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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专家，预测大师，成功预测诺曼底登陆。一心想当个儒将。无心从事特务工作，却被蒋介石赶鸭子上架，一生从事特务工作。死因蹊跷，只因吃了蒋介石的西瓜。
小档案
姓名字号：原名庭炳，字耀全，号杰夫
籍贯：广东省文昌县
生卒年月：1897年9月18日—1959年12月11日
毕业院校：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
最高职务：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上将
简历
1897年——9月18日出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
1915年——考入广东琼崖中学堂，秘密参加孙中山组织的琼崖民军，任书记。赴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在一养鱼场当账房先生。
1924年——投入大本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军士队当学兵，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1925年——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经济。
1927年——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总队（总队长贺衷寒）队部政治教官，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秘书。
1928年——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专门从事特务工作。
1929年——离间桂系部队，收买拉拢桂系将领，搜集情报。
1930年——任陆军第十五师（师长李明瑞）政治部主任，不久兼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后兼任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政治部主任，监视桂系部队。
1932年——任力行社干事会干事，力行社特务处副处长。
1933年——任力行社华北区区长，将张敬尧击毙。
1934年——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学习法西斯统治方法，拜访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1935年——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仍兼特务处副处长。
1936年——兼“民族运动委员会”委员和“忠义救国会”委员。
1937年——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掌管军事情报；3月后兼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任秘书。
1939年——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一期受训，著有《谍报勤务》和《军事情报学》等书。
1940年——兼任“中苏情报合作所”副所长。
1942年——任新加坡盟军军事会议代表。
1943年——晋任陆军少将。
1944年——升任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厅长，兼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联络官，经常去加尔各答参加会议，正确预言了盟军将在8月18日于诺曼底登陆，被美国军官称赞为“神机妙算”。
1944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任赔偿委员会委员。
1946年——为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代表，任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厅长，主管情报工作；7月1日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仍兼任保密局局长。
1947年——组织“国防部绥靖总队”，任国防部常务次长，主管国防物资。
1948年——晋任陆军中将。
1949年——飞赴北平企图阻挠傅作义和平起义，11月去香港。
1950年——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2年——选为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
1954年——为台湾“国家安全局”（由原国防部保密局改编）首任局长。
1955年——突患心脏病，先后去美国、西德就医。
1956年——晋任陆军二级上将。
1957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不再兼任“国家安全局局长”。
1959年——因心脏病复发在家中去世，终年六十二岁，追晋郑介民为陆军一级上将。
一、有朋自远方来
最近有点烦。
“二总”虽然带了个总字，可毕竟不是老总，有人递媚眼，自然有人送白眼，老资格的第19军军长胡宗铎、第20军军长陶钧更是直接当自己是空气。“二总”李宗义有心给人家点颜色瞧瞧，可惜没有老哥李宗仁那样的实力，于是只好喝酒。
酒可以醉人，但不可以解愁，人醉，愁还在。酒不能解愁，但有人能。“二总”李宗义一向喜欢交朋友，而这一次，有朋自远方来。
小店，旧衣，破箱，没有一丝生气，唯一有些闪亮的是那双眼睛。李宗义想不到苏联中山大学的同学郑介民竟然如此落魄。李宗义嘘叹了一阵，也很是高兴，老同学这次到武汉是专程投奔自己来的，幸福有很多种，被人信任就是其中的一种，而且现在不仅自己缺少贴心的人，桂系也在招纳有才的人。
1928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新桂系的势力虽然从广西经武汉发展了华北，却也成了蒋介石心中的痛、眼中的刺，这事除了卖馒头的陈阿婆家的傻儿子不知道以外，地球人都知道。
郑介民已经失业，虽然不是人才，但是自己同窗好友，只要自己稍微罩一下，除了那几个刺头，哪个不高看他一眼。李宗义一高兴，就把郑介民放在自己身边，陪吃陪喝陪睡，带着四处逛悠。
郑介民倒也脑子灵活，逢人就是三分笑，和桂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的上上下下混得烂熟，即使是桂系大佬李宗仁对他也是夸奖有加，认为郑介民是个人才，接人待物很有一手。
李宗仁只是匆匆见过郑介民一面，他一向很忙，忙于争地盘。他的老搭档白崇禧在北平谈论天下大事的时候就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
李宗仁做事一向主张谨慎，虽然对湖南是日思夜想，还是控制了进军湖南的打算，而是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越权免去了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职务，只要湖南掌握在和自己亲近的何键手里，进军不进军已没有什么区别，自己要做的就是对付蒋介石这只老狐狸。忙是忙了点，不过准备做得还不错，桂军上下都是一心、热情高涨，让李宗仁很是放心。
蒋介石也很高兴，做事讲究名正言顺虽然有点迂腐，可有时候表面功夫还得做一下，所以他一直在等，等有人犯错，给自己出手的机会。编遣会议以后，桂系李宗仁非但不缩编，反而不断扩兵，成为拥兵十万的军事集团，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加深了蒋桂矛盾。
敢违反中央命令，我等的就是这一天。蒋介石动了手，胡汉民跟着动了口，邀请李济深到南京来调节蒋桂之间的矛盾。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与桂系的老大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很有交情，在政治上倾向于桂系。李济深雄霸广东，财力充裕，但士兵的战斗力不强；广西士兵勇敢善战，但广西穷得响叮当。很长时间以来，广东广西互通有无，你捧我的人场，我助你的钱场。蒋介石生怕李济深做了李宗仁的送财童子。
李济深进了南京城，蒋介石欢呼：“孟德兄，燕人张翼德在此恭候多时了。”
李济深在南京汤山散步，李宗仁却因为不服从中央而免去所有职务。一夜回到解放前，有人可以忍受，李宗仁不能，何况手里还有雄兵十万，更有湖北的势力相助，是可忍，孰不可忍？
1929年4月，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郑介民远走武汉。
李宗仁暴怒，蒋介石冷笑：就凭你？和我打？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李宗仁和各部队及各方面联络的密电码已在我手，你军各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表册我军指挥员人手一册。
军心齐，泰山移，只是你军军心真的齐吗？“鄂人治鄂”的口号固然能助你李宗仁拉拢湖北人，使桂系中的鄂籍将领如胡宗锋和陶钧大权在握、感恩戴德，却不免伤了桂籍将领的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的是广西人。别说你军心不是铁板，即使是铁板一块，也会有人帮我把铁板敲出缝隙。
把铁板敲出缝隙的方法有很多种，你可以用石头，也可以用铁锤，甚至可以用铁板，郑介民用的是妒忌和钞票。中国人一向讲究不患寡而患不均，也相信付出就会有回报。
桂军广西籍的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旅一枪不发，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
胡宗铎、陶钧等陷于孤立，独木难支，退往沙市、宜昌一带。
桂系盘踞在湖北的10多万人土崩瓦解，蒋介石的军队轻轻松松进了武汉城。
李宗仁急急忙忙从上海的医院逃往香港，来不及取下眼睛上的纱布。
李宗义一腔愤怒：好你个吃里爬外的郑介民，亏我把你当自家兄弟看待。
庆功宴上的郑介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喷嚏，不由得苦笑：不是兄弟不讲义气，只是兄弟一向就是用来出卖的，况且哥的日子实在太艰难。
二、混的背后是艰难
郑介民的日子一直不好过。
郑介民从小就是死了爹的娃，家里兄弟又多，凑合着读完小学。10多岁的时候，他就跟着老乡到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做过橡胶园学徒工，当过养鱼场的记账先生，饿死不至于，想富万万不能，寄人篱下那是绝对的，那滋味一句话：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仓中石油。
解套的方法有很多种，有的人割肉，有的人死扛，郑介民选择的方法是调仓换股。
1924年，黄埔学校招生的消息一传到南洋，郑介民就意识到解套的机会到了，于是邀请同乡黄珍吾一起回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黄珍吾是一投就中，郑介民的报考却并不顺利，中国向来是人口多，郑介民又是众所周知的底子薄，小学毕业，落在孙山老兄的背后再正常不过。郑介民一下子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回南洋容易，面子找不到地方搁；留在广州简单，不简单的是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就在郑介民为难的时候，同乡邢森洲伸出了援助的手，让郑介民暂时住在自己家里。一个月后，郑介民到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一边扛枪，一边准备黄埔军校二期的考试。
再考，中。
郑介民的黄埔军校生活是活跃的，经黄珍吾介绍，郑介民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孙文主义学会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同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抗衡，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为了方便对外联络，郑介民把邢森洲也拉进了孙文主义学会，邢森洲也因此成为非黄埔学生加入该会的第一人。
郑介民从黄埔军校毕业以后，马上到苏联莫斯科的中国劳动大学学习，同去的有康泽、李宗义等人。郑介民在中国劳动大学的时候可以说一心只读圣贤书，除了军事课程，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也花过不少心思，情报和后勤技术更是用心良苦。
1927年8月间，郑介民从中国劳动大学毕业。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郑介民满心欢喜。当站在广州地面上，郑介民却一脸沮丧，毕业即失业，老蒋也太不厚道了，你不能先安排我上岗自己再下野去日本啊。
老蒋指望不上，只好指望同学。一番死缠烂打以后，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总队长潘佑强却不过面子，把他安置在总队部担任政治教官。吃人饭，帮人干，郑介民倒也不是只吃饭不干活的主，把反共的思想深深地渗进了学生的骨子里，因此深得潘佑强的称赞。不久，潘佑强又推荐他去第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
1928年1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介民便千方百计托人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蒋介石在召见他的时候，郑介民把在苏联留学的黄埔学生思想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并表示他是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很欣赏他这一套，将他留在身边当侍从副官，主管搜集情报的工作。
金子能不能闪光，在于有没有漆黑的那一刻；刀子锋利不锋利，只有等出鞘的那瞬间。郑介民等出手的时刻一等就是一年，时间很长，却也很值。
1931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命令黄埔学生成立力行社，郑介民成为该社干事，随后任力行社特务处副处长。
对于特务工作，郑介民没有热情，所以他很少去特务处办公，并想跳出这个圈子。戴笠有事离开南京，请他主持特务处工作，郑介民也是不愿沾边。他曾两次请康泽向蒋介石推荐他干别的工作，但蒋介石都没有批准，还告诉康泽，说此人做事无魄力，让他留在特务处，以后不要再保荐他。
蒋介石虽然不让郑介民做别的工作，但一旦有人犯揭了他的逆鳞，却是第一时间想到了郑介民。
逆鳞人人有，但敢揭蒋介石的逆鳞真的不多。不过，不多并不代表没有，1933年的春天就有人揭了蒋介石的逆鳞。
三、你投日，我敬刺
春天，是躺在鲜花丛中晒太阳的时候。
春天，也是春心荡漾的时候。
蒋介石却没有晒太阳时的懒洋洋的心情，有的只是一腔怒火：老子围剿红军正欢，没有时间理小日本，但并不代表你张敬尧可以浑水摸鱼。
尧是古代出了名的爱民的圣人，张敬尧虽然名叫敬尧，有崇拜尧的嫌疑，敬的却是血腥：辛亥革命中镇压过武昌起义，以“杀敌骁勇”提升为团长；1914年在河南镇压过白朗起义，“剿匪”有功，升为陆军第七师师长；1921年，当了湖南督军兼署省长的张敬尧更是“金子我所欲也，杀人亦我所欲也”。张氏兄弟在湖南称霸一方，大发横财。在霍邱马店、龙潭寺一带买田几万亩，又在桑郢大兴土木，修建极其华丽的督军府，在天津置了不少房屋和地产。杀人之多，动至数万，兵悉劫掠，地无不遍，死不能葬，生无可归。当时的湖南人为此写了副对联：“堂堂手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杀人，蒋介石并不在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蒋介石愤怒的是张敬尧竟敢和日本人勾结，打华北和华中的主意。
张敬尧自从被湖南人赶出湖南以后，日子过得并不得意：投吴佩孚，吴佩孚败；靠张宗昌，张宗昌倒。日本人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张敬尧的日子有了起色，日本人任命他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给他700万元经费，潜入北平，收集旧部，勾结流氓土匪，策动驻军，准备配合日军在北平城内暴动。
张敬尧进了北平城，化名常石谷，住进了六国饭店。郑介民和手下白世雄、王天木等人一候就是几天，却始终找不到下手的机会：白天刺杀，人多不易下手，刺客也难以脱身；晚上动手，张敬尧这家伙不仅枪法厉害，而且警惕性特高，睡觉也不安分，有时跑到副官的房子中睡，有时溜到参谋长赵庭贵那里过夜。他在哪睡觉都不知道，能有几分胜算？
居无定所，让守在六国饭店的郑介民等人犯了愁；放下屠刀，回头是岸；举起屠刀，岸在何处？
西服店的应老板不愁，他只是急，有钱就是大爷啊，早晨才量好尺寸，晚上就要拿衣服，这不是催命嘛。应老板虽然讨厌催命，却从不讨厌钞票，所以急是急了点，脸上却也带了几分喜色。
郑介民虽然才来几天，和应老板倒有几分熟，看他兴冲冲地从六国饭店出来，就问他：“应老板今儿个这么高兴，又来好生意了？”
应老板呵呵一笑：“还行，就是有点急，这不张督军刚刚量了尺寸，晚上就急着要，说明天一早就要出去接客人。”
郑介民眼睛一亮，边让路边说：“呵呵，应老板您先忙，我就不耽误您了。”
抽烟，点火的事未必要亲自做；吃饭，可以有人喂；洗澡，有人可以帮你搓背。试衣服，会不会有人替你试？
衣服合不合身，别人可以给出意见，但最好的办法是照镜子。一个房子可能有很多房间，但有镜子的房间很少，或者在卧室，或者在洗手间。
郑介民通知王天木行动，指定北平站行动员、年轻力壮的白世雄为暗杀的主要执行人，并研究了进入饭店的方法与动手后的逃走路线。又派人在楼梯口、饭店门口掩护刺客撤退，还安排了一辆小轿车来接应。
1933年5月6日晚，应老板拿着一个包袱进入六国饭店的一个房间。几分钟后，应老板倒退着从房间里出来，嘴里还直嘟囔：“您老先试衣服，我在外面候着。”
白世雄等人夺门而入，王天木直扑卧室，白世雄直扑洗手间。洗手间有人，长方脸，鼻端高翘，两腮瘦削，留着浓黑的两撮小胡子，下巴底下还有一撮长毛。一撮毛伸手就想拔枪，手中有衣服，衣服挡住他的手。白世雄抬手就是三枪，子弹准确地射进了一撮毛的脑袋。
枪响，夺命，房客惊。
王天木和白世雄等人狂奔，出饭店，钻轿车，车飞奔。汽车开到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白世雄下车，混入人群，步行去了清华园。
第二天，北平各大报刊登了一条新闻：巨商常石谷六国饭店遇刺身亡，凶手逃逸无踪影。
你投日，我敬刺。投日该死，那么抗日呢？
四、开不出去的十九路
一个人无论多离群，总有欣赏他的一个人；
一份爱情无论多沉默，总有一点闪亮的回忆。
十九路军抗日的旗子热情如火，却熔化不了蒋介石眼中的寒意：抗日可以原谅，反对我蒋介石绝对严惩不贷。
十九路是抗日的，也是反蒋的。
1933年底，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将领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等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自立门户，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既反蒋又抗日。
十九路军在福建打出反蒋的旗号的时候，郑介民正在北平，戴笠急电把他找回南京。蒋介石原想要郑介民去福建主持瓦解十九路军的活动。
“一·二八”以后，十九路军开赴福建时，蒋介石指示特务处要多派人打入十九路，去充当中下级军官。在这些人中间，除了少数是通过特务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布置外，大多数是郑介民通过个人关系派遣去的。这些人平日与特务处没有什么关系，仅和郑介民单线联系，身份不易暴露，活动更为方便。
车轮向前，即使很少沾地，也会受到阻力。范汉杰打鬼子是没话说，但要反对蒋校长，却是心有愧意；北伐一路，自己固然屡立战功，蒋校长也是屡有提拔。千里马常有，伯乐却不常见；朋友虽多，懂你的可能就一两个。等到“四·一二”政变以后，老蒋对自己更是不薄，让自己当了浙江警备师长。后来到了十九路军，福建离南京虽然有点远，却也不少听校长的教诲。
郑介民不是范汉杰的朋友，但他知道范汉杰一向对蒋介石抱有感恩之心，也是一个重友情的人。
郑介民和手下黎庶望来到苍前山，黎庶望和范汉杰军校同学三年，关系一向不错。苍前山居住的大都是洋人和有钱人，军警都不能持枪入内。范汉杰的家就在苍前山。
进了屋，黎庶望湿漉漉的皮鞋踩在范汉杰家的大红地毯上。范汉杰满脸笑意，甩手扔给他一颗烟，“哧”的一声，就要给他点上。
黎庶望的烟在嘴里，头一扭，闪过火焰，冷眼看他。
范汉杰看他一眼，笑嘻嘻地问：“望哥，好久不见，你戒烟戒色了？”
黎庶望吐出口里的烟，慢悠悠地来了句：“戒烟戒色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和校长拔枪相见那才是有胆有识。”
范汉杰的笑意褪去，“蹭”的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脸上尽是红晕：“望哥，可不敢这么说。兄弟我对天发誓，校长什么时候要我的头，我就什么时候自己摘下来给他，更不敢拔枪和他相见。”
黎庶望伸手拿了一颗烟，问道：“你知道校长对你不薄，为什么还跟着蔡廷锴这些乱党和校长作对？”
范汉杰抬手给黎庶望点上火，一脸无奈：“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大家都反，我要不同意，这颗脑袋不等校长来拿，早就有人拿走了。”
黎庶望拍了拍范汉杰的肩膀，递给他一颗烟：“校长是个重师生情分的人，他老人家让我给你捎句话，人不怕犯错，怕的是犯错不改，改了错就是好学生嘛。”
范汉杰面有喜色，烟也不接，问道：“那我能替校长做些什么呢？”
黎庶望打了个响指，说：“很简单，拔草寻蛇，投石问路，你只要帮我们找一本十九路军的密码本就可以了。”
密码本在手，就如同抓住了十九路军的脉搏，一起一伏，都逃不出蒋介石的手掌心。
郑介民派去的海南小同乡云大沂也是大放光彩，不仅提供了比特务处福建省站更多更准确的情报，更策动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投效蒋介石。
不久，福建事变在意料中平息，只不过蒋介石依然高兴不起来。一个人不高兴的原因有很多，使蒋介石不高兴的只是几面旗帜。
十八星旗喊出了汉人几百年的热血，青天白日旗昭示着国民政府的坚挺，什么旗帜惹出了老蒋的满脸不高兴呢？
五、西天有真经
家中红旗不倒！
外面膏药旗飘飘！
蒋介石一门心思地一统中原，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却把红旗越插越多，日本人的膏药旗长得不咋地，却也自我感觉良好地在中国大地四处开花。蒋介石有心拔旗，无力可拔，无法可拔。
东方无真经，蒋介石却听说西方有强人，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运用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将国家整得铁桶一般。
蒋介石崇拜强，也信奉真理。1934年春，蒋介石决定派出军事考察团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是去德、意两国。军事团一行七人，成员有郑介民和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人。
蒋介石给军事考察团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一套办法，二是发展力行社在欧洲的组织。
郑介民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个独裁统治集团作了仔细的研究，不过他对德意两国的特务组织和活动下的工夫更大，搜集了不少材料，写出了不少自己的心得。
戴笠对特务处的工作一直是跟着感觉走，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更不用说提出一套科学可行的制度。等到郑介民考察回国，戴笠找他谈心，实实在在地长了不少见识。后来特务处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军统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很多都是参照郑介民的心得建立和执行的。比如说，通过特务组织去控制交通和通讯，监督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厂、学校，加强警察机构等的措施。
德国之行使郑介民加深了对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了解，对希特勒的仰慕犹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又有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仰慕不如相见，郑介民请求晋见希特勒，无回音。复请，称元首国事繁忙，无暇接见外宾。再请，可以。
面对铁杆粉丝，希特勒没有意想中的热情，只有无尽的傲慢。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倒是和蔼可亲，不仅有可口的咖啡招待，临走前更是一番激情，让郑介民很是热血了一把。即使回到国内，郑介民常以曾见到过这两个“法西斯老祖宗”为荣。不过也有人认为郑介民在吹牛皮，他一厢情愿想见希特勒，人家不理他。
郑介民在希特勒面前没有一点脾气，但在留学生的面前却是指点江山、春光灿烂。
在欧洲，郑介民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召集当地的留学生开座谈会，将力行社夸成一朵花，这也好，那也妙，委员长现在都对国民党很失望，正准备用力行社取代国民党。力行社由蒋介石兼社长，可以说是道路是平坦的、前途是光明的，一句话，没听说力行社是你的运气，听说以后还不加入就是自我堕落。
据郑介民自己说，他的这些话常常受到留学生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人对国民党中一些老朽昏庸的权贵们早有不满，平时敢怒而不敢言，郑介民的这些话正是温暖了他们的心窝窝了。
1935年春夏间，郑介民等人由欧洲回来后，蒋介石曾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的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戴笠也不断找郑介民问长问短，请他到特务处作报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大忙人。
郑介民回国不久，就被蒋介石提升一级，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六、机不可失
机不可失。
这一次机会确实不错。
蒋介石对日本人不理不顾，万人唾弃已是不争的事实。
两广联军三十万人，飞机一百九十余架，更有湖南的何键拔刀相助。
陈济棠一向信命。因为洪秀全家出了个天子，陈济棠就用钱把洪家的后人砸晕，把自己母亲的骸骨埋进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只因为有人说这里有出天子的龙脉。陈济棠老婆莫秀英本来是青楼出身，但俩人一结婚，陈济棠的官运就旺得不行，因此陈济棠最听秀英的话，说英雄不问出身，只问旺夫与否。后来新修要塞炮台，陈济棠就取名为“秀英炮台”，希望讨个好彩头。
机会不错，陈济棠还是比较谨慎，不打没把握的仗。
每临大事有静气，陈济棠不仅有静气，还有玄术。
陈济棠的老哥陈维周精通阴阳。1935年，陈维周专程去奉化察看蒋介石祖坟的风水。回来后，陈维周就兴高采烈地对陈济棠说：“蒋介石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而且蒋介石的气运快要衰落，明年肯定要垮台，一蹶不可复振，代之而兴者便是伯南。”1936年5月，陈维周利用进京面见蒋介石的机会又仔细端详了蒋介石的面相，回来对陈济棠说：“我此次入京，与蒋介石促膝而谈，仔细观了他的气色。蒋介石满脸晦气，断难过廿五年（1936年）。”扶乩“参谋”翁半玄向陈济棠进言：“大运已至，机不可失！”
天时，地利，人和，此时不反，更待何时？
1936年6月，陈济棠联络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为名，举起反蒋旗帜。
陈济棠这边动作挺快，蒋介石的动作也不慢，派出各路人马接招。郑介民也前往香港，指挥华南区特务进行暗杀陈济棠、分化其部下的活动。
陈济民一向不喜欢喧哗，所以他的家安在广州郊区的梅花村。上班，在市区；下班，住村里。
没有人喜欢搬家，因为搬家太累。陈济棠也不喜欢搬家，所以他上下班身边的人虽然算多，但重武器的家伙并不多。
生活有规律是件好事，可以有益健康，但未必长命。规律是好事，也是破绽。郑介民的人恰好是善于抓破绽的人。一个人再有防备的心，也有失神的时候，或者明天，或者后天，甚至就是现在。
郑介民的人有的是耐心，透过靠着马路的窗口，只需要确定陈济棠坐在哪辆车里。如此简单的事，又怎么会没有耐心呢？
郑介民的人看着陈济棠从车中出来，一脸的笑。
破绽对高手而言，就是死，只是太过明显的破绽还是不是破绽呢？
当然是。如果不是破绽，对手怎么会露出破绽。
蒋介石暴怒，郑介民沮丧。沮丧归沮丧，反击不还得继续。
若求杀人手，但寻红线女。郑介民不找红线，他找的是泳池。
有泳池的地方未必有红线女，但一定有陈振兴。夺过中国自由泳冠军的陈振泳一向喜欢游泳。
泳池是个好地方，如果一个人赤裸裸地和你并排谈心，你会不会有威胁感？至少陈振兴不会。郑介民给出的理由足够打动他的心：中国内战，劳民伤财，日本人坐观虎斗。开出的条件也足够吸引人：安家费12万元。
七架飞机飞往南昌，通电效忠蒋介石。出师未捷机先失，长使济棠怒如雷。陈济棠从此对空军严加看管。飞机入库，由宪兵看守。飞行员不得擅自行动，训练中止。扣押第二中队队长丁纪徐。政训处主任李鹤龄空降空军政治部，掌控全局。
陈济棠暴怒如雷，空军上上下下有的心中直唱《忐忑》，有的却是极度愤怒：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用也就罢了，居然把老子当犯人。这日子没法过了！
有人敲门，郑介民满脸困惑，这哥们不认识。
进屋，来人将接过的茶顺手放在一边，说：“黄光锐过来，每架飞机二万，队长要有车有房，如何？”
五雷轰顶，郑介民想过说服陈济棠的飞行员投诚，却从没想过将他的空军连根拔起。想过自己求爷爷告奶奶地找人，却从来没有想过幸福自己来敲门。
事关重大，郑介民自己不敢拿主意，赶紧去电请示蒋介石。
要价太高，不过100多架飞机的影响不是一般的大，不仅是扇了陈济棠的脸，更是要了他的命。至于价钱，先付定金，等飞机过来，不如他意，难道他还去修地球不成。蒋介石一口答应，成交。
黄光锐拿到定金，心中很是舒畅：老蒋做事，果然痛快。
11月17日，黄光锐、陈卓林收买了警卫机场的警卫营长，带领全部飞机飞往韶关，并通电全国反对陈济棠。
陈济棠听说飞机北飞，这才明白，机不可失原来是这么回事。只是这明白有点迟，代价也太大，“南天王”一下子就成了难天王，灰溜溜地到香港避难去了。
七、儒将梦
“七七”事变以后，蒋介石在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一致联合起来抗日的主张，而暗地里却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武汉以后，在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便提出要增加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把原来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交与戴笠，另在中央党部内设立一个同样的调查统计局，以加强他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力量。
蒋介石当时虽有意提拔戴笠，但苦于他的资历不够，只好指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为局长，以戴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但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题，蒋不让郑介民离开这个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最后才决定叫郑兼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协助戴笠工作。
郑介民对这个安排很不乐意，老蒋的命令又不敢不听，就想方设法不去军统局上班，除了没说自己大姨妈来了，其他借口是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军统的几个上层以外，别说负责的外勤特务不知道军统有个主任秘书，就连内勤人员也有些人不知道还有主任秘书这棵葱。
郑介民不想掺和军统的事，戴笠却是很高兴，权力就如喝牛奶，挤一点少一点，自己还可以把这多出的牛奶赏给别人，收买人心可不是一般的管用。
郑介民对军统局这个主任秘书的职位不感兴趣，他老婆对这个职位却宝贝得要死，军统工资高不说，福利不是一般的好：帮郑介民报销汽油费，帮家里掏老妈子的工资，帮着付家里的人情来往的费用。军统下属的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平常的孝敬更是不少。郑介民不去军统，他老婆去得却不少，有事没事要到军统遛个弯，不盯紧点，保不定哪个没良心把俺老郑的那一份好东西就给吞了。
戴笠不在重庆，军统局里的事照例应该由郑介民主持。毛人凤最头痛的就是这事，郑介民来拿东西时脚步特快，一说要他主持工作，别说脚尖不冲着军统局，接电话也是推三阻四、挂机走人。电话打得多了，毛人凤找到规律了，郑介民是属大烟枪的，只要他老婆咳嗽一声，保准屁颠屁颠去军统局上班，从不误事。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蒋介石就想请英国帮助中国组建一支突击部队。郑介民对此很感兴趣，就托人向蒋介石说情，希望派他去担任这项任务。蒋介石认为郑介民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不适宜搞这种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筹备组建英国机械装备的突击部队，郑又一次感到很大失望。郑介民一方面叹惜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质不够，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当时反动派中许多将领，都有“武人唯恐不能文”的思想。
当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之后，郑介民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这样虽使他安下心来，却仍不忘情于带兵的工作。1939年陆军大学设立将官班，专门调训国民党中高级军官，他便请求带职去受训。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去进陆军大学？他很高兴地说：“现在规定军事机关和部队的幕僚长都要陆大毕业，如果我不是，不但没有机会带兵，不懂业务，无法工作。如果和陆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非去不可。”
1939年9月，郑介民进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当时的陆大设在贵州遵义，有些参加培训的高级军官就是纯粹来镀金，报名、画沙盘什么的都由参谋代办，自己则跑到重庆、贵阳吃喝玩乐。即使来了，也只是敷衍了事，反正是混一个学历。郑介民在这段时间内却与众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有空还从事写作。他偶尔回重庆几天，也是到军统局和第二厅去要一些资料。他老婆经常写信骂他，说别人常常回来，你却不想家，还疑心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曾两次偷偷地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是在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了心。
几年间，郑介民从军统局与第二厅的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编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的精神很是欣赏，后来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郑介民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
郑介民担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于1940年下半年起，兼任“中苏情报合作所”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
郑在兼任副所长期间，平日也很少过问该所的工作，一直交由军统去搞。有人问到他这个所的情况时，他总是神秘地说：“这是秘密，暂时还不宜公开，将来等到对日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一定会有惊人的成绩在报上公布的。”实际上他有许多问题也弄不大清楚，除了邀请苏联人员赴宴时他去参加一下，连设在南岸的侦测总台都没有去看过一次。谢力公有事也是直接找戴笠请示，有些事告诉他一声，有些连事后都不和他谈，他也从来不去追问。
八、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新加坡遭袭。
6万英军还击。
远东第一巨港二十天沦陷。
刚逃到荷属爪哇的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魏菲尔狂跳的心已经平息，悔意却越来越浓，越来越厚：一失足成千古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魏菲尔本来有骄傲的成本：堂堂英国的上将，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单凭这俩名头就能吓死人。新加坡更是英国苦心经营多年的据点，号称远东第一港。
港口本来是避风的好去处，只是这一次的风暴太猛，日本人竟然在1942年1月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
郑介民拈起一根烟，并不放在嘴里，细细把玩，有些事情是一定的，就如这指间的烟一样，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燃起，但一定会有点燃的那一刻。
郑介民对南洋一向很熟，就如男人对自己的初恋女友。
1940年夏天，蒋介石让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笠第一时间想到了郑介民。最优秀的未必是最合适的，郑介民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就这个任务而言，他是最合适的。
郑介民到南洋一带视察，组织军统开展沿海工作。南洋一带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为了取得英国支持，郑介民大打感情牌，联合英国成立中英情报合作所。
中英情报合作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双方的合作内容主要是军统向英方提供有关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为了配合英方工作，郑介民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到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察日本空军的活动、破译日本空军的密电。
郑介民对盟国军事会抱有很大期望，如果能在这次会议上闪光，前途那是无量。
郑介民求见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魏菲尔，魏菲尔不见。
郑介民约新加坡英军总司令面谈，司令称相见不如不见。
郑介民托魏菲尔的高级幕僚递材料，称新加坡绝对没法防守，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把印度尼西亚打造成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
魏菲尔冷笑，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确保新加坡是绝无问题的。
新加坡沦陷后，魏菲尔很是后悔，于是致电蒋介石，说不该采纳郑介民的意见。
后来，为了扼制日军的进一步扩张，蒋介石特意派郑介民到爪哇和魏菲尔联络。魏菲尔听说郑介民到了爪哇，亲自到机场欢迎他。郑介民在协同对日作战中提出了许多有预见性的意见，获得了盟军将领的称赞。
蒋介石认为郑介民在和盟军打交道时还有一套办法，后来又指定他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当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的魏德迈，对郑介民的印象也相当好。
1944年夏天，郑介民和美军驻华总部的一些将领们聊天。聊得起劲的时候，大家就开始预测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各种说法都有，可就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理由。
郑介民倒是毫不谦虚，一口咬定6月初就是盟军登陆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时候。全场一片哗然，哨声四起，盟军变成了这小子开的连锁店了？
郑介民倒是振振有词：“从整个战局看，轴心国的势力正在萎缩，盟军的势力正在壮大，彼消此长，开辟第二战场正在情理之中。每年六月，英伦海峡的潮水涨得最高，盟军的总指挥应该会考虑到这一点。”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
消息传到重庆以后，听过郑介民预言的美国军官见到他都竖起大拇指，冲他点头微笑，魏德迈听到这些话以后，还当面称赞过他。
蒋介石听说了这事，也夸他有两把刷子：“这家伙，前几年猜到日军要攻占香港，现在又算死了盟军的登陆时间，还真是人才。”
1941年12月，郑介民拒绝去香港。
戴笠很生气，这家伙怎么就没有一点大局观：珍珠港被偷袭了，盟军被日军痛打了，香港作为国际运输线的地位明摆着的。要是这条线断了，国军用刺刀和日本人拼子弹啊？
负责香港防务的国民党最高指挥陈策一向忠勇果敢，看到香港成了孤岛，急吼吼地向蒋介石打报告要求火线支持、情报相助。
蒋介石也着急，奶要断了，难道让小孩喝凉水长大？即使长大，也是先天性发育不足、后天性营养不够。
郑介民不去，还说出一番话来：香港保不住，一月之内必破。
戴笠不信，于是在大会小会上公开批评郑介民，后来直接扬言要把郑介民拉上飞机空投到香港。蒋介石也对郑介民十分不满。
帽子可以用来保温、装饰，但有些帽子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戴、都敢戴，比如绿帽、欺君抗上。
郑介民的香港之行很短、也很不安心，郑介民担心日本人攻破香港。
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进攻香港。
郑介民飞离香港，借口是向上方汇报战况。
1942年1月18日，香港插满膏药旗，香港总督杨慕筠被日本人包了饺子。
蒋介石看郑介民的眼光柔和起来，郑介民的话也多了起来：“明明知道出手必被捉，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不出手。”
关于香港沦陷，坊间一直认为是天意，一月十八，不正是“香”的组合？郑介民听了，冷笑好久，说：“占领香港就等于掐住盟军的物资线的喉咙，日本人占领香港是必需的。香港不过是弹丸之地，日本人大举进攻，短时间攻破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郑介民看来，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做到一叶知秋，从而对形势和战略作出正确的判断。
有的人对郑介民的看法认同，有的人则怀疑郑介民的能力，认为他不过是运气比一般人好。
怀疑是种态度，也是一种否定，但有些事实是不可以怀疑的，比如日本人的投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又面临着新的抉择：战？和？是继续一党独大，还是百花齐放？
中国面临着新的抉择，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抉择权，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话语权。
抉择权在蒋介石的手里。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只不知道蒋介石这一次是醉还是醒？
九、挑刺
和！
大战之后，人心所向是什么？
蒋介石深知人心所向的可怕，所以他讲和。
1946初，蒋介石派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北平办事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
和谈是个过程，至于谈不谈得拢、谈成什么样，那就是双方的事情，最少我是谈了，人心方面也有个交待。郑介民负责和谈，也负责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机会了解解放地区的情况。
郑介民深得老蒋的精髓，也很是用心。
离开重庆之前，郑介民就要求军统特务一颗红心二种准备：战争让单纯走开，条条道路通罗马，但和谈未必通向和平，和谈走向战争倒是可能。为了配合自己工作，郑介民从军统局和军令部第二厅的特务中精挑细选了温天和、潘志民、肖凤岐等一百多号人到各地的调处小组工作，并让军统中共科长郭子明当自己的特别顾问。
郑介民对国共两党的和谈前景和问题作了很深的研究。郑介民认为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在短期内恢复铁路运输。有几条铁路沿线被共产党掌握，而这几条铁路偏偏又是国民党的生命线。这些年两党打闹不停、扯淡不止，还是尘归尘，土归土，鲁家的媳妇还姓鲁。有困难的。长痛不如短痛，生命在于运动，铁路在于大棒。如果只靠飞机飞，就像胡椒粉在面里跑，只可调味，不可饱胃。
军统的特务一向认为到解放地区搜集情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郑介民却认为传说中的禁区竟然能够自由出入，是难得的好机会，甚至还和身边的特务开玩笑：“过去你们老是说到解放区一日游的机会不多，现在有机会你们又不去，以后看到别人拿奖金的时候可不要怪我！”
郑介民担任国民党代表的消息一传出，新闻记者就特感兴趣，军统魔头变成和平使者，操刀手变成拈花指，只是不知道这一次是刀柔？还是花碎？郑介民落落大方，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北平，接见记者时总是说：“我们不再算旧账了，算也算不清楚。过去谈了八九年，再谈下去，我们都已经老了。”
当记者问他军调处工作的情况时，郑介民也很谦虚：军调处工作很难很粗糙，人家（指中共）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值得国民党学习。
1946年2月21日，“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去设在协和医院的军调处执行部请愿，指名要中共负责人出来答话。等到中共办公室干部出来了解情况，请愿团就大喊“共军立即撤出河北”、“打倒共产党”等口号，不让中共人员说下去，打人的打人，抢文件的抢文件，分工明确，业务熟练。
宪兵和警察晃悠悠地一步三摇赶到现场，耐心不是一般的好，任他拳打脚踢玻璃碎，管他桌子折腰椅驼背，我只小楼听春雨。
郑介民不听春雨，他想听愤怒，特别是共产党谈判代表的愤怒。冲动是魔鬼，愤怒就是魔鬼的表妹。
请愿团的成员不是一般的单纯，河北解放区逃出来的地主恶霸、军统的特务、帮会的流氓，什么人都有。要仇恨有仇恨，逃亡的地主恶霸本来就对中共不感冒，特务们再浇浇油、点点火，说中共不肯把军队撤出那些地方（解放区），所以弄得大家无家可归，怒火中烧是必须的。要组织有组织，特务闹事一向很有默契，口哨一声便集合起来。要配合，北平的军警自己想让他立正他不会稍息，要他卧倒不敢踢腿。
郑介民等，等中共代表愤怒，最好是拍案惊起、拍案离去。
中共方面的负责人拍案惊起。
他们向北平市市长熊斌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他查办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暴行发生。
熊斌受了气，也是一肚子委屈：明明是特务们惹的祸，偏偏要老子来背这口锅。特务头子郑介民都不管，凭什么要老子当市长去查办这些凶手？这不是坑爹吗？
美国代表也是一脸无辜，卖萌没有问题，但不带这样的。他们知道这事与郑介民有关，所以就关照郑介民：你也是个成年人了，该有点内涵了。
愤怒不成反被捉，郑介民有点失望，但不绝望：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既然湿了脚，我就让你湿了脸。
北平各家旅馆的老板对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组长罗日明一向孝敬有加，逢年过节的红包不说，平常的小心小意更是少不了。罗组长负责旅馆与妓院检查工作，一不小心得罪这位爷，哪天死都不知道。
郑介民叫罗日明派特务跟踪住在北京饭店的中共代表，看他们晚上有没有人到八大胡同等妓院开房间。一旦发现，该出手时就出手，红红火火闹九州。也不为难他，只要中共方面开口要人，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送人，静悄悄的不要，敲锣打鼓、焦点访谈那是一定的。
不知道是细节决定成败，特务工作做得不到位，还是因为“不是国军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反正特务在妓院中找不到中共代表的身影，让郑介民很是失望了一把。
军调处工作结束以后，社会各界人士对国民党颇有责难。保密局许多外勤单位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到许多情报，毛人凤又送给郑介民看。郑介民除了将一部分送给蒋介石去看以外，大多数作为档案保留下来，不敢让蒋介石知道。
为了自保，郑介民发表了一篇和中共商谈经过的谈话，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中共“缺乏诚意”上面。郑介民多次拿国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山东晏城被流弹击毙的事说事，指责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处小组国民党成员。
郑介民一心自保，生怕蒋介石因和谈不成怪罪自己。
千里之外，无声黑白，郑介民一向自称对谍情了若指掌，但这一次他还是错了。
错的不是军情，也不是失败，而是人心。
十、反共是我一生唯一的赌注
人心，或红或黑，或善或恶，但有一样是相同的，弹指间，已是千思万念。一刹那者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
老蒋不怕和谈失败，他怕的是和谈成功。握手言和，再出拳伤人，伤的不仅仅是人，还有道义。老蒋不是讲道义的主，但道义能不伤还是不伤的好。
和谈只是个幌子，和谈是假，备战是真。备战工作很完善，但老蒋很生气：兵马未行，粮草先动，郑介民这小子也太扯淡，和共党扯了那么久，连共党手里的几条铁路也没扯回来。
蒋介石痛骂，郑介民怀恨。
1947年，郑介民主持保密局工作，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方面，一边公报私仇，一边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1947年9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毛人凤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叶翔之到了北平后，报告案情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人员，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工作。
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10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
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还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们开会研究。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的军事进攻，对在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序。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党电台。在没有看到以前，他断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共专做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
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电台送到南京后，结果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做得很粗糙。他看了以后，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他们还当做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之后，又改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
郑介民是个研究型的人才。对于从各种途径搜得的各种材料，他从不吝啬自己的热情和时间，一气看上几小时都是常有的事，所以常常从中发现新线索、整出新思路。
郑介民好为人师，喜欢教手下怎样做得更好。有一次保密局召开会议，郑介民就向在座的特务介绍如何从材料中发现线索，并鼓励都做书虫，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一页纸一页纸地嚼。
郑任保密局长期间，只是每天上午去一两小时。他的办公桌抽斗内，满装着从各地收集来的中共发行的书刊文件。当时保密局的电讯总台，有两部专门收听中共广播的电台，每天把收到的电讯抄下两份，一份送给他，一份由毛人凤看后批交情报处（保密局第一处）存查。他对这些电讯看得很仔细，看后便带走。
为了反共，郑介民绞尽脑汁，全力以赴。他不断研究中共文件，除了大肆诬蔑宣传以外，还特别注意钻中共政策中的空子，打打擦边球。中国共产党提倡宗教信仰自由，郑介民就指使军统特务中宗教信徒到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天津稽查处长李广和信仰天主教，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他便叫李在教徒中进行布置。还有比利时神甫雷震远，郑一直利用他披着宗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
另外，他还利用中共少数民族政策，先后多次命令外勤省站尽力在少数民族中去发展组织。他常说：“将来有些地区汉人立不了足，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同志（指参加军统的特务）是大有办法的。”
郑介民认为共产党即使打下天下，也不会对各地的资本家、大商人动手动脚，而是友好对待他们。为了让这些资本家协助保密局工作，郑介民让毛人凤到上海、重庆、昆明等地拉拢资本家，而以保障他们在国外的利益为交换条件。
郑介民任保密局的局长的时候，许多特务都认为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太困难。郑介民就指责他们四肢发达、头脑进水，不肯动脑筋去研究中共的文件，所以急得嘴上起泡也拿不出个主意来。
为了开发大家智力，郑介民就给他们出主意：“共产党不能不要老百姓。只要他们要人，我们就有办法。他们要路人甲，我们就给他路人甲；他们要路人乙，我们就给他路人乙。不怕做不到，就怕共党想不到。”
毛人凤继任局长以后，就专门在医生、护士、教师、店员、小商贩等行业中布眼线、招特务、埋炸弹，一反过去吸收特务专找社会关系复杂、爱活动的以及地方恶霸豪绅和流氓头子等的办法。
郑介石除了被老婆逼着到军统领东西积极以外，一生中最最积极的事就是反共，有机会就鼓励身边的人反共，为他们加油打气：共军的胜利只是运气好，国军只要戒焦戒躁，听老蒋的话，跟老蒋走，反败为胜只是早晚的事。
郑介民自认为对当时国际形势有相当了解，并多次预测美国必定要趁苏联在二次大战后损失惨重、元气未复之前对苏作战。如果美国对苏发动战争，美国一定能够打败苏联，国民党也会搭上幸福的快车，顺风顺水地把共产党干掉。他的这种论断很适合蒋介石的胃口，所以让他到中央训练团、中央军官学校等许多训练机关讲课，以鼓舞士气、安定人心。
和陈诚相比，郑介民没有他那样狂妄。陈诚敢说“三个月消灭共产党”，郑介民就谦虚很多，甚至可以说缺少安全感和信心。私下和亲信聊天的时候，郑介民曾经说：“最好是发生三次世界大战，单靠我们反共，困难还很多，打下去很难有必胜的把握。”
战必胜，谁都没有把握，毕竟谁也不是战神。郑介民不是战神，但有一种事他做起来得心应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可以说是必胜客。
十一、必胜客
中庸。
舍得。
中国人一向崇尚折中，有得有失，情场失意、赌场得意的话不绝于耳。
郑介民论断深得蒋介石欣赏，不如意的事情就找上门来。
沈醉和郑介民的关系一向不是太好，但这一次也有点同情郑介民：岳母死了也就死了，棺材搭乘的军统运送物资的木船还在重庆附近的唐家沦一沉到底，泡水也就罢了，棺材居然变成潜水艇，想找都找不到。
沈醉人在湖南，一接到郑介民的电话，就下定决心往重庆赶。郑介民一片孝心想送老人回故乡，落叶归根，死者为大。这个忙，有条件得帮；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帮。当天晚上，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又从南京打电话给沈醉，泪汪汪地请沈醉一定要找到她母亲的棺木。沈醉不敢怠慢，一面打电话让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面连夜赶回重庆。
郑介民的孝心还真不错，感动了沈醉，也感动了苍天。三天后，沈醉刚到重庆，就传来郑介民岳母的棺木已经找到的好消息。
豆子泡久了会发芽，尸体潜水时间长了会腐烂。沈醉怕棺材进水，就叫人将捆得密密的粗麻绳解掉，就想把棺材打开透透风、晾一下。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天，如果里面的尸体坏了，捞上棺材也没什么意义。
一打开棺材，沈醉就有点后悔了：老太婆尸体没坏，坏的是尸体四周塞满的用油纸包着的鸦片烟土。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回到南京后，沈醉第一时间就去见柯淑芬，说自己因为担心棺材进水打开过棺材。柯淑芬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大骂她的兄弟柯新吾胡闹，并且一再叮嘱沈醉，这事千万不能让郑介民知道，老郑知道这件事非得杀了柯新吾不行。
沈醉满口答应，心中却是一片无奈：姐，你们家老郑换个花样成不成，兄弟我都要吐了。
沈醉想吐，但看透郑介民的人还真不多。
郑介民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也是有名的“清廉”，部下谁也不敢给他递补红包、塞心意，想当面送礼都难。难得的是，郑介民在家的时间不多，一个怕老婆的人，如果要他整天守在老婆身边，不是舒心，而是要命。
老郑不在家，拜访的人一不留神忘个房产证、支票什么的在老郑家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拜访的人那么多，你叫我家柯淑芬知道是谁丢下的。大家都是熟人，当然得替人好好保管。
抗日战争期间，柯淑芬就经常托二厅出使国外的官员代买东西，既没有事前预支，也不打算支付宝付款，只等着拿东西。
军统特务陈质平本来很高兴，国民党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官职不高，但大小也是个头。但陈质平的情绪很快低落，顶头上司戴笠让自己跑腿买这买那责无旁贷，柯淑芬这婆娘也来搅局：一次是交情，二次是面子，三次、四次、无数次呢？你当我这领事是你们家的厨师老王？采购日用奢侈品的？拿了东西不说谢，还要我想办法到军统局报销。
柯淑芬兴致很高：姐姐我不寻常不收礼，收礼只收喜欢的。万一收错也没关系，有错就是好同志，不喜欢的可以送到拍卖行去寄卖嘛。
戴笠在军统局当家的时候，郑介民有所顾忌，所以在收礼这方面只是奉献、甘当无名英雄。戴笠一死，郑介民当了局长，我的地盘我做主，通臂神功施展得写意自如。
1947年的2月，既是春天，也是多事之秋。
物价飞涨，米店被抢，银楼被砸，企业破产潮。
蒋介石开放外汇市场、实施黄金买卖政策的本意是回笼资金、抑制通货膨胀，但没想到有人在抛售黄金的过程中做手脚，引出这么多的乱子来。
民不聊生，抛售黄金的工作由宋子文主持，有的人把矛头直指宋子文。著名学者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早就看不顺眼。
责任得有人负，黑锅得有人背。民心如何蒋介石暂且不管，但愤怒老蒋不得不顾，老蒋决定立刻安排人彻查“黄金风潮案”。
调查分三条线进行：在军队，由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组成调查团，负责军人在风潮中挪用军费抢购黄金的情况；在民间，由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组织经济监察团，负责调查上海商民投机倒把、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行为；在上层，由监察院委派何汉文、张庆祯四名监委，负责此案的调查。
经过调查，郑介民了解到事件主要是因为宋子文的亲信贝祖贻勾结上海金业分会理事长詹连生长期舞弊贪污而引起的。宋子文是什么人，郑介民天大的胆也不敢惹这位爷，赶紧溜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案件真相。
蒋介石一听宋子文也有份，心中也是愤怒，这事真不好给他擦屁股。郑介民一路想了很多，就建议蒋介石可以把事态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以免误伤无辜。蒋介石欣然同意，敌人来了有猎枪，人民内部有美酒。
回到上海以后，郑介民立场很坚定：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后结果一出来，中行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和詹连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中詹连生12年，林、杨7年。此案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信大纱号老板孙子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
不久，判处有期徒刑的三个人保外就医。郑介民依旧回他的国防厅二厅，只是脸上的笑意忽然就浓了很多。
郑介民的财产有多少，不仅别人不清楚，连他老婆柯淑芬说记不清。1947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郑介民一家到外地去了，大摇大摆地和他家来了个互通有无、资源共享。
听说家里来了贼，柯淑芬赶紧回到上海，跑到警察局大吵大闹，指责警察只拿工资不做事。警察脾气一向不好，也得忍着，惹不起你我给你笑脸成不。
警察这一给笑脸，柯淑芬倒是为了难：人家一朵花似地问你丢了啥，你连个清单都开不出，只会说很多很多。
上海的几家小报也来凑热闹，都用花边新闻刊出了“郑介民将军在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只是丢掉了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十二、国防部次长
1947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介石找郑介民去谈了很久。第二天，郑介民的老婆便兴高采烈地向人说郑介民又要升官了。那几天郑到保密局去办公时，也是喜形于色。
12月5日，蒋介石果然明令委任郑介民为“国防部次长”。国防部本来有3个次长：秦德纯主管一般业务，刘士毅主管国防人员，黄镇球主管国防物资。后来黄镇球跟着宋子文去了广东，蒋介石觉得郑介民和美国人打交道很有一手，能够争取美国的军火物资资支援，就特意找郑介民，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命令公布后，保密局和二厅一些处长级的人员都到他家去向他道贺，许多新闻记者拥到他家去请他发表谈话，一时贺客盈门。他感到太麻烦，当天晚上便跑到上海去休息，过了两天才正式去国防部上任。
过了一个多星期，郑到保密局去办公，神情便不像前几天那么高兴了。
有人问他新的官职情况时，他连连摇头说：“不好办，不好办。”以后他慢慢谈出了一些情况，说现在全面战争展开，最困难的是弹药补给不上，特别是一些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在和解放军作战时弹药消耗很多，库存一天少于一天，美国答应补充的东西迟迟不来，自己又不能制造，再打下去会变成有枪无弹，那就要靠刺刀和手榴弹来打仗了。
当时保密局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局，曾把过去军统的特务武装和汉奸部队编成了20来个交通警察总队，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是由中美所美方供给的。
郑一向主张把这些部队都用到反共的内战上，以便更加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毛人凤却希望能保留一点控制在手中。郑对装备这些部队的械弹，原来也想把库存的全部拨给交警总局，毛人凤却留下不少。郑当了次长之后，知道美制弹药缺乏，便同意毛人凤的意见，除已拨给交警总局的外，库存的应当好好控制起来，并叫总务处把重庆、贵阳、南京3个军械库所存的美制弹药数量表抄一份给他。郑看到3处库存的弹药数量还很多，曾表示将来在必要时使用在刀刃上，俾可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这些交警总队，一向看成是反共的一支强大力量，称之为“袖珍挺进队”。这支特务部队带队的军官多半是军统特务分子，队员接受过美军的训练，装备是美式的新型轻武器。蒋介石非常看好这支部队。
郑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以后，工作比过去更忙，对所兼的二厅厅长与保密局局长两个职务都不能很好地照顾到，而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又都异常重要。蒋介石也希望他把精力多放些到争取美援与部队的补给方面，曾授意他把二厅厅长职务辞去。他最初还有点恋栈，以后蒋当面问他，什么人继任厅长为宜？郑原来打算保荐他的亲信张炎元升为厅长，蒋对这个出身于戴笠“十人团”的老特务表示同意。但郑没有及时签报，主要原因是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后，把张炎元从二厅副厅长调去任广东省保密司令。他怕得罪宋子文，不敢保荐张，而在军统中虽然还有人可以担任这一职务，却不是郑的亲信，便不愿保举，因而拖延了一个时期。
当时二厅副厅长侯腾，早就有野心想当厅长。侯原来就当过二厅副厅长，后任驻美大使馆武官。侯重任副厅长后，郑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便由侯代理厅长很久。侯早作了种种安排，郑升次长后，便大肆活动，一面走参谋次长林蔚的门路，一面由他老婆找郑的老婆去活动，最后由林蔚出面找郑会同签呈保侯，郑怕得罪林而同意。蒋介石看到林郑两人合签也就批准了。侯当了厅长后，便独树一帜，不但不接受保密局的领导，也不再听郑的指挥。历来由军统掌握的这个庞大的公开特务单位就这样脱离了保密局的控制。当时毛人凤和许多军统特务都大骂郑优柔寡断，私心太重，结果把这个单位白白送掉了。
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后，对保密局长这个兼职并不打算放弃，因而和毛人凤一直闹摩擦。毛是以继承戴笠的“家业”来笼络军统分子的，在保密局的实力远远超过郑派。郑、毛两人拉拢特务各有一套手法。毛极力主张将军统的规模恢复到戴笠领导时期那样，这对当时在保密局工作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和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又没有学历与资历的骨干分子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郑主张向外扩张，尽力鼓励学校毕业和有资历的特务向公开方面去发展和兼任公职。
郑介民在保密局中所拉拢的只是少数大特务，在他领导的“广东派”中，一些留在保密局工作的人资历都很浅。他把原来在军统局任过中共科科长的张纪勋调升为办公室主任，等于主任秘书，在局里本来应当领导内部各处处长，但第一处处长何芝园和第二处处长叶翔之处处故意与张为难，弄得张纪勋无法工作，最后郑介民不得不将张纪勋外调，而以另一亲信黄天迈接任张的职务。
郑、毛两派在保密局内的斗争越来越发展，毛人凤得到蒋介石的亲信俞济时的全力支持，在蒋介石面前使劲说郑介民的坏话。蒋介石曾经当面问郑：“你老婆为什么要吃珍珠粉？”弄得郑狼狈不堪，无词对答。但蒋对他还是异常爱护，除轻描淡写地责备他几句外，一直没有深究。最后实在不行了，蒋介石才叫他辞去保密局长的兼职，改由毛人凤继任局长。
国民党败退台湾前不久，郑介民建议蒋介石成立一个美式机械化兵团来破解放军的阵地战，并说这是唯一取胜的方法。因为解放军已经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敢于和国民党打硬仗。如果集中几个机械化装备的军去进攻解放军的主力，可以改变过去失败的局势。
反败为胜，蒋介石也想，只是已经回天无力：时间来不及，财力上也不够。
国民党败退台湾，郑介民也跟着蒋介石退到了台湾。
一进一退，有进有退。
进攻是为了更好的防守，退守只是为了更好的进攻。退守可能有再攻的希望，但如果是退到死角，又或者人已死，还会不会有再攻的机会？
十三、死角
死角。
死角未必死，但一定很凶险。
敢于站在死角的人绝对不是寻常人，或者胆识过人，或者痴呆，或者是个死人。
郑介民不敢站进死角，但他已在死角。人一生中总有几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但又不得不做。
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考虑到党政军情报机构系统复杂、工作重复，所以当局在1954年成立“安全局”，“中统”、“军统”都在该局控制之下。郑介民为局长，陈大庆为副局长。
蒋介石退到台湾以后，美国看他的目光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热情，支持也不再给力，这让老蒋心里很不好受。
郑介民和美国方面依旧火热，二战虽然已经结束，但盟军方面并没有忘记一起走过的日子，时不时地邀请郑介民访问，回来时也不忘给他捎上丰厚的物资、武器。
1959年3月，郑介民又一次访美。美国人的接待依旧极为隆重，临走的时候竟然还送给他个人一张一千万的支票。
有些钱郑介民敢收，有些钱却觉得烫手。
蒋介石看到递过来的支票，嘴里要郑介民自己好好收起来，心中却是波澜起伏。
1948年，郑介民的老弟郑挺锋在傅作义手下当九十四军军长。那个时候，蒋介石在东北的精锐部队在辽沈战役中全军覆灭，郑介民就急忙从南京赶到北平，请求傅作义允许郑挺锋离职南下。
郑介民将郑挺锋带回南京后，坚决不让他再回北平，理由是郑挺锋一旦留在华北，不是吃解放军的花生米，就会当了人家的俘虏。为了不让郑挺锋回北平，郑介民想方设法把郑挺锋弄到海南岛当了二十一兵团副总司令。解放军还没打到海南岛，郑介民又赶紧叫郑挺锋撤到台湾，生怕这个老弟被解放军捉去。
郑介民怕老婆，蒋介石很清楚；郑介民贪污，蒋介石也很清楚，但也不太介意。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
蒋介石不想手下无敌，如果一个人无敌，要么是圣人，要么是枭雄。圣人忘我，所以无敌；枭雄无敌，仇敌或者已死，或者还未出生。
蒋介石听说过英雄相惜，却没有听说过枭雄共存。
无利不起早，蒋介石不相信手下为了造福全人类而为自己流血拼命，所以他有容忍，只要不触犯自己的底线。
在穷人孩子的眼里，有钱后最大的愿望可能是咬上街角老头手中的一毛钱的糖葫芦。在蒋介石的心里，忠心和权力是自己永不放手的糖果。美国人不给自己好脸色，却对郑介民笑容有加。
郑介民虽然收下支票，心里却是一片苦涩。自从来到台湾，老蒋虽然对自己依旧客气，却是生疏了很多。
郑介民病退，安全局对内外一切事务由副局长陈大庆主持。心脏不好，医生建议郑介民好好休息，天天向上。
芳草，红日，懒腰，这样的日子本应该很惬意，但1959年的太阳的光辉却实在有些刺眼。
十四、捉不住的阳辉
七彩阳光。
阳光一向是七色的，但如果阳光只有一色，那又会怎样？
当然是刺眼。
狮子头做得再花哨，还是猪肉；木箱做得再匠心独具，还是木头。
阳辉即使只是黄色的，也还是一样的刺眼。
刺伤的不止郑介民的眼，蒋介石的眼也被刺伤，而且伤得特别重。
黄阳辉是东京“台湾共和国大统领”廖文毅的急先锋，更是台独领袖。
1955年，黎复在胡适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表文章，指责青年、民社两党曲阿取容，不配称政党，声言台湾非有一个“反对党”不可。黄阳辉的共和党就在这个时候开张大吉，但成员不多。
黄阳辉组建共和党，是奉了“台湾共和国大统领”廖文毅的密令。廖文毅命令黄阳辉台湾南部联合台湾青年发展组织，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为口号进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工作。不到3年的工夫，黄阳辉的共和党竟然成为南台湾一带不可小瞧的势力，前后吸收成员近千人。
1959年，出身华裔的共和党员邓友良成为美国会议员。黄阳辉就顺风而上，声称台湾共和党是美国共和党的分支，美国政府有意把台湾变成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台湾的共和党党员都有资格参加美国国会议员的选举。听说有参加美国选举的机会，很多社会名流纷纷加入共和党。
黄阳辉是台湾的领袖，我蒋介石是太平洋的领袖，事关生死、荣辱，蒋介石不敢怠慢，要求郑介民立即出手，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959年8月12日，安全局在高雄拘捕共和党30多人。黄阳辉背后有美国人撑腰，听到消息，一头扎进美国人的宅子里。
郑介民不敢进宅子搜查，所以暗中派人守候。守株待兔是个笨办法，但还是有效。当黄阳辉自以为安全的时候，一副手铐锁住了他的自由。
手铐锁住了黄阳辉的手，监狱拦住了他逃脱的路，但挡不住美国人探望黄阳辉的步伐。在台湾，美国人比在他们自己国家更加随心所欲，台湾上下轻易不驳回他们的面子，更何况探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美国人来了又走，狱警们长出了一口气，不想惹麻烦的最好办法是远离不安因素。黄阳辉也是个不安因素，但是已经被大牢锁住。
郑介民查监，发现黄阳辉竟然不在，竟然如空气般在狱警的眼皮底下消失了。
捉放曹，郑介民你小看哥。哥我没看过《三国演义》，还没看过京剧。你自己演陈宫不说，还拉上美国人给你撑腰。蒋介石心中不说，却是急着要郑介民交人。
郑介民背了黑锅没地方说，委屈之中就嘟囔了几句。蒋介石就开始发飙：“我还没说你几句，你倒顶上嘴了。你忠心党国？你弟弟郑挺锋到美国公干现在还不回，你大儿子干脆就定居美国，你什么去美国？我给你送行。”
汗不敢出，为了洗清自己，郑介民向蒋介石立下军令状：三日之内破案。
三天很快过去，案子依然毫无头绪。蒋介石也不和他客气，当即下令给郑介民记大过两次，并下令一周内必须结案，否则，所有经办人员一律军法处置。
别说一周，就是一年，郑介民也是束手无策。他并非对黄阳辉的情况一无所知，他甚至猜到黄阳辉藏身的具体地点，但那里竖着美国星条旗，他是望洋兴叹。如果贸然行动，引起美国人恼火，发起难来，蒋介石还是要打他的屁股。
十五、要命的西瓜
12月11日，蒋介石邀请郑介民一起坐船共赏日月潭的月色。接连几天开会，郑介民是身心疲惫，可是老蒋相邀，又是不敢不去。
船在湖中轻荡。君臣二人表面虽是十分热情，然而却是各有所思。
“耀全，吃西瓜。”女佣端来一盘西瓜，放在桌上。
“冬天能吃到，可真不容易啊！”蒋介石边说，边拿起一块递到郑介民手中。
1959年12月11日，台湾“中央社”台北报道：“国防会议国家安全局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郑介民上将，今晨2时因心脏病不治逝世北投寓所，享年62岁。”
郑介民治丧委员会由何应钦出任主任委员，顾祝同、蒋经国、唐纵为副主任委员，决定以军礼治丧。