们来北平要卖的膏药，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沿街叫卖；第二，开门求售；第三，膏药贴在身上确实可以治病。后来我们宣传队从社会转入军中，以后再改为军中政训处，使北方各军与中央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日本人对于宣传总队是非常敌视的。常有不利的舆论发表，给宣传队带来很大的困境。二十九军的军长宋哲元对宣传抵触很大，刘健群连去几次，都说不在。后来刘健群跟在他的汽车后面到了宋哲元的住处，门卫还是说军长不在。
刘健群在军中开展不了工作，便专门去各大中学演讲，专讲如何抗日的道理和策略。二十九军有位重要人物的儿子听了刘健群的演讲，就回去对他老爸说：“刘健群不单不是流氓，而且很有学问。”
韩参赞是个只挂名不办实事的参赞，据说是冯玉祥的部下，和宋哲元的感情很好。韩参赞喜欢抽大烟，冯玉祥就找他谈话：“老韩，一个军人只能扛一根枪。你要扛长枪，就要丢短枪；要扛短枪，就要丢长枪。长短枪都要扛，那是不可能的。”韩参赞倒是知趣人，就此丢了长枪吃大烟。
冯玉祥后来想重招旧部反蒋抗日，这位韩参赞也带着短枪去捧人场。大烟瘾过足了，这位大哥就在火车上大骂蒋介石。同车的宪兵和便衣警察就拿了正着。
二十九军的办事处刘实甫虽然和刘健群没有什么交往，为了救人，就找到刘健群。
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和刘健群的关系不错，就同意由刘健群出面做保放人。张自忠、冯治安和韩参赞的关系极好，也来接他。韩参赞鼻涕和眼泪双流，说“刘先生再迟来一步，不杀我我也活不成了。”二十九军的重要干部于是请刘健群喝茶，不肯见面的宋哲元出面邀请刘健群见面。
宋哲元对刘健群有相见恨晚的意思，二十九军从此把宣传队看做自己人。
刘健群离开北平的时候，他和宋哲元有“相见恨晚”、“如弟如兄的友谊”。宋哲元在当初刘健群南返辞行时亲口对他说：“健群兄，请你向蒋委员长保证，我宋明轩的话，一切算数，如果有了反复，你随时可以派一个十二岁的小孩来掌我的嘴巴。就算有朝一日，我要造反，如果是你健群兄来，我至少为你缓三天。”
五、复东会的梦
复东会是陈立夫CC 系（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的敌人，一直受到CC 系的打击。复东会的前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也是CC 系封杀的。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东北籍进步人士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得到张学良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救国会的活动引起了CC 系的注意，结果在国民党和日军的双重压力下，宣布结束。
救国会领导核心经过反复磋商，决定排除CC分子，成立秘密组织“复东会”，并于“九·一八”两周年时在北平欧美同学会会址正式成立。会员们在关岳像前宣誓：“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这就使CC系极为仇视，又在暗中收集材料，并加以扩大，想借蒋介石的手置复东会于死地。
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更让刘健群欣喜的是，复东会背后站着的是张学良，东北军将领对复东会大多取同情支持态度，得复东会，得东北军。刘健群认为可以通过复东会把张学良的力量拉到力行社一边，削弱CC系的力量。
复东会的核心阎宝航等人拒绝取消复东会，也拒绝刘健群关于复东会加入新组织四维学会的建议。复东会和四维学会八竿子打不着，道不同不相谋。复东会是以誓死救国为宗旨，四维坚守的礼义廉耻无非就是让人循规蹈矩，又能舍己济人；安分守己，又能刺激奋发，总之是人家打你的左脸，就一定要把左脸给人打，拿右脸给人打都是不对的。
谈判陷入困境，刘健群把目光转向张学良。这时的张学良刚从德意两国考察回来，主张拥护领袖，实行独裁政治等论调。
张学良了解到复东会领导人阎宝航反对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的情况，很是着急，于是派他的机要秘书黎天才北上。黎天才能说会道，到了北平以后，他对阎宝航、高崇民说：“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的建议是张学良提出来的，如果对抗下去，既得罪了蒋介石，又得罪了张学良，不如考虑加入四维学会。”阎宝航就坚持四维学会必须明确抗日救亡的工作，并要求去武汉面见张学良。
张学良在武昌徐家棚亲自做阎宝航等复东会领导人的思想工作，他说：“中国人如果不愿意做亡国奴，就必须大彻大悟，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机会，发挥效能。目前，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北平，掌握自己的军队，整顿训练，待机而动；一条是拥护蒋介石，完全听他的。前一条路，必须得到日本人的谅解，受他们的摆布，不然，在华北是待不下去的。我张学良决不能屈膝投降，甘做汉奸，这条路是绝对不能走。要想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单靠我们几十万军队，是无法对日本作战的，即使加上中央军，也未必于事有济，只有全国统一，再得到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的援助，才能对日本作战。”
张学良停了停，说：“东北军几十万军队不能单独对日作战，我若脱离蒋介石，不出三个月，东北军就得饿肚子，这军费是个大问题。”
阎宝航说：“少帅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经过刘健群、邓文仪和王卓然、王化一的共同商量，决定把新组织四维学会的会址暂时定在武汉，由理事会主持日常工作，复东会继续东北抗日工作，拥护蒋介石作为唯一领袖。
1934年5月12日，四维学会在汉口银行公会召开成立大会，声称“拥护唯一领袖、团结一致救国”。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贺衷寒为理事长、王卓然为副理事长、刘健群为秘书长。
六、蒋介石的机关枪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强占了东三省，更随时在北平、天津、上海制造事件，以为威逼侵略的借口。
蒋介石当时正在“围剿”红军，于是提出了安内攘外的政策，在中央宣言中指出“和平未至绝望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全国人民对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很不满意：东北被日本人占了，国际联盟调查也就是说一说而已。被人打了脸、踢了腿还不让人还手，究竟忍到什么时候？东北的大中学生更是愤怒，偌大的一个华北竟然放不下一张课桌。
1936年，各地掀起一股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学潮，学生认为与其等着人家把中国灭了，不如起来反抗一把。
在当时，全国大学生最多的地区是南京、北平、上海。北平太远，不足以影响南京政府的统治，所以南京是眼不见心不烦：南京是政府所在地，警力充分，掌控局势没有问题。于是上海成了活动的重心。
上海当局觉得学潮十分棘手，于是向中央报告，请求中央派人处理。南京政府考虑到事情重大，牵涉到的人广，又不能派兵阻拦，于是决定派刘健群做疏导工作。
刘健群到了上海以后，首先去见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要求他召开一次茶会，邀请上海的学者名流参加。刘健群在茶会上恳请学者名流的支持，向各界透露政府和平处理学潮的信息。会后，刘健群又分别找章士钊、沈钧儒、章乃器等知名人士交换意见。
学潮的问题主要在学生，当时风头最劲的是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上海法学院，而活动的重心又大部分在复旦大学。
上海相关部门和学校谁也不敢和学生接触，怕万一和学生冲突，打了脸不说，丢了命就不合算。拿工资做事可以，但要玩命，恕不奉陪。市政府的报告甚至都没传到学生手中，对学潮的活动没有什么影响。
打又不能打，骂又不能骂，刘健群只好用他最擅长的演讲试一试。这个时候，复旦大学的前后门都已经关闭，外面是密密麻麻的警察和消防的水龙。水龙是专为学生准备的，学生一旦集体出校门，警察立即用水龙冲散。
学校里面也是一片紧张，墙上贴满要求抗日、打倒国民党的标语，数十个学生戴着红袖章不时地校内巡逻。
经过学校的允许，刘健群要求集合所有的学生到室内运动场听他讲话。复旦大学的学生想弄清楚政府是什么意图，就站在运动场内听他演讲。
刘健群口才那是相当的好，着力地为蒋介石解释，并打了两个比方：一，蒋介石此时负了国家的重任，就像抱着一挺机关枪，一挺相当陈旧而又不十分可用的机关枪。日本人扳着他的右手，要他“防共反俄”，向左开枪；苏俄和共产党却扳他的左手，要他“抗日作战”，赶快向右开枪。他明白双方的用心，也明白自己的力量。他只是兢兢业业，自己整理机关枪，以备大用。同时对左右的敌人都说道：“你们谁也不许动我，谁动我就和谁过不去”。这一种微妙的关系和冷静的自恃是对国家忠诚的负责，也是高度的智慧。二，下象棋，明明让对方一车，自己隐下杀者，一举而成不可解的胜利。观棋的人若是高手，自然会缄默而作会心的微笑。此时此地的忌讳天分低而热心开口的笨伯，在一旁忍不住高呼一声“马吃车”。此呼一出，全局皆输。因为另下一着棋不是很容易的，若熟视无睹，则对方一切了然，这条车便算是白送了。因鲁莽而失棋是小事，因鲁莽而亡国便是千古的罪人。
刘健群作了宣传以后，又考虑到组织的问题，他又发起抗日救国实践社，与抗日救国会相对抗。
抗日救国会成立于1931年11月初，距离“九·一八”事件不到两个月，是全国第一个公开的群众抗日组织，提倡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卖国贼，反对奸商，抵制日货。
刘健群深为满意，他说服了百分之六十多的学生，相信了蒋介石的“和平未至绝望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七、黄袍褂
远处不时地有鞭炮响起。
禁闭室的韩圭璋一脸苍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见到新年的太阳。
韩圭璋是喜气洋洋地到中央陆军军官校政训研究班镀金，谁知三天不到，就被校政治部主任兼政训班主任刘健群关进禁闭室，理由很简单，他韩圭璋参加共产党。
问话的军官倒是很实在，直接告诉韩圭璋，讨逆军第十五路军军长马鸿逵举报他的。
韩圭璋知道上司马鸿逵一向妒忌自己深得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喜爱，却不知道他如此歹毒，要自己人头落地。
韩圭璋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从军十多年，大仗经历过不少，不仅没死，还打出不少交情来。
1927年5月，韩圭璋在一场小规模夜袭中及时解了冯玉祥的围。冯玉祥对此事一直念念不忘，后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写道：“韩练成在北伐的时候，曾同我在一起共过患难的。”
1930年初，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和冯玉祥鏖战豫东。韩圭璋当时刚刚跟着马鸿逵投奔了蒋介石，任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防守归德。
冯玉祥的骑兵师长郑大章听说蒋介石的指挥部设在归德火车站，率领骑兵就往归德车站打过去。当时车站只有一个警卫营，凭借车站抵抗，蒋介石在归德火车站的“总司令列车行营”上指挥作战。总参谋长杨杰摇着电话大喊离火车站最近的六十四师独立团：“我是总司令部……”
韩圭璋听到线路断了，知道情况紧急，从枪炮声中判定敌方肯定是骑兵，于是下令：一营跟着自己跑步救援司令；二营以排为单位展开，佯攻敌军栖马场，逼围攻火车站的敌军回救；参谋长带三营，集中重机枪全部上城，死守归德。
郑大章听说后方枪声大作，赶紧回去救栖马场。韩圭璋率部冲入火车站，成功解围。
蒋介石捡了一条命，喜出望外，请韩圭璋上车见面。蒋介石问韩圭璋：“你是黄埔军校第几期学生？”在蒋介石的心中，只有黄埔学生能打仗。
韩圭璋连黄埔军校的大门往哪个方向开都不知道，又是头一次见蒋介石，紧张得不知该如何回答。总参谋长杨杰知道韩圭璋不是黄埔军校学生，就说：“他不是黄埔学生。”
蒋介石于是提笔批了一道手令：“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韩圭璋，见危受命，忠勇可嘉，特许军校三期毕业，列入学籍，内部通令知晓。”当时黄埔军校的学生在军队中颇为吃香，人们就戏称黄埔学生为“穿黄马褂”。韩圭璋没有正式在黄埔军校第三期上过学，但在国民党军队，尤其是黄埔系将领中，人人都认同韩圭璋是黄埔同学。
马鸿逵想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韩圭璋靠上蒋介石，马鸿逵心里不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这小子给取代了。与其人来暗算自己，不如自己先动手。
韩圭璋是蒋介石赏识的人，马鸿逵自己不敢动手，他想到中央陆军军官校政训研究班班主任刘健群，这个人对共产党是恨得直痒痒，借他的刀杀人，就是杀错了，自己顶多是情报有误。
1939年春节前，蒋介石来校视察，韩圭璋在禁闭室喊：“校长，归德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韩圭璋报？”
蒋介石很诧异，命人把“韩圭璋”带来，问道：“你为什么坐禁闭？”
韩圭璋用手指校政治部主任刘健群：“你问他。”
刘健群趋前对蒋介石附耳低语。蒋介石问道：“有证据吗？”
韩圭璋抢答：“他没有任何证据就说我是共产党，从去年9月起一直把我关到现在，我给校长打报告，他们扣住不送！”
蒋介石转脸训斥军校官员：“他在归德救我的时候，你们都在哪里？什么共产党潜伏分子，还不给我开门！”
回过头，蒋介石批了一张便签给韩圭璋：“你去剿总拿点安家的费用，把太太接到南京来，先休息几天，我会任用你的。”
不久，蒋介石手谕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学生韩练成着以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尽先任用。”
韩圭璋长出了一口气，这命可是保住了，不过老蒋还是冤枉刘健群了。能有陈赓第一，就不能有第二个陈赓？
1926年9月，马鸿逵的陆军第七师编为西北国民联军第四军，参加北伐战争。韩圭璋担任军警卫手枪营排长，随军向西安进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推行“联俄、联共”政策，由苏联人乌斯马洛夫担任军事政治顾问、共产党员刘伯坚担任总政治部长。联军总政治部派来共产党员刘志丹出任政治处长，传播新思想、新作风。每日朝会，士兵们高唱冯玉祥编写的《出操歌》、《吃饭歌》、《射击歌》。韩圭璋对这些新事物接受得很快。
刘志丹认准韩圭璋是个好苗子，发给他一份《革命军人登记表》，指定第四军政治部秘书林红和五十六团政治员吴某作为培养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人。
韩圭璋去找过吴某，但是阴差阳错，一直没有找到他，而刘志丹也没有机会和他再提入党这事。
韩圭璋的麻烦没有了，刘健群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次杀机。迫不得已，他只能逃。
八、池鱼
戴笠要杀人，杀的就是刘健群。
刘健群无可奈何，只能逃。刘健群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狼狈还乡，也许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贵州那个不为人知的小庙宇。
戴笠动了杀机，主要是为了几年前的郑吉康事件。
郑吉康在力行社里面连个角色都算不上，他只是组织处的收发员，兼管案卷。他的工作就是把力行社的新成员花名册、旧成员的考评送到组织处，最后进入由便衣日夜守卫、戒备森严的档案库，如此而已。
管理档案的日子让人寂寞，幸好郑吉康很善于寻找乐趣，会玩，也很会讲排场。结婚是件大事，郑吉康虽然手中没钱，还是大张旗鼓地办了一场。
杀人偿命，借钱虽然不用偿钱，钱是一定要还的。郑吉康没钱，普通的收发员，也又刚刚拖家带口，也没什么朋友友情赞助一下。不能还债，那就只好躲债，再不躲，身上那几根排骨都要被人给拆下来。
有人找到郑吉康，给了他一颗子弹，一笔让他还掉所有的债还能舒服地过一辈子的钞票。来人开出的条件很简单，郑吉康为他提供华北情报，并许诺“保密”。
财色动人心，子弹要人命，郑吉康又喜又惊，成交。
戴笠也是一惊，把手下特工掌握的情报恨恨地甩在地上。扣人，审讯，郑吉康尸体沉江。
土肥原贤二根据郑吉康情报，要求驱逐华北力行社的势力；证据确凿，南京方面全盘接受，华北成为日本人的天下。
力行社解散，戴笠的特务处却是如日中天，戴笠决定派人做掉刘健群。
刘健群一路逃亡，不敢放过一个可疑的人，也许一不留神，一柄刀就顶在胸口，或者一粒子弹穿心而过。深山有野兽，人迹罕至，刘健群依然不放心，在一处小庙宇出家当了和尚，白日陪古佛，深夜伴青灯。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四年。直到1942年，蒋介石到了陪都重庆，一个普通的原力行社成员在庙宇里发现了刘健群。于是，他立即上报。报告经层层传达，最终到达了蒋介石的案头。
蒋介石动了恻隐之心，不仅宽恕了刘健群的失职，并且勒令戴笠不许再追杀刘健群。
杀机虽退，刀仍在，刘健群的命运却没有改变多少。幸好，人有死亡的那一天，无论是长寿还是夭折，刀有折断的那一时刻，不管是千年还是万年。
刘健群不用等千年，刀已折。不久，戴笠坐飞机出事了。
九、败退宝岛
1943年初夏，蒋介石在重庆浮图关召开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健群被圈选为三青团中央干事。刘重返政坛，就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三青团中央干事兼视察室主任。在这期间，蒋介石命刘健群去云南，想说服龙云拥护中央，限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最终取得龙云表面的答应。
刘健群由云南回到四川，被任命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副书记长，可谓官升一级。可是在1946年三青团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蒋经国出任中央干事会干事兼第二处处长后，刘备受蒋经国的攻击，以致被迫离职。
在国民党的“行宪”时期，曾是学政法出生的刘健群没有放过这次东山再起的机会，在贵州竞选期间，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靠国民党中央提名，最后才当选为贵州省第二区立法委员，并在1947年5月又被聘为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
1948年5月17日。立法院投票选举院长、副院长，孙科、陈立夫当选。半年后，立法院正、副院长改选，童贯贤当选为院长，刘健群当选为副院长。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逼近南京，立法院迁至广州。10月，童贯贤辞职，由刘健群依法代理院长。1950年12月，刘健群当选为立法院院长。但是国民党大批高级官员逃台后，僧多粥少，官多位少，所以立法院内的倾轧、争夺并不比别的部门少。
1951年10月，刘健群辞去立法院院长职务，仍任立法委员。后又受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挂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在那里，凭读书写作打发时间。1972年3月17日因心脏病逝世，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